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末日心态”去访学

来美国之前，我从未出过国，这次是抱着一种“末日心态”赴美访学的。因为第一，不出国已经“混”不下去了。学校2010年年初传出风声，以后晋升高级职称，必须有一年以上出国留学的经历。第二，2012年是玛雅人传说中的“世界末日”，尽管不相信，但心里还是有点惴惴然。

这种“末日心态”也未必都是负能量，我也知道“末日新生”的道理。如果把每天当作末日来珍惜和努力，倒也未必是件坏事。

2012年与“世界末日”

2009年春节南方发生特大冰雪灾害，我母亲临终前，不知为什么竟拉着我的手，毫无缘由地说起美国：“你去美国要回来，每年清明节要记得回来看我啊。”她还一再告诫我，钟书（我儿子）将来到美国留学，一定要回来工作。可能在母亲心中，“美国”就是“外国”，或者是最好的外国。

2010年我父亲也年老去世了。以前是“父母在，不远游”，现在，我再没有拒绝远游的“借口”了。虽然也有“人到四十不学艺”的古训，但毕竟现在是知识经济和终身学习的时代了。年过四十还要漂洋过海去美国，而且必须在那里生活一年，这对我的确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儿子在旁嘟囔：“为什么非去美国？那么远！日本、韩国不行吗？”

“不。要去就去美国！美国才是最厉害的嘛。”我这样对儿子说，一半是因为母亲的临终“预言”或“预祝”，一半是想以此来坚定自己的决心。

然而“2012”对于美国来说似乎是个恐怖的数字：美国大片《2012》里充满了海啸、地震等令人毛骨悚然的“末日景象”。

记得2010年春节之前，我们一家人到港澳旅游，我买了一份《大公报》，上面有篇文章预言2012年美国黄石公园火山将爆发，加之海啸、地震，几乎三分之二个美国将从地球上消失。这张报纸至今被我保存在书柜里，是2011年1月26日《大公报》的C1版，文章题目是《2012末日不是神话：黄石火山蠢动，恐吞三分之二美国》。

英语培训

2010年9月，我来到了广州白云山下，到教育部指定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我们常简称“广外”）进行为期半年的出国英语培训。英语，从中学一路学到博士毕业，给我的感受是，作为考场中“PK”（Play Kill）对手的武器，在中国显得尤为重要。然而，二十多年的经历，除了每次英语考试比别人高出几分而获得某种机会，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获胜快感外，英语学习本身所带给我的快乐几近于无。

我们五十几个来自南方不同省市的高校老师，为了相同的目标，期望能在美丽的“广外”，被老师的神奇“魔棒”一点，化腐朽为神奇，立马开启二十年的功力，马上脱口而出用英语交流起来。我们的英语学习，也似乎将从“应考”转为“运用”了。

因为英语成绩一直不错，我总以为自己还可以。结果，在班上第一次用英语自我介绍时，就备受打击。许是好久未张口的缘故，一紧张，本想说我是这个班上“年纪”最大（oldest）的，结果却说成了biggest，变成“外形尺寸”最大的了，显然不符合我这个南方人原本个子不高大的体形特征，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那时流行给自己取个英语名字，我不知道英语名字的正确取法，琢磨了很久，给自己起名“Donald Don”，自我感觉还不错。有一天，我的同桌吴迪在课堂上介绍我时，称我为“Dr．Donald Don”，译成中文就是“唐纳德·东博士”。听得大家一头雾水，耳边就只有“当当当”的声音，后来大家干脆喊我“当当唐”。不知为什么，我倒非常喜欢这个名字。

后来，有个海归朋友说我这不是英语名字，说Donald不是英语中的“名”，Don也不是英语中的“姓”。但据我所知，“麦当劳”（Mc-Donald）和“唐老鸭”（Donald Duck）中的Donald，就分别代表姓和名。还有，“二战”抗日时美国“飞虎队”的那个“唐纳德”将军不也是吗？孰是孰非，不明就里。

