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的终结：“冷战”阴影下的“中国通”

从1905年到1949年，前来中国采访的美国记者至少有184人，除两人是纯粹的自由撰稿人外，其他都是各大报社和通讯社的派驻或签约记者。⁽¹⁾20世纪二三十年代涌现出来的美国记者，大都毕业于美国名校，他们在中国完成了青年时代的光荣与梦想，在1950年代前均成为世界驰名的人物，其中报道中国最负盛名者包括：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 1905—1972）、白修德（Theodore White, 1915—1986）、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 1892—1950）、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 1907—1997）、伊罗生（Harold Robert Isaacs, 1910—1986）、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 1885—1970）、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 1905—2005）、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1900—1989）、斯蒂尔（A. T. Still）、蒂尔曼·窦丁（Tillman Durdin, 生卒不详）、佩伯·马丁（Pepper Martin, 1907—1998）、毕奇（Keyes Beech, 生卒不详）、兰德·克里斯托夫（Christopher Rand, 1908—1968）、约翰·威廉·鲍威尔（John B·Powell, 1888—1947）、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 1910—1989）、葛尔德（Randall Gould, 生卒不详）、安娜丽·雅各比（Aunalee Jacoby, 1916—2002）、格兰姆·贝克（Graham Peck, 生卒不详）、沃陶（Maurice Votaw, 1899—1981）……

但是，“冷战”开始后，这些被人们誉为“中国通”的美国记者的命运急转直下，他们被指责为对“丢失中国”负有责任，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了政治冲击，特别是麦卡锡主义者的攻击。

1954年麦卡锡组织的一次军方听证会

尽管之前很多学者已不同程度地论及麦卡锡主义对美国的“中国通”记者的影响，但现存研究对此领域尚缺系统把握和细节论证。下面将分析当年那些美国“中国通”记者前来中国的背景，探寻他们如何实现自己憧憬的光荣与梦想，以及在麦卡锡主义的阴影下，他们受到怎样的影响，有怎样的最终命运。

参议员麦卡锡由于极端反共一夜成名

浪漫的一代

为什么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会涌来那么多的美国记者，从而形成群星灿烂的局面呢？应当说，是特殊的时代、特殊的地点成就了这样一些特殊的人。从专业上来说，19世纪末期为“黄色新闻”的黄金时代。在报界的新闻大战中，为吸引读者和提高报纸的发行量，去异地发掘耸人听闻、富于刺激性的新闻成为记者和报人的时尚。此时，国际报道刚刚涌现，以战场为基地的战地记者立即成为年轻人梦寐以求的目标——毕竟，到世界各地的烽烟中采访从而建功立业是如此激动人心。比如，在美西战争中，就曾“有500多名记者、画家、摄影师成群结队地前往美军集结的佛罗里达州以及古巴和波多黎各前线”。⁽²⁾早期到中国采访的西方记者中，以采访中日甲午战争闻名的美国《世界报》的克里尔（James Creelman, 1859—1915）、以采访八国联军战争闻名的《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George E. Morrison, 1862—1920）等给年轻一代的记者和作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是荣耀、财富及权力的象征。“中国通”之一的伊罗生在来中国前，就对穆恩（Park Moon）、密勒（Thomas F. Millard, 1868—1942）、佩佛（Nathaniel Peffer, 1880—1964）等前辈记者有关中国的新闻作品进行了研究，其中批判殖民势力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思想对他影响至深。⁽³⁾

1920年代在上海的外国记者

此外，20世纪初，在帝国主义列强压迫下的殖民地中国一片混乱，日本的侵略加重了她的灾难，同盟国的出现令中国成为美国关注的战场。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阶级斗争、民族解放的口号震撼人心，鼓励了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跃跃欲试。诚如历史学者罗斯·退尔（Ross Terrill）所言：“当时，国际新闻是一种冒险，革命是一种时髦。”⁽⁴⁾和上一代前来中国采访的西方记者不同，此时的记者不仅仅是追求“荣耀和权势”，⁽⁵⁾更“追求真理”、“公平与正义”。这些新生代均有“杀富济贫”、同情被压迫民族、赞助共产主义的自然倾向。⁽⁶⁾为了“寻找名气与运气”，他们前往中国，参与了一场“富有戏剧性的冒险”。⁽⁷⁾他们是满怀光荣与梦想的浪漫的一代。

在对美国“中国通”群体记者的个性研究方面，哥伦比亚大学的彼得·兰德（Peter Rand）撰写的《中国通：投身中国大革命时期的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也许是最重要的著作。⁽⁸⁾彼得是20世纪40年代《纽约先驱论坛报》驻华记者兰德·克里斯托夫的长子，他对父辈的事业饱含深情，花了多年的时间来研究和追寻父辈的往事。他的研究发现，当年促使这些美国人前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人即便不是“真正的与世格格不入者”，但至少是“孤独者和梦想者”，或“怪人”、“寂寞者”、“标新立异者”。以下是他的一段重要论述。

“中国通”靠孤独者特有的才能去独闯陌生的天地，他们靠直觉并超越常规前往所有可能到达的、最具吸引力的地方……每一个主角都有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他们带着疑问前往那片遥远的土地……他们到了那里发现的问题有所不同，至少比伴随他们的困惑更为深广。他们发现的人民的不幸，比他们真诚地发现的爱和寻找到的某些支持方式要多得多……他们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记者。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和作家，在中国有所失，也有所得。⁽⁹⁾

本时期代表记者之一斯特朗生于中产阶级家庭，虽然有一个幸福安定的家，但却经常感到“孤独”。她在回忆录中坦言自己在11岁时就开始“有意识地寻求知识的活动”。“直到23岁，我才摆脱阶级和时代的束缚。在走出花园时，我带有如下特征：感到孤独并有一种要摆脱孤独的强烈愿望……”⁽¹⁰⁾

兰德·克里斯托夫　20世纪40年代《纽约先驱论坛报》驻华记者

哥伦比亚大学的彼得·兰德（Peter Rand）是当年美国驻华记者兰德·克里斯托夫的长子。1984年，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

埃米莉·哈恩（项美丽, Emily Hahn, 1905—1997）大学毕业后不堪忍受千篇一律的单调生活，辞职到欧洲和非洲游荡，她从小就崇拜汤姆·索亚、哈克贝利·芬，想四处航行，走遍全世界。⁽¹¹⁾

“愤世嫉俗”、“仇恨强权、扶持弱小”、“崇尚革命和激进”是这类人的一个特点。十月革命的赤潮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更加时髦和实际。他们中很多人年轻时都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倾向。白修德在哈佛读书时，发现“哈佛的共产主义者多如虱子”，他曾站在图书馆宽阔的阶梯上，将一只拳头挥向天空，宣称道：“我主修历史！我要领导一次革命！”还将自己描述为“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者”。⁽¹²⁾白修德去中国，主要是由于导师费正清（J. K. Fairbank）⁽¹³⁾的推动。白本想留在哈佛大学走学术道路，但费认为他无法同那些出身高贵、背景雄厚的人竞争，遂推荐他去中国做记者，像斯诺那样成就功名。从结果上看，记者的道路更适合白修德，在战地中国的采访使他一举成名。1938年毕业时，他获得了哈佛大学的“谢尔登旅行奖学金”，怀揣导师的6封推荐信和馈赠的一台打字机前往中国，不久就在国民党中宣部担任新闻官员兼记者，参加了帮助中国人抗战的工作。

斯诺从小就“乐于与下层人交往”，⁽¹⁴⁾对异国民族的个人权益感兴趣，他阅读了雨果的《悲惨世界》，由此唤醒了他对受苦受难者天生的同情心。⁽¹⁵⁾1929年他在绥远报道灾民的一段文字已成为人们反复咏叹的名篇：

