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难忘的东华门小驻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我将妇携雏，变卖床具，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情与远游他乡的好奇心、自娱心，却也有冒险心、不甘心离开北京。近十六年以后，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四日，我与芳双双回京。我的接收单位是市文联，她则到了七十二中继续教她的高中物理。

两个儿子仍留在大西北，我曾经试图想法给大儿子转学到北京，没门儿。对于他们的挂念影响了我对于此后的生活的选择。我必须打足精神，做好一切，更好地做一切。我没有选择清高、归隐与自我边缘化，原因之一是我还对儿子负有责任，哪怕这是最最不重要的因素也罢。我必须承认有这个因素。

没有房子住，我的物品暂时存放于市文联库房。经文联领导关照，临时安排我住到市文化局北池子招待所。时于市文联负责日常工作的是朱璜与郑德山，他们都是我在团市委时的老同事，当然对我很关心帮助。

北池子招待所原是一个小小的剧团的排练场，好像还有一个舞台，现在干脆用塑料板遮住了天井的上空，增加了一点活动平面，例如公用电话就在棚子下边。那时的人们，为了多一点遮阳避雨的地方，正在毁掉最后一块空地。我们住的六号房间约有十平方米，窗外是公共电视，每晚大家在此看电视，喧闹异常。门前则是公共盥洗室，水声嘹亮，香皂与牙膏气味芬芳。找我的电话不少，多是约稿的，经常会听到一位胖胖的和蔼的女服务员用洪亮的声音喊叫：“六号，电话！”

这个住所还是留下了许多记忆、许多温馨。我在这里写下了《布礼》《蝴蝶》《夜的眼》和一些评论。我在这里见到了到京组稿的陕西老作家贺鸿钧（李若冰的夫人）与董得理，他们担任着很有品位与影响的《延河》杂志的副主编。我在这里见到了黑龙江《北方文学》的资深编辑鲁秀珍女士。她有一种真诚和亲和力，她有好几次睡眼惺忪地被叫醒去接电话，被我看见。《光明日报》的银发老编辑黎丁与文艺评论版的史美圣也与我见了面。碰到贺、董、鲁、黎、史等这样好的编辑，你不能不产生负（文）债感。

有许多老友到这里来看望了我们，包括作家张弦，老团干部范与中、程庆荪等。还有一些记者到这里来对我进行了采访，包括《文艺报》的雷达，《工人日报》的王晨—现为人民日报社长——等。

靠近东华门的这个招待所，位置恰在黄金宝地，我们常常晨昏时节从这里到故宫周围的筒子河散步。垂柳、水光、晨星、夕阳、黄金般地流光溢彩的故宫角楼，令人快乐地流泪。雷霆万钧，狂风暴雨，咋呼归咋呼，咋呼完了北京人仍是那么悠闲，那么自在，那么与生活亲密无间。有提着笼子遛鸟儿的，有骑着自行车带着恋人的，有带着半导体收音机听早间的新闻广播的，有边走边吃炸油饼的。常常看到听到有年轻人提着录放机，播放着当时流行的《乡恋》《太阳岛上》《我心中的玫瑰》……播放着李谷一、朱逢博、邓丽君、郑绪岚，得意扬扬地自路边走过。有一次看到一群人围着一个弹电吉他的年轻人，听他弹琴唱歌，令人对社会生活、青年人的生活的解放与新意留下印象。我在一本“自发刊物”上读到了一篇署名刘树华的小说《吉他的朋友》，描写这样一位在大街上自娱的年轻人。用洋名词来说，是她首次写到了“文革”后出现的一个公共空间（public space）。她写得真好啊，可惜此后未见新作。

后来有说是筒子河这边发生了抢劫案件，劫匪把一对谈情说爱的情侣的手表抹（读妈）了下来。时老作家萧军刚刚安排到北京文联，据说萧老常到筒子河一带晨练，我告诉他要注意安全，他则豪迈地说：“什么？碰到坏人，不定谁把谁的表抹下来呢！”萧军自称是“不扣不鸣一老钟”，又自诩是“出土文物”。他的晚年脾气随和，心情舒畅，经常说一些一套套的话。如：“形势是严峻的，任务是艰巨的，责任是光荣的，心情是豪迈的。”（大意）他去完美国大讲印象最深的就是厕所干净，真干净啊。

但我也听说一位有地位有尊严有作品，风度与声音共鸣极佳的老作家、老领导，始终不同意为萧军平反。政治上因时因地的阵营调整、策略调整、利益调整、观念变化，似乎比文艺上的态度变化更容易。富有或自以为富有激情的作家们严峻起来，苦大仇深起来，钻起牛角尖来，比他们的领导——真正的政治家们要厉害多了。

