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鳞半爪（六则）

达尼娅

9月21日我们从满洲里过境，火车走了一夜，在凛冽的黎明进入赤塔，放下行囊漱洗完毕，我走到前厅等候其他游客。这是用居民楼底层改建的简易宾馆，像中国很普通的那种招待所，只是干净一些。旁边一个漂亮淳朴的俄罗斯女孩，用汉语跟我搭话，问我在中国是做什么的，我说在一家文学杂志社，她说，噢，我最喜欢叶赛宁的诗歌。

她就是达尼娅。后贝加尔师范学院五年级大学生。暑假里才刚刚客串做起导游。

叶赛宁！我脑海里不由得浮起他波斯抒情《莎甘奈啊，我的莎甘奈……》中的句子：你的卷发像月光下翻滚的麦浪。这是我中学时代最喜欢的一首抒情诗，诗人写给的也是旅途中一面之交的姑娘，我想诗里那舒卷的长发一定也像达尼娅的头发一样是栗色的。那回环往复的一咏三叹，曾被我很认真抄写在笔记本里。人与人之间有些奇怪，有的朝夕相见，还是隔阂。有的只是第一次见面，彼此从眼睛和微笑里，就已是值得信任的亲近的人。这时同行的小说家和批评家过来了，我给他们作了介绍，批评家说：嘿，你怎么不说你也是写诗的呀？

前几天沿着额尔古纳河漫游，眺望对岸辽阔的俄罗斯大地，我顿悟为什么那个国度产生过如此众多的大师。一旦走进他们的日常生活，哪怕只是浮光掠影，便对这个民族的精神有进一步了解。赤塔相当于中国的省会，可无论市政建设还是食品日用品，都远逊于中国经济不发达地区内蒙古的一个县级市，可见今日俄罗斯的窘迫。然而，从迎面走来的任何一个人的神态上，你都能看到一种自信，随便走进一家餐馆，也都能领悟到环境的典雅高贵。当食客把餐桌上的残渣收拾得干干净净才离开，当你走过卧铺车厢过道地毯上再铺一层的干净布匹，这些时刻都提醒着你一个人要有基本的教养和良好的习惯。当然也不能否认夜幕下有许多手抓着空瓶的酒鬼。

而最让我心仪的，是一个文明社会对艺术的尊重，因为再没有比在俄罗斯当一个诗人更让人骄傲的了，达尼娅领我们参观军事博物馆，卖纪念章的柜台上，同行拿起第一枚徽章，就是诗人莱蒙托夫的肖像。各种纪念钱币上，建筑物的外墙上，看见最多的也是普希金。70后之前的中国作家，莫过于对俄罗斯文学熟悉而又心灵相通了，所以当达尼娅讲解时，我总是迅速说出一个个艺术家及他们作品惯用的汉语译名，成了她半个翻译帮手。而最让人震撼，深感俄罗斯民族伟大的，是全部用一根根大原木搭建的十二月党人纪念教堂。百多年前这批贵族知识分子被沙皇流放到此，他们的妻子也都追随而来，在矿场服罢苦役，他们自动为穷人建起了一间间医院、学校，身体力行实践自己的理想！

突发奇想，我们临时要求达尼娅带到寻常百姓家里看看，她把我们领到七十六岁老人芭芭莲娜的屋子，老人的老伴和一个儿子已过世，另两个儿子分开住，在门口，遇到其中一个儿子看望母亲刚出来。老人生活很简朴，除了一台旧电视机，没有多少值钱的家当，但屋子收拾得很清爽，窗明几净。连菜园子里的茅坑也很利落。她家的廊檐下挂着两幅陈旧的普通木版画，一问，其中的一个人物竟然是叶赛宁，一位同去的作家即表示愿高价索买。老人不卖，她说这是她家里最珍贵的。

在车里，达尼娅给我们唱过邓丽君的歌，在白桦林里，背诵过叶赛宁的诗。跟我通过汉语翻译理解的舒缓宁静的叶赛宁不太一样，她的语气显得有些急促，她告诉我那是情诗，我没弄明白具体是那几首。临别时，达尼娅不收小费，我送了一只水晶烛台给她作礼物，那是她祖国国徽上鹰的形状。达尼娅，在这个广大世界的茫茫人海里，有一个不同种族不同性别的远方朋友，和你一样热爱生活和诗歌，这是多么美好的感觉。

