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众议

清代史家章学诚撷“六便”“二长”以界定通史。“六便”即“免重复”“均类例”“便铨配”“平是非”“去牴牾”“详邻事”，“二长”是“具翦裁”“立家法”。但同时他认为通史或有“三弊”，谓“事实之失据，去取之未当，议论之未醇”或“无短长”“仍原题”“忘标目”。^[1]这当然是一概而论。与之不同的是唐朝史家刘知几，他反对通史，理由是历史如烟、史料浩渺，修者难免厚此薄彼、挂一漏万。事实上，无论会通还是求专，均可能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短舍长、燕瘦环肥也总会有所偏侧，至于是非美丑之类的价值评判或审美评骘则更是见仁见智。然而，正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学人大可以纵横捭阖、择其以为善而从之。

诚然，随着西学的进入，通史渐为我国学界所接受，钱穆的《国史大纲》、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白寿彝的《中国通史》等皆是显例。而文学通史作为其“副产品”或“先声”也一发而不可收。自1904年林传甲和黄摩西各自编撰《中国文学史》至今，我们有了数千部规模不同的通史，其中绝大多数为近二十年所产。但是，《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文学通史》(以下简称《通史》)却是第一套真正意义上的西语国家文学通史，且不尽限于西语国家，盖因它起自相对独立的拉丁西哥特王国(包括今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南部)，后经阿拉伯安达卢斯(极盛时期有原西哥特王国大部并西西里岛、撒丁岛、意大利南部和马格里布地区)，及至15世纪西班牙凭借航海大发现成为横跨欧美大陆的庞大帝国，迄今涉国众多、延年千余；外加纵贯美洲的古代玛雅、印加和阿兹台克文明之遗产，其蕴甚丰，其史更久。由是，与目前我国已有的几种十几至五十余万字的单卷本西班牙文学史或拉丁美洲文学史不同，它不仅贯通古今，而且呼应两洲，无论广度还是深度均大大超出以往。这个以往自然包括现有西班牙和西班牙语美洲国家同行所著，后者即或卷帙浩繁，亦必有所摈斥，其中的意识形态惯性不言自明。

《通史》凡五卷：

第一卷《西班牙文学：中古时期》；

第二卷《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

第三卷《西班牙文学：近现代》；

第四卷《西班牙语美洲文学：古典时期》；

第五卷《西班牙语美洲文学：近现代》。

《通史》当力取会通之义，并不拘一格，既撷取法国式(朗松、泰纳)的写作路径，同时适当借鉴剑桥方法，以期有点有面、有史有论。此外，随着批评方法的日益多元(20世纪或因之被称为“批评的世纪”)，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到后之后，形式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后人道主义以及新批评、叙事学、符号学、心理学、比较学、认知学、传播学、伦理学、接受美学、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等此起彼伏，流散、空间、身体、记忆、性别、身份、族裔、互文等甲未唱罢乙登场，真可谓斗艳争奇、各领风骚。它们在拓宽视野、深化认知、激发思辨等方面或有可取之处，但本著不拘牵于以上任何一种，而将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力求点面结合，庶乎既见树木也见森林，既有一般文学史、断代史的规约，又不完全泥于时序。瞻前顾后、上溯下延、繁简博约、纵横捭阖，全凭需要。鲁迅说过：“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2]诚哉斯言！因为，人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拽着自己的小辫离开地面的。

第一卷“西班牙文学：中古时期”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为西哥特拉丁文学。西哥特王国是由西哥特人与其他日耳曼部族战胜西罗马帝国之后在伊比利亚半岛及今法国南部建立的封建王朝，此乃西班牙王国的雏形。这一时期的文学却是极端宗教化的，它几乎完全游离于西哥特人或苏维汇人的宫廷争斗和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外。这种情况一直要到穆斯林占领时期，乃至“光复战争”后期才有所改变。然而，卡斯蒂利亚语(即西班牙语或西班牙语的主体)、加泰罗尼亚语、加利西亚——葡萄牙语等“俗语”主要由拉丁文演变而来；因此，拉丁文及其文学，及至广义的书写对于西班牙语及其文学便不啻是影响：说源头固可，谓血脉也罢，无论如何，其亲缘关系毋庸置疑。然而，除了语言的延承关系，后来的西班牙文学与拉丁文学相去甚远，这里既有时代社会变迁的原因，更有伊斯兰文化加入之故。需要说明的是，迄今为止，还鲜有西班牙文学史家将西哥特拉丁文学和阿拉伯安达卢斯文学纳入视野。究其原因，语言障碍是其一；西方中心主义是其二；而因西方中心主义一不做，二不休，将阿拉伯安达卢斯之前及同时并存的拉丁文学弃之不顾是其三。由是，横贯近千年的西哥特-西班牙拉丁文学被浓缩在一两万字的小册子里，是谓不相杂厕，而它与其说是简史，毋宁说是人名作品目录。至于阿拉伯安达卢斯文学则同样乏人问津，罔论一视同仁。

