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取——学无止境改变人生的最大法宝

学无止境，拥有知识就拥有一切，成功也会因此而更上一层楼。学习是改变人生的最大法宝，没有求知欲的人是没有前途的。即使是最聪明的智者，也要有永远学习的精神，只要世上还有不懂的事，就没有理由停下前进的脚步。

勇于向对手学习

如果说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自己成为更强更有用的人，那么向谁学习不是学习呢，只要对方有可学之处，拥有自己所没有的知识或能力，即使是敌人和对手也没有什么关系。

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就像一个有仇难报的青年，面临的仇人便是英、法、德、意、日等世界列强。想不被一直欺负就要学习。但向敌人学习，需要眼光，更需要勇气。明白自己是为什么而学的，懂得舍弃才能获得。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曾国藩把引进西方科学，兴办近代工业作为“自强御悔”的大计，成为兴办洋务运动的先驱。他舍弃了名臣的光环，只为创造一线救国的曙光。

1．主张向西方学习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痛陈：“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他清醒地认识到，外国侵略者一次又一次发动侵华战争，所恃者无非船坚炮利。中国要自强御侮，也需要船坚炮利，要船坚炮利非办洋务不可。他认为可以借助洋人的力量压制太平军，先达到“安内”的目的。当然，心里要清楚这只是权宜之计，最终的目标还是要自强。

曾国藩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非当时一般达官贵人所能比拟。他的向西方学习、兴办近代工业、造炮制船的主张与行动，是洋务运动的第一步。

2．开办近代军事工厂

当曾国藩与太平军全力争夺安庆，出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需要，恭亲王奕提出“购买外洋船炮”时，曾国藩立即附和说“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国之第一要务”。英法等西方列强所擅者船坚炮利，如能陆续购买，据为己有，西方列强就会“失其所恃”。

比起恭亲王，曾国藩看得更远，他不满足于购买，而要立足于自己设厂制造，如此不仅可以“剿发逆”，更可以“勤远略”、“富国强兵”。他明白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自身的强大才是保国的根本。

1861年攻克安庆后，曾国藩便率先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即安庆内军械所，主要生产子弹、火药、山炮及洋炮洋枪。经费来源主要从湘军军费中拨支，雇用工人近百，其中一部分是湘军勇丁，一部分是从河南招募来的工匠。曾国藩成为“洋务派”的领袖。

1862年，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要讲求自强，就得革新政治，访求人才，以学西洋制造船炮技术为基本要务，一旦学会了船炮的制造，那洋人的长处我们也有了。无论是与洋人和平相处还是相互敌对，我们都有回旋的余地和一定的主动权，否则，与洋人没道理可讲，只能受人欺侮。

事业之初，曾国藩几乎是一无所有，要钱没钱，要人缺人。幸好他之前结交甚广，幕府中尚有可用之人，不然真的成光杆司令了。他授命徐寿和华蘅芳为军械所的工程师，开始一同探索造船的方法。

1862年3月在大家的通力合作下，制造出一部轮船发动机。曾国藩兴致勃勃地观看试验，试验结果，他颇为满意，“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洋人的长技到底被我们中国人学到手了，从此以后，洋人再没有恃以藐视中国的东西了。爱国之心，报国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从一部略具雏型的发动机到一艘可以行驶水上的完整轮船，中间还有很大一段距离，还要进行艰苦复杂的研制工作，这是需要时间的，而且，将来研制成功，投入批量生产，还需要“制造机器的机器”，不能不预作准备。

1864年1月终于成功建造了中国造船史上第一艘火轮船，曾国藩命名为“黄鹄”号，预示中国会一飞冲天不再受人宰割。后来又在上海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曾国藩第三次调任两江总督，对制造总局的造船工作仍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871年（同治十年）11月19日，他到了上海，又一次视察江南制造总局。这时江南共造轮船四艘，除“恬吉”（后改为“惠吉”号）外，曾国藩为另外三艘轮船命名为“操江”、“测海”、“威靖”号。他登船检阅时，思绪万千。