纸上得来终觉浅

就说那次江西之行吧。一到南昌，直奔滕王阁。虽早知木质结构难敌千年风雨，这楼应是现代工业的产物，但一路仍不由地默诵落霞孤鹜，秋水长天。果不其然，在钢筋混凝土的牢固支撑上，红墙绿瓦光鲜亮净。登楼游人们——包括我——全都肃穆静思，心潮澎湃，梦回千年前一个二十七岁的才子如何运笔成风，大醉赋辞。我站在滕王阁顶层俯瞰赣江，鹤汀凫渚，白水千里。此时的高度，不是楼，而是对文学经典的仰望。记得早些年从重庆坐船到九江登庐山，在武汉转船只停留几小时，仍赶去一睹那一建再建，仿佛永不破旧，永不倒塌的黄鹤楼。也是一样的心情，也是因为崔颢题诗在上头的缘故。

鲁迅说：“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他轰走了。”由此看，似乎百无一用是书生。但不仅前边提到的那两座建筑，还有岳阳楼，历经战乱火烧而不断得以重生，并不是因为它们在建筑工艺上如何了得，非要保存下来，而是因为名诗千古传颂。前几年三峡大坝截流前，急忙把白帝城抢救搬迁到更高处。那城郭我很多年前曾在江中远眺，并不起眼，成为如此重要的人文景观，也是李白的诗歌造化。

可若是以为诗歌精彩，它所观照的对象就必然精彩，未免也太书生气了，文学毕竟是想象的产物，如水中望月，雾里看花，伯乐的《相马经》实操性极强，其子执经求马，归得一大蛤蟆。何况诗歌？大诗人陆游便深谙个中奥妙，他告诫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行。

游人觉得最“货不对版”的要数“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庐山瀑布了，诗中的景象那是怎样叫人心驰神往的壮美。然而云雾茫茫，劲松苍苍，如出入仙境，一路不停奋力攀爬，腰酸腿痛间，导游突然说声到了。凝神屏息，顺着他的手指方向，终于瞄见一条约莫十来米的小水沟。导游见状，赶紧十分职业化地申明：“游客观赏，请到这儿使用望远镜——只需两元。”使人哭笑不得。

我前年去苏州，最想看的不是虎丘，是寒山寺，那天游人如织，光日本旅行团就有好几个。在我源自诗歌的想象里，这是个依山傍水而建的巍峨大庙。想不到它小小的地盘，就建在平坦的小河边，枫桥要不是立块碑，跟别的普通石拱桥没有二致。徜徉半晌，我还是交费，到钟楼撞了几下钟。尽管不是夜半，也没有客船。

这种“按图索骥”导致的偏差在北京香山，在吐鲁番的葡萄沟都曾发生。红叶锦簇，并非漫山红遍，层林尽染；咕噜串串，藤蔓竟爬在水泥柱支架上，诗意殆失。1999年去台湾，又惨遭文字引诱，想入非非于“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歌中。在山头跑上跑下，几近半夜。“壮如山”的没见着一个，山里少年大多为闽南人后代，身材并不高大威猛。卖茶叶的姑娘听说我们是大陆来的，非常热情好客，其间却也难得一见花容月貌。转念一想，水这个意象，不一定阐释为漂亮啊？看见的是山涧，便纯洁；看见的是河湾，便柔情；呵呵，也可以理解成“水性扬花”。再深入去想，民风不正淳朴如山溪清澈，敦厚如山峰巍峨？那卖茶叶姑娘的声音不就似山泉般叮咚作响，担茶少年的胳膊不就如阿里山般雄壮？在艺术王国里，夸张实在是常见的修辞手段。古代有自以为是的批评家，点评杜甫《古柏行》里的诗句“双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讥讽说，这树不太细长乎？今人读诗，不能再闹这样的笑话。

