绪论

一 问题的提出

孔尚任（1648～1718）的《桃花扇》，是我国戏曲史和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作品。《桃花扇》作为经典作品而存在，不仅因为其丰富、复杂的思想内容和伟大、杰出的艺术成就，还因为它在主题意旨、叙事笔法、排场布局等方面对戏曲史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同时，因缘际会，《桃花扇》创作和诞生前后的社会环境和戏曲发展的现实情况为它的文学艺术经典地位的确立提供了有利因素。《桃花扇》经典地位的确立是在动态的历时性、长时段的接受活动中逐渐完成的。

明清戏曲创作有历史与爱情两大题材，又有三大主题，即“对社会政治中忠奸斗争的关注”、“对人性结构中情理冲突的探索”和“对历史演变中兴亡交替的反思”。^[1]孔尚任的《桃花扇》兼具这两大题材和三大主题。同时期的《长生殿》虽然在题材和主题上与《桃花扇》近似，但该剧后半多叙写李、杨月宫重圆，属于想象和虚构，《桃花扇》所述史实则近于时事。孔尚任在《桃花扇》试一出《先声》中借剧中人物老赞礼之口道出该剧的主旨“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无论孰主孰次，都清楚地表明了孔尚任对家国兴亡和儿女离合两种题材的重视，此种重视应该是建立在此前戏曲作品影响的基础上的。

中国古代戏曲创作和戏曲批评中的虚实之争，是一个历久不衰的话题。孔尚任也在《凡例》中提出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并以创作实践具体化了自己的意见。这种至少在理念上有突出表现的征实要求，影响了此后多部历史题材传奇剧作的题材处理。孔尚任在创作《桃花扇》时，在曲辞说白、选宫用调、插科打诨、角色分配等诸多方面都力求别出心裁，这在《凡例》中有具体的说明，其中最突出、最明显的是排场布局。其中，最引人注目并被后世争论不已的便是第四十出《入道》中侯方域、李香君二人乍合即离、顿悟入道。这和《桃花扇》的整体结构布局有关，又与孔尚任独特的历史认识有关。如若将此前数出合并观照，也可以看出如此设置是他对于此前传奇创作中大团圆结局的俗滥的一种有意反对。明代传奇戏曲中多有女子身经乱离，暂栖庵中或观中，最终出庵团圆的情节。孔尚任在第三十九出《栖真》中写李香君暂时托身于卞玉京主持的葆真庵中，侯方域暂时托身于丁继之修道的采真观中，一庵一观又同在栖霞山上。如此安排一方面是为下一出侯、李重逢做铺垫，另一方面可造成二人终将团圆的假象，从而加强第四十出《入道》中反转的力度。

《桃花扇》既叙写明亡清兴时事，其问世又在明亡后不久，故臣遗老尚多在世，此等人士便能在《桃花扇》的阅读和观演中获得强烈的情感共鸣。明末清初，诸腔杂陈竞彩，昆腔不能独尊，在此后的“花雅之争”中更是逐渐落于下风。在此情势下，“南洪北孔”之一孔尚任创作的《桃花扇》作为传奇戏曲创作最后辉煌的代表，便更易得到掌握话语权且崇雅黜俗的文人群体的关注和肯定。作为包括戏曲在内的古典文学的一种重要阐释、批评方式的评点，在明末清初出现了一种新的发展动向，即创作与评点合一。两者相互助力，既提高了戏曲作品的文学地位，使作品的思想主旨和艺术成就得到更准确、更深入的阐发，又充分地挖掘了评点的功能，使之得到更多的重视。^[2]《桃花扇》即是如此。此剧以抄本形式流传时，众多借读者即随手在其上予以评点，对《桃花扇》的思想意涵和艺术手法等方面做了全面、系统和深入的阐释。孔尚任也极为重视这些评点，称这些评点“忖度予心，百不失一”^[3]，并在初次刊刻时予以保留和载录。以上数点，在《桃花扇》问世前后，便或隐或显地为这部剧作此后的逐渐经典化提供了有利条件。《桃花扇》刊本中的评语更是为研究《桃花扇》的早期接受活动保存和提供了真实而丰富的珍贵文献。

《桃花扇》问世之初，时人对此剧的评论和搬演均极为活跃。此后，伴随着“花雅之争”中昆腔的逐渐衰落和昆腔传奇的演出形式由全本戏转向折子戏，《桃花扇》的舞台搬演不复最初的盛况。以评点为主，包括序、跋、题辞在内的最初评论文字的细致、全面和深刻，使后来对《桃花扇》的评论和阐释显得有些重复和沉寂。不过，《桃花扇》的刊刻、演唱并未中断。《桃花扇》自康熙介安堂刊本后，至民国初年，有十余种刊本问世，其间前后或有相续，质量参差不齐。《桃花扇》的前后数次刊刻，在刊刻动机和意图方面或有差异，但都表明了读者阅读需求的存在。《桃花扇》剧本的刊刻、流传本身，也是《桃花扇》接受的一个重要方面。无论活跃、兴盛，还是重复、沉寂，都属于《桃花扇》的接受活动，不能厚此薄彼。作为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都有被研究的价值。有清一代，直至民国初年，《桃花扇》的搬演有盛有衰，观演者留下的诗词记述了演出的确切时地、具体情形和自己的现场感受。许多文人写有大量的《桃花扇》咏剧诗词，虽多笼罩在孔尚任的阐述和刊本评点之下，但也有少数篇章体现了作者独特的戏剧观念及见解，值得我们重视。

