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论“文德”

听钱钟书讲文学 作者:李莫谦 著


论“文德”

写文章要讲究文德。在文德的诸多定义中,钱钟书认为章学诚[10]的看法比较合理。文德就是提笔为文时的态度,正心诚意,实事求是,不献媚邀宠,不大言不惭地说谎话,即一般人所谓的文学良心。有追求真理的勇气是有文德的前提基础。

作文和做人各有不同的标准。善良诚信之人未必做得出好文章,仅凭一篇才华横溢的文章也无法判断作者的为人。道德与文章好像并没有必然联系。但是,在大多数人心目中,著书立说是一件严肃神圣的事。它不仅是个人才华、心智、创造力的燃烧,是生命价值的体现,更重要的是,文章世代流传,和社会风化密切相关。正是因为有那些视作文为生命、更视作文为一种神圣使命和责任的人,我们的文化宝库才能积累下一笔又一笔的财富。他们以生命诠释了文与人的统一,使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文德。

文德,历来是文人学者热衷于讨论的一个话题。钱钟书也曾对此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他将文德划分为六类。第一种是指“政治教化”,区别于“军旅征伐”。如《论语》中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就是说,如果偏远地区的民族不肯服从,就要提高本国的政治教化水平来感化他们,使之心悦诚服;第二种泛指人的操守言论的表现。“文”与“纹”相通。虎豹有适合他们的威猛矫健的花纹,星空呈现出变化万千的迷人景象,这是自然藉以示人的花纹。著书作文、举止行动显示作者的品德,是其德操的标记。因此,没有德就不能见之于文,文恰好足以显示其德,文德的意思就是“品德流露为操守言动”。文与德之间,更偏重于德;第三种意思就是指著书作文。如王充[11]《论衡》中说:“官虽倾仓,文德不丰,非吾所臧。”意思就是虽然高官厚禄,但是胸无点墨,文无一词,这也不是他所欣赏的。文与德之间,更偏重于文。但是,无论偏重哪一方面,文与德始终互相贯串,德因文显,文因德着,两者既相区别又互为表里,这两种意思都是王充所解释的;第四种意思是章学诚所谓的“文德”,也是钱钟书最赞赏的一种。章学诚说:“凡为古文词者,必敬以恕。……敬非修德之谓,……恕非宽恕之谓……知临文不可无敬恕,则知文德矣。”又说:“德者,何也?谓著述者之心术也。”文德就是提笔为文时的态度,正心诚意,实事求是,不献媚邀宠,不大言不惭地说谎话。钱钟书说,章学诚的文章之德实际上就是今人常说的文学良心,一般道德修养的人,不一定有章氏所谓的“文德”;第五种意思是指成章之后的性能功用。南北朝时期的文艺理论名著《文心雕龙》中说:“文之为德也大矣”,就是说文学的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审美效应都十分显著。“德”即功用或属性。第六种是以能做文章为有文德,与道德修养没有关系。这一含义从未有人明确提出过,是钱钟书从唐朝人的文章里拈出来的。

这六类对文德的分析,或笼统含糊,或粗疏肤浅,只有章学诚才把著书作文时的居心——正心、诚意、不昧良心——作为文德的内涵。但章学诚讲“史德”(修订史书作者的必备之德)比较多,后人的理解也多偏于这个方面,而对他的文章之德,很少有人像钱钟书谈得那么透彻。钱钟书强调的是“文章之德”,即“下笔时”对自己的要求准则。不仅编订史书的人需要遵循这种准则,一切“求道为学”的人,都须遵循。钱钟书引用荀子的话:“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不动乎众人之非议,不冶观者之耳目,不赂贵人之权势,不利传僻者之词。”这才是著书立说的德操。仁心即善心,“以仁心说”指教导别人的时候,应当以善意的开导为主,不用华丽的辞藻,尖利的词锋。学心即虚心,“以学心听”指聆听他人教诲时要谦虚恭敬,不争辩。公心即至大至公之心,“以公心辨”指辨别他人之说时,应本着公正的标准。能做到这三种“正心”,才能做到下文的“四不”。“不动”是说不为众人的非议所动,不随波逐流,坚持真理。“不冶”是不投观者所好,不哗众取宠。“不赂”即不贿赂贵人,不趋炎附势。“不利”指不附和传播者的邪僻之辞。“四不”正是为文的胆识和勇气,是为文的德操。