陌生女朋友

很久很久以前，故事总是这样开头的。其实“很久”也不过就十几年吧，但似乎那时世界是另一个背景。我时任诗歌编辑仅一个月，选发了北大学生刘军用西川作笔名的处女作《鸽子》，觉得很棒，便动了到贵阳、成都等地的大学跑一圈组稿的念头。十多天下来，记忆犹新的唯有在川大旁边的黑屋子里听赵野他们筹划要搞“第三代”诗歌运动。次日清晨，来到重庆朝天门码头上船，那是我平生头一回乘长江轮，进了船舱的小房间里，见到一个女的睡在里面，吓了一大跳，还以为自己跟误进女厕所一样犯错了。一问才知道船票的铺位不分男女，很多人都是前一晚就上船睡觉，省下住旅店的钱。

那是个小妇人，用今天的眼光应叫作“女孩子”，因为也就二十三四岁模样，但她有身孕了。坐船很枯燥，我们闲聊起来，得知她是来重庆参加产品推销会的，也不好意思问人家名字。她对我倒很清楚，因为最新一期《青年文学》我的一组诗标题赫然印在封面上，杂志发行六十多万。我给她看了刊物，在全民热爱文学的年月，这有那么一点儿炫耀的意思。船在万县停一夜，以便白天过三峡，灯下逛街数小时，我觉得她行动不太方便，就帮她提她买的整篓橘子、竹器等东西。等到再上船，她听说我还要去庐山，认为我光带外衣，山上太冷，好说歹说，非要我到武汉后去她家拿她丈夫的毛衣。也是巧了，我们到达码头，竟错过了她接船的先生，拎着一堆东西，只好送她回家，也就带上了两件几乎全新的毛衣。

接着赶去排队买船票，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女士过来问我，这是去九江的吗？我对前边长长的队伍努努嘴，点头应诺。想不到几分钟后她竟然又折回来了，说她托了排在最前面的人买票，顺便也给我搞了一张。还有五个小时才开船，于是便一道去游黄鹤楼。她是“文革”前大学毕业分配到四川“三线”研究兵器的，从广州开科研会议回程，女儿半个月前大学毕业分到九江水泥船厂，也就拐道去看看。

九江下船，没看见她女儿，那时没有电话的，我不好意思独自走人，便陪同她一直找到她女儿的单位。女孩见到母亲高兴坏了，张罗着吃午饭，不让我就这样一个人饿着上庐山。单位领导和同事听说新来大学生的妈妈来了，不断前来看望，都以为我是她们家未来的女婿。才大学毕业两年的我应该说长得很精神，所以女孩并不跟人分辨这种“误会”，倒是我不断解释我跟她妈妈只是路上相识，显得很傻气。

上山住进酒店，遇见的同室小青年竟是柳州来的采购员，老乡见老乡，自然结伴同游。没乘旅游车，我们从一个景点走到另一个景点，步行走遍全山，连李白当年没看见过的三叠泉，都一步步挪下去，那才真叫“飞流直下三千尺”。从清早走到下午4点，有三个女孩走的线路似乎刚好跟我们相同，前前后后碰到十几次，最后在五老峰的山巅上，彼此都好像是认识许久的熟人了，一个女孩过来，叫我用她相机帮她们合影。之后五人同行，才得知她们是株洲纺织厂的女工，假期有限，次日就要下山，我俩只好放弃第二天再玩的计划，陪她们游览。那天真是累极了，早没了绅士风度，不断跟几个女孩子玩“石头剪刀布”，输者负责背包半小时。一直走到晚上11点，腿沉甸甸的根本移不动了。翌日，按头晚的约定，乘同一辆车下山，候船时，两男的跑去看电影，把行李扔给她们保管。回到武汉，我头一件事，是赶紧登门还衣服。

我从不知道她们姓甚名谁。但迄今我一直把她们看作值得交往的朋友。在我的观念里，朋友就是那种彼此真诚相待并相互信任的人，那种不为了回报时时为对方着想的人。在网络时代，人们可能有了更多的陌生朋友，但“情义”这种美好的品质真的依然存在，真的还没有被消费社会腐蚀殆尽吗？

