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在华美国女记者研究

尽管美国女记者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但大批登上新闻舞台的女性则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际。⁽¹⁾当成千上万名男子被派往前线时，妇女也涌入了包括新闻在内的各个领域。在二战前后，美国有1600名男性记者被派往世界各地，至少有127名女性记者报道了这一伟大事件。⁽²⁾随着战争中心转向亚洲，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一批女新闻人进入了中国，其中较著名者包括：佩吉·赫尔（Peggy Hull, 1889—1967）、安娜·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 1885—1970）、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 1892—1950）、海伦·福斯特·斯诺（Helen Foster Snow, 1907—1997）、艾米莉·哈恩（项美丽, Emily Hanh, 1905—1997）、贾安娜（Annalee Jacoby, 1916—2002）、葛尔红（Martha Gellhorn, 1919—1998）、雪莱·麦当斯（Shelly Mydans, 1915—2002）等。⁽³⁾

在报道中国方面，这些女性获得了与男性记者一样骄人的成绩，其中的杰出者甚至获得了令男性同行瞩目的成就。“西安事变”前后，在现场采访的三名外国记者中就有两名女性——史沫特莱和福斯特。在以报道红军著称的“三S”中，史沫特莱和斯特朗占有三分之二的席位。哈恩、斯特朗、福斯特、史沫特莱每人都有七八部有关中国的专著，从数量和品质上足以和任何男性记者抗衡。这些女性记者采写的中国报道，让西方了解了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这些女记者中，既有报界的正式雇员，也有自由撰稿人。从政治倾向或价值取向上看，她们大致分为三类：一类为激进派，倾向红军和共产党，以史沫特莱、斯特朗、福斯特为主要代表；一类为自由派，其特征为没有鲜明的政治倾向，从个人的角度描写战争，注重作品的商业价值，以葛尔红与哈恩为主要代表；还有一类为职业新闻派，这些人均为著名媒体的正式从业者，其特征为注重新闻的客观性和时效性，产品多为每日新闻，以麦当斯与赫尔为主要代表。从历史影响上看，前两类记者中由于著述颇丰，其声名大大超过了第三类职业记者。

上述女记者的自传提供了研究她们的第一手资料，此外，不少西方学者为她们写就的传记亦呈现出不同视点。国内虽有对上述人物的少量个体研究，但缺乏对这一群体的整体考量。本章综合考察这些美国女性新闻人到中国来的动机、路径及其作为，重点研究激进派和自由派的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以期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特殊历史现象作出系统诠释。

抗战中美国女记者葛尔红（Martha Gellhorn）在前线采访

东方寻梦：通往中国的路径

佩吉·赫尔不仅是美国官方最早认可的战地女记者，也是最早踏上中国土地的美国女记者。赫尔的记者生涯起于1914年，当时她随美军穿行在加利福尼亚与墨西哥边境，为《三藩市周报》（San Francisco Weekly）撰写战地新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因为不允许女性去前线报道，她通过各种途径弄到了护照和签证，自费跑到巴黎，报道了同盟国远征军大游行。⁽⁴⁾在1918年战争结束前，她终于得到了官方的批准，前去西伯利亚战场进行采访。9个月后，她在回国途中辗转到上海，被陈友仁（1878—1944）办的英文报《沪报》（Shanghai Gazette）⁽⁵⁾聘用，从此开始了她在中国长达15年的报道生涯。⁽⁶⁾赫尔原本是位自由撰稿人，靠出售战地报道为生。《沪报》大约是她职业记者的首站。所以，赫尔到中国来，主要是出于工作机会的吸引。

1930年代佩吉·赫尔（Peggy Hull）是《纽约日报》驻华记者

20世纪30年代初期，身在上海的赫尔成为美国《纽约日报》特派记者。她报道了中日闸北之战，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以报道每日新闻为主的赫尔虽无惊世骇俗之作，但其智勇却遐迩驰名。在一次战地采访中，她被日军包围，情急中，她在手臂上缠了一个白绷带，并将长发散落，表示她是一名妇女。日本人抓住她后，她道出一位当年在西伯利亚采访时认识的日军舰队司令的名字，此人当时恰在上海。司令释放了赫尔，并警告说：如果你继续当战地记者，总有一天会死于战场。⁽⁷⁾

作为美国首位官方委派的战地女记者，⁽⁸⁾赫尔在女性同人中的示范引导作用是巨大的。赫尔之后，美国战地女记者迅速崛起，到了二战期间，已成遍地开花之势。此时，赫尔转向太平洋战区，从此离开了中国。