因为社会发展和技术条件的限制，《桃花扇》在清代和民国年间演唱的实际情形无法被录存、流传，只得主要依靠咏剧诗词得到保存。这些咏剧诗词是研究《桃花扇》舞台搬演和观众接受不可或缺的文献材料。同时，这些咏剧诗词对研究古代戏曲理论的发展，观众审美心态的演变，戏曲声腔的源流、分化等，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单就《桃花扇》的咏剧诗词而论，清人所作的数量即非常可观。孔尚任在《本末》中提到，当时“读《桃花扇》者，有题辞、有跋语，今已录于前后。……至于投诗赠歌，充盈箧笥，美且不胜收矣，俟录专集”。^[4]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卷十四“《湖海集》十三卷”条指出清代作有《桃花扇》咏剧诗者有数十家，数量也“较诸咏《长生殿传奇》不啻数十百倍”：

至咏《桃花扇传奇》及观演《桃花扇》剧诗，散见后人诗集者极多。光绪间兰雪堂刊本《桃花扇》卷首载诸家题词，十不一二耳。以歌行论，孔传铎、孔传鋕、刘中柱、吴璜、朱锦琮诗集均有《桃花扇歌》，以近体言，有《桃花扇》题辞而见于诸家诗集者，为田雯、王革、帅家相、程梦星、商盘、鲁曾煜、商嘉言、陈沆、沈初、钱琦、孙士毅、何晫、韩是升、李燧、邵颿、茹纶常、龚褆身、舒位、李赓芸、张问陶、蒋一元、斌良、陈偕灿、陆继辂、吴爚文、陈鹤、冯镇峦、王斯年、林枫、何盛斯、方熊、瑞瑸、吴勤邦、恒庆、居瑾、李彦章、方炳奎、贾树、杨季鸾、杨泽闿、刘存仁、陈荣昌，各存数首至十首不等。最多者为黄体正，一人作四十四首，分咏各出，罗天阊一人作百十六首，几成专集。若广为甄录所存，则张令仪《橐窗诗集》十首，黄理《畊南诗钞》四首，宋之睿《懥泉书屋诗稿》九首，陈梓《玲珑山房诗集》四首，孙荪意《贻砚斋诗稿》四首，柳迈祖《四松堂诗集》三首，李世伸《屈翁诗钞》五首，刘肇春《啸笑斋存草》三首，王偁《莲舫诗吟》一首，梁承诰《独慎斋诗钞》二首，何焕纶《棠荫书屋诗钞》四首，周实《无尽庵遗集》五首，秦金《烛藜轩诗稿》（应作秦金烛《藜轩诗稿》）十四首。见于《海虞诗苑》、《山左诗钞》、《曲阿诗钞》等总集者，尚有若干首。较诸咏《长生殿传奇》不啻数十百倍。清代士夫多趋尚此南明亡国故事。尊洪抑孔，乃近人之见也。^[5]

可见清人对《桃花扇》的题咏之多，但袁行云所列也只是现存《桃花扇》咏剧诗词的一小部分。清人所作有关《桃花扇》的咏剧诗词已经得到《桃花扇》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并被作为分析、研究《桃花扇》有关问题的基础或对象。如王小恒《清诗所及〈桃花扇〉传奇文献述略》、单永军《〈桃花扇〉的咏剧诗传播》、陈仕国《从咏剧诗看清代文人对〈桃花扇〉的接受》和南京师范大学赵彦军的硕士学位论文《〈桃花扇〉清代接受研究》。这些利用咏剧诗词等文献材料所开展的对《桃花扇》传播、接受的新研究，对于真实而充分地还原《桃花扇》这部优秀经典剧作在有清一代的演唱、接受情形，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可以对中国古代其他戏曲作品的传播、接受研究提供一些启发和新的思考。但仅就《桃花扇》清代咏剧诗词而论，大部分还未被搜集、整理，并加之具体、深入的分析、研究。此种情况会阻碍包括接受研究在内的《桃花扇》的学术研究，以及中国古代戏曲传播、接受研究的积极开展。《四库未收书辑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特别是《清代诗文集汇编》《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等的编纂，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狭义的接受和研究之间既有差异，又相互关联。由于社会政治的现代转型、维新救国思潮的兴起以及西方现代学术观念和学术方法的输入，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全面过渡和转换。就文学研究而言，这种过渡和转换大致有四个方面的表现。第一，文学价值观念的更新，表现为杂文学观消退，纯文学观凸显，文学特别是小说、戏曲的地位上升。第二，在进行文学研究时，抱持客观、科学的研究态度，以超功利的严肃态度、纯粹的眼光视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为客观实在的研究对象，进而或追本溯源、探究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或归纳演绎、总结文学发展的动因规律，不再仅停留于鉴赏、品评的浅层次。第三，以客观、实用的态度，多方采纳、施用和转化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的众多学术研究方法，重客观实证，重深入分析，重多方比较，同时也积极从美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寻找切实适用的研究方法。第四，在前述三者的基础上，开展全面、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借鉴西方学术研究体制，形成新的研究撰述形式，即条理化、逻辑化的学术论文和专业论著。

