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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彭明教授感慨良多

彭明教授纪念文集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组 编


送别彭明教授感慨良多

张同新(注: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教授。)

2008年6月27日中午,鹏飞电话,说彭明老师上午9时许过世了,心力衰竭,这使我颇感意外,本不应该走得这么快。第二次抢救无效,生命终止了,他患胃癌,北医三院手术成功,本不应该走得这么快、这么急。万万没想到临终的病症不是癌细胞的恶性扩散,而是致命器官停止工作,让他的人生之路终止在85年的路程上。人生本有很多无奈,而最大的无奈是不知道上天什么时候不允许你前进了,无论是顶天立地的伟人,还是草芥小民,上天一律平等相待。昨天,也就是2008年7月3日,上午9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竹厅,举行彭明教授遗体告别仪式。他的生前好友、相关领导及各界学者200多人,向彭明教授的遗体默哀、三鞠躬、献上秋菊,送彭先生上路,驾鹤西去。逝者完成了人生辩证法的过程,生者还要续唱生命之歌,这是世上每天都会有的事情。生者感慨一番,过了这个关口,除了牵肠挂肚的至亲而外,也许逝者就永远消失在茫茫的宇宙间了。

彭先生匆忙远去,我却感慨良多。我与彭老师交往,是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我到党史系任教第三年的事,以往我虽早闻其名,却从未交往。我到党史系后,与彭老师分属两个教研室。彭老师是学术界的名人,中国人民大学的元老,全校屈指可数的老教授,经常与他接触的是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的老师们。我的情况与党史系的绝大多数人很不相同:一是外来户,原本与党史系没有关系,是从学校党委武装部转过来的;二是落脚在中国革命问题教研室,似乎与彭老师所在的教研室不搭界;三是我是一个无名小辈,很少有人相信我会担任教学工作。风言风语不少,这使我更加埋头工作,很少与他人交往,更谈不上与彭老师交往了,自我感觉,我们的距离太大,既“够不着”,也“没必要”,所以在党史系工作的最初两年多,我与彭老师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交往。可是不知有一种什么力量,在不知不觉中,将我与彭老师相差14岁的一“老”一“小”牵到了一起。也许这就是我对彭老师西归感慨良多的起因吧!

我们最初的实质性接触是1980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我从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前身)政府系返回中国人民大学,来到党史系,开始从自己的老本行“武装斗争”专题做起,在自报选题、系务会议通过后,将讲课与科研的重点转向“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目的是要把中国共产党开创的“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历史背景彻底研究清楚。经过一年半的时间,我写出了一份35万字的专题讲义,交到系里打印成两册,并取得了讲授这一专题的资格。彭明老师从1978年初,就被李新同志请去,参加《中华民国史》的编写组织工作。我对此则一无所知,只是埋头做我分内之事。1980年3月,记得是新学期刚开学没几天,系办通知我去胡华同志那里,说找我有事情。当时胡华在红二楼有一间房,平时他在那里办公。到了胡华同志那里,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李新同志坐在那里,桌子上放着我写的那份蓝色封面的讲义打印稿,而修改稿已作为《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的书稿,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付梓。胡华同志说:“是李新同志找你,给你一项任务。”李新直截了当地说:“张同新,你写的讲义彭明同志给我看了,我给你个任务,从现在起参加我们那里的档案资料整理、编选工作,具体项目是近代史所与南京二档馆合作,整理冯玉样的日记。你作为近代史所的成员,每年要去南京二档馆工作一段时间,系里的课照上,胡华同志已经同意了,时间安排由你们系与所里协调,教书与整理档案两不误。具体怎么做,你到近代史所,找陈民同志,你们俩代表近代史所,你听陈民的。”这就是下命令,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李新同志是老革命、人民大学创办元老、近代史学界的领军人物,像我这样的小字辈,只能服从命令听指挥,没有权力选择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不过,当时我心里很高兴,这是难得的学习与锻炼的机会。可是,彭明老师怎么就想到把我写的讲义稿送到李新同志那里去了呢?这是我第一次与彭明老师有了联系。

同年10月,中国现代史学会在西安西北大学举办第一期讲习班,我与彭明老师一同应邀前去讲课,吃住在一起7天时间。讲习班开讲,彭老师讲第一讲,领先登台授课。我很荣幸,排在第二位。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在彭老师开始讲第一讲时,他向来自全国各高校、博物馆、科研机构的教师、研究人员近千人说了很长的一席话,介绍我这个无名小辈及研究成果。他不是简单地夸奖,而是讲如何拓展思路、放宽眼界、解放思想、广泛占有原始材料,提高科研与教学水平。我听了头上直冒汗,心里在打鼓,不是兴奋,而是被吓了一跳。我反复问自己:“彭老师讲的真是我吗?我那东拼西凑的东西真的有那么大的学术价值吗?”“不,他是在讲应该提倡的治学精神,鼓励青年教师既要坚持科学精神,大胆探索,又要自觉地摆脱原有的各种条条框框。”当年我43岁,已过不惑之年,不年轻了,而学术研究的道路才刚刚走上正途。从那时起,我成了“游方和尚”,到各地游走“念经”,几乎走遍了全国各著名高校、党校、军队院校,这与彭明老师在1980年10月,把我向全国“隆重推出”是分不开的。从那时起,我与彭老师的关系,就逐渐非同一般了。可见,在送别彭老师那一刻,我的心情该有多么沉痛了!