作为职业新闻人，赫尔对中国的报道只是“惊鸿一瞥”，她从未将自己的命运与中国联系起来。但1928年来华的史沫特莱可就不同了，她把个人命运与中国革命紧紧“绑”在一起，在中国待了14年，最后甚至被认为是中共的“辩护人”。她的“左倾”和激进可以从她早年的经历中找到依据。史沫特莱出身矿工家庭，1919年，她从纽约辗转来到柏林，认识了一些印度民族革命者。她深受这些人的影响，并与一名印度领袖维仁（Virendranath Chattopadhyaya）结了婚。她当时希望在欧洲生活一段时间，就去访问苏联，然后到印度去探险。她说：

无论这次冒险有什么结果，我至少能看到这个生我的地球上的一些东西。我可不想过那种平淡的日子。⁽⁹⁾

1928年与维仁分手后，史沫特莱颇为迷茫，此时，她打算先去中国，再去印度冒险。她与《法兰克福报》签订了合约，成为该报驻华记者。她回忆说：

我冒险地进入了一个未知世界，接受了一份经验不足但富于责任感的工作。有时，想起这份新工作会让我恐惧。怀着悲伤与孤独的复杂心情，我坐在火车上向朋友们告别，向柏林告别，途经苏联，向中国奔去。⁽¹⁰⁾

史沫特莱在华期间，除《法兰克福报》外，还担任了《曼彻斯特卫报》以及几家美国通讯社的记者。除日常新闻外，她还有大量亲历报道问世，直接影响了包括斯诺在内的一批美国记者。

与史沫特莱齐名的斯特朗是芝加哥大学的哲学博士，也是战地女记者中学历最高的。在她的记者生涯中，她的主要活动范围是苏联和中国。1925年她首次访问中国，以国际新闻社（INS）记者名义报道著名的省港大罢工。至1947年，她一共到中国采访过5次，完全是因为“中国革命的吸引”。

一些女性与中国的姻缘出于实现自己文学梦的目的，海伦·福斯特·斯诺就是其中的一个。20世纪20年代末期，这个犹他州州立大学的学生在美国银矿协会担任资料员，她的任务是剪贴报纸上有关银矿和银币的文章。中国作为银币使用国，立即进入了她的视野。从中国银币到中国社会，她接触到大量有关中国的资讯，并读到了斯诺采写中国的报道，不禁热血沸腾，她佩服斯诺，但又不服气，她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我能去中国，我的文章不会比斯诺逊色”。⁽¹¹⁾这种一争高下的心气使她走向斯诺，也为两人日后的分手埋下了伏笔。为了能在海外机构任职，实现作家的梦想，海伦通过了政府公务员考试，被派往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做秘书。但是，这个工作很快就令她厌倦了。与斯诺的结识使她眼界豁然开阔，决心以写作为职业。她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给多家报刊写稿，其中包括《密勒氏评论报》、《伦敦先锋日报》、《纽约太阳报》、《国家》等，并开始为她的“巨著”搜集材料。

至1940年斯诺夫妇返回美国前，海伦完成了两部重要著作——《红色中国秘闻》（1939）以及《中国建设民主》（1941）。尽管其声名还无法与斯诺相比，但她已当之无愧地站立在了美国“中国通”记者的行列中。

1937年海伦·福斯特·斯诺与红军总司令朱德在延安

因文学梦而踏上中国土地的还有哈恩，她的人生理想就是“旅行和写作”。与中国发生关联是她率性而为的偶然结果。这位威斯康星采矿专业的学子因特立独行而闻名。年轻时她女扮男装横穿美国大陆，在新墨西哥当过导游，到比利时、刚果为红十字会工作，曾与土著人生活了两年，还曾徒步穿越过中非。她的这些非凡经历及写作才华得到《纽约客》杂志老板的欣赏，她随即成为该刊的长期撰稿人。1935年，她因恋爱失意来到上海散心，本想逗留两个星期，但却在中国滞留了9年。从厌恶上海到对这座远东城市充满兴趣，再到在中国实现了她的作家梦，这些巨大的转变取决于她的浪漫性格。哈恩虽然是《纽约客》的特约记者，但她必须以文章赚取稿费。她的作品多是一些风花雪月的随笔，体现异国文化趣味。这些随笔使她在美国拥有一些中产阶级的读者，但其名气的建立则归功于她1941年完成的《宋氏三姐妹》，这部著作首次披露中国一个政治家族鲜为人知的内幕。此后，哈恩跻身于名记者行列。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美国正式被卷入了中国本土的战争，斯诺夫妇，史沫特莱等元老级“中国通”已于1940年底先后离开了中国，留在陪都重庆的数十名美国记者中，活跃着少数女性的身影。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贾安娜具有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到中国战场去成为一名战地记者。她“请战”的名言是：“我要一天工作18小时，最好就在战场中心”。⁽¹²⁾为了实现梦想，她不惜放弃签约成为米高梅电影公司剧本作家的机会。由于战时对女记者的限制，1941年秋天，她以国际赈济组织代表的身份进入中国，先为宋美龄撰写讲演稿，后在重庆成为美国《自由》杂志的记者。她与《时代》周刊记者雅格比（Melville Jacoby）在菲律宾结婚后，被日军关进集中营，虽然他们戏剧性地逃脱了，但雅格比却在一次事故中身亡。悲伤之下贾安娜回美国休整了两年，于1944年重返中国战场，这次她得到了《时代》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的帮助，后者向老板卢斯（Henry Luce）要求让贾安娜做帮手，卢斯竟同意了。于是，贾安娜成为时代－生活报系的6名女战地记者之一，其他5位女性分别是：Mary Welsh, Margret White, Lael Tucker, Peggy Durdin, Shirlly Mydans。贾安娜当时是《时代》杂志长驻中国的惟一女记者，其后期的报道多有批评蒋介石政权的，这与老板卢斯的政策相左，在压力下。她与白修德双双离开了《时代》，他们的合作成果——长篇战地报道《中国的惊雷》荣获美国读书俱乐部大奖，这部专著代表着贾安娜的战地记者生涯的最高成就。