《桃花扇》在清末民初时期的现代研究的起步，也同样具有上述四种表现。其间，《桃花扇》现代研究的展开受到了《桃花扇》接受活动和接受成果的很大影响。

一方面，清代和民国初期《桃花扇》的接受活动和记述、反映这些活动的相关文献，既是《桃花扇》具有现代意义的研究活动开展的重要基础，又对现代研究的具体范畴、观点有很大的影响。尽管有西方现代的学术理念、研究方法可供借鉴和取用，但西方的现代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植根于西方独特的社会文化土壤，又是自古至今经历长时间的发展、完善而形成的，如若不加采择、生搬硬套，势必方枘圆凿、格格不入。而且，可供借鉴、取用的仅是理念和方法，不是具体的文本分析和评价意见，现代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又不必从零开始、凭空开展，完全抛弃和推翻前人对古典作品的认识和评价。

就实际而论，如完全自西方借鉴而来的现代著述形式之一的文学史著作、清末民初的许多文学史和戏曲史著作中对《桃花扇》的分析、评价，都或直接引用前人的评论，或受到前人观点的影响。如梁廷楠在其《曲话》中评价《桃花扇》：“文词之妙，其艳处似临风桃蕊，其哀处似着雨梨花。”^[6]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7]、郑振铎《文学大纲》^[8]、张振镛《中国文学史分论》^[9]、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10]、陆敏车《最新中国文学流变史》^[11]、苏雪林《中国文学史略》^[12]等文学史著作，都借用了梁廷楠的话语评论《桃花扇》的文辞，而且多数并未说明出处。

而包括戏曲史在内的文学史著述的大部分曾作为教科书在各级学校被广泛使用，这是包括语文教学和中国文学史教学在内的中国现当代教育教学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特点。自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京师大学堂成立、作为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的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在光绪三十年（1904）的撰成和使用，至今一百余年仍然如是。中国现今大多数读者和观众对于《桃花扇》的最初印象和认识，不是来自自身直接的阅读和观演，而是得自各种文学史、戏曲史教科书和教师的课堂讲授。古代文学作品进入以教科书为主要载体的文学知识的授受、传播过程，有利有弊，但具体文学作品被载入文学史、戏曲史著述和教科书，无疑是文学作品现代经典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和重要途径。

另一方面，现代学者在对《桃花扇》进行研究时，也必然要以自身对《桃花扇》的直接、感性接受为前提和基础。现代学者在相关论著中的记述对此有所表现。如郑振铎在《文学大纲》中论述《桃花扇》时，说：“我少时尝读之，一再读之，至鄙夷《西厢》、《拜月》，不欲再看，至于《燕子笺》，则直抛掷庭下而已。这些书的气氛与《桃花扇》完全不同，任怎样好，所引起的读者的情绪，总远不如《桃花扇》[之]崇高、之伟大、之能博得热情少年的狂爱。”^[13]另外，清末民初，发表在报刊上的关于《桃花扇》的咏剧诗词也有很多，而这部分篇章至今未见有人提及，更未进行搜集、整理和研究。

目前有关中国古代戏曲的传播、接受研究的综合性成果，有赵山林教授的《中国戏曲观众学》和《中国戏曲传播接受史》，但都注重整体性的宏观研究，对于具体戏曲作品的传播、接受的研究有欠深入。而对于具体戏曲作品的传播、接受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古代的几部经典剧作。有关《桃花扇》的传播、接受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几部20世纪文学研究学术史著述中的有关章节和数篇硕士毕业论文。如汪龙麟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清代文学研究》第十二章“《桃花扇》研究”，李修生、康保成、黄仕忠等著的《中国古代戏剧研究论辩》第八章“孔尚任和《桃花扇》的研究”主要是对《桃花扇》批评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综述，没有涉及演唱、改编、影响等其他接受活动。硕士学位论文有上海戏剧学院2006届刘政宏的《二十世纪〈桃花扇〉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9届周佳的《浩然之气：〈桃花扇〉的媒介谱系、意象变奏及审美认同》和南京师范大学2012届赵彦军的《〈桃花扇〉清代接受研究》。这些论著都只是着眼于《桃花扇》的传播、接受活动的某一阶段或某一侧面，所发掘和使用的文献材料也比较有限。为使《桃花扇》的传播、接受研究和《桃花扇》的整体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亟须全面清理《桃花扇》问世至今的有关传播、接受的各种文献材料和相关的研究成果，而后加以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努力还原《桃花扇》传播、接受的历史情形和源流正变，探索和总结其间的特点和规律，并寻绎《桃花扇》的传播、接受与社会文化发展、学术思潮演进、文学理论进化、观众审美心态变更等方面的深层、密切联系。