第二部分为阿拉伯安达卢斯文学。公元711年，阿拉伯人从北非马格里布地区长驱直入，迅速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并在塞维利亚建立总督府。稍后，伍麦叶王朝倾覆，其唯一后人阿布杜勒·拉赫曼以科尔多瓦为中心建立了独立于阿拔斯王朝的阿拉伯-伊斯兰安达卢斯。伊斯兰学者在几代爱弥尔或哈里发的率领下，翻译传播古典学术、打造伊斯兰西方王国。与此同时，阿拉伯安达卢斯文学全面开花，并在诗歌、小说、散文方面创造了大量杰作。它们迥异于西哥特拉丁文学，而且以彩诗等原创体裁反过来影响了阿拉伯本土文学。而最早的西班牙语文学，乃至普罗旺斯民歌便是由彩诗等阿拉伯安达卢斯文学催生的。诚然，阿拉伯安达卢斯文学的丰富性和重要性至今没有获得西方学界的充分关注和认可。而阿拉伯安达卢斯文学的世俗化倾向恰好与西哥特拉丁文学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而其伊斯兰神秘主义又为后来的西班牙神秘主义文学打开了一扇别样的天窗。

第三部分为西班牙语早期文学。西班牙语文学的历史并不悠久，但它具有古希腊罗马基因，中世纪又融汇了日耳曼和阿拉伯血脉。15和16世纪，随着美洲的发现，西班牙语文学再经与古代印第安文学碰撞、化合，催生出更加绚烂的景观。但是，西班牙文学对西方乃至世界文学的影响远未得到应有的阐发。这与西班牙帝国的急速衰落有关。作为特殊的意识形态，文学生产固然不直接受制于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基础，但必然反映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其传播方式和影响力更与后者密切相关。19世纪的法国文学、英国文学，以及目下美国文学的流行当可更好地说明这一点。作为反证，西班牙语美洲的“文学爆炸”固然取决于这一文学本身所呈现的繁复、迤逦和奇妙，但其在全世界引发这般关注，却明显得益于“冷战”，即拉丁美洲作为东西方两大阵营的缓冲地带而使其文学同时受到美苏的推重。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其实也很势利，盖因文学所来所去皆非真空。