贾安娜

佩吉·窦丁

贾安娜可能是抗战中最后离开中国的一名美国战地女记者。她于1945年回国，这标志着美国在华女记者群体盛世的结束。

激进派的作为

激进派的领军人物是斯特朗、史沫特莱、福斯特，而激进程度又以斯特朗为最。

在1949年之前，斯特朗到中国采访五次，次次都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相关。继1925年报道广州的省港大罢工之后，1927年，她再次访问中国，并深入到湖南农村。她在报道中盛赞农民运动，说：“这些农民和工人将会有勇气把他们的国家从封建时代推进到现代世界中去。”1928年，她的著作《千千万万中国人》（China's Million）一书问世。抗日战争拉开帷幕之后，她辗转至太行山区采访八路军，其成果是著作《人类的五分之一》。1940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斯特朗飞到重庆，采访中共高层人物，并很快遵照“中共的要求”，冲破国民党阻力，将事变内幕发布到美国媒体。当时许多美国记者由于报道“皖南事变”而受到国民党的报复，斯诺还被驱逐出境，但斯特朗却由于“基地”在苏联，处于流动状态，幸免于迫害。由于报道“皖南事变”，斯特朗得到中共高层的信赖，她于1946年应邀访问延安，采访了毛泽东，并引发后者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影响深远的论断。在延安的岁月中，她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她首次向英语世界传播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自觉地将自己看作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分子”。她在此时期的重要作品《中国人征服中国》鲜明地表达了她的立场。

和其他激进派女记者不同，斯特朗对中国的采访是“飞行式”和“阶段式”的。在20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间，她的基地在苏联，她的采访足迹由苏联辐射到中国，还遍及一些欧洲国家。她在担任美国新闻社记者的同时，还担任着苏联共产党的喉舌报纸《莫斯科新闻》英文版主编。更为奇特的是，她还曾列席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虽然她不是共产党员，但她把自己看成是革命队伍的一分子。她蔑视所谓的“客观性”。在苏联，她接受了当局对她书中内容的删改；在访问毛泽东时，她完全成了革命的传声筒。当年在杨家岭，她曾小心翼翼地问毛：“我是一个记者，我能够报道说毛泽东称蒋是一只纸老虎吗？”毛答道：“不要只是那么说，”他仍然笑着回答……“你可以说如果蒋拥护人民的利益，他就是一只铁老虎。如果他背叛人民并向人民发动战争，他就是一只纸老虎。”⁽¹³⁾

在新中国成立前，斯特朗有关中国革命题材的专著约有11部，在激进派记者中名列第一，对推进中国革命贡献巨大。中国推崇她为“美国进步作家和中国人民的朋友”，但是，一些西方评论家却认为，斯特朗对苏联和中国的报道在很多地方扭曲了事实。“维基百科全书”给她的定位是：“记者、作家和（激进）运动分子”。在《美国新闻史》中，斯特朗的名字只是闪现了一下，没有显示出丝毫的地位。

激进派的另一员骁将史沫特莱在中国的经历充满戏剧性的悲壮色彩。她在东北采访时曾给《法兰克福时报》写了很多有关日本对中国侵略野心的报道，但均未被刊登，还由于其反日立场问题被该报解雇。她旋即改任《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她在上海时卷入了共产国际，担任宋庆龄的英文秘书，1932年，她和另一位美国记者伊罗生（Harold R. Isaacs）在宋庆龄的《中国论坛》上发表评论《国民党反动的五年》，抨击国民党政权。史沫特莱的左翼激进精神鼓舞了当时很多人参加中国革命，比如后来做了红军顾问的李德就曾表示，他看了史沫特莱的报道《中国军队在前进》，深受鼓舞。加拿大人白求恩也是在她的感召之下奔赴延安的。许多记者，包括斯诺，都对她敬佩有加。然而，史沫特莱的不拘小节以及开放的性观念影响了她的声誉。她与苏联人佐尔格的绯闻是当时一个敏感事件，后来她与宋庆龄吵翻更使她处于不利地位——中共本来考虑请她来红区采访的，但最后将此殊荣给了比较温和的斯诺。