二 研究对象的界定

“接受”的意涵，包括广义和狭义两个层次。狭义的接受，就戏曲作品而论，包括它的演唱（搬演和清唱），观众的观剧、鉴赏活动以及对直接而感性的观剧感受的表达和记录；浅层次的、非系统的、较为零散的评论文字，如序、跋、评点、曲话、诗、词等中国古代传统的文论载体，所涉及的内容则繁杂而又全面，包括艺术风格、人物形象、情节结构、主题意旨以及逸闻轶事等许多方面；戏曲选本和曲谱依据一定的原则和理念，对戏曲作品数量不定的出目和曲辞的选择性收录；相同或不同体裁的改作和续作，以及戏曲作品对于后来的相同或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的多方面影响等。广义的接受，除上述诸项外，还包括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客观、科学、系统的分析、研究及其成果。本书对于《桃花扇》的接受活动的研究，取其广义层次的意涵。清末民国时期，虽然没有《桃花扇》研究专著的出现，但对于《桃花扇》较为全面、系统、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已经展开，具有现代性学术研究意义的单篇论文已有多篇发表。如王彦铭《读〈桃花扇〉后》^[14]、卢冀野《〈桃花扇〉“余韵”出中〈哀江南〉之本来面目》^[15]、陈珏人《读〈桃花扇传奇〉拾偶》^[16]，特别是方霞光的《校点〈桃花扇〉新序》^[17]和游帛铭的《读〈桃花扇传奇〉》。^[18]新中国成立后，有关《桃花扇》的研究论文在质量上有很大的提高，在数量上有很大的增长，研究也有过波折和停顿。在20世纪之前长达两百年的时期内，《桃花扇》的各类接受皆属狭义上的接受，20世纪《桃花扇》的接受则包括狭义接受和学术研究，即属广义上的接受，以及兼具两者特点的带有过渡性质的接受活动和接受成果。具体则包括对前述狭义接受的各项内容的研究，和对具有现代学术特征和意义的主要以论文（包括报章文字）、著作为载体的《桃花扇》现代研究的学术考察。

三 研究综述

（一）《桃花扇》成书、版本研究

《桃花扇》的文本生成是其传播、接受的基本前提条件。学界目前尚没有对其成书过程进行详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的成果问世。孔尚任在《本末》中自述《桃花扇》的创作缘起和大致过程时，谓“凡三易稿而书成”，但对于“三易稿”则语焉不详。《桃花扇》的成书背景和创作过程，尤其是其中所涉及的孔尚任的历史认识和艺术构思的前后转变和调整，对我们分析、研究《桃花扇》的主题思想、艺术特征等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有必要详加考证。而且，关于《桃花扇》创作过程的文献中还存在一些相沿已久的谬论，需要加以指出和辨正，以避免以讹传讹。

《桃花扇》自清代至民初有多种刊本问世、流传，在民国时期也有多种现代整理排印本和注本。20世纪末，有学者撰文考察《桃花扇》刊本的流传演变情况，最早为戚培根的《〈桃花扇〉传奇版本源流考》。^[19]戚文首先简单列举了《桃花扇》在清代和现代的众多刊本、整理本和注本，之后详细考察了西园本、海陵沈成垣刊本、兰雪堂本和暖红室本这四种刊本各自的版本特征和相互间的承传关系。戚文引发了人们对《桃花扇》版刻源流的重视。只是戚培根未提及一些重要刊本，如《桃花扇》现存刊刻年代最早的康熙间介安堂本，对列出的刊本也缺乏深入细致的考察，其文章存在不少错误。宋平生的《〈桃花扇传奇〉版刻源流考》主要考察了《桃花扇》多种刊本的版本特征和价值，但对《桃花扇》版刻源流的考察尚不够详尽。^[20]宋文最大的贡献是首次提出了康熙间介安堂刊本是《桃花扇》的原刊本，使这一重要版本得到了重视。吴新雷的《〈桃花扇〉的木刻本》，按照时间前后，论列了从康熙间介安堂刊本到清末暖红室刊本的《桃花扇》的九种刊本。^[21]限于篇幅，该文主要说明了各刊本的主要版本特征，并未论析各刊本间的关系。吴书荫的《〈桃花扇〉的影印本和整理本》主要指出了《古本戏曲丛刊五集》所收康熙间刊本《桃花扇》和王季思等的《桃花扇》注本、刘叶秋《孔尚任诗和〈桃花扇〉》中的《桃花扇》注本在校勘、影印、体例和注释等方面的不足之处。^[22]王季思等的《桃花扇》注本、刘叶秋《孔尚任诗和〈桃花扇〉》中的《桃花扇》注本，除吴书荫罗列的一些不足和错误，还存在其他不足有待说明。

蒋星煜《〈桃花扇〉的三种完全不同的注释本》以《桃花扇》第七出《却奁》为例，考察了梁启超的《桃花扇注》、王季思等注的《桃花扇》和徐振贵主编的《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各自注释的体例和特点，并简要指明了三者总体的优点和不足。^[23]蒋星煜的《〈桃花扇〉研究与欣赏》“评论与注释”部分收有《徐振贵的评论与注释》、《大学者梁启超为何注释〈桃花扇〉》和《王季思等注释〈桃花扇〉》三篇文章，分别对三种注本做了更详细、深入的考察、论述，指明了各自的特点和优劣。^[24]蒋星煜对《桃花扇》诸注本，特别是对梁启超《桃花扇注》的考察，主要是针对注释本身展开，而未论及相关的社会背景和成书情况。沈崇照的《梁启超注〈桃花扇〉研究》则首先详细论述了晚清民初的社会状况，其次结合梁启超的人生历程和学术活动探讨了梁启超为《桃花扇》做注的缘由，最后评价了梁启超《桃花扇注》的特点和得失。^[25]沈文秉承“知人论世”的优良传统，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注者的生平、思想来研究梁启超的《桃花扇注》，视野开阔，论述深入，相关结论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沈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对社会背景和梁启超生平、思想和学术活动的探讨，并未在最后对《桃花扇注》本身的考察中得到呼应，两部分基本是互不关联的；其次，没有探讨梁启超在撰写《桃花扇注》之前的学术历程中对《桃花扇》的评论和研究，比如《小说丛话》和《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中的有关论述，也就没有涉及它们与《桃花扇注》之间的关系，以及《桃花扇注》中有关论点的形成与梁启超学术思想发展的深层关系。