向东走，没有几步就是东安市场，对于我们来说，入夜后王府井大街与东安市场的璀璨灯光与商品的琳琅满目，已经令人喟叹：久违了，北京，久违了，东安市场——“文革”时更名为东风市场，这种更名的幼稚与廉价令人觉得奇异，一个古老的国家怎么这么多小儿科？

这里越发是亮亮堂堂。在乌鲁木齐尤其是在伊犁，一入夜就是到处昏暗与静谧的啦。东安市场有一个中西门，进去就是书刊店。那时的杂志品类极少，除了政治宣传性的与少量自然科学性的以外，稍稍轻松一点的只有文艺主要是文学杂志。我多次在这里的几百瓦的白炽灯光下看到载有我的与朋友们的新作的杂志堂而皇之地摆在那里。《青春万岁》的第一版也摆到了那里，深绿色封面，小花图案，定价六角七分。我与芳远远看到一个年轻人掏钱买下了我的推迟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才出世的书，非常快乐。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编辑刘果生已经迫不及待地与我联系改编电影剧本的问题了。

招待所没有伙食，我们就打游击。早晨多半会去吃炸油饼、喝豆浆。有一个蓬莱小馆，我们在那里吃过炒疙瘩和几角钱一碗的芝麻酱拌面条。后来的小说《风筝飘带》里运用了这方面的经验。有一个位于东华门大街上的路南的山东馆，算是稍稍正规一点的餐馆，我们在那里要过冰啤酒和木樨肉，它的炝锅的葱花特别香。附近的馄饨馆、面馆，我们也是常客。另外在南池子路西，有一家灌肠馆，生蒜味与猪油味都极刺激，与往日不同的是，过去，灌肠是粉红色的，现在变成米黄色的了。估计那个粉红乃是颜料的作用。

从筒子河西行，我们有时进入中山公园。那时逛公园的时候常常听到“游人须知”之类的广播，讲述游人的政治责任、法律义务和惩罚措施。除了禁止随地吐痰和乱丢果皮屑之外，须知还明确规定了严禁跳舞之类，那个时候说是出现了在公园聚众跳集体舞（还不是交谊舞）的新动向，引起了警惕和忧心，男男女女靠得那样近，有时还手拉着或碰着手跳腾，谁能保不出事？告别乌鲁木齐的时候，新疆的一些单位已经批判开交谊舞了，上纲说交谊舞的动机是寻求性的刺激。据说一些大学里跳舞，工宣队员们在旁监督，边看边用阴沉的声音提醒青年男女学生：“注意舞姿！”其实集体舞是一九四九年后才兴起来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五一”“十一”的天安门广场夜晚，大中学生都在那里跳集体舞。游园须知里还动辄出现“违规者处以罚款、驱逐出园，情节严重者送公安部门处理”的威胁字样，大大败坏了你去游公园的胃口。

然而北京人的生活胃口奇佳，威胁也罢教训也罢，挡不住逛公园的男男女女。这个年代公园里到处是人，不像后来人们还有咖啡馆、酒吧、D厅、豪华影院、茶楼茶室、足浴按摩……各种休闲消费场所可去。我们想在公园找个凳子坐，太难了，到处都坐得满满的（据说上海外滩那边座椅问题更加困难，那里的游人休息椅都是一张椅子坐两对情侣，各自拥抱热吻，互不相扰）。偶尔远远见到一把空椅，飞跑过去，一看，原来是椅边一大堆呕吐物。我把这个细节写到《风筝飘带》里，而且向伟大的祖国，辽阔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呼吁：“给年轻人一个拥抱和接吻的地方吧。”《北京文学》的编辑、回城知青章德宁（现为该杂志社社长）称赞我写得如何真实。他们那一代人大概都尝到过那种无处落脚的滋味。

却又是劫后余生，百废待兴，百废俱兴，充满憧憬希望。

我们也去过劳动人民文化宫，对着中山公园，原名太庙。这里我们冒着夏日的雷阵雨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同学旧友，大部分是那时的团干部聚会，一起唱了许多革命歌儿和苏联歌儿。古柏青松在雷雨后，发出的芳香沁人心脾。估计那里的负离子老鼻子啦，不需要添置什么改善空气的装置。在那个夜晚，我甚至觉得，我们还没有老，我们并没有受到太多的什么打击，我们仍然充满阳光。少年时代的影响是太大了，我们的底色既然是那样明朗，谁又能让我们变得阴晦如铅呢？

这也是回击。你不可摧毁我，你不可毒化这一代，你不可用卑鄙的阴暗取代我们心头的太阳。

住房里有一张小小的书桌，我在这里一住下来就继续写上了《布礼》。天热无君子，我光着上身，下身也只穿一件小裤衩，一面在噪声中写呀写一面挥汗如雨。一次这样一副打扮接待了来访的记者，被称为赤膊上阵。