黑格尔教导学生时说“治学必须先有追求真理的勇气”,钱钟书认为这是以文德为前提的。南北朝时的范缜[12]、刘勰、钟嵘[13]在他心目中就是有真理之勇的人。他就以他们为例来说明文德。范缜是南朝齐竟陵王萧子良的侍从。竟陵王是齐武帝的二儿子,地位尊贵,极有势力。他深信佛教的因果报应、轮回转世之说,而范缜不信佛教。子良问他,你不信因果,为什么人世间有富贵贫富之分呢?范缜回答道,生命好像开在枝头的花,在同一个枝条上成长,在同一个花蒂上开放,随风飘落,有的落在华美的枕席上,有的落在茅厕里,这就是您和我的差别。子良不能说服他,很不高兴。范缜又写了《神灭论》说明自己的观点。子良做了梁武帝后,旧事重提,发动群臣对范缜口诛笔伐,但《神灭论》的思想严谨周备,尽管发难者气焰甚嚣,范缜却岿然不动。《神灭论》依然成为无神论的典范之作。钱钟书评论道:反对者声势显赫,讨伐之声拥满朝廷,即使这些人强词夺理,虚张声势的样子也足以把人压倒,范缜不但不退缩,势单力孤反而抗辩滔滔,以一对多,使得梁朝君臣好像麻雀群集斗鹰鹞,好像群狐斗虎,人虽众多终究无用。或者范缜的勇气是因为梁武帝的大度,所以他有恃无恐,总之两者都是难能可贵的。《荀子》曾说,若天下的人能了解我,那就和大家一起同甘共苦。若人们不了解我,那就巍然屹立于天地之间,无所畏惧,这是大勇。范缜的为人可称为大勇,能写出千古流传的《神灭论》也并非偶然了。

开六朝文论之先的刘勰、钟嵘属于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不贿赂权势的“文德”之士。刘勰创作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体系的文学理论著作之一。钟嵘的《诗品》是专门论述诗歌的第一部著作。两本书被后世学者誉为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双星”。两人能为文学批评做出不朽的贡献,和他们不随波逐流的文德有关。梁昭明太子、简文帝非常赞赏陶渊明,但刘勰、钟嵘自有独立的见解,并不因皇帝的喜好就对陶渊明另眼相看。《文心雕龙》除了在《隐秀篇》中将陶渊明一笔带过之外,其他地方就不再提及。钟嵘在《诗品》里虽然将其奉为“隐逸之宗”,论及陶渊明的“人德”,却将他列为中品。钱钟书评论说:刘勰、钟嵘不是陶渊明的知音,但是,刘勰作为昭明太子门下的侍从,却不因权势改变自己的立场,不说违心的话,其文德几乎能和范缜相媲美了。对陶渊明的理解如何暂且不论,钱钟书欣赏的是两人作文的勇气和独立品格。

孤陋寡闻却偏要架起空中楼阁,为了维护自己的孤陋之见而诡辩,歪曲真理,说着违心的话哗众取宠,都是缺少文德的表现。本着科学的态度追溯事物的本原,本着好学深思的态度探究事理,不惧怕改正错误,面对打击压制不退缩,都可认为有“真理之勇,文章之德”。钱钟书引用一位17世纪英国哲人的话:深思好学的头脑必须同时有纯正的心灵和端洁的精神。我要把道德作为最严谨的名辩。后一句话含义精深。心灵的辩证法是最严谨的逻辑思辨,任何伪饰的行为都不免留下破绽。心之诚伪无论表现得怎样委婉曲折,都会呈现其本质,逃脱不过心灵的逻辑裁决。所以,没有文德的人怎样伪装也绝难写出天下的至文,除了有才华和学识,追求真理的勇气和下笔时的道德良心才是写好文章的前提条件。借用《文心雕龙》里的一句话“修辞立诚,无愧于心”。尽管作文和做人会有不同的准则,文章和作者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差距,但一个“诚”字,却是两者共同的品德。正是有那些尽管身处不易之境仍不肯违心罔己的仁智之士,用他们的言行,用他们的文章之德和真理之勇,写下一篇篇光辉的文德论,才有了人类文明精神的绵延传承。历史,因他们而传承,因他们而可信。