如果我有很多的钱就好了……我渴望有钱帮助那些麇集在我周围的人们，洗去他们灼热的目光中绝望的神情。他们没有乞讨，甚至连瘦骨嶙峋的孩童也没有跟在我身后讨一个铜板……或许这最能说明这里人民的坚忍精神。⁽¹⁶⁾

在1921年去社会主义苏联之前，斯特朗就认识到“资本主义是世界上一种可怕的组织方式，我决心用全部身心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¹⁷⁾这位芝加哥大学的哲学博士激进地认为，以往的知识对她无用。她投身“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建设，创办和主编了英文报《莫斯科新闻》。她在苏联待了6年，直到被诬为“间谍”并被驱逐出境。1925年，她来到中国，从此与这个国家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8年在中国战地采访的史沫特莱

矿工家庭出身的史沫特莱从小就对资产阶级不平等的社会具有天然的反抗心理。1917年时，她经常与周围的许多社会主义小组在一间昏暗的小房间里聚会，讨论战争，研究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社会主义思想。⁽¹⁸⁾从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一次印度激进领袖的演讲开始，她卷入印度民族主义斗争达10年之久。史沫特莱于1928年12月到达中国，初衷是突破英国人的新闻封锁，作为《法兰克福报》特约记者以及几家美国和印度报刊的记者发布新闻，将中国的反殖民的消息传递到印度和世界各地。不过此时，她已经意识到中国将是亚洲反抗殖民主义斗争的中心舞台，遂开始了她长达21年的中国报道生涯。

史沫特莱的狂放不羁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兰德对“中国通”们“特立独行”式性格的概括。研究者证实，1929年，史沫特莱在上海曾与诗人徐志摩堕入情网，⁽¹⁹⁾而她身边总有一个“沈阳男子”——她的翻译兼情人。她总是在出外看望其他外国人时，将那男子丢在旅馆，而那男子就常常酩酊大醉，最后遭到抛弃。她告诉一位友人，她“打算像个男人一样解决性欲”。有一次，一个年轻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突然从她的屋中窜出——原因居然是对史沫特莱攻势凌厉的求爱方式感到恐惧。⁽²⁰⁾史沫特莱曾和宋庆龄吵翻，⁽²¹⁾亦曾想“勾引”海伦·福斯特的警卫员，⁽²²⁾还曾因鼓动延安跳交际舞而受到一些高级官员夫人的痛斥，她甚至还曾与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打架……⁽²³⁾

冒险是那个时代人的共同品质。对此，很多研究者与兰德抱有同感。斯诺的研究者伯纳德·托马斯（Bernard Thomas）将他撰写的斯诺传记冠名为《冒险的岁月》。斯诺也坦率地承认自己的冒险性格：少年时曾离家出走，⁽²⁴⁾年轻时曾在纽约炒过股，1935年在北京经济困窘时赌马赢过1000美元。⁽²⁵⁾他成功地深入陕北红区采访，并写出了轰动一时的《红星照耀中国》，也正是源于一种“冒险”精神。他说：

1927年斯诺越洋来到中国

去（延安）要经过怎样的冒险呢？我不知道。但是，在这些年国共内战中，已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牺牲了生命。为了要探明事情的真相，难道不值得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一下险吗？……就是怀着这种冒险的心情，我出发了。⁽²⁶⁾

洛伊丝·斯诺（Lois Wheeler Snow）回忆说，“敢于冒险是他性格中的突出特点。”斯诺自己说：“命运总是向我微笑，使我绝处逢生。”他一直迷恋冒险的刺激和兴奋，特别是当这种冒险的赌注能够带来一个好故事的时候。⁽²⁷⁾

1925年秋，斯特朗乘上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来到中国，为的是“以偿她多年来的冒险夙愿”。⁽²⁸⁾

巴巴拉·史蒂芬在重庆自己的书房里读中文书，1946年

巴巴拉在南京的墓地和葬礼

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伊罗生出生于一个富有的纽约家庭，1933年他来到中国也是“寻求冒险”。⁽²⁹⁾在上海，他先后在《大美晚报》（Shanghai Post）和《大陆报》（China Press）任记者。在上海与史沫特莱、格拉斯、宋庆龄一起创办了一份英文刊物《中国论坛》（The China Forum），专门发表左翼作家的作品和中共提供的文章。伊罗生后来被视为“托派”而受到中共地下党的冷落和批评，后离开上海，经欧洲回到美国。20世纪40年代他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工作时，其激进态度已经冷静了。1944年7月，伊罗生作为《新闻周刊》记者再度到重庆采访。此时的他，享有中产阶级名人的丰厚薪水，在他仍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同时，共产党“左派”仍然对他采取敌视态度。伊罗生很快从新闻采访生涯转到学术研究生涯，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并教授“变迁中的认同与世界事务”。他的专著《中国革命的悲剧》和《美国的中国形象》影响甚大。⁽³⁰⁾

另一位敢于冒险的女性叫巴巴拉·史蒂芬（Barbara Stephens）。这个名字如今已经几近湮没。她留在中国的原因非常浪漫。1945年，她被美国新闻处派往中国。由于她的美貌，《生活》杂志以她为主角拍摄了一组照片，使她在中国有了名气，于是她决定留下来，在成名之地做自由记者。虽然史蒂芬没有留下什么振聋发聩的作品，但她的身上体现了一种时代精神，她一直在为实现她的“光荣与梦想”而努力，但最后却在独自前往新疆的一次采访中丧生。⁽³¹⁾

约翰·鲍威尔的中国之行可以说是一种懵懂中的冒险。他的儿子小鲍威尔若干年后富于诗意地回忆说：

父亲于1917年离开密苏里到中国去时，我的姨奶艾丽诺送给他一本《新约圣经》。我猜想她是作为一件护身符送给他的，庇护他在这次荒唐的旅行中躲过邪运。无疑艾丽诺和她的娘家人都认为父亲缺少判断力，而需要多方帮助。过去他曾摈弃汉尼拔尔《信使报》的差事，到密苏里新闻学院任教职，现在又要动身远行——这次是到天涯海角的中国。⁽³²⁾

出身于美国犹他州律师家庭的海伦·福斯特闯进中国的真实动机很难证实。人们只知道，她在美国读到斯诺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后，打算自己也写中国。她扪心自问：为什么我不能旅行？不能写这样的文章？她认为自己即便不是更为出色，起码会做得同样好。⁽³³⁾不管怎么说，海伦于1931年来到中国，担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的秘书。她决心成为一个“富裕而著名的”作家。⁽³⁴⁾她和斯诺一见钟情，但拒绝了后者多达21次的求婚，理由是她“要先写出本书”。他们结婚不久，费正清立即发现她“雄心勃勃”，是斯诺的“竞争者”，⁽³⁵⁾此话不幸言中。事实上，她一直在和斯诺较劲。斯诺1936年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海伦1937年只身进入陕北红区，写出了《中国红区内情》。其时，斯诺正患肾炎，看着爱妻兼对手坚定出走的步伐，心情颇为复杂。此事埋下了两位著名“中国通”兼伴侣日后分手的伏笔。在后来的岁月中，海伦锲而不舍、不计回报地在麦迪逊乡间写着有关中国的故事，直到生命终结，时年89岁。