及至来到波士顿后，我还满大街去看那些建筑物上刻的人名，因为很多建筑物上有捐赠人的名字。最后发现，那个海归朋友的说法并不成立。再后来到哈佛学英语，看到有同学请老师Mary给自己起英语名字。于是，我又正儿八经请教了她。她告诉我，英语取个名就行，姓还保持中文拼音的原样，就叫“Don Tang”，还说Don比Donald更厚重些，这是后话。

在“广外”的半年，每天早晨，在缥缈的晨雾下，我们对着白云山下潺潺的溪流，大声地朗读。有人开玩笑说，天天听着一拨又一拨被培训的人读英语，连小溪里的金鱼都会说“哈哎呦”（How are you）了。

每次散步，大家都戴着耳塞，经常一听几个小时，听得耳根发红、发痛。按照教育部的标准，听力单项30分的总分，必须达到20分以上才算合格。而我的英语听力，好不容易从6分提高到18分，最高也就21分。

每天晚上，我不得不练习那枯燥无味、毫无上进的“60分英语作文法”。

英语阅读虽是“传统强项”，但也马虎不得，有时连续几个上午待在图书馆，研究阅读题的高分技巧，我自己把它叫作“奇门遁甲法”。

我们学员努力，老师用心，似乎都是为着最后的结业——“全国统考”。当了多年大学的老师，我们这些“老学生”对这种英语应试教育的“体制性失败”深恶痛绝，却又无计可施。

也不知道教育部既然指定“广外”等学校进行出国培训，又为什么不授权它们自行考核并发放合格证书，还搞什么“全国统考”？！这硬是把“出国培训”变成了“考前培训”。也许是不信任，也许是善意的强制和哄骗吧。

困惑于一辈子这样学英语，我更想去看看美国的教育。

申请公派

取得了出国英语培训合格证，接下来就是申请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公派留学。

2011年春着手申请，学校要求最好有国外大学的邀请函。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说是“最好”，其实就是“必须”。没办法，只好求助于当时正在美国波士顿访学的师兄，要他帮忙弄张邀请函。

因为含我在内，法学院有三个人同时申报，于是请师兄给我们三个人每人弄了一份，但言明以后还得自己联系学校。明摆着，人家学校不可能一下子接收同一个单位同时派来的三个访问学者，只能是走个形式，典型的“中国做法”。

值得一提的是，这中间有个程序上的小矛盾：国家留学基金委要求先有国外大学的邀请函，才能录取批准；而通常情况下，国外大学（尤其是美国的大学）又要求先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录取批文后，才同意发邀请函。

第一次申请是国家全额资助项目。没想到纯粹是练兵。也不知道教育部的选拔标准到底是什么，反正只知道，我们法学院至今只有一人申请成功。我们那批去“广外”培训的，中南大学和湖南大学这两个“985”大学的十几个同学，也只有一人被批准。

第二次申请是所谓的“青骨1＋1”项目，即留学费用由教育部和所在高校各负担一半。对于个人来说，与第一次申请的国家全额资助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国家公派，都是访问学者，生活费都是一样的，唯有钱的来源不同而已。

9月申报，12月底才有结果。等待审批的过程有些焦心。同批参加外语培训的人基本都申报了，大家相互打听，互换信息，有点人心惶惶。但最后的结果都不错，除了个别地方院校的“同学”还在联系外，至少我们中南大学和湖南大学的都如期派出了。尤其是我们法学院的三人都去了美国，两人去的是波士顿。

联系

等待教育部审批期间，我有幸参加了湘潭大学组织的中美首届调解高级研讨培训项目，史密斯教授也参加了这次培训交流。师兄就推荐我和师弟一起去找他。

史密斯教授是萨福克大学法学院的前任院长。因之前有过几次交流，加之师兄的推荐，他很热情地接见了我们，答应推荐我们去做访问学者，但要等他们学校同意，所以建议我们同时联系一下其他学校，再做最后定夺。

