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留美先驱容闳

1854年，容闳的中英文励志笔迹

容闳毕业100周年⁽¹⁾

1954年6月13日　耶鲁

去年，我应邀参加中国“耶鲁运动”50周年的庆祝会。今晚我再次感到荣幸，接受雅礼协会的邀请，参加纪念容闳博士耶鲁大学毕业100周年的庆祝会。

这个庆祝会原本应该在耶鲁大学举行，及由雅礼协会资助。容闳的生命、工作及影响从真实的历史角度来看就是代表中国耶鲁运动。今晚我们来到这个可能被称为历史性的聚会，其实不是为纪念容闳博士毕业100周年，而是为纪念真正和最早创立中国耶鲁运动115周年。

故事开始于1839年，一个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生——塞缪尔·罗宾· 布朗牧师，受到澳门马礼逊教育学会的邀请，被委任为新成立学校的校长。在任教的头两年，他只有五名中国小伙子，据称，其中两名还是在街上带回到学校的。在他任教的第三年，有一位名为容闳的学童来到他的学校。这六名小伙子无疑是推动“中国耶鲁运动”的先驱。其中一名小伙子叫黄宽，是1847年和容闳一同来美国的，两年后，黄宽由他的苏格兰赞助人送到爱丁堡学习，成为第一个毕业于西方医科学校的中国学生。他回国后，在广东行医，成为最负盛名的外科医生。还有一名叫唐杰，又叫唐廷枢或唐景星，成为轮船招商局的创办人。

中国耶鲁运动最初起源于澳门，后在香港发展。布朗牧师工作七年后，因为疾病而被迫退休，于1847年初回美国。启程之前，他邀请学生自愿跟他去美国，完成他们的学业。当时有三位学生接受了他的邀请，分别是容闳、黄宽和黄胜。他们跟随着布朗，进入位于麻省的孟松预备学校。黄胜不久因为身体不佳返回中国。黄宽即在1849年离开美国远赴苏格兰。而容闳则单独留在美国，进入耶鲁大学。他在1854年毕业——这是康奈尔大学创立者之一安德鲁·迪克森·怀特就读班级毕业后一年，也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丹尼尔·吉尔曼就读班级毕业后两年。

1854年到1855年冬天，容闳返回中国，当时他的祖国正濒临危机，发生了一场大型的反抗起义行动，这就是几年前已经开始的太平天国起义。这场反抗起义行动在容闳回国后一直持续了十年。容闳在广东和香港工作一段时间后去了上海，在上海，当时的新教传教士正积极地将一些有权威性的科学著作翻译成中文。中国伟大的数学家李善兰正在帮助伟烈亚力翻译未经翻译过的《几何原本》及约翰·赫歇尔的《天文学纲要》（《谈天》）。李亦帮助艾约瑟翻译威廉·惠威尔的《初等力学》（《重学》）。其他中国学者亦帮助有学识的传教士将科学著作翻译成中文。合作方式是外国学者以中文口语向中国学者解释，而中国学者即以中文书面语记录。

容闳认识这些学者，但他没有参与这些翻译工作。不管怎样，这种合作令人感到不满意并出现了问题，外国学者不会写中文，中国学者不懂原作和外国翻译者使用的语言，这一切让容闳进入深层次的思考，重新燃起他想将中国青年送到美国念书的梦想，让他们有能力直接将新的西方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

李善兰几年后将容闳介绍给中国官员曾国藩。曾总督在1863年邀请容闳到安庆探望他。那时太平天国起义已近尾声，清朝官员为了巩固统治，派遣容闳去美国购买用于军械库的机器。于是容闳远赴欧洲，最后在英格兰买好机器。新的军械库建造起来了，不久成为有名的江南军械库。在容闳的建议下，军械库成立了一间培训本地机械工的学校。之后又有了一间语言学校，成立了有名的翻译部门。在这里，中国及西方学者成功翻译了二百余部有关自然科学、工程、西方国家历史及国际法律的著作。