《布礼》此篇在新疆已经动笔。这里需要补叙一下，我在回疆办理调动期间还应我多次供过职的杂志《新疆文学》之邀写了风味独特的《买买提处长逸事》，副题是“维吾尔人的‘黑色幽默’”。正文前我标上了“泪尽则喜”与“幽默感即智力的优越感”的自撰“格言”。还把幽默与空气阳光食品水并列为维持生活的基本要素。幽默是一种成人的智慧，我年轻时最不喜欢的就是幽默，我要的是煽情，是伤感，是献身的悲剧性，是一种价值激越，是爱欲其生恶欲其死的鲜明与决绝。劫后余生的王蒙，变得维吾尔人般地大大幽默起来，在某些事情上无可无不可起来。后来，尤其是二十一世纪到来前后，我也不止一次地遇到某类失望的愤青儿，也是惹不起锅只敢惹笊篱的愤青儿，对着我的笊篱式的幽默跳脚咒骂。这也是现世报应循环的一例吧。

后来这篇东西被朱虹翻译介绍给了美国，还被美国一家出版社收到一种小学语文课本里去了。

此外还写了《悠悠寸草心》与《友人和烟》，具体写作时间与情况，记不清了。

《布礼》自然没有多少幽默。我要写的是灵魂，是那个毒化人的心灵的岁月里人们所受到的灵魂的折磨。在那个年代的小说中是前所未有的，我写下了这样一些直面灵魂的句子：

黑夜，像墨汁染黑了的胶冻，黏黏糊糊，颤颤悠悠，不成形状却又并非无形。白发苍苍、两眼圆睁得像两口枯井一样的钟亦成拄着拐杖走在胶冻的抖颤中。呼啸着的狂风，来自无边的天空，又滚过了无垠的原野，消逝在无涯的墨海里。是闪电吗？是地光吗？是磷火还是流星？偶尔照亮了钟亦成在一个早上老下来的皱缩的、皮包着骨的脸颊。他举起手杖，向着虚无敲击，好像敲在一个老旧的门板上，发出剥、剥、剥的木然的声音。

钟亦成，钟亦成，钟亦成！

他发出的声音苍老而又遥远，紧张而又空洞，好像是俯身向一个干枯的大空缸说话时听到的回声。

钟亦成，钟亦成，钟亦成！

黑夜在旋转，在摇摆，在波动，在飘荡，狂风在奔突，在呼号，在四散，在飞扬。桅杆在大浪里倾斜，雪冠从山顶崩塌，地浆从岩石里喷涌，头颅在大街上滚来滚去……

钟亦成，钟亦成，你怎么了？

钟亦成，钟亦成，他死了。

闪电之后是彻底的黑暗。

寂静无声。暗淡无光。凝定无波。

王按，截至此处，也许能够看出鲁迅的《野草》的影响。下面是：

多么微小，好像一百个小提琴在一百公里以外奏起了弱音，好像一百支蜡烛在一百公里以外点燃起了青辉，好像一百个凌雪在一百公里以外向钟亦成招手……

布礼，布礼，布礼……你对我有什么意见？

他要追逐这布礼，他要去追逐这意见，他要抬起这难抬的、被按着的头，他要睁开眼，极目远望……

又是一道闪电，他看见钟亦成了，钟亦成就在凌雪的身边，戴着袖标，举着火炬。不，那不是火炬，那是一颗痛苦的、燃烧的心。

这里就不但有鲁迅了，有高尔基，有雨果，有蒙太奇，有交响乐，有贝多芬。

《布礼》里写了主人公的忠诚与冤屈，他所受到的许多不公正与残酷，他与凌雪的纯洁与勇敢。但是核心是上文这一段直入灵魂的疾书。这样的疾书，不敢说是唯一，至少也是极其少有。

我还要说，就在我完全不能写作的时期，我已经隐约准备着，一旦拿起笔，我要写出这黑暗中的空洞声音来。

“布礼”是布尔什维克的敬礼的简称，是共产党员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喜欢用的一个词，在自以为是职业的革命者的我们因公通信乃至私人信件中，常常写上“此致布礼”，这个词表达了革命者的一种骄傲与特殊身份感。后来，尤其是在中苏关系恶化以后，这个浪漫、（有点）幼稚（和装腔作势）、（过于苏联化）洋化的词已经从生活中蒸发。我当时以此作为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的标题，包含了弘扬自己的强项：少年布尔什维克的特殊经历与曾经的职业革命者身份的动机。我相信，到了这个年代，除了我已经没有太多的人怀念互致布礼的岁月了。革命的成功弘扬了革命，却也消解了、褪尽了革命的浪漫色彩。革命的曲折也使人难以坚持——直至会嘲笑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所以至今人们仍然不会忘情于切·格瓦拉，格瓦拉？我老王早就是过来人啦。