我所学专业一直是民诉法，硕士和博士阶段都投在恩师何文燕教授门下，所以这次访学，也想跟一个民诉法专业的导师学习。于是我想到了经常用作研究生教材的那本书——《美国民事诉讼的真谛：从历史、文化、实务的视角》的作者，美国东北大学的史蒂文·苏本和玛格瑞特·伍（绮剑）教授。

苏本教授可能年纪有些大了，而伍教授正当年，她不仅是东北大学法学院的终身教授，而且是哈佛东亚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网上搜索阅读了大量资料后，我斗胆给伍教授去了一封“伊妹儿”（E-mail）。

我在邮件中请求跟她做访问学者，并附上我的个人简历、研究计划、免冠高清照片和博士学位证书复印件。并且告诉她，我准备了师兄和另外一个同事的推荐信，等我收到国家留学基金委的最后录取通知，如果需要，再一起发送给她。

邮件发出不到一个星期，我接到师兄电话，说伍教授通过邮件问他，是不是推荐我去跟她做访问学者，并且要我把推荐信发给她。情急之下，我把没经师兄签名的推荐信Word文档，用电子邮件发给了伍教授，并转发了师兄。没想到，第二天接到师兄电话，我被骂了一顿：“还讲自己研究诚信，连个签名都没有的Word文档发给别人，怎么诚信？！”我这才知道，从此以后凡事不可马虎。每个人在国际交往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民间外交”，关系中国形象。

随后我和伍教授、东北大学法学院办公室主任詹尼斯（Janis），以及东北大学国际学生学者中心（International Student＆Scholar Institution，ISSI）行政副主管梅朵（Meadow）通过往来邮件不断沟通，包括购买保险的注意事项、正式邀请函、“2019”信息表和报到须知等。

有意思的是，我潜意识里不知怎么就把那个办公室主任和行政副主管都当成了“男领导”，邮件里也一直称詹尼斯为先生（“Mr．Janis”），对方也一直未提醒我。直到后来见面时，我才知道“他们”二人都是女性。

我把这种对詹尼斯太太的想象，当着她的面说出来的时候，逗得她哈哈大笑。梅朵是一个漂亮娇小、金发碧眼的姑娘，我当面赞她“so young，so pretty”时，她害羞得脸都红了。

我的正式邀请函有两份：一份是时任东北大学法学院院长艾米丽（Emily A．Spieler）教授亲笔签名的；另一份是东北大学ISSI行政副主管梅朵小姐亲笔签名的。正式邀请函和纸质的“2019”信息表、保险表格等，都是用联邦快递邮寄过来的，没有电子文档。

伍教授的邮件每次不超过三行字，主要是询问进度如何，问我要收到相关文件的最后期限（deadline）等。典型的美国人交往方式，“短平快”的风格。

倒是那个可爱的詹尼斯太太，也许是因为东北大学法学院地处波士顿“亨廷顿大道”（Huntington Avenue），“亨廷顿”（Huntington）的发音与“狩猎”（hunting）有点关联的缘故，在第一次邮件的末尾，竟然特意附了一句非洲谚语：“直到狮子拥有它们的历史学家之前，狩猎的传说总会一直赞美猎人。”

签证

毕竟这是第一次出国，每走一步流程，都有着种种顾虑与担心，办完全部的出国手续，我笑言：相当于重读了一个“博士”。

拿到美方的“2019”信息表，我第一时间打电话预约面签。

美国大使馆很人性。电话里我提出希望安排我们到广州领事馆面签，一是听说那边办理签证的人少些，二是那里离我们近，能当天往返。工作人员果真就安排我们到广州面签。

特别感谢时任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先生，他到任后改革，14周岁以下儿童免予面签，只需监护人提交相关资料即可，这就免除了儿子对面签的担心。

之前有个朋友被北京美国大使馆拒签了。为免被拒签，我上网海量地阅读了相关信息，将一个先前签证成功的“广外”同学的“签证成功全攻略”反复琢磨，并和网上的信息相比照，俨然成了半个出国签证的“攻略专家”。