第二卷“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书写15世纪末至17世纪末西班牙文学的繁荣时期。“黄金世纪”这个概念是从古希腊搬来的，借以指称这一时期西班牙文学的辉煌灿烂。虽然西班牙和国际文史学家对西班牙(甚或葡萄牙)“黄金世纪”的起讫时间和内涵外延的界定很不一致，但一般趋向于认为它从1492年阿拉伯人被赶出其在欧洲的最后一个堡垒格拉纳达、西班牙完成大一统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至1681年伟大的戏剧家卡尔德隆去世而终结，历时近两个世纪。在这两个世纪中，西班牙文坛天才辈出，群星璀璨。本《通史》倾向于把“黄金世纪”视作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不主张给它以过分确切的时间界定，因此对有关作家作品的排列与一般文学史的断代方式有所不同。以体裁为例，这一时期西班牙产生了神秘主义诗潮、巴洛克诗潮、新谣曲、田园牧歌等；形式上则受到了阿拉伯诗歌和更为复杂的十四行诗、亚历山大体等外来诗体的冲击和影响。小说方面，这一时期涌现了更多类型或子体裁，如骑士小说、流浪汉小说、“现代小说”、牧歌体小说、拜占庭式小说等。其中，流浪汉小说是西班牙对世界文学的一大贡献，产生于16世纪中叶。《小癞子》(佚名)是它的开山之作，初版于1554年，其笔触自下而上，用极具震撼力和穿透力的现实主义风格展示了西班牙社会的全面衰落。“现代小说”是除流浪汉小说之外“黄金世纪”西班牙文坛涌现的人文主义小说，而塞万提斯被认为是“现代小说之父”，其代表作《堂吉诃德》和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奠定了西班牙文学在西方，乃至世界文坛的崇高地位。我国自林纾、周氏兄弟以来，围绕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争论与思考今犹未竟。在戏剧方面，真正划时代的作品一直要到15世纪末才得以出现。它便是悲喜剧《塞莱斯蒂娜》。作为首创，这部悲喜剧在以鲜明人文主义精神和“爱情至上”观反击封建禁欲主义的同时，利用“拉纤女人”这个来自下层社会的角色大胆革新了脱离实际的“文学语言”。这部作品对西班牙和欧洲文学的影响仅次于《堂吉诃德》，且不逊于《小癞子》。它之后是一大批喜剧、悲剧和闹剧。其中《败坏名誉者》塑造了后来闻名世界的“唐璜”。然而，西班牙戏剧真正的骄傲是天才的洛佩·德·维加。他创作了上千个剧本(虽然流传的只有三四百种)，并将文学题材拓宽到了几乎所有领域。他在当时的影响远远超出塞万提斯，因而颇受塞万提斯本人及其他同代作家的推崇，被称为“自然界的精灵”“天才中的凤凰”。从某种意义上说，维加和贡戈拉是当时西班牙文坛的两座并峙的高峰，前者的“门徒”(主要有“瓦伦西亚派”、“马德里派”和“安达卢西亚派”)，产生了胡安·鲁伊斯·德·阿拉尔孔、纪廉·德·卡斯特罗(二者对高乃依的影响可能超过任何一个法国作家)等一大批剧作家；后者则改变了西班牙诗歌的走向乃至整个西班牙语文学的话语方式。之后出现的蒂尔索·德·莫利纳和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等无不受惠于维加和贡戈拉。蒂尔索·德·莫利纳的作品散佚殆尽，但留传的《塞维利亚的嘲弄者》(1630)等少数剧作至今仍在上演，表现出恒久的艺术魅力。而塞万提斯一直要到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才真正被定为一尊。

第三卷“西班牙文学：近现代”自18世纪至今，将见证西班牙国运衰落之后的文坛凋敝。说文学作为特殊的意识形态不受制于生产力，这显然不是普遍现象。文学体裁更迭与生产力的关系证明了这一点，发达国家的文学影响力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这并不否定一个事实，即文学并不完全受制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它与姐妹艺术一样，可以自立逻辑。我们的任务是既要揭示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遗漏某些表征文学特殊性的重要作家作品所呈现的偶然性。概而言之，18世纪以降，西班牙丧失了引领风气的先机，开始亦步亦趋地追随法、英、德等发达国家，文坛困顿，作家乏力。本卷仍将以时间为线，串联起18至20世纪西班牙文学。其中，18和19世纪对于西班牙来说，是两个充满了失败和屈辱的世纪。西班牙极盛时期，领土广达一千多万平方公里，超过古罗马帝国两倍，横跨欧、亚、非、美四大洲，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日不落帝国”。然而，长期的穷兵黩武和偏商经济使西班牙迅速没落。刚刚跨入18世纪，西班牙就经历了十三年的王位继承战。此外，对美洲殖民地治理不善也是导致西班牙帝国坍塌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西班牙殖民者不同于英国殖民者；前者的主体是冒险家和掠夺者，而后者却基本上是移民和清教徒。其次，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实行监护制，这是殖民者强加于印第安人的一种剥削制度。殖民者(征服者)实际上享有土地权，其中仅五分之一的收入归西班牙王室。而且，这种监护制(或委托监护制)逐渐演变成了世袭制。虽然它曾一度被西班牙王室废黜，但事实上一直延续到了18世纪。监护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大地产制，从而造成了社会分配的严重倾斜、损害了一般土生白人和混血儿的利益。总督大佬各自为政，这无疑为西班牙美洲独立运动的爆发埋下了最初的导火线。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在欧洲全面崛起，邻国法兰西的启蒙运动更是轰轰烈烈。面对崛起的资本主义欧洲，西班牙开始闭关锁国；面对纷纷独立的美洲殖民地，西班牙徒叹奈何。在文学方面，西班牙全面陷入低谷，直至浪漫主义的兴起。然而，无论是浪漫主义还是稍后的现实主义，既非西班牙原创，也没有完全改变西班牙文坛的萧瑟凋敝和二流地位。西班牙真正走出困境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因为失去了包括古巴和菲律宾在内的最后几块殖民地，老牌帝国终于放下架子，开始面对现实。随着“98年一代”以及“27年一代”的先后出现，西班牙文坛逐渐找回了自信。尽管佛朗哥时期的西班牙再一次闭关锁国，但文学的火焰并未熄灭，及至开放后重归欧洲大家庭并迅速呈现出令人目眩的光彩。