3．设立翻译中心

在办洋务的过程中，曾国藩看到，洋人制造机器，全根据数字推算，其中的记录，均以图纸为根据。然而，由于彼此之间文义不通，所以虽然每天都和机器打交道，但并不清楚其使用机器与制造机器的原理。要解决这一难题，只有靠翻译，所以曾国藩在“机器母厂”特设“翻译馆”，聘请英国伟烈亚力、傅兰雅，美国玛高温以及徐寿、华蘅芳等主持译务，这个“翻译馆”就成为中国政府创办的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泽中心。

至光绪末年，翻泽的范围涉及算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天文、地理、历史、政治、兵学、船政、工程、学务、农学、矿学、医学、图学等各个领域，这就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这样，曾国藩经营的江南制造总局，不仅成为中国近代的工业基地，而且也成了近代科学技术的扩散中心，对推动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西文化的交流等，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由此可见，向人学习是提升自我的最好方式。向友人学习有所得，向对手学习更有所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解对手才可能战胜对手。

言传身教皆而有之

天下有做不完的学问，读不完的书，所以学要有法，习作要有道才能学有所得。

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无论自己获得的地位、财富有多么地耀眼，也只是一代。如果子女不成器，他们的境遇并不被看好。越是富人、官家的孩子，越应该谦虚慎行，加强自身的修养。一个人的成功归根结底还是在于自己。

历观往代，他总结出居家中的四败：奢淫、骄怠、不和、侮师慢客。因此不管他多么繁忙都不忘教育子女成败兴衰的道理。他是典型的主张言传与身教兼而并重的人物，他写了上千封家书，主要是针对子弟们的教育。同时，他又言行必一，以身作则，是率先垂范的典型。他明白只有自己先做好，才有资格说别人，说的话也才更有说服力。他的示范主要涉及生活、工作、读书、修养、教友、清廉六个方面。

1．生活中告诫家人谨守俭朴

在生活上，曾国藩告诫家人以勤俭自持。他常常痛自惩责，他对曾家寄予了厚望，希望家人力行节俭。

他教导儿子，要成大器必须谨守俭朴。他认为凡世家子弟，若能在衣食起居上与一般人家相同，就能有出息。若沾染上富人的奢侈习气就难有作为了。自己身为将相，但所有衣服加起来还不足三百金。孩子们若也能坚持这种简朴作风就是一种福气了。

他告诫弟弟力戒骄奢，以勤俭为本。在同治三年（1864年）二月二十四日（致澄弟》中，他提及了对“俭”的理解，大意是说：对于节俭弟弟也狠下功夫，我为此感到欣慰。只是这个“俭”字做到并不容易，由奢入俭比登天还难。就好比家里雇轿夫去县城，往年只有轿夫二名，挑夫一人，而今已经是十名有余。别说减到三四名，就是七八名也很难做到了。曾国藩用形象的比喻、生动的事实，简明扼要地说明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曾国藩统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时，他几乎隔几天就要给弟弟曾国潢写一封信，反复告诫他，持家要以俭为本。

2．工作上勤奋执著

在工作上，曾国藩一直非常投入，他每日从早到晚，很少休息。对于一些主要公文，均自批自拟。晚年时，虽然他的右目失明，但是仍然坚持阅读公文，写作诗文日记。在任直隶总督时，他一意清理积压起来的狱讼。对于一些重大案件，他均亲自鞠讯，半年之间，竟然了结了四万一千余件，多年的陈牍均清理完毕，由此可见他工作时的勤奋与执著。

3．读书上重视读书做人

在读书上，曾国藩重视读书做人的教育，可他却不高高在上、夸夸其谈。他以商量的口吻、中肯的态度，教育子女认识自己在学习与进步中的不足。他指出，学习贵在恒心，读书贵在有常。他严于律己，自订十二种功课，并且力行不懈。为了使自己每天都可以遵守十二“常课”，他专门找人刻印了一些簿子，在上面列出了详细的表格，他每天都要在表格中填写“常课”的相应内容。这十二种功课分别为：