此外，民国三十多年间，《桃花扇》的现代整理排印本就有十余种，而且绝大多数保留了刊本中的各种附录文字和批语。在此点上，这些排印本都胜于后来流传甚广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季思等的注本。王季思等的《桃花扇》注本，为普及使用考虑，把刊本中原有的大量批语全部删去，尚且可以理解，但把诸家题辞、跋语、后序和孔尚任自作的《砌抹》等内容也删除净尽，脱漏《考据》中的大量条目，则属较严重的缺陷。部分《桃花扇》民国整理排印本的书首还有一些序文和重要的其他文字，如大达图书供应社出版的《桃花扇》有朱太忙的《标点〈桃花扇〉序》、上海大中书局印行的陶乐勤“新编”《（新式标点）桃花扇》（1931）有陶乐勤的《新序》、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发行的《详注桃花扇传奇》有卢前所作《新序》，这些文字也有助于考察《桃花扇》的现代接受和作序者的文艺理论观点和思想。大达图书供应社出版的《桃花扇》在朱太忙的《标点〈桃花扇〉序》之后，还有一篇《〈桃花扇〉考证》，自多种文献中采录了较大量的对于《桃花扇》的评论文字，其中的《毗梨耶室随笔》《销夏闲记》《曲栏闲话》《见山楼丛录》均属稀见文献。这些都为我们考察、研究前人对《桃花扇》的接受和评价提供了文献线索。

（二）《桃花扇》舞台接受研究

《桃花扇》的舞台接受，主要包括搬演和清唱，也涉及多种声腔剧种。目前学界对于《桃花扇》舞台接受的研究都只侧重某一方面，全面、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尚属空白。最早关注此问题者为蒋星煜。他在《〈桃花扇〉在清代流传的轨迹》中根据清代不同时期几位文人的观剧、咏剧诗歌，初步探讨了《桃花扇》在清代的舞台接受情况。但所据材料不多，一些论断属于推测。^[26]后来，蒋星煜在《〈桃花扇〉从未被表演艺术所漠视——二百多年来〈桃花扇〉演出盛况述略》中对《桃花扇》在清代的舞台接受做了更为全面的研究，涉及的材料更多，不过对很多材料没有做更深入、细致的分析，个别结论仍旧欠妥。^[27]

王小恒《清诗所及〈桃花扇〉传奇文献述略》分四个方面对部分《桃花扇》咏剧诗词的内容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分别为：“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结合”、“兴亡之感的饱满抒发”、“琐屑本事的精密考证”和“独具一格的戏剧语言与对后世的巨大影响”。^[28]单永军《〈桃花扇〉的咏剧诗传播》借鉴传播学的理论方法，分析、研究了《桃花扇》的咏剧诗词，较有新意。^[29]该文分三方面考察总结了部分《桃花扇》咏剧诗的内容，总结了《桃花扇》咏剧诗的传播特征。研究视角的转换和传播学理论方法的借用具有一定新意，但不够深入。陈仕国《从咏剧诗看清代文人对〈桃花扇〉的接受》分康熙年间、雍乾以降和清末三个时段，考察分析《桃花扇》咏剧诗词的思想内容，并结合各个时期的社会政治环境，较深入地分析了不同时期咏剧诗词的内容特点和彼此间的差异。^[30]这种持发展观点、注重差异性的研究更符合研究对象的实际，值得肯定和继承。但该文的论述部分有失偏颇。实则雍正、乾隆年间，咏剧诗更多地注重对《桃花扇》中的人事进行辩证和补充，主要不是因为社会稳定，而是受到当时盛行的考据学风的影响。

赵彦军在《〈桃花扇〉清代接受研究》的第一章《〈桃花扇〉清代舞台接受》中利用新发现的一些文献材料，对《桃花扇》的清代舞台接受做了较全面的考察。他在第一章的第一节中首先分清初、清中期和晚清三个时段对《桃花扇》在清代的演出状况进行了考察，第二节又从演出场所的不同，分厅堂和勾栏，即家班演出和公共剧场，对《桃花扇》在清代的演出状况进行了考察和总结。纵横结合，能够更全面地反映《桃花扇》清代舞台演出的状况和特点。遗憾的是两节在篇幅上并不对等，第二节的篇幅不大，论述欠具体和深入，而且一些材料没有得到充分和有效的利用，比如第二节提到了陈森的《品花宝鉴》，只是用来说明昆腔剧种和地方声腔在市民戏曲接受中的地位升降和影响消长。其实，《品花宝鉴》的第一回、第四十一回分别提到了折子戏《寄扇》的演出和十珠清唱《访翠》《眠香》。^[31]尽管来源于小说，但这些叙述也可从侧面反映在《品花宝鉴》创作前后《桃花扇》的流传和接受情况。张筱梅《孔尚任的读者意识与〈桃花扇〉的小众传播》所使用的虽为常见材料，却从较新的视角确认了《桃花扇》在康熙年间主要是在文人士大夫的小众群体中传播和接受。^[32]文章后半部分运用接受美学的视角和方法，考察了孔尚任的读者意识对于其创作《桃花扇》的影响，但对孔尚任读者意识的自觉有夸大之嫌。