那异国他乡的绅士

曾听人说起，在茫茫戈壁滩骑自行车旅行，烈日炎炎，口渴难当，这时一辆拉西瓜的汽车从身边风驰电掣驶过，素昧平生的送货人从车上扔下一个大西瓜，在马路上碎成几瓣，抱起牛啃，暑气顿消。在无人区，随便碰上谁，哪怕是个强盗，都很亲切。

这我也有过类似体会，有一年我跟朋友徒步穿越桂林龙胜的花坪自然保护区，三天里，只要对面走来一个人，都会停下来搭话。这时人跟人之间身份、学问、地位、贫富等差别都不存在了，在这个只有树木和飞禽走兽居住的地方，任何能直立行走的动物，就是同类。

但我想人最孤独的时刻恐怕并非独处。陕北一个放羊汉跟羊群在一起很温暖，可假若他只身来到大城市熙熙攘攘的火车站广场，在人群里看着一张张陌生的脸，听各种方言洋话，他内心一定会感到前所未有的孤单和惶惑。这时候给他些微帮助的就是个好人。因为一个真正的绅士绝不只是衣冠楚楚，谈吐得当，他应当具有一颗高贵正直的心，不畏艰难，乐于助人，特别是向一个弱女子伸出援手而心无邪念。

1997年，我应邀到澳大利亚进行文学交流，被安排住进悉尼市中心离“中国城”（唐人街）两条街道的一家自助酒店。负责接待的朋友也住该市，可从酒店到他家，乘轻轨火车要一个多小时，我这才了解悉尼市里还有许多小市区。几天下来，除了开过一个讲座，见了几批诗人，多是游玩。朋友陪着来来往往看了好些地方，也去过他家一两次，我觉得对悉尼也算熟悉了。周末他再约到家里小聚，我在电话里说不要他过来接，我自己去好了。

到了中央车站，我进到曾来过的三站台等车。悉尼的轻轨地铁行驶很科学。比方说，你去的地方距离八个站，那就要坐一趟每站都停靠的列车。可假若你去的地方距离二十一个站，就要乘坐另一趟直抵第十五个站之后才开始每站都停的车。这跟国内高层电梯有些相似，所以去不同地点在哪一道候车颇有讲究。我等了二十分钟左右，还没见到本该每隔四分钟就有一趟的列车。其间，一旁不断有经过的人朝我咕哝一句，我英语臭，不明白他们说什么，以为是随意跟我打招呼而已。后来又有一个路人过来，停在我面前，他西装革履，看上去四十多岁的样子，很和蔼，用英语连比带画，跟我说了一通，我终于听明白了——原来周末前方修路，我乘的车子改在第九道上车。我道了谢，他并未马上走人，一直领我走下站台，从地道穿行到九站台才离去。

后来去日本参加“东京·2000·世界诗人节”，住在英国大使馆边上的“钻石”酒店。跟日本的朋友联系都是用房间电话，偶尔打国际长途，被指点到大堂打插卡电话。我发现旁边另一部电话机颜色相异，并未深究有何不同，以为色彩变化只是为了美观。

吃了，喝了，朗诵了，发言了，参观了，看完演出了，诗会也就结束了。于是乘新干线火车去大阪。本来约定在那儿留学的中国诗人田原接站，可出站口有好几个，彼此走岔了。急忙找了一个电话，颜色跟酒店里用过的相同，插卡后拨打，忙音，叽里咕噜一串日语录音。再打，依然如故。一个瘦小的日本老人见状忙过来跟我解释，我这才明白原来日本打国际和国内电话分别是不同颜色的机子。赶紧换了一台，忙乱中电话卡老是插不进去，老人掏出他的卡给我插上，通话后才发现，因为焦急我错拿出中国的电话卡了，日本买的卡还在钱包里。

这两个异国他乡的绅士给我帮助，于他们是非常自然而然的，并没有像中国人那样动不动就把一件日常小事虚张到某种精神高度。就像假如发生灾害和险情，市政负责人亲临指挥抢险，在他们看来是应尽的本职，而不是我们所惯常宣称的“百忙中的奉献”。我感激他们，也由衷认同这种生活的态度。