另一个值得提及的女性记者是安娜丽（Aunalee Jacoby, 1916—2002，贾安娜），曾任《斯坦福日报》的编辑，她来自加利福尼亚，其父是个银行家。1937年，安娜丽从斯坦福大学毕业不久即成为好莱坞的剧作家。但是她突然心血来潮，要去中国当一名战地记者。当时《时代》正在找一名不要薪水的驻华记者，该杂志的远东编辑将安娜丽介绍给老板卢斯，卢斯不经面试便同意了。安娜丽到了重庆后曾为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工作过，对她印象不错。但是一件事改变了她的看法，她们去一个茶馆时，周围的告示上写着蒋夫人在“新生活运动”中提出的口号：我们不吸烟。此时，蒋夫人却毫无顾忌地抽起了烟，安娜丽指着口号让蒋夫人看，后者说：“哦，那是对民众说的。”⁽³⁶⁾后来，安娜丽的报道具有强烈的反蒋政权的色彩，她和白修德的稿子因此被《时代》的编辑改得面目全非，于是她宣布辞职。在与白修德共同撰写《中国的惊雷》时，两人一起痛斥蒋介石政权。不久，白修德也辞了职。安娜丽之前嫁给了《时代》的另一位驻华名记者梅尔（Mel Jacoby）——一位耶鲁才子。梅尔是第一个以身殉职的美国战地记者。他死后，安娜丽一蹶不振。为她赢来名气的是与白修德合作的《中国的惊雷》。如果不是这本书，安娜丽可能永远默默无闻。这是白修德绝无仅有的一次与他人的合作，他当时正在追求安娜丽。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安娜丽（贾安娜）和梅尔·贾格比，1944年

伴随着冒险的性格，最能表现出这一代美国记者浪漫一面的是：他们中很多都有四海为家、漫游世界的记录。史沫特莱、斯特朗从事激进民主活动时纵横驰骋于欧亚诸国，一度被认为是“国际间谍”，玛莎·葛尔红（Martha Gellhorn, 1908—1998）、埃米莉·哈恩（中文名项美丽）在来中国前，两人周游世界，四海为家，遍行非洲、欧洲、亚洲。⁽³⁷⁾而斯诺、白修德、格兰姆、窦丁都是在游历远东的旅程中逗留在中国的，其中斯诺与窦丁的经历酷似：为了实现游览东方的计划，斯诺1928年应聘为“拉德纳”号轮船的水手，边工作边写作，在夏威夷潜入“神与丸”号进入日本，然后又设法到了上海，在《密勒氏评论报》找到工作。窦丁在1930年代初辞去休斯敦的工作，到美国某轮船上当了一名水手，到上海后在美国人办的《大美晚报》找到一份工作。⁽³⁸⁾1933年，杰克·贝尔登作为“约翰逊总统”号的一名水手来到中国后，竟然在沿海城市和内地游历5年！1937年，他加盟合众社，开始了职业记者生涯。他后来写就的《中国震撼世界》同样是一部力作。⁽³⁹⁾格兰姆的中国之行也很浪漫：他1935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参加一次艺术比赛获奖，奖品是一张环游世界的船票，他前往远东，最后滞留中国。

格兰姆·贝克在北平写作

对于大多数美国“中国通”记者来说，格兰姆是个异类。他是个绝对自由主义者，喜欢绘画和写作。他曾为美国新闻处工作，但他瞧不起重庆的那些美国驻华记者，认为“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头脑不清的低级记者”。⁽⁴⁰⁾最初到中国来，他只准备逗留两周，但后来“这儿的异国情调的魅力深深地吸引了我。而且，对外国人来说，中国不仅生活舒适，而且物价便宜，这就将我原定两周的计划不可思议地延长为两年了”。⁽⁴¹⁾他学习中文，迷恋京剧，喜欢扯着嗓子唱。⁽⁴²⁾他首次来华的成果是一部著作《穿越长城》，后来被认为是最好的几部中国游记之一。⁽⁴³⁾这部书的出版为他赢得了2000美元的报酬，因此他得以在1940年重返中国。他回忆说：

那时我已写成了一部有关上次旅游的书并挣得了足够的钱，使我能再旅游两年，再写本书。我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在中国生活的河边静坐，以观察从身后沉浮而来的任何人，把掠过我身边的任何饶有兴味的事情都记录下来。⁽⁴⁴⁾

格兰姆是当时比较放荡的4名美国记者之一，经常酗酒和嫖妓。另外三人分别是杰克·贝尔登、佩珀·马丁和兰德·克里斯托夫。白修德说，格兰姆知道住处周围一家妓院每个妓女的名字，经常“泡妞”，⁽⁴⁵⁾佩珀·马丁在做爱时经常将外国记者招待所的篱笆墙摇得直晃，获得了“犀牛”的绰号。至于兰德·克里斯托夫，大约也是老嫖客，在《密勒氏评论报》工作的波塞尔（Elizabeth Purcell）回忆道，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一天晚上，兰德·克里斯托夫和比尔·鲍威尔吃过晚饭后对她说：“我们要去逛妓院”，令她大吃一惊。⁽⁴⁶⁾

另一种吸引

当年滞留在华的美国记者都有一个潜在的动机，该动机一直没有得到国内理论界的注意，那就是他们来中国淘金的物质诱因。尽管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并且因人而异，但诱因是的确存在的。当事人也从不加隐讳。我们已经看到，格兰姆自述留在中国的动因之一是因为“中国物价便宜，生活舒适”。这个想法也适用于哈恩。研究者肯恩（Ken Cuthbertson）谈到她决定留在中国的一个原因时说：

在纽约，米奇是位失业写作人，身无分文，更兼芳心破碎，前路茫茫。在上海就不同了。在这里她变成了一个人物，感觉良好。在外国人圈子里，她那自由活泼的天性不受限制。更兼有了经济收入，与中国人也友好相处。中国的这种生活方式，正是她在美国所梦想的。⁽⁴⁷⁾

哈恩回忆说：

在战后的年代里，要是我跟人说起上海的物价之便宜，他们准会说我胡说八道……1935年上海的米价在我们西方人看起来便宜得简直好像不要钱……便宜的米价意味着便宜的人力，而在上海这样一个繁华都市，便宜的人力就意味着便宜的商品，诸如家具、佣工、衣料、蔬菜等等。我不再负债，相反，我在经济上应付裕如，一大堆佣工任我挑选。⁽⁴⁸⁾

项美丽（哈恩）在上海，1939年

斯诺刚到中国时发现，中国的主要吸引力仍然在于，那些有美元收入的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特权，用很少的钱就可以享受到舒适的生活，买到很多奢侈昂贵的物品。研究者托马斯认为：与经济有关的因素对斯诺留在中国的确起了很大的作用，即他和妻子用不多而且不固定的美元收入就可以在中国过得很舒适、甚至奢华。⁽⁴⁹⁾海伦·福斯特在《我的中国岁月》中更是直率地承认，1929年“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侨民，只要有很少的钱便可以生活得像贵族”，“我们的生活水平将提高许多倍。一美元兑换四到五块中国元，我们同上海的3808名美国人，全中国约7000名的美国人，一起在世界各地方正被‘钉在黄金的十字架’上的时候，过着王子般的生活”，“有时候我想，东方的吸引力就是所有的东西都非常便宜。简直花不了多少钱就生活得像个皇后”。⁽⁵⁰⁾另一位资深记者斯蒂尔说，“中国这个地方很容易适应，你几乎可以做任何你高兴做的事情，而且花钱很少就能做到，时局给每个参与其中的人提供机遇，它简直把人都给宠坏了”，“在中国待过的人，在任何别的国家都不可能像在这里一样，拥有如此快乐、满足、兴趣盎然的生活。它的确令人心满意足。它应有尽有”。⁽⁵¹⁾在中国当记者，挣美元，的确能带来财富。据海伦·福斯特透露，在1940年到1950年间，斯诺仅从《星期六晚邮报》获取的稿费就达25万美元！⁽⁵²⁾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小数字。