1870年，容闳刚好有机会向曾国藩和其他领导人提出他设想派送中国青年到美国学校及大学读书的计划。这个计划最后制定成一个备忘录，曾国藩和李鸿章一齐将此备忘录呈交给皇帝。1871年，大清皇帝批准了这个计划，曾总督及李鸿章受命执行细节。

就这样，容闳创立的中国留美幼童计划便开始了。这个计划简单来说包括以下几点：

1．在大清国内挑选120名学生，四年内以每年30名学生送到美国。这是一个四年计划，如果成功，计划将会无限期延续下去。

2．学生年龄10岁到14岁。

3．留学的时间是15年或16年，就读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及欧洲国家研究院的课程，并参加欧洲国家研究院举办的考察。

4．中文老师随团出发，让留学生的中文保持一定的水平。

5．他们不是为了自身利益回国的。回国后进入中国政府部门工作，不会去私人企业。

6．维持学生和中国留美幼童的经费（估计全部约120万两白银）由大清帝国位于上海的海关总税务司负责支付。

除了以上六点，容闳还接受了经过和耶鲁大学波特总裁及其他学者商量后提出的意见，可以作为第七点建议：留学生的住宿安排不要一大群，而是以二至三人为一小组，分别安排在康涅狄格乡村、城镇的美国家庭中。

第一组30名学童，在1872年8月离开中国。第二组30名学童，在1873年6月离开中国。第三组30名学童，在1874年9月离开中国。最后一组30名学童，在1875年10月离开中国。

由于容闳的一些中国同僚和老师们思想保守，他们强烈批评留学生美国式的自由独立生活及活动，中国留美幼童计划被迫在1881年6月取消，全部留学生被勒令回国。因为死亡和遭受学校开除，留美学童人数稍为减少。1881年，回国人数约为105人。这是容闳的中国留美幼童计划的不幸结果。

后来的耶鲁大学教授威廉·里昂菲尔普斯在他的自传中，有一章专门讲述他最感兴趣的“中国同学”。有几位容闳的学童记录了他们曾经在学校和在居住区域的美国家庭有过的快乐生活，也写了有关被迫回国的惨痛经历。

现在我们可能要问：容闳的教育计划是否失败？失败在哪里？尽管计划突然被中断，是否有它的成功之处？作为长远发展和影响，计划是否成功？

毫无疑问，留学计划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朝廷提前召回学童之故，因此，1872年赴美读书的学生被召回时，他们在美国只停留了九年；1873年赴美读书的学生被召回时，在美国只停留了八年；1874年赴美读书的学生被召回时，在美国只停留了七年；1875年即最后一批赴美的学生被召回时，在美国只停留了六年。结果是仅少数学生能完成四年大学课程，最后去美国的大部分学生差不多只完成中学课程，最先去的一百余位学童，没有一个能获得研究生学历的。

只有三位学童在他们专业行业里成为杰出的人才。詹天佑，188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雪非尔理德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成为第一位建造从北京到张家口的中国铁路的工程师。吴仰曾，回国后幸运地再被送到伦敦皇家矿冶学院，学习采矿工程，在中国的采矿事业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第三位学生是郑廷襄，他于1881年被召回国，1883年重返美国，继续完成他的工程课程，之后他再也没有回国，成为纽约出名的工程顾问，有幸参与设计和兴建布鲁克林大桥，还发明了用于连接火车车头、车厢的车钩，以及很多其他重要机械零件。

因为未完成大学课程，最初一百余位学童大部分回国后便在政府部门从事翻译和秘书工作，这些工作需要和外国人接触，需要懂英语的人。他们要等很多年才可以在官场得到晋升，后来，他们逐步在大清帝国的海关、矿山与新扩展的领事和外交领域担当重要的职位。