彭老师的学问做得好,是全国学术界公认的,《五四运动史》荣获国家奖,就是最好的证明。离休后中国人民大学授予他“荣誉教授”,充分肯定了他对中国人民大学的贡献。他极力倡导做学问要按范文澜老先生提出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精神去做。对此他言传身教,写了《板凳集》一书,深刻地论述了他一生教书育人的心得体会,这是人们都看到的。彭老师做人,比他做学问也许更值得称赞。在他身上找不到一般文人似乎都有的一些小毛病。他为人忠厚、诚恳、谦虚,善于发现他人的长处,总要找出自己的不足。在我与他20多年的密切交往中,无论谈什么话题,我从来都没听到他说过别人的短处,总是讲一些某某人之所长,赞扬他人的好品德。有人对彭老师作过负面评价,也许有些话还很难听,甚至达到让一般人都无法容忍的程度,可是彭老师却从不介意,只是微微一笑地说:“我心里明白,说就说吧,我不在乎。”如果没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能够坦然处之吗?他外出讲学,我们多次相伴而行。20世纪80年代各地的条件都很差,吃、住、行,甚至连讲课的课堂条件都没有中国人民大学好。听课的人又多,主办单位缺乏经验,有些手忙脚乱,对请来的讲课老师难免照顾不周,可是我从未听到彭老师说过半句对接待表示不满意的话。主办单位知道接待工作没做好,看到彭老师如此善解人意,心里都感到内疚,同时也更加敬重彭老师的为人,所以各单位都愿意请他去讲学,而只要彭老师能安排好时间,他从来都是无条件地欣然前往。也许有人会说,“一定拿了很多讲课费吧”,错了,大错特错。20世纪80年代还不是金钱挂帅,除了免费吃住,包差旅费之外,只是象征性地给几个辛苦钱。那几个钱还不如多发一两篇文章来得多,如果不是出于公心,而只想到私利,彭老师是不会辛辛苦苦,到处奔波的。有一个简单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一点。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受到邀请外出讲学的老师可不少。就现代史、政治理论课这个领域,就有十来位先后受到邀请。后来逐渐少了,除了课题内容的原因外,受邀请的老师让主办单位为难,感到无法招待,请了一两次,第三次就不敢劳其大驾了。彭老师的朋友多、学生多,他的平易近人、助人为乐、为人处世十分谦和的品行是很重要的原因。

自左至右依次是:张同新、彭明、陈治世(原“台湾政治大学”校长)、李文海(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彭明老师非常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给他们解难题、讲治学经验、指引研究方案,推着青年人前进。他尊重他人的个性,希望青年人在各方面都能超过自己。他与同行讨论问题,无论是同辈还是后生,一律以平等地位讨论。他善于在不同的学术观点中,发现值得深入研究的亮点,鼓励青年人走出一条教学、科研的新路。他从不把自己的见解强加于人,而是共同切磋。他担任课题研究的领衔人时,既能真正起到项目主持人的作用,又能充分发挥课题组各成员的作用。课题成果分工由他本人编写的部分,他一丝不苟地编写;由他人负责的部分,他也尽到自己的责任,审阅、修改、指导。因此凡是他所承担的科研项目,学术水平都是上乘的。当今学术界“拉大旗做虎皮”之事并不少见。这不仅败坏了大人物的名声,也使文化市场的垃圾作品堆积如山,既是极大的浪费,也败坏了社会风气。彭老师与其指导的研究生都建立起了亦师亦父的关系,他教导学生要踏踏实实做学问,端端正正地做人。他没有门户之见,无论何人、何种学术观点,只要愿意前来交流,他都热情相待。他鼓励他的学生多向其他老师请教,不赞成自己的学生总是围着自己转。他的学生写出毕业论文初稿,都要请在某一方面学有专长的老师进行审阅、修改。这些本来应该是每位教师应有的作风,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坚持这样做的教师并不多,封建门户思想还在相当多的教师身上存在。在社会浮躁的大环境下,彭老师始终保持人民教师应有的情操,实在难得,所以他的学生对他的感情之深,是不言而喻的。前来吊唁的学生,有的从上海赶来,有的从西安飞来,还有的听到不幸消息后,放下手边急于要完成的任务,连夜从苏州奔来,就是亲生儿女也不过如此吧!

彭老师的学术造诣之高,大家公认,可他从来不以学术权威自居,经常思考自己的不足,不断研究新问题。他对五四运动的研究,全国还没有人超过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研究的深入,彭老师发现还有多方面没有涉及,严格地说那只是半部五四运动史。他为弥补这一缺陷,在晚年带领学生扩展研究领域,又有了许多新成果。如果不是命运催他过早地跨上鹤背,也许还会有《五四运动史》的下部书问世。

彭老师走了,他的声誉留在了人间。他的人生路是坎坷的,那是历史造成的,他无论在什么环境下都在努力进取,修身、治学,尽力为社会作贡献,给后来人树立了为人处世的榜样。彭先生是我们做学问的楷模,更是做人的楷模。

2008年7月5日至6日,于北京西顶时雨园长弓新斋

原载《北京党史》,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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