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青春荐诗歌

——1987年“青春诗会”记忆

钢盔和迷彩服上的弹洞

张大嘴巴合唱：

让世界充满爱。

蝴蝶咬破庄周的梦境，

落在康定斯基的花朵上

一只死去的眼睛盈动泪水。

红蝙蝠黄蝙蝠优美了二十岁的

夏天，六月的少女很鸽子。

慈父给爱子买了一副玩具手铐。

酒窝布下生命的陷阱。

慈善机构为筹集残疾人福利基金，

举办惊心动魄的拳击赛。

红地毯上的踢踏舞，

噼叭噼叭踩着乡间音乐的节拍。

艺术家争论孤独气氛热烈。

——《某种状态》

如果说中国诗歌在八十年代闪耀着无比璀璨的光芒，青春则是其最绚烂的一抹色彩。提及“青春诗会”，还是先得说说诗文本，《某种状态》是我发表在《诗刊》1987年11期“第七届青春诗会”小辑上的诗之一，如今回过头去看，这首诗很明显带有哪个年月“第三代”写作的某些特征：口语化，反讽、调侃的口气，嘲弄他者与自嘲。似乎一开始我的诗也具备了个人写作的某些特征，那就是关乎世态人生，不那么私人化、琐碎化。“一直执着于对中国本土性的生活经验与生命体验进行审视，既有效地整合了这个时代的全息图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生活现场的鲜活与丰富，又在内在价值观念上显示出高度的历史理性。”（赵思运语）这也就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提到的，写“真感情”，亦要写“真景物”。大约是1994年，一个美国诗人问我：“KEYANG是你吧？”我方听说这首诗早就被收进在美国出版的一本中国诗歌英译选集中，迄今我尚不认识那个译者。2005年11月我第二次赴日本参加国际诗会，某天与汉学家佐佐木久春聊天，他突然想起很早前就翻译过我的这首诗。于此说来，它应该是我第一首被西方汉学家翻译为英语和日语的诗，借助了“青春诗会”这个当时广被注视的平台。

“青春诗会”风风雨雨，如今已进入三十届。被公认为“梦幻”“黄金组合”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先后三届，那就是顾城、舒婷、梁小斌、江河、王小妮、徐敬亚、叶延滨、杨牧、梅绍静等参加的第一届；于坚、韩东、翟永明、吉狄马加、宋琳、车前子、潞潞、晓桦、张锐锋，阿吾、伊甸等参加的第六届；再就是我们第七届，我参加的这届有西川、欧阳江河、陈东东、张子选、简宁、程宝林、郭力家、力虹等诗人。巧合的是，第一届和第七届都在秦皇岛举办。这硕果累累的三届与当时自由碰撞的宽松大气候有关，但《诗刊》社主事者个人诗学立场亦不应忽视，那就是第一届的邵燕祥和第六、第七届的刘湛秋，他们能够接纳作品带刺且敢于探索的“先锋派”青年诗人。而好多届“青春诗会”之所以不够“显山露水”，在我看来过多挑选了沉稳、温情、中规中矩的“好诗”。其实从北岛们开始，中国诗歌与世界文学是一致的，那就是个人的原创精神，与他人不一样的元素。而小说主流，从莫言、格非、余华、阎连科、苏童、毕飞宇，包括虹影、林白们，到王安忆，韩少功，阿来、方方这些作协主席们，都是有艺术精神的。这就是八十年代读者认同诗歌，如今还认同主流小说家，却不认同主流诗歌的原因——因为体制内主流诗歌写作，非政治层面仅就艺术层面而言，往往也是安全性的，有意忽略狂飙突进的探索精神。“冒犯俗世几乎是艺术家的天然特权。”（萧瀚语）后者恰恰才是一个优秀青年诗人的根本。

