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参加文昌社，激扬风节

崇祯五年（1632），黄宗羲时年二十三岁，与其弟宗炎、宗会，参加了设立在慈溪的由冯元飏和冯元兄弟主盟的文昌社，他结识的文昌社社友，几乎影响了他以后的一生。

在此之前，黄宗羲参加社集活动，主要在苏南地区（当时称为下江）。浙东仅绍兴府一地，而未涉滨海的宁波府。而文昌社社员，除绍兴府余姚县的浙东三黄（宗羲、宗炎、宗会）外，全是宁波府治所在地和慈溪县人。无论在以后的抗清时期，还是厕身儒林时期，他同宁波的万氏、冯氏、董氏等都有密切关系。

在黄宗羲的著作中，对这一社集曾隐约提到，他说：崇祯间，吴中倡复社，以网罗天下之士，高才宿学，多出其间，主之者张受先（采）、张天如（溥）。东浙冯留仙（元飏）、邺仙（元）与之枹鼓相应，皆喜容接后进，标榜声价。……当是时，慈水才彦雾会：姜耑愚（思睿）、刘瑞当（应期）、冯玄度（文伟）、冯正则、冯簟溪（京第）诸子，莫不为物望所归，而又引旁近县以自助。甬上则陆文虎（符）、万履安（泰），姚江则余兄弟晦木（宗炎）、泽望（宗会）。盖无月无四方之客，亦无会不与诸子相征逐也。呜呼！盛矣。《全集》第十册《刘瑞当先生墓志铭》。黄宗羲此文没有讲到这一文社的名称、成立时间和其性质。冯元飏族兄弟冯元，鲁王时曾任兵部主事，他所作《勾章同学祭铭存先生文》中，就讲得较清楚，文中说：自吾党文昌社兴，而同乡人士丕然一变，初知所谓东林之学，以故其时识与不识吾党，必措而目之曰东林、东林云。文昌社者，中丞两先生……实主是盟。当是时，鄞有陆万两子，次公、硕客、天鉴晜季，吾邑则瑞当、家正则、玄度兄弟群从，益以姚江黄子三人，鸣鼓竖帜，江以南一时怀抱忠孝读书有志之士，咸乐趋归恐后。嘻嘻，盛矣！董秉纯编《四明董氏宗谱》卷十三冯元《勾章同学祭铭存先生文》。文中指出这一文社的名称为文昌社，早期主盟者为冯元飏、冯元兄弟。参加人数约十五人左右。而且无月无不会，活动比较正常。此文他处又提到，文社成立于崇祯壬申五年（1632）。合黄宗羲《刘瑞当先生墓志铭》和冯元此文，崇祯年间慈溪这一文社的面目就比较清楚了。

文中所说“中丞两先生”中的冯元飏，后任天津巡抚，右佥都御史。另一位冯元为冯元飏弟，后任兵部尚书。他俩是文昌社早期盟主。冯氏兄弟后来外出任官，继之主盟者为刘应期（字瑞当）。黄宗羲在《刘瑞当先生墓志铭》说：“友朋高会，瑞当恒坐席端。”黄宗会《缩斋文集·刘瑞当先生存稿序》中也说：“先生患其邑之风气日趋而俭陋也，乃帅二、三同志之贤者，与其里党慕义之彦，缘经术以飾时文。”黄宗会《宿斋文集·刘瑞当先生存稿序》。刘应期后来成为黄宗会的岳父。

“陆万两子”，即甬上的万泰和陆符。陆符，字文虎。举崇祯十五年顺天乡试。鲁王监国时，任行人司行人，为人所刺，次年卒。万泰字履安，万斯选、斯大、斯同的父亲，也参加监国的抗清斗争，浙东著名明遗民。黄宗羲与陆、万人友情极为密切，他说：“余之交先生（万泰）与文虎，盖在壬申之岁也。”《全集》第十册《祭万悔庵文》。壬申岁就是崇祯五年，也就是说，他们是在文昌社成立那一年认识的。他又说：“予束发出游，于浙东所兄事者两人，曰陆文虎、万履安。”《全集》第十册《万悔庵先生墓志铭》。早在崇祯三年黄宗羲第一次到南都应试，初次参加复社金陵大会时，复社重要人物吴昌时（字来之），就向他介绍陆符：“子乡陆文虎，志行士也。”《全集》第十册《陆文虎先生墓志铭》。他归而在文昌社成立会上纳交于陆符，“从此左提右挈，发明大体，击去疵杂，念终身偲偲之力，使余稍有所知者，眉生（沈寿民）与先生（陆符）而已”。他还说：“故余之学，始于眉生，成于文虎。”《全集》第一册《思旧录》。可知所遇之深。当然，黄宗羲在这里所说之“学”，并非指经学、理学或史学，而是科举之学，即当时“缘经术以飾时文”之学。

至于万泰，字履安，号悔庵，鲁王时欲授以户部主事，不受，而独任司饷。明亡后为浙东遗民首领之一，黄宗羲说：“三吴与浙河东相闭隔，而三吴诸老先生皆欲得此两人为重，浙河东风气渐开，实由此两人。”《全集》第十册《万悔庵先生墓志铭》。可知陆万两人在当时社集中的声誉。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崇祯五年条说：“两先生（万泰、陆符）岁率三四至，晚潮落日，孤篷入港，见者咸知其为甬上访公兄弟之舟也。”其所引出处有误。黄宗羲《祭万悔庵文》所说“晚潮落日，孤篷入港……”指的是“丧乱之后”，即明亡后，而非崇祯五年后。