存款证明，房、车证明，结婚证明，单位证明，学习证明等等一一准备好，细致地为一家三口每人准备一个资料袋，并在袋子的外面标明材料的明细目录，以便到时按图索骥，随时递交。

签证时人倒不多也不少，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到了安检口。都说美国人从“9·11”事件后安检变严了，这次算是见识了。看到前面的人弯腰、蹲地、脱鞋，然后手提鞋子，赤脚走过灰迹斑斑的地板，再穿过安检门，夫人的眉头拧在了一起，觉得美国人不够意思，太不人性化。

过了安检门，男的还必须脱下腰间皮带。看到有的男士，生怕裤子掉下去，手提裤头慌张往前赶的样子，有说不出的狼狈。特别是那些老年人，先是手忙脚乱地脱鞋、解皮带，过了安检之后，再窸窸窣窣地穿鞋、系皮带。尽管心里不舒服，但看别人也是这样，自己也只得如此了。

到了美国后才知道，不仅机场安检必须脱鞋解皮带，就是去法院旁听也是如此，也就见多不怪了。有次我到法院去旁听，过安检时脱了鞋，忘记解皮带，机器就“叽叽叽”地叫起来，我只好返回，重新解下裤腰上的皮带再通过。

不过，安检时所有的心结在见了面签官后，都释然了。

我们前面的一对老夫妻讲不清楚英语，那个面签官就用中文问他们为什么去美国，不等对方回答，他就幽默地大笑着说：“哦，我知道，你们就是想去看奥—巴—马！”这让我们轻松了很多。

轮到我时，递上有关材料，大多数他看都没看，只简单地用英语交流了下，问了去哪个学校、从事什么工作等。他语调轻快、表情丰富，真是幽默可爱，我不禁被他感染，心情变得愉快起来。

看到我夫人在旁边，他随意地问了一句：“Can your wife speak English too？”我捅了一下夫人，示意她回答，夫人忙说：“Sorry，a little，a little。”没想到那个签证官对我说：“她可以不需回答，我在问你呢。”转头又对我夫人说：“你不用对我说对不起，祝你们到美国愉快！”

也许这又是一种美国风格：幽默，但不失认真。

成行

面签一个星期后，我们就拿到了签证。

于是夫人在网上订了美联航她和儿子的机票。我的机票则需由国家留学基金委订，我发了一个邮件给他们，提出想一家人乘坐同一趟航班，请予满足。留学基金委按我的要求给我预订了机票并让我确认，不过因为订票时间不同，一家人的座位没办法选在一起了。对方还告知我，美联航只能托运一件行李，不像中国航空公司飞美国的航班那样，一张机票可以托运两件行李。

考虑到先前《大公报》上说的“美国末日”，以及对肾结石再度发作的担忧，我明知道不少人到了美国买保险只是走个形式，不会真买。但在成行前，我还是执意要夫人无论如何先买好“出国保险”，前后两次共花了六千多元人民币。以前对买保险一直怀有“偏见”的我，竟然第一次有了如此全新的期待：买保险，买的就是“保证没危险”。

接下来的租房颇让人费神。上网查询了海量的租房信息、租房心得等，还是懵懵懂懂，不知该怎么办。

好在有个曾在“广外”一起参加出国英语培训的同学，广西医科大学的曾麒燕教授，其时正在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医学院访学。于是请她务必帮忙，跟她说，无论如何，飞机一落地，第一个晚上，我们一家人要有一个睡觉的地方。

租房不容易，后来我自己为后到的师弟一家租房时就深刻体会了这一点。

在我们出发前一周，曾麒燕终于帮我们把房子租下来了。尽管美国人出租房子是不带任何家具的，她还是和房东莫莉（Molly）去帮我们买了床，准备了基本的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她说到达的当天，会和房东莫莉一起来接我们。

一颗石头总算落了地，焦虑的心一下子安定了不少。

然而好事多磨，出发前三天，儿子调皮，中午在托管部打闹推门，整块门上的玻璃掉下来，扎到手腕，血流不止。到医院，最大的伤口缝了五针，周围的小伤口呈放射状散开，当时情景真有点吓人，至今他手腕上还疤痕累累。万幸他当时闪得快，没扎到头。