（1）主敬：整齐严肃。做事专心不二，日求精进。

（2）静坐：每日静坐半时，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

（3）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此为一天内“勤”的开始。

（4）读书：一书未看完，断不看他书，且每日以十页为率。

（5）读史：细研圈点，每日十页，从不间断。

（6）谨言：刻刻留心，不讲废话。

（7）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8）保身：节欲节食，善待于己。

（9）日记：每日一则，体味生活。

（10）陶冶情操：每月作诗文数首，培灵感养盛气不丧心志。

（11）习字：早饭后，习字半小时，以此为课不做拖延。

（12）夜休：劳心疲神之事，切戒切戒。

这12条的实用性自然不用多言，按照此规条管理，必有成效。

4．修养上时刻检点自己

在修养上，曾国藩有极大的成功，因此被称之为“圣相”。他时刻检点自己，力求心安理得，努力上进。他所作的五箴，不仅可以律身，亦兼可教诫子弟，垂范后世。

5．孝亲上孝敬长辈

在孝亲上，曾国藩对于父母祖父母非常孝敬，他告诫兄弟以及子女对于父母祖父母的一言一行，要谨守毋违，且为文纪之，以示子弟，传为家训。曾国藩把兄弟和睦、贵体孝道、实行勤俭作为家运之兴的根本。

他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四月十六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中教育弟弟，大概意思说：我细细思考，发现天下官宦人家，多只福泽一代，子孙多奢骄毫无作为，到第二代还优秀的都很少。商人的家庭，勤俭的能延长到三四代，耕读为生的人家，能延长到五六代，其中孝敬老人，亲友互相爱护的就可以福泽十代八代。现今我们乘祖上的福泽，少年得志，就担心一辈子就用完，所以希望各位弟弟和孩子们，努力做耕读孝友似的人家，不做官宦的人家。曾国藩反复强调家势兴衰与个人的修养、立志有很大的关系，孝友会使家庭兴旺发达，长久延绵而不致衰败。

6．清廉上两袖清风

在清廉上，曾国藩做了几十年的官，从来不取一文来历不明的钱，而且立誓不靠做官来发财。他认为收取不明之财是一种最可耻的事情。他告诫家人应当自谋生计。在京做官十年，他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后来勉强凑足了一千两银子寄回家中，还一再吩咐需以四百两分赠予戚族的贫穷者。以后带兵多年，担任总督时，也从来没有占有公家一丝一毫钱财。

由此不难看出，人一生的学习有很多的内容，想做一个优秀出众的人才，不完善自己，不努力管束自己是不行的。不管是思想品德还是外在条件，都应该有所长进才是。成功就藏在每天的努力过程之中。

改过迁善，而后兴家

如果把人生比作一项浩大的工程，起步时候的积累是很重要的。如果盖的是高楼，地基能否打好就更加重要。人生的成功与修身的关系也是这样，志愿越高，就越要打好基础，越要改掉自己的缺点毛病，造就完善的人格。缺点毛病就好比是“豆腐渣”工程，完善的人格就好比真材实料的地基。人生是高耸入云还是毁于一旦差别就在于此。

曾国藩对这一点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说：“古之君子参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家；必使人心悦神爽，而后有骈集之祥。”那么怎样才能为人生的成功打好基础呢？曾国藩提出了“悔缺”之道，即通过反省自己的缺点过错，坚决彻底地加以改正。只要想改过就一定有方法。

曾国藩改过迁善的事，大致有三成：

1．戒言谈刻薄

每个人都有由青涩到成熟的过程，曾国藩也不例外。早年的曾国藩“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他也为此下定决心改过，但就是难以改过。他认为自己虽然言辞犀利但多为好意，因此想改却深感迷惑，不知从何下手。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初九这一天，曾国藩到岱云家为其母拜寿，本是喜庆之事，曾国藩出言不慎，弄得别人十分尴尬，宴席一散“宜速归”。

由于曾国藩好多言，自以为是，有时伤害了朋友间的感情。他诚心待友，交人交心，但偶有不合，就大发脾气，他认为这完全是自己平日修养不够。

对此，好朋友看在眼里，但知道曾国藩的性格，都不愿相劝。只有岱云敢于揭破，点出曾国藩的三个毛病。其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岱云言余第一要戒‘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盲也。又言予于朋友，每个恃过深，不知量而后人，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处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药石也。”

几天后，曾国藩在家为父亲祝寿，客人走后，父亲与曾国藩谈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讲了一大堆给人留分寸的话。曾国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天的日记他总结自己有三大过错，认为自己平日都以忠言对人，但却常常惹人不快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平日里不够敬友。二是一生气就任性无礼。三是别人给台阶下，自己还不给人情。今后恶言不可从嘴里轻易说出，气别人也气自己，谨记切戒。

