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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院,我昔日的梦(代序)

协和大院 作者:韩小蕙 著


我的大院,我昔日的梦(代序)

初秋的协和大院,银杏叶刚刚黄了,美不胜收 韩小蕙 摄

在我从小到大的几十年里,家一直住在北京东单附近。

稍微熟悉北京地理环境的人都知道,东单距天安门仅一箭之遥,过去有牌楼一座,是进入皇城的标志,因此得名东单牌楼。解放前,东单一带居住的多为有钱和有身份的人,房舍地貌因而得以俨然些。若从高空俯瞰,紫禁城那一大片黄瓦红墙的宫殿外围,便是横平竖直街道上的四合院群落,这些四合院,一般都是硬山式建筑,青砖灰瓦,大斜坡屋顶的房檐下盘着一座爬满青叶的葡萄架。高级一点儿的,还有一扇红漆绿楣的大木门,门里是迎面一堵石影壁,门外蹲着两只把门的小石狮,这小石狮子似狮而又非狮,头部、四腿、爪子、尾巴全部嵌进石中,造型之洗练,令人想起古代的石雕。

然而我住的那座院子,却是一个迥然的例外。

这是一座深宅大院,深到占据了两条胡同之间的全部空间,大到差不多有天安门广场那般大。院内没有大雄宝殿一类的大屋顶庙宇,也没有雕梁画栋的中国式楼阁亭台,更看不见假山、影壁、小桥流水的东方风光,而是一个典型的欧洲小世界:绿草如茵,中间高耸着巨型花坛。树影婆娑之间,是一条条翠柏簇拥着的石板路,通往若隐若现的一座座三层小洋楼。小楼全部为哥特式建筑,平台尖顶,米黄色大落地门窗,楼内诸陈设如壁炉、吊灯、百叶窗等全部来自欧美,外墙上爬满了茂盛的爬山虎……

在东单地区一片宁静的四合院群落中,突然出现了这么一座西方园林,不由令人想起黄山的“飞来峰”,那是大自然的造化,这一个却是人工玉成。很多人说,大院是美国人1917年始造,属协和医院建筑群落的一部分,连各个小楼的编号也是与整个协和楼群排在一起的。也有人说,这是用清政府丧权辱国的“庚子赔款”建造起来的;不过查史书记载则不是,那上面的文字写着,用的是洛克菲勒财团的慈善投资。还有庶民说,解放以前,这个院叫“两旗杆大院”,说是门口常年飘着中国和美国两面国旗,里面住的都是洋人和中国的高级大医生。这一说未免带了点“洋奴”的嫌疑,我因此想考证是否确凿。按说年代并不久远,本应不难考,可是因了老人们的缄默,我也就至今没有弄清究竟。

不过住高级大医生一说是不错的。解放前,能够跻身大院并住进小洋楼的华人,全部为协和医院的专家教授。比如协和医院第一任有实权的华人院长李宗恩教授,就住在第41号楼,他本人是中国著名热带病学医学家、医学教育家。还有我国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大夫,住在第28号楼,一直住了半个世纪直到她去世。有故事,说是解放前,凡有病人找到林府上,即使是衣衫褴褛的穷人,林大夫也一律不让门卫挡驾,而是免费诊治,有时还施以钱财,致使京城遍传林巧稚美名。

大概是因了这些因素,老北京的平民百姓,过去从这院门口走过时,都是怀了敬畏之心的。久而久之,老百姓们的嘴上便约定俗成了对它的称谓——“协和大院”。

这称谓一直沿袭到现今。

20世纪50年代前期,美国洋大夫们撤走之后,李、林二位仍住在他们的小楼里。其他空出来的小洋楼,马上被当时回国参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海归”医学专家们入住了。那时的等级依然是森严的,正教授即一二三级教授者,可以住一座一座的带有木顶凉台的独楼,这样的独楼共有8座。副教授即四五六级教授者,则住在连成一体的有凉台而无木顶的联排楼,虽然叫联排楼,其实也是各个独自成一统的小楼,有单独进出的楼门,只不过是外在建筑结构连在一起罢了。

我有幸住进这样一座大院中,托福于我父亲。那时我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个军官,他所在的部队是北平解放后接管协和医院的部队。1957年,这批军队干部全部脱下军装,留在了协和医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系统。

当时的这批干部们也逐渐变得拖家带口,住房成了问题。但这支纪律严明的部队于教授们的洋楼秋毫无犯,只在大院后边的运动场上辟出一片地,盖了一座四层的宿舍楼和三排平房。这些砖木结构的新建筑,自然远远比不上泰国优种稻米灌浆、菲律宾上等木板铺地的小洋楼们高级和舒适,但军队干部们从军政委到小排长,没有一个人抢占教授小楼,这种状况差不多一直保持至“文化大革命”。