另外，因为这些学生很年轻时便离开自己的国家，大部分缺乏书写中文的能力。原本计划是把中文老师一同带到国外，以保持这些学童的中文水平，但这个计划行不通，这些学童分散在很多美国家庭，放假期间用于教导中文的中国留美幼童大楼，被那些无忧无虑的学童所憎恶，他们称它为“魔鬼屋”。

最初一百余位学童没有一个能够书写中文或有中文著作，也没有一个能把一本西方外文著作翻译成中文的。他们对中国知识界贡献很少。以上看来都是容闳计划一些失败之处。回顾容闳毕业100周年，创立中国留美幼童计划82周年，最初一百余位学童中途突然被召回国73周年，我们不得不承认容闳的梦想真实地、慢慢地对中国人民有着深远的影响。

首先，能够得到清朝重臣曾国藩和李鸿章的支持，将中国青少年送到美国受教育，本身便是一大成功。计划得到朝廷的肯定和大清皇帝的允准，让在外国受教育的留学生得到社会的认同，使他们能够在社会上享有公民和政治权利。当容闳的计划在1871年至1872年间初立后，中国北部和中部实际上没有人响应这个将学生送到国外读书的计划。最初两组的60名学生只有20%来自广东以外。但这个计划不久便传开来，最后两组的60名学生40%来自江苏、浙江和安徽。

徐润（曾经负责1872—1875年间全部120位学生赴美的交通安排）在他的自传中提及有几位学生在1875年考试失败后，得到家人的资助，能够和其他合格考生一同启程赴美。

第二，这些被迫提早回国的学生，尽管他们未能完成学业，却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填补了一个很重要的空缺，他们在中国新海军、海关税务、矿山、铁路、领事和外交服务等方面提供了切实可靠的服务。他们身处的年代，中国受到很大的欺凌，遭受列强的入侵；中国政府突然意识到他们急需一批曾经接受过西方教育和培训的人去和西方国家打交道。容闳的学生恰好在这段时间承担起这个任务，有几位学生在政治和工业上都有很杰出的成就。正是这个原因，回国的留学生在社会上得到更大的尊重，也推动了当时继续送学生出国学习的风气。

第三，容闳的最初一百余位学童，实际上是随后50至60年两万位中国学生到美国高等学院和研究院学习的先锋。知识分子出国有如其他方式的自愿性移民，通常是走早期先锋者已走过的路。容闳留学计划的学童虽然被召回国，但他们自己的孩子和他们的朋友、学生继续飞到英格兰、美国，以及其他地方。

最后，这最初一百余位中国学生在学校和他们居住的基督教家庭得到非常好的照顾，而且他们非常尊敬容闳博士，感受到容闳博士对他们很大的关怀。其中一位早期的学生仍然在世，现已94岁。他们永不会忘记他们敬爱的领导和院长，以及中国留美幼童曾经美好的日子。

1908年，美国建议退回庚子赔款多余部分，容闳的一位曾在耶鲁读书的学童梁敦彦负责这次退款的谈判，他是“东方人棒球队”中一名出色的球员，也是当时的外交部总长。谈判中，中国政府自愿将退回的赔款用于资助在美国读书的学生。最初一百余位学童其中一位，叫唐绍仪，成为特别全权使节来到华盛顿，感谢美国政府退回多余的庚子赔款。容闳的另一位同学唐国安，帮助成立清华学堂，对即将送到美国学习的青年进行辅导。1909年，他率领第一组经甄选的47位学生去美国，后来成为清华学堂第一任校长，清华学堂最后竟发展成为现代中国最优秀的大学。

容闳在1912年4月去世，这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的三个月。对容闳的回忆，他带来的影响和他的梦想还会继续下去，中国留美幼童会怀念他，过去100年共两万学生跟随他的足迹来到这个国家求学，他们会怀念他。他们学成后回到自己的祖国，各自在受重视的单位工作，他们在一个世纪前并不发达的中国，扮演了一个个十分光彩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