要点

1.作文和做人既有相通之处又不尽相同。立身须谨重,文章须放荡。没有曲折委婉的笔触,写出的文章会失于平淡。刻薄人善做文章。

2.虚构创造是作品的生命。不能把作品看做作者的身世自道。以文章判断作者的德行善恶,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把作品的虚构想像和作者的亲身经历混为一谈。

3.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文不一定如其人。文章中的作者和生活中的作者经常自相矛盾。文章的格调境界是作者性情的自然流露,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如其人。文章中的人和生活里的人都是真实的,这说明了人的复杂性、两面性。

4.做人要有道德,作文须有文德。文德的基础是追求真理的勇气。

注释

[1] 诗史:是中国传统的对诗歌本质的看法。中国是一个重视历史的国家,很多人把诗歌和历史混淆起来,认为诗歌要有真实的历史作为依据,于是把作品当作作者真实经历的反映,把各种比喻都理解为作家的理想抱负的投射,特别是自从屈原以后,香草美人几乎成了贤相明君的固定说法,这种观点对一部分诗文适用,但是忽视了艺术创作的虚构性,忽视了诗歌本身的审美规律,因此受到钱钟书的批判。

[2] 《文心雕龙》:南朝刘勰创作,因为写文章要仔细雕琢,多方修饰,好像雕龙一样复杂细致,故如此命名,意思是文学家运思写作好像雕龙。全书10卷,50篇,谈到了文学的本质与起源,构思与创作,风格与体裁,写作技巧、批评与欣赏等多方面的问题,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最杰出的一部著作。

[3] 美刺:中国古代关于诗歌社会功能的一种说法。“美”即歌颂,“刺”即讽刺。

[4] 宋玉:战国时期楚国人,相传为屈原的弟子,曾为楚顷襄王大夫,流传至今的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六篇作品。

[5] 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西汉成都人,擅长写作辞赋,著名的有《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都是汉大赋的杰作,王莽时因事被株连,投阁自尽。

[6] 嵇康:223—263,三国时魏国人,著名文学家,诗风洒脱豪侠。他的《声无哀乐论》是一篇杰出的音乐美学论著,也是玄学的代表著作。

[7] 魏收:505—572,北齐史学家、文学家,与温子升、刑邵并称北朝三才子,但生性轻薄,官至尚书右仆射,编修国史,著有《魏书》,当时的人因为他褒贬不公,称该书为“秽史”。

[8] 阮大铖:1587—1646,明朝人,天启年间任吏部都给事中。因为依附宦官魏忠贤被罢官。明福王时,和驸马马士英共同把持朝政,官至尚书。清兵进攻南京时,主动乞降,后来因为一次卖国的密谋被识破,跳崖而死。

[9] 潘岳:247—300,西晋文学家,曾任河阳县令,因在县里种满桃李,一时传为美谈。他擅长辞赋,尤其擅长悼亡诗。潘岳长得非常漂亮,传说出门时妇女向他乘的车上扔果子表示爱慕,果子装了满满一车。后来“潘郎”就成了妇女所爱慕的男子的代称。

[10] 章学诚:清代人,在清代的最高学府国子监任职,学贯古今,尤其精通史学。

[11] 王充:东汉时期的著名学者。他小时候学习儒家,但又能兼通百家,只做过一些小官,还不断和上司发生矛盾,于是弃官回家,专门进行学术研究。他的《论衡》抨击神学迷信,同时还提出了如何正确写作,什么样的书才是最有价值的和最美的等问题。

[12] 范缜:南朝梁人,著作《神灭论》针对当时佛教盛行的现象进行了犀利抨击。

[13] 钟嵘:南朝人,他创作的《诗品》也是文学理论名著,和《文心雕龙》一起被誉为文论史上的“双星”。此书主要对从汉到梁的122位诗人进行了诗歌品评。

思考题

1.如何理解“刻薄人善做文章”的观点?

2.“文如其人”到底对不对?怎样辩证理解它?

3.如何培养自己的“文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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