协和大院内的小楼也有很多不同的式样 韩方生 摄

我家搬去有点晚,是1960年,住的是三排平房中的两间,门前也盘着一个葡萄架。父亲那时在做医科院的组织人事工作,经常出入各个小楼的教授家门,我有时也跟着,便得以窥见小洋楼内的高级陈设。其实小洋楼对父亲来说并不陌生,解放前夕,父亲和他的共产党员同学们,就曾接受地下党的指派,以进步学生身份进入一座座小楼内,做教授们的争取工作。有一回,他当年的一位同学来家,还感慨地说起某次到××教授家去,教授请他们吃草莓冰激凌的情景。我的父亲却从未说起过那段辉煌的历史,他始终对教授们彬彬有礼。

他的迁居大院的部队战友们也都始终对教授们彬彬有礼。虽然他们之中有的人文化水平不算高,但他们都用严明的纪律约束着自己和家属,尽量遵从着这座学者大院的文明传统。我还清楚地记得,一次从幼儿园归来,我和小朋友们站在林巧稚大夫家门前的花圃看花,有一个小女孩忍不住想去掐一朵极美丽的蔷薇,恰巧被林大夫看到。一生酷爱鲜花的林大夫生气地制止了她,我代那个小女孩认了错。那一年,我也就6岁,以后,我们一群孩子再没有伤过大院的一花一叶。

我上小学那一年,我们家突然成为全院最瞩目的家庭。那是1961年,我哥哥韩方生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在北京排名第一的男四中,这在大院众多的孩子中是绝无仅有的,这很使我父亲光彩了一阵子。后来我的学习成绩也很好,大院里有10个男孩女孩与我同班,我的成绩总是稳稳地排在前一二名之位,让其他孩子们自叹弗如。我的小心眼里便也存了一个愿望,希望到我考中学时,能考入在北京排名第一的女校北京师大女附中,使我们家庭再度光彩一次。可惜后来碰上了“文革”,使那愿望成了泡影。

不过坦白地说,我那时可真不用功,只知道疯玩。

大院的花草树木最令我着迷。每年春天,阳历3月中旬开始,我们一群孩子便天天跑到大院门口去盼望杏花。那里有一棵一抱粗的老杏树,不知是地气还是天光缘故,年年都是它最早抖擞起密密匝匝的花骨朵,在寒风中便绽出淡粉色的小花。每年每年,当我们一连企盼数日,终于发现老杏树的花枝上出现一朵、两朵小花时,便一个个惊喜得大叫大跳,在大院里飞奔开,告诉每一个碰见的大人和小孩:

“老杏树开花啦,春天啰!”

记得每个大人,不管是教授还是干部,全都冲我们点头微笑,仿佛我们就是那杏花,就是那春天。等如今我已长大成人,重新揣度从前那些大人们的心态时,愈发体味出成人的那种对不曾留意的春天猛然莅临的欣喜。

那棵老杏树,一定是协和大院众花树的精神领袖。从它的花朵绽开之日起,我们大院便一年鲜花不断了。第二棵开花的是黄家驷教授楼前的那棵“中年”杏树,而第三棵则必定是29号楼旁边的那棵“青年”杏树。这三棵杏树开罢了,就是雪白的梨花了。大院里只有一棵梨树,每年结不结梨印象不深了,但那随风飘曳的冰清玉洁的梨花,却永远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大院里的紫玉兰年年开花繁盛 韩方生 摄

谢了梨花,大院的花事就纷繁起来了:大门口的迎春花迎客始罢,甬道两旁就走来一棵棵白丁香紫丁香。不几日,桃花也伴着嫩叶开了出来。还有我最喜欢的灌木榆叶梅,一团一团的粉红色像人工造出的大花球,远远地就让人看醉了眼。这时候,草地上的绿草,也早已染绿了那一方方土地。柳条依依,白色的柳絮迷蒙了天地空气。最给人以喜悦的是生命力极强的杨树叶,等它们唱歌似的一齐摆动着新绿时,不要说从它们之下穿行,你就是看着它们成长,也痴痴地觉得自己正在长大似的——那时候,我是多么盼望自己快快长大!

而大院里的人们,不论是教授们还是干部们,一个赛着一个地“贪婪”,对周围这么多奇花异草仍嫌不够多,还一起动起手来栽花弄草。于是,看罢了绿树,再回头来看鲜花,便更加眼花缭乱了——粉白相间的海棠花,红的、黄的、紫色的月季,重瓣的芍药,甜香的槐花,火红的石榴花,五颜六色的蝴蝶花,小太阳似的蒲公英,小红灯似的倒挂金钟,名贵的花之王君子兰,还有奇异的令箭荷花和仙人掌花,一现的昙花和千年铁树花,浓香的晚香玉和夜来香,娇嫩的含笑和美人蕉,挺拔的大丽花和菊花,以及红云似的一品红,婀娜多娇的仙客来……还有许许多多我叫不上名字来的各色花卉,直开得将春延长到夏,将秋延长至冬……