1941年葛尔红和海明威在中国

显然，和激进思想、同情心、职业追求、异国经验交织在一起的是丰厚的收益以及洋人在中国的特权，后两者被那些“中国通”在建立功业时欣然接受。当然，早年来华的美国记者中也有浅尝辄止、无功而返者，比如玛莎·葛尔红，她与哈恩都来自德裔的犹太家庭，同为圣路易城人。两人周游世界，四海为家，在那保守的年代，她们以单身女子之身遍行非洲、欧洲、亚洲，也都到过中国，写过有关中国的作品。葛尔红自西班牙内战起，一生采访过八个战争，最后采访巴拿马战役时，她已年逾八十。战地女记者本就罕见，但葛尔红进出战火之中如入无人之境。1941年，葛尔红和海明威一起到过中国，在重庆访问了蒋介石及宋美龄，同时又在友人的安排下见到了周恩来。她的中国经验写在半自传性的《我和另一伴侣的旅程》（Travels with Myself and Another）里。然而葛尔红并不喜欢中国，和她所钟爱的非洲与墨西哥相比，中国在她笔下成了一个真正可怕的地方。平日四海为家、随遇而安的她，却完全不能适应中国。倒是随行的海明威对战时的中国颇有兴趣，中国菜令他大快朵颐。葛尔红曾为海明威第三任妻子，后来多年深居非洲丛林，拒与他人往来。她一生虽然爱情故事不断，晚年却独身一人，与一些崇拜她的年轻人为伍，在伦敦过完余生，最终因癌症而自杀。⁽⁵³⁾

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的哈恩是在1935年失恋之后抱着“散散心”的想法来到上海的。初时觉得“中国没趣”，⁽⁵⁴⁾后来，她在《字林西报》找到了工作，又情陷新月派诗人兼出版家邵洵美，这才留了下来。上海沦陷后，她曾跟邵洵美通力合作，在日伪眼皮底下编辑出版中英文抗日杂志《自由谭》；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英译本，在哈恩的上海寓所译出。她的成名作《宋氏姊妹》（The Song Sisters）为她赢得了声誉，也是经由邵的帮助完成的。为此她在重庆待了9个月。

在美国“中国通”记者中，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1900—1989）是两个仅有的别无选择的中国滞留者之一。拉铁摩尔出生在美国，1901年1岁时随传教士父母来到中国，在中国待了10年。1921年，他在天津《京津泰晤士》报工作一年，随后辞职，专事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边疆考察，写出《通往土尔其斯坦的荒漠道路》（1929）和《满洲——冲突的发源地》（1931），声名鹊起。1934年秋，太平洋关系协会派他到北京任《太平洋事务》杂志的编辑，1937年6月，拉铁摩尔作为美国《美亚》杂志记者的向导和翻译，访问了延安。但是，拉铁摩尔没有直接选择记者的道路，而是选择了学术。所以，中日开战后的1937年，他没有像其他战地记者一样摩拳擦掌，而是收拾行装准备回国。他是一个典型的淘金者。1938年9月，拉铁摩尔在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Pag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谋到一份教职，研究中国和中亚。之后受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委派，成为蒋介石的私人顾问（1941—1942）。这是美国记者中官居高位的第一人。但几年之后，他就成了麦卡锡主义的主要攻击目标，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欧文·拉铁摩尔曾任蒋介石顾问，1944年，重庆

无国籍的爱泼斯坦在抗战时担任美国多家报刊的战地记者

另一位因无法选择而滞留中国的是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虽然他不是美国公民，但他在战时为多家美国报社和通讯社工作，也成为当年美国记者中的“中国通”。⁽⁵⁵⁾这个波兰犹太人是在中国天津租界里长大的。其父是崇尚马克思主义的亲共派，所以爱泼斯坦从小就“左倾”，无论是在《京津泰晤士报》还是为《纽约时报》工作时都是如此。他是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六名外国记者之一。他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同样很有名气。1944年，他与妻子到美国住了5年，感受到麦卡锡主义的寒流后，他们在新中国的召唤下，又回到中国。

“中国通”有失有得，许多人都尝到了冒险的代价。比如《纽约时报》的记者布鲁克斯·爱金森（Brooks Atkinson）本来可以成为扬名四海的“中国通”，但却因“亲共”被国民党当局驱除出境，从而失去了机会。还有梅尔的以身殉职，史蒂芬的失踪——如果以上仅仅是特例，那么更多的人是以失去家庭为代价的，中国报道结束了，意味着他们的婚姻和家庭也结束了，典型的是斯诺和海伦·福斯特的反目，杰克·贝尔登的长期鳏居，爱泼斯坦痛失前妻，兰德·克里斯托夫与妻子的分手。关于克里斯托夫，彼得·兰德评价说：尽管父亲在中国为自己赢得名声，他的一生都被人关注和尊敬……但是，

我父亲为这一成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因为在获得它的同时，他也放弃了家人和家庭。在随后的岁月中，他担任到全世界采访的记者，以逃脱内疚。他还靠吸毒和信教来逃脱。最后，他从六层楼的窗户跳下身亡……⁽⁵⁶⁾

然而，这还不是“中国通”们厄运的全部，后来的“冷战”给他们浴血奋战得来的荣誉以沉重的一击。

兰德·克里斯托夫的妻子20世纪40年代前来北平探望丈夫，当时两人已是貌合神离，她在北京天坛留下了孤影，然后匆匆返回美国，一年后两人离婚

在“冷战”打击下的命运

国内学界谈到麦卡锡主义对“中国通”记者的打击时，通常爱使用“迫害”这个字眼，这当然不算过分。不过细细揣摩起来，汉语的“迫害”与英语中的“persecution”的意思并不完全一致。中国的迫害往往与坐牢、杀头联系在一起，当局制造麻烦和侵犯人身自由往往不一定包含其中，但在英语“persecution”中，虐待、制造麻烦这些东西才恰恰是主要的。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麦卡锡主义”到底迫害那些“中国通”记者到什么程度？这个疑问一直没有得到合理的解答。

在1950年至1954年间，以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 1908—1957）为代表的极端反共、反民主势力，通过指控和调查“政府中的共产党人”的言论和活动，在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掀起的一股反动政治潮流，史称“麦卡锡主义”。

从1948年起，美国遏制苏联的“冷战”政策遭到一系列严重挫折。1949年，苏联试制原子弹获得成功，打破美国核武器的垄断。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使美国在远东的侵略扩张遭到沉重打击，大大改变了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这一震动引起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惊慌，和社会上普遍的“红色惊恐”。在1949年初国民党政权开始崩溃，共和党人便攻击杜鲁门政府是“丢失中国”的罪魁祸首，将美国对外扩张遭到的挫折，归咎于民主党政府对国际共产主义的软弱。1950年1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官员阿尔杰·希斯被判44个月的徒刑，2月3日，受原子弹间谍案牵连的英国核物理学家富克斯在英国伦敦被捕。就在此时，麦卡锡跳了出来，“指控国务院有共产党人”。他在一次演讲中，当众展示一份列有205名共产党人名字的名单，并声称，名单上的人至今仍在国务院内左右美国的外交政策。麦卡锡在这次演讲中一鸣惊人，在一夜之间从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新参议员一跃成为声震全国的政治明星。与此同时，这次演说拉开了一个悲剧时代的序幕。

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也是麦卡锡主义狂潮的受害者，1953年，他公开呼吁各方证人站出来反对麦卡锡参议员