第四卷“西班牙语美洲文学：古典时期”包括古代印第安时期和西班牙殖民地时期。前者主要由玛雅、印加和阿兹台克文学组成。众所周知，美洲曾经是印第安人的家园，它自亿万年前地壳变动而成为一洲以来，一直在那里，就在那里，既不旧也不新。玛雅、印加、阿兹台克等印第安人在那里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和丰富的文学。其中，玛雅文化的发祥地在今墨西哥南部至洪都拉斯北部。羽蛇(称之为龙亦未尝不可)的子民在那里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天文、历法、数学、农业和语言文学等，遗憾的是早在西班牙殖民者入侵之前，其文化已然盛极而衰。个中因由至今还是不解之谜。玛雅人的文学表征被岁月和殖民者毁灭殆尽，残存的只有神话《波波尔·乌》和几种兼具纪年和历史叙事的文本如《索洛拉纪事》《契伦·巴伦之书》《拉比纳尔武士》等。阿兹台克文化的发祥地位于今墨西哥中部。西班牙入侵时达到鼎盛。除丰富的神话传说外，阿兹台克人创造了优美的诗篇和散文，但流传至今的唯有奈萨瓦科约特尔等少数诗人的残篇断章。印加文化的发祥地位于今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阿根廷北部，中心在秘鲁境内海拔三千米的库斯科，其主要文学表征为神话传说、诗歌和戏剧。残留至今的有一些神话、历史传说、少量诗歌和一部剧作《奥扬泰》。西班牙殖民地文学起始于1492年，时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他的航海日志被认为是“新大陆”文学的开端。从此，随着殖民者的纷至沓来，一个新的种族在美洲大陆诞生了：印欧混血儿。这个以印第安人的鲜血和屈辱为代价产生的新的种族几乎完全放弃了古老的美洲文明，以至于后人不得不在梦游般的追寻中将其重新复活，是谓魔幻现实主义。

于是，在三百多年的殖民统治中，西班牙文化在西属美洲一统天下。巴洛克主义在缤纷繁复、血统混杂的美洲世界找到了新的契机，催生了以“第十缪斯”胡安娜·伊内斯修女为代表的“新西班牙文学星团”。19世纪初，美国独立运动、法国大革命波及西属美洲，殖民地作家以敏锐的触角掀开了启蒙主义的帷幕，独立革命的号角南北交响。奥尔梅多、贝略、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等纷纷为西班牙殖民统治敲响丧钟。

第五卷“西班牙语美洲文学：近现代”展示近二十个西语美洲独立国家的文学从步履蹒跚到繁荣昌盛，及至轰然“爆炸”的艰难历程。独立革命后，西班牙语美洲狼藉一片、哀鸿遍野。然而，百废待兴的新生国家并未顺利进入发展轨道，文明与野蛮、民主与寡头的斗争从未停息，以至于整个20世纪的西班牙语美洲几乎是在“反独裁文学”的旗帜下踽踽行进的。