1936年秋季，多少有些失落的史沫特莱独自来到陕西临潼休养写作，结果碰上了“西安事变”。她是当时在场的两名外国记者之一。她不仅捷足先登地发布了大量新闻稿，而且在当地电台担任采访者和播音员，以英语和德语向世界报道西安的情况，驳斥南京电台说“蒋委员长已经被杀害，红军占领了西安并到处强奸抢劫”的谣言。这大大惹恼了南京当局，威胁要将她驱除出境。外电给她戴上一顶“中共代言人”的帽子，这顶帽子一直戴在她头上直到她逝世。对中共而言，史沫特莱的功绩是不言而喻的。但由于自由的天性，她同时也遭到了中共和“左派”人士的指控，因为她在媒体上过早披露了蒋介石、张学良与中共的秘密协议，导致蒋后来撕毁协议。但这正是史沫特莱的独特之处，她虽然崇尚某种事业，但并非是应声虫。正像她自己说的那样：

多少年来，我同情地倾听着共产主义者们的观点，后来在中国时还给予他们积极的支持，然而我无法让自己的头脑和生活不假思索地供他们的领袖去支配。我从不认为自己很聪明，但我不想成为那些自以为是的真理持有者们手中的工具。⁽¹⁴⁾

她的我行我素、桀骜不驯使她到延安后处境更为尴尬。她向红军将领介绍了西方交谊舞，但却无形中得罪了中共高干的夫人；她在延安大张旗鼓地采访朱德，无形中使地位正在上升的毛泽东遭到挑战；她对毛泽东的报道，显然不会令领袖愉快，比如她描写的与毛泽东首次会面时的情景。

那个高大的身形逐渐逼近，一个细高的声调欢迎着我们。然后两只手与我紧紧相握，那手有女人的修长和敏感。我们默然注视着对方。他有黑色的谜一样的长脸，前额高阔，女性化的嘴角……我对他身上的女性气质及房间里的阴暗有点反感，我的内心充满了本能的敌意……⁽¹⁵⁾

毛泽东与史沫特莱之间从未产生出毛与斯诺那样的情谊，其关系也无法与毛和斯特朗相比。1950年代初，对中国朝思暮想的史沫特莱从美国流亡到英国，抱病等待赴华签证，最后客死异乡；数年后，斯特朗以72岁高龄轻松定居中国。二人都是当年不遗余力地为红军歌唱的鼓手，但归宿却大不相同。

史沫特莱共有四部关于中国的报道问世，数量上逊于斯特朗，但却具有更高的知名度。她在中国的后期更直接地投入支援八路军的工作。1940年夏季，一身是病的史沫特莱黯然离开了中国，她的复杂心情在她此时期的重要著作《中国的战歌》结尾处显现出来。

离开中国的决定终结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篇章，回首往事，我对自己很不满意。我知道自己犯了无数个错误；我希望我还做过一点儿好事。我还有一件大事要做，即告诉美国人中国的真相——他们是怎么战斗的……⁽¹⁶⁾

在与中共的关系上，激进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海伦·福斯特·斯诺相对来说比较超脱。她的雄心勃勃使她与斯诺的婚姻自始至终充满了危机。在1936年之前，海伦远非一名有影响的独立记者，经常处于斯诺帮手和陪衬的地位。当年6月，斯诺被中共邀请访问陕北红区，这使她既受鼓舞又有一丝嫉妒，因为她自己并未在被邀请之列。9月，在接到中共正式邀请后，她毫不犹豫地出发了。在西安被困的日子里，她以《密勒氏评论报》记者的身份采访了张学良，她的报道《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出现在伦敦《每日先驱报》（1936年10月8日）上，其中披露了张学良准备积极抗战、批评国民党中央消极的态度。

由于这是国民党高官自“九·一八”以来首次积极表态，又由于报道中隐含张学良对国民党中央的批评，该报道被多家外媒转载。海伦一举成名，被认为是在外媒上报道“西安事变”前兆的第一人。⁽¹⁷⁾然而，两个月后，“西安事变”爆发时，已离开现场的海伦错失良机。当她在北平听到史沫特莱和贝特兰在广播中报道事变情况时，极为懊丧。不久前，斯诺的红区采访不仅给他带来了声誉，也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入。《时代》杂志的老板卢斯花了几千美元购买了斯诺的文章和照片，斯诺的空前成功使好强的海伦决心自己独闯西北，写出同样有影响的东西。她的争强好胜可以从一个细节中看出来：当斯诺要将毛泽东馈赠的红军八角帽转送给海伦时，遭到后者的拒绝。她说：我自己会找毛泽东再要一顶。1937年4月，当海伦不顾斯诺反对前往西北时，斯诺正患有肾病，然而海伦执意前行，将丈夫留在身后。⁽¹⁸⁾