次公、硕客、天鉴，即甬上董守谕（次公）董德偕（硕客）、董德偁（天鉴）三董，其中以董守谕与董德偁为著。三董都属明遗民，但与黄宗羲关系并不密切。不过董守谕子董道权，董德偁子董允瑫、允璘，后来都是黄宗羲甬上证人书院的高足。陆、万及二董（守谕、德偁）被全祖望称为甬上“东林四先生”。他说：“吾乡为党论所厄，不与东林声息相接。四先生者出，夹辅慈水二冯而联络之，有疏导之功焉。”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卷二十《东林四先生之一·董户部守谕》。他所说的东林，即被称小东林的复社。陆世仪《复社纪事》卷一列了复社初成立时七郡参加者的名单，其中宁波四人，董守谕、陆符名列其中。

至于黄宗羲所说的冯簟溪，是二冯的子侄辈，名京第，字跻仲，号簟溪，明亡，为四明山寨抗清义军首领之一，死难。而姜颛愚（思睿）、冯玄度（文伟）二人，据《慈溪县志》，都卒于崇祯末年。至于浙东三黄黄宗羲是年二十三岁，宗炎十六岁，宗会才十四岁，后两位当是以后陆续参加的。

文昌社社员或师事刘宗周，或师事黄道周（黄道周曾在浙西讲学），或两者兼师，多受理义之学的熏陶。全祖望说甬上“四先生”，“其师传或宗蕺山，或宗石斋（黄道周号石斋，福建漳浦人），皆正学也”。其实不止这四位，黄宗羲兄弟、刘应期，陆符、万泰，是刘宗周学生，董守谕、德偁，德偕则是黄道周弟子，而冯京第“内承二父（元飏、元）之教，出则师事蕺山、漳浦两先生，退而与复社诸名士上下其议论”。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卷十二《冯侍郎京第》。所以他们或在当时反对阉党，或在以后举旗抗清，都有一定的思想基础。

宁波地区一度是晚明邪党中以首辅沈一贯、其后以方从哲为首的浙党据点。他们在浙东势力很大，如阉党右都御史姚宗文、右佥都御史刘志选是慈溪人，太仆寺少卿卢承钦是余姚人，兵部尚书邵辅忠是定海人，而陈朝辅、周晋昌、周应宾、朱康先等则为宁波府城人，所以宁波府属和宁波附近的余姚各地，正气不扬，而文昌社诸子则高揭忠义大旗，激扬风节，在转移浙东不良士风上起了重要作用，冯元的上述文章已指出了它在士风上“丕然一变”的作用。后来黄宗羲友人高斗魁更明白指出：时珰焰方炽，乡里缙绅多附之者。先生（万泰）与文虎极口诋之，耻不与交。四明僻处海滨，闻见固陋，前辈鲜知崇尚风节，支派相承，讼习莫解，海内砥饬名行之士，视四明为异域而不之齿。先生慨然思一雪其耻，以移易人心为己责，与慈溪刘瑞当、姚江黄太冲先生兄弟，激扬风节，扶掖后进，孑孑乎其如恐不胜也。于是四明有志之士，能知端所趋向而不尽流于纤靡猥鄙者，先生之力也。《濠梁万氏宗谱内集》卷七高斗魁《悔庵万先生行状》。所以黄宗羲及其文昌社的社友，虽然没有脱离复社选刻时文、批尾八股的习气，但在实行复社的读书以致君泽民和“嗣东林”的风节上，确实有鲜明的特点。

就在文昌社成立这一年，为建黄尊素祠堂，黄宗羲与在余姚的阉党余孽展开了祠地之争。祠地之争，《年谱》列于崇祯十五年。黄宗羲在《迁祠记》则说：“先忠端祠，壬申建于县西之西石山。”壬申即崇祯五年，时间当以黄宗羲所说为是。且崇祯元年就有“敕建”之旨，为何到崇祯十五年明亡前二年才建，于理不通。原来崇祯元年，逆阉被诛后，崇祯就有表彰天启死难大臣之举，在京师建杨涟等祠，对死节最烈的十三家，有旨立庙于故里予以祭葬。因为属敕建，黄宗羲以官价百金，买邑西原吕氏书室改建为祠。阉党余逆，出而为难，黄宗羲说：是时我乡阉党最多，而以逆案拾遗归者，势尤桀奡，与其同党，蹴私人出而争地，东浙士大夫皆为之不平。冯留仙、冯邺仙、刘瑞当、陆文虎、万履安、冯玄度会祭祠下，其文刺我邑缙绅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而以党阉自旌也。阉党愤甚，又使其前为方从哲之门客，狐鼠游说，为一邑风水攸关，必须改卜。蕺山刘先生为书以告当事曰：“不佞，白安先生之未亡友也，请以螳臂挡之矣。”久之而后定。《全集》第十册《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记》。这些参加会祭的，正是刚成立的文昌社诸子。

当黄宗羲参加文昌社的活动时，崇祯五年，复社在苏州召开了最后一次全国性的大会——虎丘大会。这次大会盛况空前，黄宗羲却没有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