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陈 坚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浙江向有“半壁江山”之称。浙江作家可谓群星璀璨：除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众所周知的大家之外，还有相当多的优秀作家对现代文坛做出了独特而卓绝的贡献。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浙籍现代作家进行了宏观而全面的研究，如“文学浙军与吴越文化”、“浙江20世纪文学史”等。但具体作家的个案研究仍有值得开掘的地方。一是已有的作家作品个案研究多为以前的研究成果，研究思路与方法都略显陈旧；二是由于受历史政治或社会原因的影响，或是难以纳入现有的学术框架中理解，一些重要作家的文学史及文化史意义被逐渐遗忘，淡出人们的视野。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曾经目击过现代文学现场的作家后裔、亲友、学生，渐渐失去跟踪线索，他们鲜活的直接记忆、他们保存的一手资料更是亟待激活与抢救。因而，为丰富文学史的多元面貌、复活历史记忆，除了宏观理论的研究之外，对一些已被淡忘的重要作家的具体研究显得尤为迫切。现代文学绍兴作家群中的重要一员，被鲁迅称誉为“诗孩”、后又担任北方左联书记的孙席珍就是这样一位值得关注的对象。

孙席珍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已开始创作。他的“小诗”创作，出现在冰心、宗白华等人的“小诗体”渐渐消歇，新格律诗又尚未成熟的时期。他将“小诗”铺陈为抒情长制，兼具徐志摩的抒情与冰心的哲理之长，成为现代新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过渡，鲁迅、刘半农等赞他为“诗孩”；他的《槐花》、《五妹》等散文体小说，是对郁达夫“自叙传”小说的继承与创新，笔致清丽细腻，弥补了郁氏“自叙传”多狂呼而少情思的不足，更能在创造社的心灵自叙之外涂抹上文研会的社会写真背景，从而将“自叙传”小说推上了情理交融的新的高峰，为其赢得“京华才子”美誉；亲历北伐战争的孙席珍奉献了“战争三部曲”，冯乃超、沈从文、冯雪峰等纷纷撰文评价，法国、丹麦、日本等国先后节译出版，孙席珍亦被称为“战争文学家”；而在30年代的北平，孙席珍担任北方左联的领导人，他的“新乡土小说”代表作《阿娥》被斯诺选入《活的中国》，并称其为鲁迅之外最喜爱的小说。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上述文学创作实绩并未得到充分的肯定与评价。这可能与孙席珍的文学观有关。从文学走向革命的孙席珍向来认为文学应当是有所为的，但又不满于左翼文学粗疏空浅的标语口号式写作。这样一种文学态度自然有些两面不讨好的尴尬。于是在与现代评论派、革命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中，孙席珍往往陷入论争双方的中间立场。对于现代文坛的人事纠葛、思想斗争，孙席珍是身处其中，又作出了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

孙席珍是创作与研究并重的文学教授。早在30年代，他的《近代文艺思潮》、《高尔基评传》、《辛克莱评传》、《英国文学研究》、《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等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或重要成果。新中国成立后以一人之力撰写的西欧、东欧、日本、印度、阿拉伯等国文学多为填补空白之作。受国家教育部委托，由先生主持翻译默雷的《古希腊文学史》，至今仍是研究希腊文学的权威力作。

我在50年代曾亲受教于孙先生，他在课堂上幽默风趣，很能启发听者的学习热情。先生博闻强记，常常只用香烟盒纸一张，略作标记，便可对学生侃侃而谈，滔滔万言不能止。王姝是我的学生，她自2006年年末起，便来向我请教，开始研究孙席珍。几年来，她认真积累、检索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又多次采访孙席珍先生的亲友、学生，将口述所得与书本材料两相对照，钩沉爬梳，终于全面呈现了孙席珍的文学创作与研究，以及先生许多不为人所知的革命经历，并对之作出了不偏不倚的客观评价。其中，如对孙席珍与鲁迅、郭沫若、周扬等人的交往，大多同文学史上的重要史实有关，又同现代文坛的左右之争密不可分。类似这样的发现，大多从口述史实与原始资料中探寻而得，许多为第一次的解密，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王姝能沉潜为文，为孙先生勾勒了这样一幅生动完整的画像。这部著作不但丰富了浙江作家的个案研究，而且于私的角度来说，这恐怕也是师生间薪火相传的另一种形式吧，故我乐于为之向读者推荐，是为序。

2013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