海伦对延安长达5个月的采访的直接成果是《红色中国秘闻》（1939）的问世，她终于达到了目的。但由于《红星照耀中国》已先行出版，又由于自斯诺后大量关于中国的著作诞生，海伦的著作并未获得预期的成功，评论界也褒贬不一。有人说，此书能与《红星照耀中国》媲美；也有人说，此书富于倾向性地赞美了共产党。但海伦认为，自己是比较小心注意报道口吻的人。该书侧重反映红区的女性和民主建设，在某些地方暗含着对红区的批评。

1940年年末，斯诺夫妇离开了中国，海伦的另一部著作很快问世。在中国9年，与其他女记者相比，她的成果并不突出，也未能达到年轻时憧憬的“与斯诺并驾齐驱”的境界。离开中国时，她的心情似乎有点苦涩。仿佛是意识到这一点，海伦在后半生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著作，其中许多仍是描写红区的。

激进派虽然得到中国人民的激赏，但在美国主流新闻史上却几乎没有任何地位。上述三人都被扣上了“左翼宣传分子”的帽子，被认为要对“丢失中国”负责，成为麦卡锡主义打击的对象。新闻专业主义者对她们的指责是“非客观化的红色宣传”，但遭到她们异口同声的回击。史沫特莱说，她决心将收集到的有关中国革命的一切事实在美国民众前公开。这些事实或许不够完整，而且会断然被认为是片面的。然而，另一个方面的东西已有多人写过了，生活的另一面则无人问津。我写普通人，士兵，以及知识分子——那些为了解放而反抗来自于任何压迫的人们。⁽¹⁹⁾斯特朗指出：“作为一个记者，我非常清楚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实。我们各自都有真实——那就是我们的图画世界。我说我反映真实时，我的意思是说我将描绘我的图画。⁽²⁰⁾海伦认为她们是“战争年代锻造的特殊记者”。

自由派的实绩

玛莎·戈尔红是来华美国女记者中自由派的典型人物。这不仅由于她年轻时就有周游世界的经历，还由于她是最早的美国战地记者之一。她转战多国，建立了很高的声誉。她对西班牙战争的报道，很多人认为其水准甚至超过了著名战地记者海明威。海明威与她结为伉俪，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但傲慢的戈尔红不愿做海明威的陪衬，婚后仍独往独来。她对新闻界说：“我认识他的时候已经出版过两部长篇小说了，我离开他后持续地写作半个世纪，我为什么要成为他人的注脚呢？”⁽²¹⁾

戈尔红是抗战时期来华女记者中自由派的主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全面卷入战争。戈尔红也将注意力转向中国战场。她受美国《克里尔》（Collier）杂志的委托，到中国战场去采访中国军队大反击。她邀请海明威一同前往，经历了她有生以来一次“灾难性的”采访。在采访中，她一路抱怨、诅咒中国的落后和腐败，讽刺、嘲弄中国文化……正因为如此，她的那些战地报道很少被后人援引，她的惟一涉及中国的著作也一直未能引进到中国。这部题为《我和另一个人的旅行》（Travel with Me and Another）的作品在中国人的印象中颇为负面，不过，作为自由派的一个典型作品，该书具有反映历史的意义。

在采访中国之前，葛尔红的足迹遍及24个国家，惟独没有到过远东。所以她说：“我决定在死前或世界末日结束前去看看东方……东方存于我自儿时的梦中”⁽²²⁾然而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她就开始说这是一个“超恐怖的旅行”。由于海明威的介入，国民党对他们的接待规格很高，但简陋的卫生设备和无处不在的苍蝇、粪便使葛尔红痛苦不堪。而童工、赌博、随地吐痰、乌烟瘴气、贫穷、饥饿更使她愤怒。她甫到中国就对海明威咆哮：“我们生活在一个奴隶劳工的国家。这儿的人一半处于饥饿。我受不了，我得离开！”⁽²³⁾

他们的采访路线是广东韶关、桂林、重庆。他们在韶关采访了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余汉谋上将，考察了中日对峙的战场。每当玛莎抱怨的时候，海明威就讥讽说：是谁让你到中国来的？还是随遇而安吧。战时，美国战地女记者都经受了艰苦的磨砺，三位激进派代表斯特朗、史沫特莱、福斯特到红区采访时，与士兵同吃同住，备尝艰辛，每人都带着一身病离开。相对这些战地记者而言，玛莎更像一个颐指气使的贵族。奇怪的是，她在欧洲的战地采访中，历来是以关心普通下层人民而著称的，人们说她不采访将军只采访士兵。但在中国，她什么都看不上。她曾这样记录在韶关的一个晚上。