我偏要这样写，正是为了从另一个角度强调，那种怀疑和冷酷，那种内部的迫害与拒绝，那种打入冷宫长期废黜的做法是多么荒谬，多么丧尽天良，多么令人嗟叹。

中篇小说的突然行时，我记忆中与从维熙的率先实践有关，他的《第十个弹孔》与《大墙下的红玉兰》连续发表，我戏称他是“大墙文学之父”，而张贤亮只能算是“大墙文学之叔”。周扬读了从维熙的《第十个弹孔》，向我们称赞不已。

《布礼》的影响不算小。法共人道报出版社出了它的法译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出版了它的英译本，蓝温蒂译。

小说是发表在才创刊不久的《当代》上的，具体是孟伟哉同志编的。后来《当代》的一位女编辑告诉我，上海作家王若望说这是一篇“表忠心”之作。香港方面的反应更差，不止一次有人说“布礼”的名称肉麻兮兮。这也不难理解。他们的经验、心思和情调，与我不可能那么合拍。正如我很长一段时间不无偏激地认定香港影片是专门为庸俗的白痴们拍摄的。同时，比较有在老区当儿童团的经验的李纳同志，就特别喜欢此作。李子云也以“永远的少共布尔什维克”为题写了评论文章。倒是我自己在一些场合表示永远做少共是不可能的，该成长一定要成长，不成长就会变成可笑的丑态百出的老莱子，乃至于，就是犯罪。

《当代》时任主编的是秦兆阳老师，他盛赞此篇。后来在评奖中篇小说时，因为每个作者只能得奖一篇，对于奖《布礼》还是奖《蝴蝶》争执不下。有人问起我个人的意见，我说就奖《蝴蝶》吧，此事使秦兆阳老师甚为恼火。因为奖了《蝴蝶》等于挖了《当代》的墙脚而为《十月》添彩。后来《当代》自己奖作品时也说道，既然王某自己不抬举《布礼》，我们何必追着求着去奖它呢？

秦老师是从广西回来的，他在“文革”中受到极大的凌辱迫害。他特别与我说到被迫给红卫兵下跪时的感受，他深深觉得，人一跪，尊严扫地，人格无存。他家里挂着他的激情澎湃的诗，其中有“人民最伟大”之句。他热情地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发表在吉林省的大型刊物《新苑》上。他拿给我看，我觉得有点直露，未多表达自己的读后感。芳还提醒我，你的这种态度会让秦老失望和沮丧的。我犯了教条主义，说是艺术评价是没有情面与师生关系可讲的。我很可能给他造成了伤害。对不起了。

多么难忘的日子。十平方米的地盘，巨大的噪声，流浪着吃饭。且看故宫角楼上的朝阳与夕照，且看东安市场的繁荣与灯火，且看东华门大街的车水马龙。紫气东来，海晏河清有望。跳舞仍然可疑。李谷一唱《乡恋》的气声受到大报的质疑。邓丽君不知道算不算合法？已经悄然入境和风靡各地。各个活埋掉了的名字纷纷出笼。各种断绝了的来往一一恢复。昨天的铁案今天已经平反。昨天的冤魂，今天正在控诉。陶铸的女儿陶斯亮的文章感人肺腑。《于无声处》话剧演完以后，“四五”已经平反。文艺走在了生活的前面，走在了中央文件的前面！这是一个文学引领生活的时代！诗歌朗诵会上的诵读声泪俱下。朗诵家殷之光、瞿弦和……都是这个时候出的名。昨天是人人红卫，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今天是人人冤屈，个个受到“四人帮”的迫害。每天都有新的进展，每天都有新的阳光。每天都想再写一篇两篇三篇五篇新作，每天都得到邀请、拜访、采访、电话、约稿，国内以及国外。澳大利亚的与日本的友人。你笑着，你期待着更大的欢笑。你沉思，你准备着进一步的思想与经验的果实。你出口成章，你涉笔成趣。你谈言微中，你微言大义。你下笔千言，你谈笑风生。你谈虎也不再那么快就色变。你下笔如有神。你仍然是你，国运兴文运兴蒙运兴。世界是大家的也是你的了，国家是大家的也是你的了。党是大家的也是你的了。你仍然意气风发，你仍然充满希望。你的筋骨更加强壮，你的头脑更加精密，你的性格更加沉着。二十年后，你当真像是一条好汉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