女人花

不久前一个朋友的母亲因病住院，老人家已是七十高龄了，一生务农，没享过几天清福，如今儿子做生意发了财，自然想好好孝顺娘亲，便千方百计寻找省里最好的医院和病房，把老人从乡下接来。在做小手术前，我前去探视，老太太牙不好，吃不了水果，又有高血压，不宜喝补品。左想右想，还是买了一只大花篮送上。第二天一个熟人又邀我领他去，他也买了花篮。

这件事再普通不过，却不由得让我生出许多联想来。老人先前贫困，早年跟绝大多数中国平民百姓一样，为温饱奔波劳碌，尽管这十几年来家境殷实，过上了好日子，逢年过节收到礼物想必不少，但恐怕这一生没有人给她送过鲜花，对她，住院也是人生的一种补偿。

“这花不是浪漫，只是一种很礼貌很合适的别致礼物。”一个在欧洲读生物化学工程的网友，九月就要念博士，前天刚通过硕士学位论文，教授送了她一大束花，她这样说及令她十分开心的馈赠。我想这跟我给老太太送花相似，寓意祝福。可见送花这种礼节本是舶来品，跟当今惟有玫瑰象征爱情，而不再是月季或者牡丹一个原理。近年西风东渐，愈刮愈烈，城里的人们也就觉得这一束束花卉天经地义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特别是男人给女人送花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习性了。其实以前在“民以食为天”的中国，送花应该是很稀罕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人住院，一般都是送“麦乳精”“鱼肝油乳液”一类能下肚的东西，假若有人送罐装奶粉，已是非常贵重的了。1993年我去上海，一个门第儒雅的女孩来酒店看我，进门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一路上犹豫要不要送你一束花。”说明那时人们对送花还不是很习惯。八十年代天津作家吴若增有篇小说很有影响，写一个老头临终前最遗憾的，就是他尽管有实在的婚姻，一辈子却没接过吻。一个留学（或是华侨回国探亲我记不太清楚了）归来的远亲小姑娘，曾在他脸颊亲了一下，令他回味无穷。坊间笑话，也有不少这类段子。应该说如今这位乡下的老大娘赶上了好时候，有人送过花，人生也就圆满了。

为写这篇短文，曾分别向几位熟人和朋友做过“女意”调查，发现她们都中意有人送花，现在不仅大学，据说连中学也时兴男生给女生献花。我说我总觉得送人礼物要实际一些的才实用，一个女作家说：“哈，你这人不浪漫！”想来形容女人为花再恰当不过，哪怕第一个这样打比方的被看成天才，第二个是庸才，第三个被讥为蠢材。所以新奇一点的，也只能想出“女人是一朵会走的花”这样的句子。前不久，在电视台一个制片人开的读书吧里，采访一位在广州当歌手的老乡，那天太巧了，一只进口瓷杯的花色竟跟她衣服上的印花一模一样，当即送她这只杯子，完美实践了我送花的实用主义理念。

冥冥中某个女人有某种花对应，不同星座的女孩生日花不同，心理测验试题判定那些喜欢在花瓶里插一束花的女性较花心，插一枝花的感情较专一，不无道理。选我《现代诗写作与鉴赏》课程的一个学生，人长得出众，诗也写得很狂放，容易给人一种无拘无束的感觉，可她在日常生活里却是很内敛的人。她说她最喜欢的花是茉莉，那种淡淡的高雅的清香。女人的花，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心性。

但一个时髦女孩真的必须要有人送花吗？就像涂指甲一定要用指甲油，不能古人那样再用指甲花和蔻丹了吗？几年前一个北京的朋友过生日，因为熟悉，我问她要不要送花，她说你不如送些巧克力和果冻实在，给我印象很深刻，我觉得仅就这点而言，她是个很地道的中国女孩。

今天的大学还有没有梦想

看台湾一个综艺节目，其中有“你猜我猜”环节，要嘉宾猜一个满脸稚气的中学生考了十七种证书是不是真有其事，它们几乎囊括了管道工、电工等种种日常生活里“有用”的技能，甚至包括爬树的技术，结果那中学生真的身怀十七技，确实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