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老师——彭明教授

贺渊(注：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彭明老师1989级博士研究生。)

迟迟不能动笔，是因为随着彭老师的离去，我真切地感到秋风的萧瑟，人生就像是一颗果实，总会被无情地吹落。当生命的花朵绽放，她的神情和内涵隐隐发出的灵性光泽，无法复制，难以描述，有的只是一种说不明、道不白的感受。但是，我想再度体会曾经的岁月，以一个学生的角度，来回忆我们的彭老师。

想到彭老师，一股暖意便会袭上心头。第一次见到老师是1985年。当时，我作为一名青年老师，有幸被杭州大学派往南开大学参加一个思想史进修班(注：主办这个进修班的是当时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思想史教研室和南开大学历史系。这个班使我有缘结识我的恩师林茂生教授，并于1986年考上了他的研究生。他始终是我理想中的共产党员的现实化身，他正直、智慧而有担当。同时，还认识了研究民间宗教的程虎啸老师，他授课的内容和不苟言笑的外表蕴藏了些许幽默，很吸引人；现代思想史的林章惠老师，一看就是一个厚道的勤恳学者，他乐于助人并愤世嫉俗，前者是他的天性，而后者肯定为境遇所逼；讲授近代思想史尤以文化史见长的桑咸之老师，他用词考究颇有旧式文人的儒雅；擅长研究政治制度史的李进修老师，他的学术造诣颇深，但很难将这一枯燥的课讲生动。这些老师都在人大党史系思想史教研室任教，当时的教研室真是人才济济，各有所长。另外，南开大学的刘泽华教授，给我们讲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他的讲课不时地闪现思想火花，让人着迷；刘健清教授，专门从事中国法西斯主义问题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这个领域涉足最早的人当属他了。能够听他们上课，回想起来，真是幸运。1985年到今天不过24年，但是，林章惠、桑咸之、林茂生、彭明四位老师已经先后离世，中共党史系和杭州大学均已不复独立存在。轮到我有了点孤魂野鬼的感觉。)学习。站在讲台上的彭老师声若洪钟，发自胸腔深处的男高音十分爽朗明快，自此以后，只要一见到他，一想到他，他特有的声音就会响起。拥有这样的声音固然难以轻声细语，也不适合恶声恶气，我不记得老师与人窃窃私语，背后论及他人，也无法想象老师大声地呵斥学生。他总是兴致勃勃地讲课、得意地谈论他的弟子的新作、兴趣盎然地介绍晨练的经验。他自得其乐的声音，向我们传递着这样的信息：我正在享受生活、享受学问、享受做老师的乐趣……

老师不是一个好为人师之人，可他的学习精神，却通过行动，传递给了我们。在认识彭老师之前，因为读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特别是后来看过《五四运动史》，我对这位史学界的大师级人物十分崇拜。觉得他的书写得好看，不像当时一般的教科书，只讲历史规律，他呈现的却是历史事实。即使现在再看这本书，我的感觉还是这样。不同的是，现在更明白老师在写作这本书时倾注的心血，从中体会到老师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功力。在《五四运动史》的序言中，老师介绍了自己的研究心得若干，归纳而言就在于“求真”，他所有的努力都在于“求得历史的真相”！是啊，脱离了真相还能被称为历史吗？还能找到历史的经验和发展的规律吗？研究历史还有价值吗？这是老师给予我的关于历史学的真谛。

彭老师具有研究历史的良好素质，拥有强健的记忆力和对过往的好奇心，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学界属于他们这一批专家。当时，许多学校邀请老师去讲课，彭老师每到一个地方必定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找来当地的地方志，让这些书籍带他穿越时空，贴近曾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先辈。他曾带着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一次又一次地走在五四运动的故道上，寻觅、感受、追忆、缅怀……盘桓于中国现代史的起点。处处留心、关注具体，是老师教给我的研究历史的方法。如今，当我和20世纪30年代的人们同阅一张报纸的时候，他们的一切真是跃然纸上，如此生动，如此鲜活……我也从中体会到了彭老师回眸历史的兴奋之情。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人们往往将此话理解成学生对待老师的态度，其实不然，这句话的内涵应该是“师者，父母心”，只有以父母之心培养学生，才是师道之尊的基础。