1987年从南方乘坐火车到达北京，需要三十个小时，转车再到秦皇岛，已是三更半夜。下车后找水龙头抹了一把脸，我没有丝毫睡意，车站外黑咕隆咚的，出去瞅了一眼，要天亮后才有公共汽车。于是就在候车大厅里瞎晃悠。写诗或许就是一种精神病，那年头患病的人一个个都很有精神，在人来人往中显得跟其他人哪里总有点不同，直觉认定有个旅客行迹很像同道，大胆上前一问，果然是来参加青春诗会的，他就是欧阳江河，交谈中说起前不久出版的《诗选刊》我俩的诗选在同一期，彼此有印象，立即结伴同行。八十年代《诗选刊》十分火爆，是雁北和阿古拉泰在内蒙古办的公开刊物，青年而先锋。我被选的诗出自《青年文学》，当时发行量六十万。后来该组诗在1989年夏天获了“第二届青年文学创作奖”，获奖的小说有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王朔《橡皮人》、张炜《秋天的愤怒》等，诗人有李晓桦、廖亦武等。很微薄的奖金是香港庄重文给的港币，那年头港币很吃香。获奖作品也并不都出自《青年文学》，比如张炜那篇小说好像出自《当代》。颁奖会因故没有如期举行。去年在黄山，遇到去国多年返归的晓桦，特意与这位高大的汉子合影，以志纪念诗歌的青葱岁月。晓桦离开太久，九十年代以后进入诗坛的人可能很多不了解他了，他可是八十年代最火的军旅诗人，《收获》这家几乎从不发诗歌的刊物，在晓桦返归时破例发了他的长诗。

天亮后和欧阳江河一起去吃早点，然后转了几路车前往指定的招待所报到，被安排同屋。直到写这篇文字的2014年秋天，与欧阳江河在一个诗人的书画展见面，他开口就说：“哈，青春诗会我们‘同居’十几天。”

诗会期间我交往最多的是简宁和老木，编《新诗潮诗选》爆得大名的北大老木毕业后在《文艺报》工作，他是报社派来采访这届“青春诗会”的。我们三人嘴馋，常一起去吃宵夜。在海边的排挡，边大嚼螃蟹边吹着啤酒，大赞海鲜在这地界实在是便宜。渤海的螃蟹跟南海的品种不太一样，在这里我还平生第一次吃了驴肉。诗歌加吃喝的友谊高雅而接地气，自然天长地久。在两年后的纷乱日子里，我收到老木寄给我他的油印个人诗集，其后他就消失了。之后二十年间，简宁是全国所有诗人中接待过我最多的了，他是个热心肠的厚道人。我去北京很多时候都住他家，或空政招待所。简宁在空政创作室供职，这招待所一则便宜，二则离他家很近。我也多次去他开的“黄亭子酒吧”免费吃喝，这位仁兄是恢复高考后首届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生，那一批学生备受关注，大多毕业后留学深造，如今在美国名校当教授，学飞机热物理的简宁可能是唯一成了诗人的例外，因为身份特殊，也许他至今未出过国门，也不知人生选择是对是错。1998年有次我到京城，他特意叫了西川、欧阳江河几个人一起小聚，美其名曰“同学聚会”，这是1987年后我参加过的唯一以“青春诗会”名义的回望。

当时《诗刊》来了三位编辑，副主编刘湛秋主持工作，他比较随意，对诗人要求甚少，经过一个球场的围墙，他会爬上去往里面瞅一眼，郭力家经常与他开玩笑，说开舞会的话要跟他抢舞伴。诗会住的招待所啤酒尽可喝，王燕生常显醉态，他喜欢跟我们说起首届青春诗会如何发现农民诗人才树莲。王家新是诗刊社聘用的编辑，他说的则是面包中乌云翻滚一类的诗句。