海明威和葛尔红在前线

海明威和葛尔红访问了国民党第7战区司令余振谋

我们蜷缩在石头房子里的一间石头屋的石头地上。非常冷。门对着街敞开着，飘来阵阵臭气。蚊子和苍蝇四处乱飞。我们唯一用来取暖的“威士忌”也被将军的热情消耗净尽。我躺在木板上，饭就搁在地上。在黑暗中我说：我想死。⁽²⁴⁾

他们到国民党战区原本是为了报道国军反击日本，结果什么都没看见。海明威鼓励她说：高兴点，你至少看到了中国的军队，尽管它没有反击行动。在重庆，他们受到了国民党高官的接见。戈尔红描写了孔祥熙的豪华宴会，宋霭龄的富贵和霸气。到蒋介石夫妇接见他们时，戈尔红已是一肚子怒气。在会见中，蒋谈到共产党借新四军问题造谣，她后来评价道，蒋的宣传对他们来说“就像往沙地上泼水一样无效”，“他们害怕在人民中生存并领导人民的中共，却不怕日本人”。在会见中，戈尔红提问道：她在街头看到许多麻风病人，为什么政府允许他们上街？蒋夫人回答：因为中国人比较人道，不像西方那样将麻风病人关起来。还讥讽说：当你们的祖先还在树上住时，中国早就有伟大的文化了。看到戈尔红有些气恼，蒋夫人送给她一顶草帽和一个玉坠。但这并没有堵住戈尔红的嘴，她在报道中说：

他们为什么不为自己的人民做些事，而去炫耀过去的历史？我们见过的这些大人物对什么都漠视，除了金钱和权势。我不信任他们。这是个腐败的地方。他们出了什么毛病？⁽²⁵⁾

奇怪的是，这个傲慢挑剔的女记者却对周恩来印象很好。在重庆，两位美国记者秘密访问了中共办事处。后来戈尔红回忆说，她第一次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

他（周）坐在那四壁如洗的小房间里，身穿难以形容的衣服，却是个重要人物。我们认为，周恩来是个胜利者，是我们在中国所见过的惟一真正的好人。如果他是中国共产党人典范的话，那么中国的未来将是他们的。就我来说，我被这位魅力十足的人强烈地吸引住了。⁽²⁶⁾

这是戈尔红第一次赞美中国人。他们后来向美国国务院情报部门汇报时说：这场战争之后，共产党人一定会接管中国，蒋那伙人太糟糕了……在那个国家里最优秀的人是共产党人……

在三个月的远东之行结束后，海明威发表了多篇有关中国抗战的报道，但是戈尔红给《克里尔》杂志的报道仍然充满对中国恶劣印象。“永别了，可怕的中国！”“世界到了东方也就到了尽头。”这样的字眼充斥她的文章中。从那以后，戈尔红再也没有来过中国，而中国也没有因为她对周恩来的友好态度而记住这个骄傲的美国记者。

宋美龄在重庆会见了海明威和戈尔红

作为实力雄厚的记者兼作家，葛尔红一生著述颇丰。有评论家说她的小说有太多的新闻味道，而她的新闻报道又有太多的小说味道。然而玛莎是以美国新闻史上采访战争最多的战地女记者而著称的，她的战地采访从西班牙战争到“二战”，再到越南战争，81岁时她还采访了美国入侵巴拿马战争。只是在波士尼亚战争到来时，她终于放弃了。“喔，我太老了！”⁽²⁷⁾

自由派记者的集大成者是哈恩（项美丽），她与戈尔红一样潇洒自由，云游四方，但对东方，她多了一些人情味。这大概是因为她初来上海时就卷入了与文人、出版商邵洵美（1906—1968）的恋爱。她最初给《字林西报》、《纽约客》写稿，内容多为风花雪月的风情故事，从后来结集的《潘先生》中可略见一斑。在中国初期，她周旋于上海租界的名流，满足于自己的富足生活，但她的写作并无惊人之处，反而时常显露危机。对于她的两部新作《情事》（Affair）、《太阳的脚步》，评论界并不看好，因为在战争年月，美国读者对异国情调的爱情故事并不感兴趣。⁽²⁸⁾正当她徘徊之时，美国著名记者约翰·根室（John Gunther, 1901—1970）为了他的书《亚洲内幕》前来中国采访。根室是她家的老朋友，作为一名成熟的作家，他建议哈恩写宋家姐妹。此前，有不少记者试图为宋家姐妹作传，但均因宋家拒绝采访而宣告失败。⁽²⁹⁾哈恩决心接受这个挑战。经邵洵美妻子盛佩玉姨妈的介绍，她去香港拜访了宋霭龄。宋对她说，之所以接受她的采访，是因为宋家需要一个真实的反映，而不是歪曲。社会上的一些恶毒传言完全是凭空臆造的。哈恩说，她会真实地描写，但不会仅仅按宋家的旨意写，如果书写完后她们不能接受，她就不会出版。哈恩赢得了宋霭龄的全面信任，后者以大姐的身份为她安排了对美龄和庆龄的采访。⁽³⁰⁾哈恩在重庆共逗留9个多月，宋美龄给了她一切方便。她在油灯下写作，抱着打字机钻防空洞，书稿在轰炸中丢失，空袭中生命受到威胁，但她成功了。