在麦卡锡横行的岁月里，右翼势力在各地进行疯狂的反共活动，美国外交、文化、新闻界受到严重冲击。以麦卡锡为主席的参议院政府活动委员会有权对政府部门的活动进行调查，可以随意传讯证人。证人必须出席听证会，而且必须回答问题，否则就被指控有“蔑视国会罪”。麦卡锡利用这个权力对政府和军队进行广泛的关于“共产主义渗透”的调查，搜集黑名单，乱扣“红帽子”，攻击和迫害一切民主进步人士及持不同政见者，仅一年多，就发起了445次初步质询和157次调查。⁽⁵⁷⁾

麦卡锡要求国务院列出属于新闻计划的所有报刊、评论员以及设在海外图书馆所藏的书籍作者的名单。然后，麦卡锡分子于1953年4月底前往西欧，进行为期18天的旋风式调查旅行。他们宣称美国国务院设在西欧国家的海外图书馆中，共有3万多种书是共产党人或共产党的同情者写的。在麦卡锡及其追随者的压力下，美国许多地方发生了禁书和焚书事件。

1954年以后，麦卡锡主义走向衰落与终结。

受麦卡锡主义的冲击，根据同情共产党的程度不同，那些采访过中国的美国记者的生命轨迹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大致分成三类。

一、受到严重冲击者

拉铁摩尔　1950年，麦卡锡指控他“是苏联最高级别间谍人员”，⁽⁵⁸⁾是远东政策的“主要设计师”。麦卡锡从拉铁摩尔的著作中引用了几句话，断章取义地猜测他与太平洋关系协会的关系，指控拉铁摩尔与共产党组织的“密切合作与交往”以及亲共分子的“友谊和密切合作”，使其成为一个极其可恶的政治危险人物，结论是：拉铁摩尔对苏联在“远东事业的好感”已经给国家造成了“极大和无法弥补的损害”。⁽⁵⁹⁾

经过10年官司后，拉铁摩尔于1963年移居英国

拉铁摩尔回国后，找到一些高级律师为之辩护。后来泰丁斯委员会听证会宣布：没有证据证实拉铁摩尔是共产党人或从事间谍活动，在制定远东政策中也未起作用或产生影响……

拉铁摩尔说：“由于麦卡锡事件，我虽然未被自己任职的大学解雇，但却没有得到任何开课任务。佩奇学院被关闭，我们的蒙古研究项目遭到无可挽回的破坏。”⁽⁶⁰⁾

在麦卡锡主义盛行期间，拉铁摩尔的著作和论文被禁止发表，美国发行量很大的刊物《读者文摘》，在1951年到1954年间只刊登了拉铁摩尔写的三篇文章；1955年到1960年间，拉铁摩尔的文章一篇也没有发表。直到1968年，美国才出版了拉铁摩尔的书。⁽⁶¹⁾1963年，他移居英国，在利兹大学担任教授兼中文系主任，直到1970年退休。

麦卡锡的指控以拉铁摩尔获胜而告终。拉铁摩尔长于争论，不畏权贵，自称是1555年被烧死在牛津火刑柱上的异教徒拉铁摩尔（Bishop Latimer）的后裔。⁽⁶²⁾他的著作《经得起诽谤》（Ordeal by Slander）就是他挑战麦卡锡主义的宣言，该书出版于1951年。不过，拉铁摩尔在经济上还是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辩护的代价至少为250万美元——他的名誉受到极大的损害，虽然最终胜诉，但他永未完全恢复其名望与影响力，而他的才华对未来的决策人也失去了效用。⁽⁶³⁾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拉铁摩尔，1972年

1947年，小鲍威尔在上海

小鲍威尔夫妇　约翰·比尔·鲍威尔（John B Powell）是《密勒氏评论报》创始人老鲍威尔（John Benjamin Powell）之子。老鲍威尔在1941年日本人攻占上海后入狱，终因冻伤和坏疽症失去双足，被遣送回国后于1947年去世。小鲍威尔与妻子西尔维娅继承父业，《密勒氏评论报》于1945年10月在上海复刊，还出版了《中国每月评论》。

《中国每月评论》杂志广泛宣传中国新政权的成就、新中国的生活和蒋介石政府的罪恶。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该刊仍发表类似文章，但是把矛头更多地指向批评美国军事和外交政策方面。在1951年至1953年间，小鲍威尔发表了各种各样的报道详细介绍共产党对细菌战的指控，其中包括中国与北朝鲜政府为这些指控提供的文件证明。⁽⁶⁴⁾

美国国务院和军方为掩盖事实真相，竭尽全力败坏小鲍威尔的声誉。1953年8月，《密勒氏评论报》破产，小鲍威尔偕妻子离开上海，返回美国。在途中，美国国务院和情报局跟踪监控小鲍威尔，美国陆军调查局将小鲍威尔称为“忠诚的共产党员”。他因为在《中国每月评论》上刊登美国细菌战的报道，被政府指控为犯有煽动和叛国罪。当小鲍威尔抵达旧金山，带着从上海私人图书馆收藏的1500本书上岸时，麦卡锡反共运动正达高潮，他遭到了海关的刁难，他回忆说：

在以后的岁月中，从几个星期到几个月，直至多少年中，我努力想抢救这批书，当局扣押的理由也随之变更。美国海关最初依据一条禁止一切来自“共产党中国”的物件进入美国的通令。我的申辩是藏书的绝大部分系在美国出版发行的，并且责问一位海关官员为何禁止《新约圣经》进口。虽然我这本圣经在过去40年中很少打开来使用，但我十分珍惜此书的人情味。海关检查官答以对此也无例外可言，“只要此《新约圣经》到过共产主义中国，它就不能再进入美国。”我分辩说，这部《新约圣经》并非故意流入共产党中国，现在姑不谈其哲理内容，即就书籍本身看来完全是美国的产物，在美国印刷出版，并由我那位非共产主义者姨奶、一位共和党员使用1917年地道的美金购得的。因此它是形势的牺牲品毫无自制力，现在也不过是设法回老家而已。那位检查官听了毫无兴趣，也更无感情的流露。⁽⁶⁵⁾

1959年7月，肯尼迪指令撤销煽动罪起诉并中止叛国罪指控调查，对小鲍威尔夫妇进行了8年的追查终于停止了。

据斯特朗说，小鲍威尔刚从中国回来时，因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便买下一座座旧房子，加以改造，再卖出去，以此维生。⁽⁶⁶⁾其中可见小鲍威尔经商之才。

埃德加·斯诺　在麦卡锡主义的冲击下，美国联邦调查局把他视为“危险分子”，他被认为与好几桩美国共产党的案件有牵连。当局一度禁发他的书稿，并吊销了他到中国旅行的护照。但这不是仅仅针对他个人的，当时的美国政策是不允许任何人去共产主义国家旅行。斯诺因不同意《星期六晚邮报》追随麦卡锡主义的编辑方针，辞去副主编职务。这其中还有一件事引起了斯诺的狂怒：他写的一篇关于周恩来的文章，原标题是“戴红帽子的中国官员”，结果该报登出时被换成“红色中国的绅士打手”。⁽⁶⁷⁾斯诺在失望之下，开始给各报纸写一些小文章，还曾试图创作短篇小说，但经济收益甚微。这一时期他最重要的工作是撰写个人传记《复始之旅》（1958）。虽然他没有被传讯，但他的名字在证词中、在报纸评论上、在所有告密信上屡屡被提到。他曾受到联邦调查局的困扰——他们来调查他是否为共产党员，他坚定地说“过去、现在、将来都不是”，态度“诚恳、合作、坦率”。⁽⁶⁸⁾他的妻子也上了黑名单，演出的机会越来越少。他的朋友谢伟思（John Service）回忆道，斯诺当时慨叹，这种可怕的气候对培养孩子不利。几年后，斯诺就移居瑞士了。⁽⁶⁹⁾