文学的繁盛固然取决于诸多因素。但是，人不能拽着自己的辫子离开地面，更不能无视“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事实，除或有“内部规律”及偶然性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外部环境”均不可避免地对文学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而“寻根运动”无疑是在时代社会的复杂关系中衍生的，它进而成了西班牙语美洲文学崛起的重要原动力。20世纪二三十年代，针对汹涌而至的世界主义或宇宙主义等先锋思潮，墨西哥左翼作家在抵抗中首次置立足点于印第安文化，认为它才是美洲文化的根脉，也是拉丁美洲作家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不二法门。由是，大批左翼知识分子开始致力于发掘古老文明的丰饶遗产，大量印第安文学开始重见天日。“寻根运动”因此得名。这场文学文化运动旷日持久，而印第安文学，尤其是印第安神话传说的再发现催化了西班牙语美洲文学的崭新的肌理、激活了西班牙语美洲作家的古老的基因。魔幻现实主义等标志性流派随之形成，衍生出了以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代表的一代天骄。我国的“寻根文学”直接借鉴了西班牙语美洲文学，并正在或已然产生了具有深远影响的耦合或神交。与此同时，基于语言及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西方文学思潮依然对前殖民地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后殖民”作用，或用卡彭铁尔的话说是“反作用”，它们迫使美洲作家在借鉴和扬弃中确立了自己。于是，在魔幻现实主义和形形色色先锋思潮的裹挟下，结构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等带有鲜明现实主义色彩的流派思潮应运而生，同时它们又明显有别于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其作品在西班牙语美洲文坛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一时间令世人眼花缭乱。人们遂冠之以“文学爆炸”这般响亮的称谓。然而，这些五花八门的现实主义并未淹没以博尔赫斯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和幻想文学。面壁虚设、天马行空，或可给人以某种“邪恶的快感”(略萨语)。总之，在一个欠发达地区产生如此辉煌的文学景观，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它固然部分且偶然地印证了文学的特殊性，但个中因由之复杂值得深入探讨。

如今，“文学爆炸”尘埃落定，但西班牙语美洲文坛依然活跃，其国际影响力依然不可小觑，尽管同时也面临着资本的压迫和市场的冲击。至于网络文学，则尚需假以时日才能评判，而其与古来畅销文学，乃至口传文学的近似性可谓有目共睹、无忝所来。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尤因中华民族崛起是盼、复兴有望，我们更需要了解世界。但是，人不能事事躬亲、处处躬亲，而文学正是我们洞察世界、感知世道人心的最佳窗口。正所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文学史则是我们探询文学规律，乃至文明进程的重要渠道。

作为这个简短序言的结语，我想重复“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总序”中说过的一席话：

在众多现代学科中有一门过程学。在各种过程研究中，有一种新兴技术叫生物过程技术，它的任务是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对生物有机体进行不同层次的定向研究，以求人工控制和操作生命过程，兼而塑造新的物种、新的生命。文学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过程研究。从作家的创作过程到读者的接受过程，而作品则是其最为重要的介质或对象。问题是生物有机体虽活犹死，盖因细胞的每一次裂变即意味着一次死亡；而文学作品却往往虽死犹活，因为莎士比亚是“说不尽”的，“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

换言之，文学经典的产生往往建立在对以往经典的传承、翻新，乃至反动(或几者兼有之)的基础之上。传承和翻新不必说；但奇怪的是，即使反动，也每每无损以往作品的生命力，反而能使它们获得某种新生。这就使得文学不仅迥异于科学，而且迥异于它的近亲——历史。套用阿瑞提的话说，如果没有哥伦布，迟早会有人发现美洲；如果伽利略没有发现太阳黑子，也总会有人发现。同样，历史可以重写，也不断地在重写，用克罗齐的话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但是，如果没有莎士比亚，又会有谁来创作《哈姆雷特》呢？有了《哈姆雷特》，又会有谁来重写它呢？即使有人重写，他们缘何不仅无损于莎士比亚的光辉，反而能使他获得重生，甚至更加辉煌灿烂呢？

这自然是由文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盖因文学是加法，是并存，是无数“这一个”之和。鲁迅现身说法，意在用文学破除文学的势利；马克思关于古希腊神话的“童年说”和“武库说”则几可谓众所周知。同时，文学是各民族的认知、价值、情感、审美和语言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因此，文学既是民族文化及民族向心力、认同感的重要基础，也是使之立于世界之林而不轻易被同化的鲜活基因。也就是说，大到世界观，小到生活习俗，文学在各民族文化中起到了染色体的功用。独特的染色体保证了各民族在共通或相似的物质文明进程中保持着不断变化却又不可湮没的个性。唯其如此，世界文学和文化生态才丰富多彩，也才需要东西南北的相互交流和借鉴。同时，古今中外，文学终究是一时一地人心民意的艺术呈现，建立在无数个人基础之上，并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地表达与传递、塑造与擢升着各民族活的灵魂。这正是文学不可或缺、无可取代的永久价值、恒久魅力之所在。

于是，文学犹如生活本身，是一篇亘古而来、今犹未竟的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