哈恩（项美丽，右三）在写作《宋氏三姐妹》期间随宋霭龄（左二）街头视察

《宋家三姐妹》出版后，哈恩一举成名。一篇书评指出：在20世纪初中华民族的崛起和解放中，没有任何一位女性的作用能与宋家三姐妹相比，而哈恩首次将她们推向世界舞台。

该书的主调是对“宋家三姐妹”的正面介绍，其中很多地方都着力赞美了宋美龄，很多细节凸显了这个女强人鲜为人知的性格，比如采访中的对话。

她（美龄）突然说，告诉我，你的幸福观是什么？

我说我不清楚。她说，她的幸福观就是——不受打扰地读书、学习和写作。⁽³¹⁾

书中也多有让传主不快的描写，比如，有一段写道，宋美龄外交方面的每一个姿势、斟酌的词句都是经她的顾问端纳（W. H. Donald）训练和授意的。⁽³²⁾这些描写竟然都通过了宋家的审查。在采访前宋美龄曾说，她们会将书稿中的事实错误挑出来，但不会强加任何意见。“不然不就成了董显光办公室的宣传品了吗？”宋美龄曾这样说。⁽³³⁾该书中既有对宋家姐妹温情的描写，也有咄咄逼人的问询。比如，哈恩曾问宋美龄：“您知道自己在中国老一辈政治家中是不受欢迎的人物吗？”⁽³⁴⁾

哈恩没有像当时许多美国左翼记者一样，去追寻红军的足迹而成其功名，而是独辟蹊径，去写统治阶级的达官贵人。有人据此认为她是右翼作家，⁽³⁵⁾然而，她曾经在上海帮助过左翼分子，办过抗战刊物，校阅过毛泽东英文版的《论持久战》，并在租界散发。这些似乎证明，她不过是个随心所欲的自由作家而已。她的传记作家肯恩（Ken Cuthbertson）选择了她的名言“没有人说不能去”（Nobody said not to go）作为书的标题——这生动地展现了哈恩勇于冒险的性格特点。当然，哈恩偏向国民党是没有疑问的，所以，1944年她的自传性作品《我的中国》（China to Me）问世，引起强烈反响，在一部分人激赏的同时，一些“中国通”批评她的政治偏向。在出席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的一次中国讨论会时，史沫特莱和哈恩相遇，她们曾是朋友，但此时却互不理睬。史沫特莱后来骂哈恩是“杂种”。⁽³⁶⁾尽管如此，该书荣膺美国当年最畅销书第二名，哈恩也跻身美国名作家之列。她是美国文学艺术协会的终身会员，被认为是“最富创造力”的畅销书作家。哈恩一生写了50多部书，其中有10部是有关中国的，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在她生命中的地位。事实上1945年她回美国不久，就患上了强烈的“思乡病”——思念中国。她想上海，想找回从前的生活。她说，她因战时贡献得太少而深感内疚。⁽³⁷⁾

结论

美国战时来华女记者是由两部分人组成的：“正规军”和自由撰稿人。从业绩和影响上观察，自由记者的影响远远超越了“正规军”。自由记者中的两类人——激进派和自由派分别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成功，前者在中国得到高度认可的同时，在西方却受到冷遇；后者在西方得到高度认可，在中国也同样遭到冷遇。当意识形态的封冰解冻之后，人们开始用一种历史眼光看待这些人和她们作品中的倾向性。尽管这些在抗战期间到中国来闯荡的美国女记者的背景、目的各有不同，但毋庸置疑的是，她们通过不同的形式反映了战时中国的形象，对中国表达了同情和支援，为世界了解中国作出了积极贡献，而她们的业绩和勇气与男性同行相比，亦毫不逊色，用著名战地女记者格瑞格（May Craig）的话说就是：“战争让女性记者在新闻界一显身手，而她们的确身手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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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 K.戈达德（Mary Katherine Goddard, 1738—1816）, A. 罗亚（Anne Roya, 1769—1854）是最早的女报人之一。20世纪初，随着妇女参政运动的展开，女记者开始登上社会舞台。但由于此时的女记者地位甚低，她们开始组织自己的社会团体为自己的权利奋争，1919年9月成立的美国女记者俱乐部（Women's National Press Club）是一个突出的标志。当经济大萧条时期到来时，女性记者是首先受到冲击的一群。为了提高女记者的地位，总统罗斯福夫人埃莉诺（Eleanor Roosevelt）在美国国会开创了女记者新闻发布周会制度，只允许女记者参加，这迫使各个新闻机构至少要雇佣一名女记者。