斯诺在瑞士家中，1968年

1952年，斯诺写信给贝特兰说：我们现在生活得“驯服而顺从”⁽⁷⁰⁾，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斯诺受到了更多的“迫害”。同年，他买下了纽约州斯尼登村的一所住宅。他在1953年写信给他的姐姐时说：“我们随心所欲地生活，感到自己非常幸运。”他告诉父亲，他“非常高兴有机会与大自然相处，那里”空气清爽洁净，开阔的草原和临近的森林具有奇妙而神秘的迷人魅力……⁽⁷¹⁾但打击他的是，《复始之旅》虽然获得了较高的评价，但销路并不好。他认为，这是因为麦卡锡的阴魂不散。“人们对任何为我们的中国朋友说好话的人都抱有成见，无论这话如何真实，或具有多么坚实的历史依据。”⁽⁷²⁾不过在另一方面，他在美国又恢复了“中国通”的形象，重新受到人们的注意，媒体、大学和市民团体频频邀请他去演讲，他多少恢复了自信。由于家庭人口的增加（他的子女相继出生），斯诺的经济状况一直不景气，1959年，斯诺全家迁居瑞士——部分原因是为了削减生活费用。随着他的作品逐渐被欧洲的报刊所接受，他最终选择在瑞士定居。看来，他的迁居与政治没有太多的联系。当时，因为欧洲生活费用低廉，有些美国作家情愿到那里去完成他们的著作。⁽⁷³⁾

二、幸运的逃脱者

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1941年就返回了美国。从1944起，她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监视。1947年麦克阿瑟指控她与左尔格间谍案有牵连。1949年2月初，麦卡阿瑟的情报部门根据日本秘密警察档案以及史沫特莱赞扬中国解放区的著作，指控她是一名“仍然逍遥法外的苏联间谍”。从此，史沫特莱的文章和著作不得在美国的任何刊物上发表和出版，她本人也不准到公共场合讲演。但她仍我行我素，继续讲演做报告，发表文章，公开地进行斗争。1949年8月，美国克诺夫出版社撕毁了原定出版的她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的合同。后来，她提出去英国的申请，美国当局不给她护照，因为她是共产党员，她经过斗争，终于获得了护照，但只准去英国、意大利和法国，时间只有一年。1949年底，她抵达英国，在温布尔特平静度日，1950年4月28日因胃癌离开人世。临死时史沫特莱留下遗嘱把她的骨灰埋在中国的土地上。史沫特莱是在麦卡锡主义兴起前离开美国的，她幸运地逃脱了这场政治磨难。麦卡锡主义分子在1950年春天正准备传唤她回美国，以交代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从事的间谍活动。

青年时代的史沫特莱

海伦·福斯特·斯诺　海伦也受到了麦卡锡的冲击，但是种种说法都出于旁人的观察与揣测。据说，她写的文章和书一度不能发表和出版，她的朋友对1980年访美的一个中国代表团成员说，海伦精神上受到的创伤至今还没有恢复过来。⁽⁷⁴⁾海伦著作的编辑者郭琰说，“在麦卡锡时代，由于她30年代在中国的活动，遭到政治迫害，失去自由达23年之久。她与美国社会的货币经济格格不入，一个人孤独地居住在康涅狄格州麦迪逊一所农舍里……”⁽⁷⁵⁾

海伦·福斯特·斯诺

但奇怪的是，对麦卡锡，海伦自己从未多说过什么，在她的自传《我的中国岁月》中几乎是一带而过。也许因为当时她既无工作也无地位？但海伦谈到另一位“中国通”约翰·威廉·鲍威尔时，的确使用了“迫害”的字眼，她说“当他的儿子威廉在他热爱的祖国受到麦卡锡主义迫害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人世，省却许多烦恼了”。⁽⁷⁶⁾她也谈到麦卡锡对斯诺的影响：斯诺的作品和影响遭到冷遇，除兰登书屋之外，出版界拒绝出版他的书。⁽⁷⁷⁾

伊罗生　麦卡锡主义时期，联邦调查局一直纠缠他，看看他能否获得诋毁拉铁摩尔的材料。⁽⁷⁸⁾但是没有证据说明他受到太多的影响。兰德说：当时伊罗生在《新闻周刊》工作，有人给他的老板切特·肖（Chet Shaw）去信，说肖不了解伊罗生的自由主义观点，建议将其解雇。肖将信交给伊罗生，让他作个答复，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寄回。伊罗生没有再遇到麻烦，⁽⁷⁹⁾而且过得还不错——他担任了麻省理工学院（MIT）政治学教授。他的幸免于难大概与他20世纪30年代脱离共产党的干系有关。1980年，伊罗生和夫人还应中国作协和宋庆龄的邀请来华访问。

杰克·贝尔登　有关贝尔登的资讯甚少。我们只知道20世纪50年代初期，贝尔登移居瑞士，尚没有资料证实这是因为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尽管可以推算，在那种大气候下，他绝不会舒服。作为老资格的战地记者，贝尔登对欧洲的熟悉程度恐怕要超过他的家乡美国。他单身一人，来去无牵挂。离开了美国那么长时间，又没有他所熟悉的中国报道工作可干，所以他去欧洲谋生是可以理解的，就像后来从越战归来的老兵，战场上是英雄，回国后却失业。据说，自1969年后他就在法国开出租车度日，整天酗酒、赌博、和女人厮混。20世纪70年代初，当尼克松访问团的记者抵达北京时，他也设法自费来到中国。人们看到他在北京首都机场，甚至没有穿御寒的大衣！当时的中国使他幻灭。后来，他一边接受精神病医生的治疗，一边写了本关于林彪的书。临终时，他对窦丁说，他为在中国的岁月感到懊悔不已。⁽⁸⁰⁾贝尔登并不亲共，甚至对共产主义有抵触，但这不妨碍他作品的客观性。他采访过新四军，对其抗日精神非常钦佩，听到国民党围攻新四军的消息后，他就独自一人站在重庆外国记者招待所的院子里抗议，痛斥国民党是杀人犯。⁽⁸¹⁾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对他的评价很高，认为他的《中国震撼世界》的文学价值要超越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并为他晚年的凄凉光景感到悲哀。⁽⁸²⁾

1940年代杰克·贝尔登（左）在重庆

贝尔登1971年重返中国时已是老态龙钟

爱泼斯坦　爱泼斯坦夫妇1945年回到美国后，一直帮“左派”组织“民主远东政策委员会”工作，曾遭联邦调查局的监视、跟踪和骚扰，但没有受到更严厉虐待的记录。在麦卡锡主义兴风作浪的当口，1951年3月，爱泼斯坦和夫人邱茉莉自愿离开美国转道前往中国，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知道后大为光火：本来是想让他接受审讯的，而移民局却试图将他放走。美国政府对此毫无办法，因为爱泼斯坦是无国籍人士。⁽⁸³⁾爱泼斯坦曾任中国重要的英文刊物《中国建设》主编30多年，期间他以西方人的思维方法办刊，被称为“对外宣传的大师”。当然，他不喜欢“宣传”这个字眼。他加入了中国国籍，又在80多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许多西方的“淘金者”不一样，“老艾培”（中国人给他的爱称）是真想留在中国——扎扎实实地生活和建设！