曾国藩的父亲看到曾国藩身上确有不少毛病，回到湖南后又立即给儿子去信一封，曾国藩的日记谈到了来信内容，即保身三要：节欲、节劳、节饮食。还说儿子与人交友，眼里只看见别人的不对却看不见自己的不足，所以常会和朋友有矛盾和别扭的地方，应该立即改正并向友人致歉。况且从养生之道讲，一喜一怒，情绪不稳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

岱云的话和父亲的信对曾国藩触动很大，但以后曾国藩仍重蹈旧辙。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十九日，湖广籍的举人同学在文昌馆举行团拜，曾国藩当时主持会馆事宜，无论于公于私都应尽力招待好昔日的同学，但他还是怠慢同学，事后又后悔了很久。

每个人在检查自身毛病的时候常会物极必反。凡事有度，对待自身的缺点不能坐视不管也不可紧张过度，找到方法，一一更正就是了。当曾国藩也意识到这个道理后，在处事待人方面日渐成熟，自以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观。

2．戒暴怒

历来性格开朗之人多有脾气。曾国藩早期的个人修养也并非像后来那样宠辱不惊，也属于一遇火就着的个性。在他早年的《日记》中，这方面的事例颇多。

比如，有客人在家时，自己的下人犯错，曾国藩大发脾气，忿不可遏，完全忘记自己的身份。虽经友人劝阻，仍然肆口谩骂，绝无忌惮。事后曾国藩检讨自己，又很后悔。

过几天，曾国藩出门拜客，又因为下人不得力，屡屡动气。说自己每日问总是“忿”字、“欲”字往复，想按捺住，但一到关键时刻就像火山喷发一样难挡。

曾国藩认识到自己性格中的缺欠，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同时，他坚持写作《治心经》以惩戒不好的东西。曾国藩性格的完善，为人处事之圆通，还是经过很多事、用了很长时间的。尤其是咸丰八年（1858年）再次出山后，性格大变，几乎是换了一个人。这期间，曾国藩经历了成败胜负的多次考验。

可见，经世事，受磨练才能慢慢塑造良好的性格。

3．戒贪妒之心

曾国藩认为，人生固然需要有理想、有追求，但追求过分，就犯了通病，就会滋生贪欲和妒忌之心。

将欲造福，就得先去嫉妒之心，将欲立品，就得先去求心。不嫉妒别人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不贪求才能获得真正有益的东西。

曾国藩认为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他说：“人必中虚，不着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一物，心中别有私见，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不着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着私物也。”人心中的私物就是发展的羁绊，只有放下物欲和嫉妒才能更正自己的缺点，弥补不足，获得长远的发展。

曾国藩认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无恒，无非是自欺二字作怪，自欺所以欺人。只要能做到不自欺，就任何事情都能够坚持到底并取得实效。

为了发现和改正缺点毛病而不自欺，曾国藩采取了多种办法，把自我反省与找人监督相结合，对待自己的缺点他没有手软。

曾国藩改正了自己的缺点，迈出了完善人生的第一步。缺点人人都有，但剔除却并非人人都能做得到。曾国藩的这些思想，实可用来救治当世之病，也可作为修身的必备条件。

专心潜读，明道经世

曾国藩出生在一个耕读之家，他的父亲长期苦学，但四十三岁时才补为县学生员。他的祖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壮年悔过，因此对曾国藩的父亲督责最严。至于他的父亲，他的才能既然得不到施展，就发奋教育儿子们。

曾国藩曾回忆说：“先父……平生苦学，他教授学生，有二十多年。国藩愚笨，从八岁起跟父亲在家中私塾学习，早晚讲授，十分精心，不懂就再讲一遭，还不行再讲一遍。有时带我在路上，有时把我从床上唤起，反复问我平常不懂之处，一定要我搞通为止。他对待其他的学童也是这样，后来他教我的弟弟们也是这样。”

在这样的家庭里，曾国藩九岁时已经读完了五经，十五岁时，受教读了《史记》和《文选》，这些恐怕就是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基础。可见，良好的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1．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对曾国藩来说，美服可以没有，佳肴可以没有，华宅乃至女人都可以没有，但是就不能没有书，读书成了他生命中的最重要部分。