(2) 这里是指正式被新闻机构雇佣的人员，如果包含那些自由撰稿人的话，这个数字会更多。

(3) 这些来华女记者还包括：Peggy Durdin, Freda Utley, Betty Graham, Mary Sullivan, Natalie Hankemeyer, Dorothy Borg、Lee Martin, Ann Doyle, Lynn Landman, Charlotte Ebener, Barbara Stephens。

(4) Julia Edwards. Women of the worl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8. 44

(5) 陈友仁是爱国华侨，1927年担任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在京沪创办多份英文报纸。

(6) 这其间，她在美国、中国以及亚洲穿行。

(7) Julia Edwards. Women of the worl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8. 53

(8) Voss. F. Reporting the war. Washington, DC：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for the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1994. 84-87

(9) Agnes Smedley. Battle Hymn of China.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75. 11

(10) Agnes Smedley. Battle Hymn of China.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75. 24

(11) Kelly Ann Long, Helen Foster Snow. An American Women in Revolutionary China. Boulder: 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2006. 31

(12) "A Letter from the Publisher", Times, Nov. 27, 1944.

(13) ［美］斯特朗：《人类的五分之一》，载《斯特朗文集》3，252～253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

(14) Agnes Smedley. Battle Hymn of China,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75. 10

(15) Agnes Smedley. Battle Hymn of China,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75. 168-169．并非只有史沫特莱对毛泽东做出了这种观察，同样去过延安的德国友人、革命家王炳南的夫人王安娜也有同样的印象，她说：“毛的前额很宽……显露的嘴唇就像一弯新月，很女性化。他的脸部表情丰富，不住地变化，看着他笑嘻嘻的，忽然之间又若有所思，很严肃地不知说些什么。他那柔和、几乎没有皱纹的脸孔，像孩子一样的笑声，以及和蔼可亲的样子，当时和他接近的一般把他形容为‘钢铁般的布尔什维克’或‘冷酷的匪首’无论如何都不合适的”。见王安娜：《嫁给革命的中国》，14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16) Agnes Smedley. Battle Hymn of China.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75. 528

(17) Kelly Ann Long, Snow Helen Foster. An American Women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olorado: 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2006. 77

(18) Helen Foster Snow. My China Years. London: Harrap Limited, 1984. 188-203

(19) Agnes Smedley. Battle Hymn of China.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75. 114

(20) John Corry. TV:'Witness to revolution', Anna Louse Strong. New York Times: March 22, 1986

(21) Rick Lyman. Martha Gellhorn, Daring Writer, Dies at 89,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7, 1998

(22) Martha Gellhorn. Travels with Myself and Another.London: Eland publishing Limited, 1978. 17

(23) Martha Gellhorn. Travels with Myself and Another. London: Eland publishing Limited, 1978. 30-31

(24) Martha Gellhorn. Travels with Myself and Another. London: Eland publishing Limited, 1978. 42

(25) Martha Gellhorn. Travels with Myself and Another. London: Eland publishing Limited, 1978. 58

(26) Martha Gellhorn. Travels with Myself and Another. London: Eland publishing Limited, 1978. 60

(27) Rick Lyman. Martha Gellhorn, Daring Writer, Dies at 89,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7, 1998

(28) Ken Cuthbertson. Nobody Said not to Go, the Life, Loves, and Adventures of Emily Hah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98. 194

(29) Emily Hanh. China to Me. Philadelphia: Blakiston Company, 1944. 81-82

(30) Emily Hanh. China to Me. Philadelphia: Blakiston Company, 1944. 89-91

(31) Emily Hanh. The Soong Sisters,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and Company Inc, 1941. 273

(32) Emily Hanh. China to Me. Philadelphia: Blakiston Company, 1944. 122

(33) Emily Hanh. China to Me, Philadelphia: Blakiston Company, 1944. 123-124

(34) Emily Hanh. China to Me. Philadelphia: Blakiston Company, 1944. 123

(35) 史沫特莱认为《宋家三姐妹》是国民党的宣传。见Cuthbertson Ken, Nobody Said not to Go, the Life, Loves, and Adventures of Emily Hah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98. 286

(36) Janice R. MacKinnon, Stephen R. MacKinnon. Agnes Smedley,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 American Radica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199

(37) Emily to Sir Victor Sassoon, Feb3（rd）, in Cuthbertson Ken. Nobody Said not to Go, the Life, Loves, and Adventures of Emily Hahn.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98. 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