除昆腔外，清末民国时期，《桃花扇》还曾被京剧、桂剧等多种声腔剧种和话剧艺术形式不断改编和搬演。这些多数尚未得到具体、深入的研究。汪笑侬曾将《桃花扇》改编为京剧，并搬上舞台，欧阳予倩对《桃花扇》情有独钟，曾先后将之改编为京剧、桂剧和话剧，并搬上舞台，周贻白改编的话剧《李香君》也曾多次上演。蒋星煜在《〈桃花扇〉研究与欣赏》中简单介绍了汪笑侬、欧阳予倩、周贻白和郭启宏等诸位剧作家改编《桃花扇》及改编之作上演的情况。^[33]刘政宏在《二十世纪〈桃花扇〉研究》中也介绍和分析了《桃花扇》在20世纪的一些改编、演出情况，但不够全面和深入。

（三）《桃花扇》改编研究

孔尚任的《桃花扇》问世不久，即被其友人顾彩改编为《南桃花扇》，这是《桃花扇》接受史上的第一次改编，也是孔尚任在世时的唯一的改编。孔尚任在《本末》中认为《南桃花扇》“词华精警，追步临川”，但对于其改变原有结局，“令生旦当场团，以快观者之目”，则不甚满意。后世绝大多数论者肯定孔尚任原作的结局，而否定顾彩改编的大团圆结局的浅薄。仅有黄文旸的《曲海总目提要》《传奇汇考》和钱基博的《〈桃花扇传奇〉考》肯定大团圆的结局，认为比孔尚任原作更善。顾彩的《南桃花扇》曾经是否刊刻，已不可考，今亦无传本，剧情关目与孔尚任原作的具体差异也不可知。黄文旸《曲海总目提要》和《传奇汇考》对其剧情的复述，与孔尚任原作比较，有《入道》以外的其他数处差异，但不详所据。除顾彩外，清代文人王萦绪（1713～1784）也曾对《桃花扇》进行过改编，山东省图书馆藏有清抄本。郑志良第一次指出了王萦绪改本的存在，并对王萦绪其人的生平经历、王萦绪改本的具体内容做了介绍，同时分析了王萦绪删改《桃花扇》的意图。^[34]清人还曾将《桃花扇》改编为同名章回体小说，原书封面题“竹窗斋评”“翰香楼梓”，无序跋，佚名。路工认为是乾隆初年刊本。赵彦军在《〈桃花扇〉清代接受研究》第三章第二节中对其与《桃花扇》原剧的情节差异进行了简单比较。

民国时期对《桃花扇》的改编，有剧本出版和流传的，主要有欧阳予倩改编的话剧本和重编的京剧本、周贻白的话剧本。对于这些改编剧本的研究，目前也仍未多见。现代作家谷斯范曾在1946年创作长篇通俗历史小说《桃花扇底送南朝》，1948年5月由上海新纪元出版社出版时更名为《新桃花扇》，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先后经过两次修订。王知伊的《读历史小说“新桃花扇”》和刘昕的《论〈新桃花扇〉中的士人形象》对这部小说进行了介绍和初步研究。

（四）《桃花扇》批评研究

《桃花扇》康熙介安堂刊本中卷首、卷末的题辞、序、跋和剧本中大量的批语是《桃花扇》接受史上最早的评论文字，特别是其中的批语，经过了孔尚任亲手编定，并获得了他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忖度予心，百不失一”。孔尚任在《本末》中说明这些批语均是“借读者信笔书之，纵横满纸，已不记出自谁手”。自李慈铭（1830～1894）在其光绪十二年（1886）十二月初三的日记中提出异议后，对于他的粗率认定，后来论者各自表示肯定或否定，形成两种观点对立的态势。梁启超在《桃花扇注》书首的《著者略历及其他著作》中，认为《桃花扇》的眉批是孔尚任经月写定的。^[35]叶长海在《中国戏剧学史稿》中、徐振贵在《孔尚任评传》中，都在未做详细考察的情况下，直接确认和肯定了《桃花扇》批语为孔尚任自作。董每戡在《五大名剧论》的《〈桃花扇〉论》中由《小引》和《本末》的“说法不一”，认为批语其实是孔尚任自作，一方面“生怕读者只注意桃花扇面上的事物而忽略了系于桃花扇底的亡明痛史和民族悲剧”，另一方面说“不记出自谁手”，是避免触犯忌讳。^[36]这只是董每戡的推测，他说：“我这样认为，也许是臆测妄说。”^[37]黄炽《灵犀相通 正中肯綮——试论〈桃花扇〉早期刻本的批评》的第一部分已对此做了透彻、切实的驳正。^[38]但是2012年7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评点本《桃花扇》，仍然在封面和版权页标明“云亭山人评点”。