曾国藩会试落第后，自知功力欠深，便立即收拾行装，怅然赋归，搭乘运河的粮船南下。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作一次江南游，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

路过睢宁时，遇到了知县易作梅。他与曾国藩的祖父、父亲非常熟悉，与曾国藩也相识。他乡遇故人，易知县自然要留这位老乡在他所任的县上玩上几天。在交谈中得知这位湘乡举人会试未中，但从其家教以及曾国藩的言谈举止中，便知这位老乡是个非凡之人，前程自然无量。他见曾国藩留京一年多，所带银两肯定所剩无几，有心帮助曾国藩。当曾国藩开口向易作梅知县借钱作路费时，易作梅慷慨应允。

经过金陵时，他见金陵书肆十分发达，留连忘返，十分喜爱这块地方。在书肆中曾国藩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忍释，自己太需要这么一部史书了。一问价格，使曾国藩大吃一惊，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史书买下来，但书商似乎猜透了这位年轻人的心理，一点价都不肯让，开价一百两银子一钱也不能少。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即使回程要省吃少用点也要把书买回来。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

此时，他如获至宝，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平生第一次花这么多钱购置财物，就是这本书籍。此一举动，足见曾国藩青年时代志趣的高雅。曾国藩的一生，不爱钱，不聚财，但却爱书，爱聚书。书成为他终身的知己，为他的胸襟和眼界打下了基础。

回家以后，父亲见他花了上百两银子买回一堆书，非但没有责备，反而鼓励他：“你借钱买书我不会怪你，只希望你能细心研读，这样就不会辜负我了。”父亲的话对曾国藩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他闭门不出，发愤读书，并立下誓言：每日读十页，绝不间断。

曾国藩发愤攻读一年，这部《二十三史》全部读完，此后便形成了每天看史书十页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这样，自京师会试以来，就使曾国藩养成了对古文和历史的爱好，为以后更为广泛地研究学术问题，总结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参与治理国家和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善研致用之学

当曾国藩供职京师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国。所以，他读书更侧重经世致用之学。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通过大量的并有所选择性地阅读古代史籍，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应用。后来太平天国声势大盛，曾国藩以一书生带兵，终能镇灭洪、杨，一般人都引以为异。纸上谈兵实不可取，但对于善研致用之学的曾国藩而言，他需要的就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他的成功也再次证明了做学问对实践指导的意义。

在任五部侍郎期间，曾国藩还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民生疾苦和军备不足。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遍阅清代道光以上历朝文献，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败，遂因皇帝之下诏求言而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体现了他明道经世的抱负。

在曾国藩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则是把孔、孟、周、张、程、朱，直到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使曾国藩旗下的将领少有莽夫。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级军官，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这说明虽然“隔行如隔山”，但只要不断学习就能达成自己的目标，学习对于人生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3．疾病缠身也读书不止

曾国藩于读书学习尤为可贵的是，把它作为生命中重要的部分，相伴终生。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但他仍旧坚持阅读。理学修养甚深的他，在一月十七日写了几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要放松。这几句话语是：“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

他认为生老病死，世事变迁是谁都改变不了的，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出乐趣。因此，在二月十七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则略愈，夜间偶探得右肾浮肿，大如鸡卵，这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却置之一旁，晚上照旧读书不废。疾病缠身，这已是难以摆脱的困扰，“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竞成一废人矣”。但药疗不如读书，他离开了书的话就是一个废人了。这时，书对他而言已经不是有形的物体而是无形的精神依靠。

切己体察贵专而有恒

一个人对于自己想拥有的，想坚持的事一定不能放弃。世间最珍贵的东西就存在于不放弃的精神之中。凡有所成者，无一是三心二意，轻言放弃之辈。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做人，专注与恒心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1．贵在持之以恒