这件事，让我对即将的远行又多了点忐忑。夫人嘴上没说，估计也和我一样。只有儿子没心事，沉浸在因受伤而受到关爱的享受中，沉浸在大家称赞他勇敢坚强，缝针也不哭的表扬声里。

正值人间四月天，一家人乘火车到柳絮飘飘的北京，前往雄伟壮观的天安门广场参观，去举办过北京奥运会的鸟巢和水立方游览，在圆明园的断壁残垣前留影，在有野鸭戏水的福海划船。

在留学基金委开了报到证明和预领了1400美元的生活费后，经过两天休整，2012年4月25日，我们登上了去美国的飞机。

第一次在飞机上见到了这么多老外，而且飞机上所有的语音和电视等，一律用英语。不像平素国内的公共交通工具，播完中文播英语。这架飞机只播英语，那些“空叔”、“空婶”，也都只说英语。这无异于使我这个英语听力不怎么好的人，成了半个聋子。

听不懂语言，不免心里没底，一惊一乍地闹了些笑话。

先是我旁边坐着个中国小伙子和他的美国朋友。那美国人是个五大三粗的白人，脖子和脸上都是红的，手臂上长满粗毛。他俩嬉笑打闹时，大个子老美抓住小伙子的耳朵，一掌剁下去，耳根立马红了一大片。小伙子痛得眼泪都快出来了，但还是忍住没吭声。

我心里有点发毛。心想因为职业的关系，我以前在国内接触的美国人，基本上都是些教授、法官或者律师之类的“高素质美国人”，现在碰到这种一般的“美国老百姓”，还是小心为妙。

我的位置靠窗，只好忍着尽量少上厕所，生怕麻烦那个美国“粗汉”起身，互相之间也客客气气的。

后来趁上厕所的机会，我走到夫人和儿子的身边，他俩都在埋头睡觉。我突然看到飞机下方白雪皑皑的群山，就忍不住兴奋地推儿子：“儿子，儿子，快看！喜马拉雅山！”

儿子睁开蒙眬的睡眼，看了看电视机上的直播飞行航线图，慢悠悠地说：“日—本—吧？！”

仔细一看才发现，真的是日本的富士山，圆圆的山顶上有不少白色的积雪。

真是云里雾里，不辨东西南北。

这样经过13个小时的飞行后，我们在旧金山转机，然后又花上5个小时，横贯美国大陆，从西部飞到东部。转机后，飞机上最后好像只剩我们一家中国人了。

这次我的位置在中间，最里靠窗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姑娘，最外靠过道的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超“重量级”的胖女人，像座山一样“堵”在我旁边。

好在她俩都很友善，我和那金发姑娘还有简单的聊天，因为机上消费不收现金，她就很热情地帮我去问能否用中国国内的银联卡（Visa）买东西。那胖女人在一旁，也很友好地对我们说“Yep”。乘务员一声爽快的“Of course”使我的心放松了不少。

只是心里惦记着可怜的夫人和儿子，给他们吃东西也不吃，好不容易我问乘务员要了杯矿泉水，他们也不喝。夫人本想喝点热开水，但老美是不喝热开水的，只有热咖啡，夫人又不习惯。这两人只好一路昏睡到波士顿。

第一次体验这么长时间的“时差穿越”，也好像在做梦。

经历了关山万里、漂洋过海的飞行，从下午到晚上，再到第二天中午旧金山转机，黄昏时分抵达波士顿机场，足足飞行了近20个小时。

但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头一天”在北京出发时，是4月25日，“第二天”到了波士顿，竟然还是4月25日？！

机场显示屏和自己的全球通手机显示的日期，却又都是如此。

好在一切都“有惊无险”，行程相当顺利。

当我们平安地站在波士顿罗干机场外的夜幕下，见到来接我们的曾麒燕和房东莫莉时，竟有种他乡遇故知的激动。

那一刻，什么“世界末日”，似乎都远离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