青年爱泼斯坦

白修德　在报道蒋介石的问题上和《时代》老板卢斯发生争执之后，白修德于1945年被勒令回国。他请了长假写书——《中国的惊雷》。1946年，他与卢斯决裂辞职，而卢斯指控他为“共产主义分子，必须要解雇”。⁽⁸⁴⁾由于《中国的惊雷》和《史迪威文稿》的“左翼”倾向，白修德身背“左翼”骂名，一些大众刊物不敢雇用他，最后他在海外通讯社谋到了一个职位，派驻欧洲，在巴黎生活了6年。⁽⁸⁵⁾1949年时，白修德还有很强的同情心，有时还为国务院那些蒙冤人士作证。当那些在中国相熟的新闻同行在美国回避史沫特莱时，白修德却从意大利发给她一封声援信，信中说：即使写一封长信也难以表达我对这些婊子养的是多么愤怒！他们竟敢如此随便诽谤有着你那样一种履历的人……全世界爱你的人都站在你的一边……⁽⁸⁶⁾

白修德躲过了麦卡锡风潮的迫害

1950年初，联邦调查局开始调查他的“共产主义拥护者问题”，但此时，白修德已经“彻底与共产主义决裂”，并认为“‘冷战’是必须的、适宜的”。⁽⁸⁷⁾在这段期间，他在巴黎过着“非常奢华的生活”，有仆人，有机会旅游度假，并与很多权贵结下了友谊。比如，他曾经为美国驻法国大使布鲁斯写稿，布鲁斯也助了他一臂之力。白修德的弟弟在美国空军部工作，因为其兄共产主义问题，被怀疑为危险分子，受到盘查，并可能失去工作。由于布鲁斯的介入，此事化险为夷。白修德投桃报李，在《时代》上为布鲁斯吹嘘，并在为布鲁斯竞选准备新闻稿时，破坏了新闻客观性原则，将稿子给当事人审阅。白的新闻道德为许多人所诟病。1954年，白的著作《灰烬中的火焰》出版，继续表明对“冷战”思维的拥护，他的出版商还给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寄去一本书，附信说，局长大人“一定会发现这是对共产主义哲学和政策最具毁灭性的揭露”。但是，白的洗刷没有奏效，1954年，他一回国，就受到麦卡锡主义的威胁，成为“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重点审查对象，护照被取消。他太太南希说“当他准备在政府特派护照调查员面前为自己的行为做解释时，都快吓瘫了”。⁽⁸⁸⁾大约有三年的时光，白弃新闻而写小说，其中一篇小说给他带来了财富——好莱坞出8万美元购买他的版权。利用这笔钱，白修德开始写《1960年总统的诞生》，此书后来获普立策图书奖。

有人说《总统的诞生》创立了一种新的报道风格，有人说白修德已经成为“巴儿狗新闻人”。⁽⁸⁹⁾无论如何，白修德20世纪50年代后开始进入美国新闻主流思维，正如兰德所说的：“他和安娜丽合作的书出版后，完全抛弃了中国。虽然避免了同谋罪的灾难，但纽约还是抛弃了他。”⁽⁹⁰⁾

1970年，白随尼克松访华时觉得周恩来对自己很冷淡，由于周恩来是自己最崇拜的人物之一，白修德顿时感到一阵委屈。是周恩来蔑视他的后期“风派”的做法吗？这个猜想恐怕再也无法证实了。

三、超脱者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1947年斯特朗离开延安后滞留莫斯科，直到1949年斯大林政权以间谍罪将她驱除。她在美国平静地度过了6年，还创办了杂志《今天》。对于斯特朗来说，当年她的困扰似乎不是来自麦卡锡，而是来自美国共产党对她的歧视。她也是靠收购旧房屋，加以修缮再卖出赚取些差价为生的。⁽⁹¹⁾1955年，苏联给她平了反，她立即给中国的陈翰笙写信，说早在延安时，就被毛泽东邀请再回中国，现在不知这一邀请是否有效。邀请信很快就来了。然而，她申请美国护照出国的时候，多次遭遭到拒绝与盘问。斯特朗状告美国政府，认为国务院无权根据政治信仰来拒发护照，结果，最高法院判她胜诉。⁽⁹²⁾此后，她很快就经莫斯科到达中国，时年72岁，然后一直生活在北京，直到20世纪70年代在那里去世。

晚年的斯特朗生活寂寥

格兰姆有关中国的著作《时代的两种类型》

格兰姆·贝克　1950年，格兰姆回到美国佛蒙特州的庞姆福瑞，希望得以安度晚年。当时他不过50多岁。他的著作《时代的两种类型》（Two Kinds of Time）1950年出版，该书既是个人叙述，又是对美国的战时中国政策的分析，一度成为美国大学讲授国民党中国的标准参考书。后来，他又写下了《中国的生活记忆》（China: The Remembered Life）。麦卡锡主义似乎没有光顾这位自由主义者，他孤独地活到56岁，死于癌症。⁽⁹³⁾

项美丽（埃米莉·哈恩）　这个给《纽约客》（New Yorker）写了67年专栏的作家，一直过得不错，麦卡锡主义没有波及到她。她1997年2月17日逝于美国纽约，活了92岁。

邵洵美的女儿邵绡红（左）1980年代访问了项美丽（右）

项美丽所著《宋家姐妹》图书封面

她写作70年，出版了52本书，其中有关中国的至少有12本。她的几本中国畅销书包括《我所知道的中国》（China to Me）《香港假期》（Hong Kong Holiday）、《中国，恍如昨日》（China Only Yesterday）等。宋美龄晚年曾考虑请她写传，结果因涉及太多的中国政坛内幕只好作罢。

结语

20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美国记者云集中国，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特殊现象，那些由光荣与梦想编织的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给研究者留下了丰富的空间。显然，这个课题的潜力是巨大的，魅力是永恒的。

在麦卡锡主义的阴影下，当年的“中国通”们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冲击。但是，肆意夸大这种冲击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真实的情况是，“中国通”记者没有一人被投入监狱或被剥夺人身自由。然而，正如爱泼斯坦总结的那样：麦卡锡主义影响了这些人的“事业、名誉、职业和旅行”。⁽⁹⁴⁾

事实上，由于“冷战”的关系，1949年以后，“中国通”们受到了来自母国和中国两方面的冷落。斯诺、白修德、福斯特等人曾给中国政府写了大量的信件，要求重访，但相当一段时间内没有回音，直到中国的政治再次需要他们。1985年，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的第15年，中国开始重新认识这些受冷落的记者，邀请他们中的一些人重返中国，其中有白修德、雅各比、窦丁、马丁的身影。这真是一次激动人心的聚会！这表明，无论当年这些“中国通”出于什么动机来到中国，他们的献身精神和对中国历史所做的推动是会被长久铭记的。

1985年3月25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美国新闻界“重返中国”代表团，该团团员都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来中国采访的幸存的美国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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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eter Rand. China Hands, 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5，此书中译本为彼得·兰德：《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李辉、应红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2) ［美］迈克尔·埃默里：《美国新闻史》，展江等译，235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3) Peter Rand. China Hands, 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5. 81

(4) 彼得·兰德：《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译序，李辉、应红译，7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5) 张功臣：《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56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6) 一个明显的例证是，海伦·福斯特回忆他们的中国经历时说：“一切的基础是埃德加·斯诺和我都喜欢中国共产党人……我们之所以喜欢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是中国人，也不是因为他们是共产党——我们喜欢这种特殊的结合。”见海伦·福斯特：《重返中国》，7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

(7) Peter Rand. China Hands, 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5. cover page

(8) Peter Rand, China Hands, 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5. 81