曾国藩学问上之所以有如此大之成就，与其善于总结的治学方法、持之以恒的精神是分不开的。有的史书中这样记载曾国藩生命的最后时光：

同治十一（1871年）年正月，曾氏已如风中残烛。二十三日这天，他“病肝风，右足麻木，良久乃愈”。二十六日，出城迎候前河道总督苏廷魁，途中在车上“背诵《四书》，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而口噤不能出声”。他自知油尽灯枯，将不久于人世，便抓紧生命的最后时光做自己最喜爱的事——读书。那十几天中他每天都读修身养性的《二程全书》，希望在身心修养上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二月初二，曾又发病，“因告二子，丧事宜遵古礼，勿用僧与道”。是夜仍读《二程全书》。

二月初三，早饭后清理文件，阅《哩学宗传》，晚饭后阅书中《张子》一卷。《理学宗传》是曾氏所读的最后一部书。次日即逝世。

就凭最后这一点，我们就足以明了曾国藩有如此巨大成就的原因了。“坚持”二字笔画不多，说起来也不难，但能切实做到的又有几个人呢？不专注的喜爱不能称之为喜爱，半途而废的志向也不能称之为志向。

曾氏治学，强调有志、有识、有恒。他认为只要是读书人，首先要有志向，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有志向的人就不甘于人后而发愤图强；有见识的人就会学到很多的知识，不会自以为是地像一只井底之蛙；有恒心的人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

2．读书有方法

关于具体的读书方法，曾国藩也有自己的理解。他在家书中这样说道：

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

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传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镇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

看书如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至于写字，真行篆隶，尔颇好之，切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迟钝，吃亏不少。尔须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书一万则几矣。

至于作渚文，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则长进极难。作四书文，作试帖诗，作律赋，作古今体诗，作古文，作骈体文，数者不可不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过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弥不肯为矣。

除看、读、写、作之外，曾氏又说求业之精在于专，其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九月十八目的家书中提及，大意为：

求业在于精学，除此之外再无他法，每日专心致志就可以了。谚语里有句话：“艺多不养身”说的就是不专一的坏处；多面挖井也没有泉水可以喝，说的就是不专一的后果。各位弟弟都应该努力专一地做学问。如果九弟志在练字也不用荒废其他，但每天练字的时候要专注而有神。不知四弟六弟是否专心，如果志在经义就专守一尽经；志在制义就专看一家之言；志在做古文就专看一家的文集，作诗和试帖也是如此，千万不能多管齐下，这样只会一无所获。以后写信来，各位弟弟要把自己的专业写明白，并且谈谈心得，使我一看信就能知道志向见解。凡是专一的人必有心得也必有疑问，弟弟们的心得可以与我分享，疑问我们也可以共同分析。详细写信的内容，就好比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人面对面地交流，不也还是一件乐事吗？

3．读经与读史的方法

在另外的一封家书中，曾国藩介绍了读经和读史的具体方法：

强调不但要专一还要有恒心。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恒”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恒也！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

除此之外，曾国藩提出了一个内在的要求：虚心涵泳，切己体察。他在咸丰八年（1858年）八月初三《谕纪泽》中言道：

汝读《四书》无甚心得，由不能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朱于教人读书之法，此二语最为精当。尔现读《离娄》，即如《离娄》首章“上无道横，下无法守”，吾往年读之，亦无甚警惕。

近年在外办事，乃知上之人必援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其人人以道揆自许，从心而不从法，则下凌上矣。“爱人不亲”章，往年读之，亦不甚亲切。近岁阅历日久，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此切己体察之一端也。

“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日：“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勃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

程子谓鱼跃于渊，活泼泼地；庄子言濠梁观鱼，安知非乐？此鱼水之快也。左太冲有“濯足万里流”之句，苏子瞻有夜卧濯足诗、有浴罢诗，亦人性乐水者之一快也。

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尔读书易于解说文义，却不甚能深入，可就朱子涵泳体察二语悉心求之。

曾国藩认为读书应该有心得体会，如果没有就说明没有虚心去体会，没有联系自己所思考的问题。这种状态下做学问，即使只研究一种学问并坚持到底，收效也是微弱的。在读书之前先要摆正自己的学习心态，同时能把学到的内容与自身联系解说文意，深刻地反省自己，尽力弥补不足之处。

古人之治学业就是今天人们所常讲的学习方法。好的方法可以使人事半功倍；反之，则事倍功半。常言道：学乎其上，得乎其中，学乎其中；得乎其下。曾国藩总结的这一套学习方法，无论是学习态度、精神还是具体方法，都对于今天的我们具有借鉴意义。