前面说过,我们大院离天安门不远,这便占尽了地利之优。我们这群孩子们,一年之中最欢乐的两个夜晚就是“五一”和“国庆节”。一俟那轰鸣的礼花腾空,院子里就被花朵的雷霆灼照得红腾绿舞,亮如白昼。如果风向对头,还会有一顶顶白色的降落伞从天空飘下,把我们撩拨得哇哇大叫……

30号楼外景 韩方生 摄

啊,如今想起这一切,真是旧梦依稀,止不住的女儿情呀!而这一切,至“文革”罹祸,一夜之间便被破坏殆尽了。

那个血雨腥风的1966年,先是花草树木被砍、被烧,又是抄家的书籍旧物被砸、被焚,冲天大火一连烧了数日。后来,便是医院里的“造反派”携家带口搬进来“占领牛鬼蛇神大院”。理由是:“你们这些走资派(指干部们)和反动权威(指专家们),住着这么好的房子,是对广大工农兵的蔑视和欺侮!”于是,教授们被勒令腾出一间又一间住房,由洗衣工、清洁工、门房、厨师、花匠……组成的住房大军,住进了一座座哥特式小洋楼。

唯一幸免的,是28号楼。当时按照周恩来总理指示,北京市公安局派人保护了林巧稚大夫一家,使大院得以保留下唯一一座教授楼。

十年不短,大院当然发生了一系列大小事变。因其重提引人心酸不已,干脆跳过不提。只有两件事不可忽略过去。

第一件,是工人阶级进住不久,院里召开居民批判大会。为的是新搬进来的一个厨师,走路有望天的毛病,院子里的孩子淘气,给起了“望天儿”的绰号,还跟在他背后学他走路。吓,这可是犯了滔天大罪!一位当时被造反派结合的、红得发紫的小干部慷慨激昂地发言,激动得声音都走了板:“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这是走资派和反动权威们在发泄对工人阶级进住大院的不满……”

第二件,是1972年某日清晨发生在大院的一幕:那正值美国尼克松总统来华访问期间。那一天,晨练的人们刚刚归至家中,大院里走进4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只见他们随处走着,拍照着,最后停在44号小楼前。这座小楼自从6年前一位清洁工住进后,在半个木顶凉台上垒了一间有门有窗的小平房,还留了一个烟囱通道,使哥特式风格融入了某种中国的建筑文化。4位洋人大概被这种神奇的“洋为中用”能力惊呆了,半晌才如梦醒来似的举起了照相机……后来,从当时的最高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传来消息,这4个洋人是跟着尼克松来访的美国人,其中有一位当年曾在这大院里住过,大概是寻故地来了。“革委会”认为那位工人严重地丢了中国的脸,措辞严厉地限令他于××日内将小平房拆除,恢复哥特式原貌。而那位工人全家拼死拼活地“捍卫”不拆,又让“革委会”丢了一次脸,那小平房也就一直保留了下来,屹立至今。

如今,每当我看到那“中西合璧”的44号小楼时,心里都涌出一丝惆怅。物非人非,今日的协和大院里,已住进200多家,除了教授、干部们之外,还有工人们以及他们的家属儿女,几乎百业俱全。最有意思的是那家有着两辆外国小轿车的个体户,昔日是大院里最贫穷的一家,全家六口人就靠当家的40来块钱吃饭。如今,已成为大院里食最精细、衣最美艳的首富。

真是世事沧桑啊!我的大院,也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呦!

2003年协和大院被公布为北京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韩方生 摄

所幸的是,改革十年,大院又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草坪又重新植上了,柏树又重新栽上了,花坛又重新砌上了。还于一片绿意鲜花之中,新添了两座历史上也不曾有过的白色的藤萝架。一株盆粗的银杏树和五株两人搂抱不过来的老槐树,也被挂上“古树×××号”的标记,被铁栅栏保护起来。大院又重新恢复了四时鲜花不断的面貌。在今日高楼林立、喧闹拥挤的北京城中,这一座花园式的院落,更显示出幽深的宝贵,便于一早一晚,吸引来大批的附近居民。清晨来打太极拳和跳迪斯科操的老年人居多,傍晚是牵了孩子来散步的中青年夫妇们,与红花绿树交相辉映在一起,又构成了一幅幅颇动人心弦的画卷……

那三株报春的杏树,竟还都幸存着。虽然其中的两株各被劈去一半枝杈,但两株半残的树都还在开花、长叶、结果。只是这一切亦是物非人非了——我早已不再是20多年前那个梳辫子的小姑娘。那在寒风中天天企盼开花、然后惊喜地向大院里的人们报春的小姑娘,该是我的女儿了!这满院神奇的花草树木,也该是属于她的了。

只有这悠远的旧梦,依然属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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