东北来的郭力家，这个以一首美国电影“特种兵——第一滴血”为题的诗扬名的家伙是真正的“莽汉”，讨论诗歌时老是找茬和挑衅，对主张“知识分子写作”的欧阳江河他没什么举动，却老跟西川过不去。给西川起了一个绰号“庞德秘书”，因为西川发言时常引用西方大师的话。他还叫程宝林“地主孙子”，因为程宝林的简介开头第一句就是“我祖父是个地主”。程宝林是大学生在校时就出诗集的，在八十年代可谓全国头一个。十年后他先是去美国读书，再全家移民，都是到广州美领馆签证，我给找的住处。张子选是个很有故事的人，在西北漂泊的他似乎发生过很多爱情，在诗会上好像也有绯闻，夜里与女诗人穿过玉米地去看海。我一直觉得他的诗很好，还有一个没有参加我们诗会的郑单衣，他们俩确实是不该被当下的诗歌界忽略的诗人。诗会后我们跟张子选都失去了联络，我编《中国新诗年鉴》，曾特地到网上找来他的《藏地诗篇》。力虹几个江浙诗人常凑在一起，他的样子斯文而高挑，其后他的人生十分坎坷，到广东找工作的日子，似乎带话让我帮忙，却没了下文。力虹过世时，我在新浪微博的消息上跟帖了悼念字样，祭奠一代人消逝的青春。

欧阳江河常在屋里念他的诗给我等人听，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用拆字法写的《手枪》：“手枪可以拆开/拆作两件不相关的东西/一件是手，一件是枪/枪变长可以成为一个党/手涂黑可以成为另外一个党”如此巧妙的嵌入西方“长枪党”和“黑手党”，令人赞叹。这样的诗《诗刊》当然无法通过，幸亏没过关，他必须重写新作。上午我们全体诗人参观了耀华玻璃厂，晚上他写到半夜，就有了他的代表作《玻璃工厂》。可见哪怕直到今天评奖，要是因为某首诗你未能通过，我觉得可以祝贺你，也许随后的那首恰恰是杰作。

我拍摄了与王家新和欧阳江河等参观耀华玻璃厂的照片，也保存了全体诗会人员在南戴河沙滩上的留影。十几年前《诗刊》出纪念专辑，让我提供照片，拿去发表了。我要求诗刊社必须归还我的照片，记得他们也给我寄回来了的，我却不知放在家里那个角落了，尚未翻箱倒柜查找。

每天要经过一大片高粱地玉米地才能到达海边。西川喜欢独自望着大海沉思。那片一望无际的田野让我这个南方人很震撼，写下了一首诗《北方田野》。据说之前参加“青春诗会”的诗人中有当编辑者，承诺回去后在自己编的刊物发与会诗人一个小辑却没有兑现，我立誓一定发出《诗刊》之外另一个“青春诗会”特辑。回去我在《广西文学》上编发了，除了全体与会诗人，还有欧阳江河另外给我推荐的钟鸣。我那首《北方田野》就发在这个小辑里。

这个小辑能发出来，我特别要借此小文感谢《广西文学》当年的副主编张辛，一当诗歌编辑我就能在《广西文学》上编发西川、阿吾、陶天真等在校大学生的处女作，还有任洪渊《东方智慧》、吉狄马加《一个彝人的梦想》等他们的代表作，包括他让人编发林白等人那些探索性的小说，和我的诗歌《走向花山》。《广西文学》短暂的辉煌完全依赖于张辛。他是我的恩师。他让我很早就明白，别光拿体制做借口，同一本刊物，同样的体制，在不同的人主持下，完全可能是另一个面目。

北方田野

鸟儿的鸣叫消失于这片寂静

紫胀的高粱粒溢出母性之美

所有的玉米叶锋芒已钝

我的血脉

在我皮肤之外的南方流动

已经那样遥远

远处的林子，一只苹果落地

像露珠悄然无声

这才真正是我的家园

心平气和像冰层下的湖泊

浸在古井里纹丝不动的黄昏

浑然博大的沉默

深入我的骨髓

生命既成为又不成为这片风景

从此即使漂泊在另一水域

也像茧中的蚕儿一样安宁

秋天的语言诞生于这片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