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由彭老师亲自推荐。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校刊向彭老师约一篇关于三民主义的稿子，彭老师说：“我的一个学生研究这方面，可以让她来写。”于是，我一个人署名的文章发表了。用肩膀扛起学生，更是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政治思想史教师的共同特色。在我们一入学时，老师就给我们提供了林茂生老师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教学参考资料选辑》，共有16册之多，每一册集中摘录一个派别的代表作，这份资料选辑，以研究室各位老师对原始资料的收集和提炼为基础，使学生很快就能够从浩瀚的文海中找到方向。成为彭老师的博士生后，每星期到他的书房集中一次，汇报自己本周的学习情况，老师则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对于学生研究的课题，提供相关的情报，潜移默化地把知识传授给我们。

在商品经济的氛围中，利欲熏心之风难免波及学校。记得我参加过几次论文答辩会，会后都是学生请老师吃饭。可是，1992年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会后，请各位答辩老师吃饭的是彭老师。很多人觉得匪夷所思。然而，那时就是这样，不但老师觉得理该如此，我们学生也是一副受之无愧的样子，道理很简单：学生没有钱，老师有钱。我们是老师的学生，他不请谁请？！真是一点都不见外啊！还有一事，记得我的博士论文内容多写得比较艰苦，因此，写完后，常规的打印赶不上论文答辩，彭老师毫无埋怨之意，主动跟我说：“你拿到外面打加急的，钱不够从我的科研经费里出。”这时，我的的确确十分感动，心想：这就是老师啊！

作者博士论文答辩会合影，自左至右依次是：杨天石、林茂生、贺渊、彦奇、刘桂生、彭明、桑咸之、程虎啸、阎润渔

彭老师总是看到学生好的一面。当学生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时，彭老师往往选择沉默。他的沉默，让我们更能感受到他的难过、他的失望。即使我们毕业了，老师也还在关注着我们。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兴冲冲地说：“贺渊，你写的文章我看了，写得不错。”为学生一篇小小的文章而特意打电话来祝贺，除了父母之外，只有老师了。

一年前的今天，是彭老师永远离开我们的日子。老师在我们面前，真的是个快乐的人，一个不断追求快乐的老头。这就是老师的生活态度。在我毕业之后，有一次去看他，他跟我说：“我和你师母每天晚上都想一想今天有什么高兴的事。”他的话让我想起了罗曼·罗兰的名言：“世界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不过，我觉得这样改一下可能更为贴切：“人生不乏快乐，只要拥有体会快乐的心灵。”在他随和的外表下，快乐守护着一颗倔强的心，使他事业有成、家庭和睦、桃李满天下。按照老师的风格，我试着回想老师给我们带来笑声的一些事：

老师研究新文化却又喜好古典文学，讲起笑话也是文绉绉的。1988年在去往烟台半月湾的路上，他讲道，传说有一状元，是个独眼，皇上一见，不甚高兴，脱口而出：“独眼岂能登龙榜？”状元紧接一句：“半月依旧照乾坤。”

彭老师较胖，却爱运动，擅长仰泳，某次教研室去海边游泳，独独不见彭老师，有人指向远海处一漂浮之“半圆球”说：“那不是！”

老师也十分在意自己超重。某次假期之后，学生见老师脸上光泽俱失，面呈菜色，十分担心，老师则得意地说已经减肥若干，全是练“蛤蟆功”之功，学生越加担心，“再练下去该不会还要长疙瘩？”

记得林老师也给我讲过一个真实的笑话，他说这一段时间，看到前面楼里一位老师突然焕发了青春，骑着三轮车出出进进，林老师问他：“干吗呢，天天忙成这样？”他说：“准备去西方。”林老师又问：“西方哪国？”他有点不耐烦地答道：“不是那个‘西方’，是那个‘西方’。”说完，他颇为神秘地靠近林老师低声道：“你发现没有，那边的人比这边的人要多多了。”林老师忍俊不禁，说这个人本来特别老实，没想到会说出这么幽默的话。现在，当大部分老师去了“那边”，我明白了这位老师还是老实人说了一句老实话。不知我的这些老师：彭老师、林老师、戴老师……是不是在“那边”也在一起研究历史？彭老师还是那么敦实而有风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