王永健最早对《桃花扇》批语的内容做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见其《〈桃花扇〉中的桃花扇——〈桃花扇〉“批语”漫谈》。^[39]他的《“从此看去，总是别有天地”——〈桃花扇〉批语初探》又通过梳理和整合，详细分析了批语对《桃花扇》剧作旨意、人物塑造、艺术结构、曲白语言、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等方面的揭示和评价，并指出了它们的戏曲美学意义。^[40]叶长海在《中国戏剧学史稿》第九章第四节“孔尚任和《桃花扇》批评”的最后一个小节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桃花扇》批语的内容和意义。^[41]吴新雷的《〈桃花扇〉批语发微》将《桃花扇》批语的内容归纳总结为五个方面，举例说明了每个方面批语的意义和价值。^[42]王瑷玲在《“忖度予心，百不失一”——论〈桃花扇〉评本中批评语境之提示性与诠释性》中以《桃花扇》评本为研究对象，分别从《桃花扇》之创作演出，孔尚任之“批评意识”和“读者意识”，《桃花扇》之文本构思、文本构成，艺术境界之呈现，人物塑造纲领与笔法等方面，探讨了评本中“批评语境”之提示性与诠释性。^[43]王瑷玲认为《桃花扇》批语的作者，借由评点做了某种程度的“诠释性阅读”示范，展现了其对于戏剧观赏、戏剧理论和戏剧表演的“期待视野”。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批语的作者不仅符合了“历史读者”甚或“理想读者”的角色功能，并在尔后的文本阅读中，产生了一种巨大的附加影响力。黄炽《灵犀相通 正中肯綮——试论〈桃花扇〉早期刻本的批评》对于批语在接受影响和读者、作者共鸣方面略有论及。其第二部分主要论述了批语对孔尚任创作意图和《桃花扇》主旨的阐发和揭示，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了批语对《桃花扇》艺术技巧的揭示。

在《桃花扇》批语的真实作者身份问题上，对于孔尚任的相关自述，我们应该持尊重和肯定的态度。孔尚任自己既“已不记出自谁手”，今人更难以确考，还是笼统地认为是“借读者信笔书之”为妥。对于《桃花扇》批语的研究，还有不少可以开拓和深入的方面。目前学界对于《桃花扇》批语的分析研究，基本都将其孤立起来，而没有将其置于明末清初，或者明清两代戏曲批评特别是戏曲评点的发展演变历程中加以考察，深入细致地分析其对前代戏曲评点的继承和超越。《桃花扇》批语的特点和价值还有未被注意和发掘的方面。如虽然《桃花扇》批语作者的身份无法确定，但可以确定其中一些批语的作者为同一人，而且许多批语是作者在通读全剧，对剧作进行整体观照、前后对照并积极思考之后才认定的，如此则更能够切实地揭示《桃花扇》的具体艺术构思。

四 研究设想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设想

《桃花扇》“三易稿”的具体创作过程，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孔尚任自身的政治观念和文艺思想的变迁有密切的关系，又决定着《桃花扇》成书文本的主题思想、艺术特征等，也是《桃花扇》接受的起点。因此，本书就目前所见的文献材料进行分析、探究，希望充分还原《桃花扇》的具体创作过程。《桃花扇》剧作文本的刻印、出版和流通是《桃花扇》接受的直接的和根本的基础，此剧在清代至民国初年有多种刊本印行、流传，民国至今又有许多现代排印本出现，此外注释本对读者阅读、接受《桃花扇》也产生了帮助。对于这些多种样态的《桃花扇》文本的成书、内容、特点和价值都需要进行细致、全面的分析、挖掘。

《桃花扇》作为传奇，既是文学作品，更是戏曲艺术，它的创作和问世便是为了搬上舞台，孔尚任在构思、写作时对此自始至终有清醒而正确的自觉认识。《桃花扇》作为戏曲作品，它的艺术创造成功与否，只有通过舞台搬演，才能得到真实的检验；它的优点与不足，也只有通过舞台搬演，才能更为充分地显现出来。舞台演出的受众，较之读者，是远为大量而多样的，《桃花扇》广泛而长久的流传、获得众口赞誉和深入人心，也主要依靠舞台演出。同时，因为观众人群的多层次性，对《桃花扇》的舞台演出和观众接受及其特征、规律的研究，也就具有更大、更多的价值和意义，能够给予我们有关古代戏曲传播、接受的更多的启发。因此，本书在文本成书、刊刻研究之后，在搜集、整理有关《桃花扇》演唱的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对《桃花扇》在清代、民国间的多种声腔剧种和当代昆剧改编的演唱活动和接受情形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考察、分析和研究，并归纳、总结了其特点和规律。戏曲的演唱与接受涉及多种身份和职业的个体与群体，如演员，导演，观众和负责布景、灯光等的大量技术性人员，他们的共同参与组成了一部戏曲作品演唱的完整接受过程。受他们的身份、知识结构、艺术修养、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每一次的演唱都成为一次独特的接受，因此研究具体的演唱和接受活动，必须对这些因素也进行细致的还原和考察。

