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结缘文学。所从事的工作，美其名曰“文学研究”，其实主要就是看小说。当然也干点别的事，惭愧都不成气候，除了偶尔也能启发和滋养我的看小说。

看小说是我的主业，其他皆为副业。

我看小说的时间，应该超过许多作家写小说的时间。除非闭门造车、不知惜力如某些网络写手，严肃的小说家总不能整天写个不停。而我因为职业关系，必须看个不停。一篇又一篇，一本又一本，从青葱年少，一直看到未必知天命之年。今后若无大变故，估计还会继续看下去。

明清以降，小说蔚为大国。到了现代，诚如萧红所言，“各式各样”的小说应有尽有，品类极繁，一度甚至如鲁迅先生所讽刺的，“弄得像不看小说就不是人似的”。在文学界内部，小说至今仍然也还是一超独霸。

但出乎其外而观之，小说毕竟只是文学的一个门类，绝非全部。超出文学，更是“君子弗为”的“小道”。在知识爆炸的时代，像我这样抱残守缺，仍然以看小说为主业，幸乎不幸，真是上海话所谓“难讲的”。或者也还是可以“不喜亦不惧”吧。

看过之后，偶有论列，都归入“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范畴。这些文章基本都是谈小说，却往往堂而皇之地挂着文学而非小说的招牌，似乎小说真是文学的全部，似乎我可以“穿过”小说而直达文学。这就无怪乎我过去的那些文章，谈文学一般性的较多，谈小说的特殊性却总是不够。

2014年，我应《小说选刊》王干君之邀，每期写一篇短文，“专谈小说”。我知道《小说选刊》的编辑方针与读者面，不好意思把“专谈小说”的文章写成泛论文学一般的那种穿鞋戴帽的论文。勉为其难，我努力抛开文学史宏大命题，远离文学理论复杂构设，尝试着面对小说家和普通读者，更多地谈一些小说（尤其中国小说）的特殊性问题。

探索中国小说的特殊性，谈何容易！但没有料到，克服了最初的滞涩，竟然一发而不可收，越写越顺。完成《小说选刊》一年12篇的任务之后，2016年又给《小说评论》开设了题为“小说识小录”的类似专栏。一些相关文章还刊登于《扬子江评论》和《文艺争鸣》。

现在把这些文章重新校读一遍，发现有几篇仍然带有一本正经的作家作品论的痕迹。但谈小说的特殊性确实多了一点。大概也是这个缘故，一篇篇发表的时候，颇得到几位作家和编辑朋友的鼓励。他们说我这些谈小说的文章，终于肯放下身段，他们也看得下去了。

有些作家戏称写小说的自己为“小说人”。他们当然擅长这种故弄狡狯的把戏，既是自我解嘲，也隐含一种自我怜惜，或自高自大。当上述长长短短的文章裒为一册，即将付梓之际，我忽然很不安分地想：既然看了不少小说，又写了不少谈小说的文章，是否也是“小说人”了呢？

当然，为严谨起见，如果写小说的是“小说人1”，既写小说也谈小说的是“小说人2”，像我这样不写小说而只看和只谈小说的，就应该称为“小说人3”。

长期以来，好像1、2总比3更有成就，更受人尊敬。对此我难免有些不服气。世上固然有许多滋养人心的小说人，但也有顶着小说人的招牌大肆浪费资源毒害人心的蹩脚货。他们无论写小说还是谈小说，都乏善可陈。“小说人3”自然也鱼龙混杂，但也并不完全是胡说八道。所以，笼统地厚此薄彼，我总是期期以为不可。

略过小说家们单篇的创作谈，或者他们的那些属于创作谈姊妹篇的名著讲解，同时也略过专家学者们专题的“小说史”“小说学”之类高头讲章，单论小说家和专家学者们跨越国别和时代的藩篱而又着重从创作与读解的角度探讨小说艺术的专书，恕我孤陋寡闻，至少在中文世界，还并不多见。译成中文的英国作家爱·摩·福斯特谈圆形人物与扁平人物的《小说面面观》，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美国学者韦恩·布斯谈作者在小说中退隐与出场的《小说修辞学》，新时期文学前期高行健的探路之作《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稍后格非的《小说艺术面面观》《小说叙事研究》（知名度远不及他的《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近来毕飞宇显示其细读功夫的《小说课》，以及台湾作家张大春在中西小说之间刻意挥洒的《小说稗类》，是“出镜率”较高的有数的几部。

在“扩展阅读”的书单里，或许还要提到法国学者热·热拉特、俄国学者巴赫金、德国学者沃尔夫冈·伊塞尔、捷克裔法国小说家米兰·昆德拉等人的有关著作，尤其是陈平原在韦恩·布斯启发下所著《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浦安迪在中西比较文学背景中研究明清两代“奇书体”的《中国叙事学》。

所谓“跨越国别和时代的藩篱而又着重从创作与读解的角度探讨小说艺术的专书”，一般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大概也就莫过于此。这与小说在中外文学史上巨大的体量，是多么不相称啊。

拙书不能跻身上述著作之林，无需多说。但首先我谈小说时所选取的远不完全的这些题目，既不准备踏进庄严的文学史和文化史殿堂，也难入日益玄妙的“小说学”法眼，不过尽量从个人的阅读经验出发，杜绝理论架空与知识贩卖，某些道理自信讲得还比较透亮，可入于“通俗”一途吧。

不料最近有“青椒”放言，说大学里就该讲高端学问，通俗的东西不配走进校园。呜呼，让他们高端去吧，我等通俗之人，只能（也只愿）讲一点通俗问题，而且就在这高端的校园里。

其次，我珍视中国作家的写作经验，也并不鄙薄批评界同行（包括我本人）的阅读体验，因此在外国和古代小说之外，较多地虑及“五四”以降百余年所谓“现当代”小说创作与小说批评的实际。

这里不妨透露个人不登大雅之堂的一点小秘密：因为外语能力的欠缺，也因为对世界文化的了解实在浅薄，每次读中国同行所写的中国小说批评，不管如何粗疏随便，我总觉得还是比较清楚，而读外国作家或理论批评家的小说论，不管他们讲得如何天花乱坠，却总有一种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隔膜。这当然并非拒绝西化、仇视世界的心态，只是多年阅读经验告诉我，东西中外的文化学术隔阂，无论何时都会存在。论到文学最精微的那些“细节”，就更是如此。

对当代小说创作和批评许多有趣的“细节”，我恐怕也属于王朔所谓的“中国文坛奔走相告派”，真是强聒不舍，诲人不倦，务求为更多读者所欣赏。

我“奔走相告”的那些“细节”，也就是这本小书的主要内容。

但我委实不知，本书对这些“细节”的琢磨，是否能够上升到一定的理论层面，还是依旧停留于表象。但不管怎样，在未来的小说理论中，当代中国作家和批评家在这些“细节”上所积累的经验，恐怕也应该有一席之地。我想，这才是实际地消除中外东西文化学术隔阂的希望所在。

上述这两点，似乎也还差堪自慰，算是“不贤识小”，敢请读者诸君一顾耳。

是为序。

2019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