(9) Peter Rand, China Hands, 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5. 21

(10) 《斯特朗文集》，11、38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

(11) 王璞：《项美丽在上海》，2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2) ［美］乔伊斯·霍夫曼：《新闻与幻想——白修德传》，25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13) Helen F. Snow to David Barbosa, December1 1988. HFS files; Westport Heard (1923) 127, Henry Mitchell Papers in ESC

(14) Helen F. Snow to David Barbosa, December1 1988. HFS files; Westport Heard (1923) 127, Henry Mitchell Papers in ESC

(15) Bernard S. Thomas. Season of High Adventure: Edgar Snow in China. Californi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27

(16) Edgar Snow. Saving 250,000 Lives.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Magazine, September 8, 1929, 14-15, 31

(17) 《斯特朗文集》，52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

(18) Janice R. MacKinnon, Stephen R. MacKinnon. Agnes Smedley: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 American Radica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32-33

(19) Janice R. MacKinnon, Stephen R. MacKinnon. Agnes Smedley: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 American Radica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143

(20) Janice R. MacKinnon, Stephen R. MacKinnon. Agnes Smedley: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 American Radica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140-141

(21) Janice R. MacKinnon, Stephen R. MacKinnon. Agnes Smedley: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 American Radica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168-169

(22) Helen Foster Snow. My China Years. Beij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4. 301

(23) S. Bernard Thomas. Season of High Adventure: Edgar Snow in China. Californi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163-164。斯诺曾经将史沫特莱与贺子珍在延安发生冲突的情形写了下来，见Janice R. MacKinnon, MacKinnon Stephen R.. Agnes Smedley: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 American Radica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 1988. 189-192。

(24) S. Bernard Thomas. Season of High Adventure: Edgar Snow in China, Californi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25

(25) 了解斯诺的这些冒险行为可阅读John Maxwell Hamilton, Edgar Snow, A Biograph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11, 14, 50。

(26) ［美］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6页，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27) E. Snow to Charles Hanson Towne, June 26, 1928 CHTP. Also see S. Bernard Thomas, Season of High Adventure: p. 37

(28) ［美］柯如思（Ruth Evans Coe）：《再现革命观察家的一生》，见《斯特朗的六次访华》，2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29) 董乐山：《一个时代的记录》，载《文汇报》，1996-03-07。

(30) Peter Rand. China Hands, 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5. 81-131

(31) Peter Rand. China Hands, 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5. 261-309

(32) ［美］约翰·比尔·鲍威尔：《父亲的藏书》，冯亦代译，载《读书》，1987（6）：143页。

(33) Helen Foster Snow. My China Years. Beij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4. 3-9

(34) S. Bernard Thomas. Season of High Adventure: Edgar Snow in China, Californi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101

(35) S. Bernard Thomas. Season of High Adventure: Edgar Snow in China, Californi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102

(36) Rand Peter. China Hands, 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5. 216

(37) 苏友贞：《项美丽和葛尔红：从圣路易到中国》，载《中华读书报》，2004-09-15。

(38) Stephen R. MacKinnon, Oris Friesen. China Report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32-33

(39) 爱泼斯坦：《爱泼斯坦回忆录见证中国》，沈苏儒等译，141页，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40) ［美］格兰姆·贝克：《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6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41) ［美］格兰姆·贝克：《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42) Peter Rand. China Hands, 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5.266

(43) Peter Rand. China Hands, 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5. 267

(44) ［美］格兰姆·贝克：《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45) Peter Rand. China Hands, 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5. 264

(46) Peter Rand. China Hands, 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5. 279

(47) Ken Cuthbertson. Nobody Said Not to Go. Faber&Faber, 1998. 134-135

(48) Emily Hahn. China to Me: A Partial Autobiography.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and Company, Inc 1944. 12

(49) S. Bernard Thomas. Season of High Adventure: Edgar Snow in China, Californi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48

(50) Helen Foster Snow. My China Years, Beij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4. 4-5, 47

(51) Correspondence, Still to Rand, September 1982

(52) Helen Foster Snow, His hope towards China, The Kansas City Star, 19 Feb，also see S. Bernard Thomas, Season of High Adventure: Edgar Snow in China, Californi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111

(53) 苏友贞：《项美丽和葛尔红：从圣路易到中国》，载《中华读书报》，2004-09-15。

(54) 王璞：《项美丽在上海》，3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55) 爱泼斯坦曾经放弃了申请美国国籍的机会。他的第一个妻子是美国人，希望他赴美长期居留，但他执意留在中国。1942年，他们离婚了。他的父母1938年移民美国，他再次放弃了赴美机遇。见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见证中国》，沈苏儒等译，6页，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56) Peter Rand. China Hands, 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5. 295

(57) 有关麦卡锡主义的情况，见张红路：《麦卡锡主义》，43～55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刘绪贻等：《战后美国史（1945—1986）》，1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58) ［美］柯特勒：《美国八大冤假错案》，刘末译，23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59) ［美］柯特勒：《美国八大冤假错案》，刘末译，24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0) 《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吴心伯译，22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61) 黄安年：《麦卡锡主义——美国的法西斯主义》，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62) 《费正清自传》，415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63) ［美］柯特勒：《美国八大冤假错案》，刘末译，27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4) ［美］柯特勒：《美国八大冤假错案》，刘末译，27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5) ［美］约翰·比尔·鲍威尔：《父亲的藏书》，冯亦代译，载《读书》，1987（6）：145～146页。

(66) 《斯特朗文集》2，437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

(67) S. Bernard Thomas. Season of High Adventure: Edgar Snow in China. Californi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285

(68) S. Bernard Thomas. Season of High Adventure: Edgar Snow in China. Californi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286

(69) John S. Service. Edgar Snow: Some Personal Reminiscences", 216

(70) John S. Service. Edgar Snow: Some Personal Reminiscences", 216

(71) John S. Service, "Edgar Snow: Some Personal Reminiscences", 216

(72) S. Bernard Thomas. Season of High Adventure, Season of High Adventure: Edgar Snow in China. Californi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288

(73) S. Bernard Thomas. Season of High Adventure: Edgar Snow in China. California: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290

(74) 黄安年：《麦卡锡主义——美国的法西斯主义》，3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75) 海伦·福斯特·斯诺：《重返中国》，5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

(76) 海伦·福斯特·斯诺：《重返中国》，4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

(77) Helen Foster Snow. My China Years. Beij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4.124

(78) 《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吴心伯译，220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79) Peter Rand. The China Hands. 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5.313

(80) Peter Rand. The China Hands: 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5.314

(81)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见证中国》，沈苏儒等译，141页，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82) 爱泼斯坦与作者的谈话，2000年7月23日，北京友谊宾馆。

(83)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见证中国》，沈苏儒等译，244～258页，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84) ［美］乔伊斯·霍夫曼：《新闻与幻想——白修德传》，103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85) ［美］乔伊斯·霍夫曼：《新闻与幻想——白修德传》，111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86) Janice R. MacKinnon, Stephen R. MacKinnon. Agnes Smedley: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 American Radica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333

(87) ［美］乔伊斯·霍夫曼：《新闻与幻想——白修德传》，121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88) 详见［美］乔伊斯·霍夫曼：《新闻与幻想——白修德传》，111—144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89) 乔伊斯·霍夫曼：《新闻与幻想——白修德传》，203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90) Peter Rand. The China Hands: The Adventures and Ordeals of the American Journalists Who Joined Forces with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5.313

(91) 《 斯特朗文集》2，437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

(92) 《斯特朗文集》2，458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

(93) 《斯特朗文集》2，458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

(94)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4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