《桃花扇》的演唱和接受还和多种社会因素密切相关，如道德观念、宗教信仰、政策法令、社会经济、艺术思潮等。一部文艺作品得到改编，或多或少、或正或反，都是它本身价值、影响的一种重要体现。改编成果一般又都带有改编者个人和所处时代的多方面状况的印迹，如道德观念、政治思想、社会思潮、艺术潮流等。改编本身又属于接受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本书也将清代、民国间对《桃花扇》的各种体裁的改编列为独立章节之一，涉及的研究对象包括顾彩的《南桃花扇》、王萦绪改编本、成书于乾隆年间的章回体小说《桃花扇》和谷斯范的长篇小说《新桃花扇》。在文本阅读和舞台接受的基础上，《桃花扇》的接受者又将接受活动的类别提升到更高层次，在感性、被动接受之外，自身自觉、积极的主体思考也有所介入，并将这种思考通过文字成形和外显。

本书对于《桃花扇》的批评和学术研究的论析，避免仅停留在排列观点的浅层次上，而是积极寻求在此基础之上，捕捉批评与研究范式、剖析批评与研究旨趣、总结批评和研究发展的规律。因此，本书此部分的论析主要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描述《桃花扇》批评和研究的发展历程，描述力求详细，希望能够呈现其实际和完整的面貌。第二步，在第一步的基础上，在一个更大的文化背景上透视各种批评旨趣与研究方法，探寻和确定各种批评旨趣与研究方法的历史地位与学术价值。

（二）研究方法

1.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

本书计划包括两个基本环节：一是文献学意义上对接受史料和批评研究史料的系统搜集和整理；二是批评学意义上对接受背景、接受历程和接受效应与意义的现代阐释，以及对批评旨趣和研究指向的深刻探寻与阐释。并重视两者间的密切关系，交互为用，紧密配合。

2.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

追求开阔的视野和具体的分析相结合，系统的框架和丰实的内容相结合。既考察、分析和总结《桃花扇》传播接受、批评阐释和学术研究的总体状况和特点，也具体分析每个部分演变过程的差异和特点。同时，在每个部分内部，也注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整体的演变流程和具体单个问题的接受情况。

3.学术史研究的理论、方法

重视第一手材料，尊重历史客体，强调实证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评价论证和阐释发挥。力求客观辩证地评判研究对象的意义、价值，把握研究对象的动态发展过程，重视和揭示前后研究之间的影响、继承关系，并重视研究者及其论著的创新性。在接受史和研究史的分期上，力求贴近历史实际，同时也重视自身的主体性。

[1] 郭英德：《明清传奇戏曲文体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第44页。

[2] 参加朱万曙《明代戏曲评点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27～30页。

[3] 孔尚任：《桃花扇·本末》，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一册，齐鲁书社，2004，第21页。

[4] 孔尚任：《桃花扇·本末》，徐振贵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一册，齐鲁书社，2004，第20～21页。

[5] 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卷十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第475页。

[6] 梁廷楠：《曲话》卷三，俞为民、孙蓉蓉编《历代曲话汇编（新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清代编第四集，黄山书社，2008，第38页。

[7] 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23。

[8] 郑振铎：《文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27。

[9] 张振镛：《中国文学史分论》，商务印书馆，1934。

[10] 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北平著者书店，1935。

[11] 陆敏车：《最新中国文学流变史》，汉光印书馆，1937。

[12] 苏雪林：《中国文学史略》，国立武汉大学，1938。

[13] 郑振铎：《文学大纲》，《郑振铎全集》第十一册，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第406～407页。

[14] 载于《国文月刊》1945年第39期。

[15] 载于《京沪周刊》1947年第1卷第4期。

[16] 载于《京沪周刊》1948年第2卷第31期。

[17] 载于《国文月刊》1943年第21期。

[18] 载于《民力副刊》第183、184、186、187、189期。

[19] 载于《图书馆论坛》1992年第1期。

[20] 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

[21] 载于《中国文化报》2000年9月14日，第3版。

[22] 载于《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夏之卷。

[23] 载于《戏文》2005年第4期。

[24] 参见蒋星煜《〈桃花扇〉研究与欣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5] 载于《戏剧艺术》1991年第2期。

[26] 参见蒋星煜《中国戏曲史索隐》，齐鲁书社，1988，第219～223页。

[27] 载于《艺术百家》2001年第1期。

[28] 载于《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29] 载于《四川戏剧》2012年第2期。

[30] 载于《戏剧艺术》（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31] 陈森：《品花宝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8、585～588页。

[32] 载于《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33] 蒋星煜：《〈桃花扇〉研究与欣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81～195页。

[34] 郑志良：《明清戏曲文学与文献论考》，中华书局，2014，第398～415页。

[35] 梁启超：《著者略历及其他著作》，梁启超《桃花扇注》上，《饮冰室合集·饮冰室专集》之九十五上，上海中华书局，1936，第2页。

[36] 董每戡：《五大名剧论》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499～500页。

[37] 董每戡：《五大名剧论》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500页。

[38] 载于《文学遗产》2007年第2期。

[39] 载于《江苏戏剧》1981年第3期。

[40] 载于《艺术百家》2001年第4期。

[41] 叶长海：《中国戏剧学史稿》，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第364～367页。

[42] 载于《戏曲研究》2003年第1期。

[43] 载于《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6期，200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