学而优则仕

命运是可以被改变的，改变命运的方法有许多种，以学习改变命运并非捷径，但一定会有效用。

1．少年苦读

曾国藩生于封建社会末世，长在湖南山乡一个普通的农家。在那样的一个历史环境中，想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别无他途，只有走学而优则仕的路子。曾国藩少年时代便经历了这样的阶段。自然，此时他读书的志趣并不高，完全是为了科举考试。但通过顽强刻苦的学习，随着知识层次的提高和心智的不断开发，曾国藩的人生志向也逐渐得以树立并不断提高，正是这种顽强的志向推动曾国藩跳过了科举考试的龙门，成为成千上万读书人中的佼佼者。

少年时期的曾国藩资质一般，但他读书舍得下功夫，又在父亲的训导下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所以自8岁读《孝经》、《中庸》、《孟子》，9岁时居然把五经读完了。父亲曾麟书继续指导他念《诗经》，同时开始教习他做八股文。14岁那年，父亲的好友欧阳凝祉来家中看望曾麟书，见了曾国藩的八股文章和诗作，大加赞赏并决定将女儿许配给他。曾国藩因为才学得到了夫人，而他成功的人生也才刚刚开始。此后，曾国藩除继续苦学八股文之外，父亲还教他读《史记》、《伎选》等其他书籍。

道光六年（1826年），曾国藩去参加长沙府的童子试，名列第七。祖父曾玉屏与父亲曾麟书认为曾国藩的确有培养前途，继续跟曾麟书学习，恐怕会贻误这孩子的前程，遂决定将曾国藩送往衡阳，后又将他送到本县的涟滨书院，接受名家的指点。曾国藩从较为沉闷、呆板、狭隘的私塾学习环境进入比较正规、活跃的书院读书，心情十分振奋。为了立志向上学有所成，曾国藩在涟滨书院改号，以此激励自勉。

2．高中秀才

经过刻苦的攻读与名师的指点，曾国藩的学业果然大有长进。道光十三年（1833年），曾国藩年23岁，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就考中了秀才，而他的父亲曾麟书苦苦拼搏了20多年，刚于前一年考取了这份功名。

第二年，曾国藩进入岳麓书院读书，准备参加这年的乡试。

岳麓书院是中国最古老的书院之一，名闻天下，在宋代便被称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出了许多位在学术思想上有影响的人物，如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就曾长期在岳麓书院讲学。岳麓书院具有务实的学风，十分注重对学子道德情操的培养，是湖湘学派的中心基地。进入岳麓书院后，这里浓厚的理学气氛，对曾国藩产生了深深的影响。

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氛围，给他的长进创造了条件。虽然学习的内容不外乎是应乡试、中举人，以应会试所需，但在书院期间，曾国藩读书之刻苦是有名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入学岳麓不到一年，道光十四年（1834年），二十四岁的曾国藩在湖南乡试得中第三十六名举人，在科举之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3．中进士，入官道

道光十七年（1837年）入京会试未中，他只得怏怏返乡。

转年，偏偏又是闰年。闰年有恩科，可发联袂会试。为了能让曾国藩不错过这次机会，二次进京赶考，祖父星冈公卖了三次地还差十几两的缺口，父亲曾麟书也急得连着几夜不能人睡。此时的曾麟书已近知天命之年，知道自己天生是秀才的气数，不要说进士，就是举人也无望了。但是他要在儿子身上补上这缺憾。为了儿子，他不惜想尽办法。最后终于从亲戚家借了些银子，这才使得曾国藩有了进京城的路费。

曾国藩临进京时就已下定了决心，这进士考不中便罢，若中了，就一定十几二十几倍地报答家人。他明白自己的命运终究要靠自己去改变，再多的艰难都不应该觉得难。

到京后，曾国藩找到在京的长沙会馆住下，便不顾一个多月长途跋涉的旅途劳累，静下心来认真读书。

几经周折之后曾国藩才正式走上了官道。从一个农家青年到治军大吏，这种飞跃性的命运得益于他自身的努力和造诣，更得益于他的求学之旅。所以，现在的年轻人更应该懂得珍惜大好的学习机会，一旦错过就会抱憾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