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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季刚先生《文心雕龙札记》的学术渊源

文心雕龙札记(蓬莱阁典藏系列) 作者:黄侃


黄季刚先生《文心雕龙札记》的学术渊源

周勋初

《札记》产生的时代背景

1934年,章太炎先生退隐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弟子分头笔记,留下讲义多种。在王乘六、诸祖耿记录的一份讲义的《文学略说》部分,提到了民国初年桐城派和《文选》派纷争的一重公案,颇有意味。文曰:

阮芸台妄谓古人有文有辞,辞即散体,文即骈体,举孔子《文言》以证文必骈体,不悟《系辞》称“辞”,亦骈体也。刘申叔文本不工,而雅信阮说。余弟子黄季刚初亦以阮说为是,在北京时,与桐城姚仲实争,姚自以老髦,不肯置辩。或语季刚:呵斥桐城,非姚所惧;诋以“末流”,自然心服。其后白话盛行,两派之争泯于无形。由今观之,骈、散二者本难偏废。头绪纷繁者,当用骈;叙事者,止宜用散;议论者,骈、散各有所宜。不知当时何以各执一偏,如此其固也。

章氏论文,重魏晋而轻唐宋,但对桐城早期的一些宗师,也并不鄙薄。因此,他对骈、散之争并无多大成见,尤其是到了文言和白话之争兴起之后,更是觉得不必同室操戈若是。只是从上述介绍中也可看到,当年的冲突是很激烈的,章氏本人也已卷入到了漩涡中去了。

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桐城派的最后几位大师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和林纾等人先后曾在京师大学堂及其后身北京大学任教,其后章太炎的门人黄侃、钱玄同、沈兼士、马裕藻及周氏弟兄等先后进入北京大学,逐渐取代了桐城派的势力。这是近代学术风气演变的一大交会,其中经过,可以作些考察。

民国二年,北京大学礼聘章太炎到校讲授音韵、文字之学,章氏不往,改荐弟子黄季刚(侃)先生前去任教。这就在桐城派占优势的地盘上楔入了新的成分,引起了散文与骈文之争。

姚永朴在北京大学讲授桐城派的理论,著《文学研究法》凡二十五篇,颇得时誉。季刚先生继起讲授《文心雕龙》,那时他才二十八岁,风华正茂,其后汇集讲义而成《札记》一书,亦颇得时誉。如果说,《文学研究法》是代表桐城派的一部文论名著,那么《文心雕龙札记》就是代表《文选》派的一部文论名著了。

可以说,桐城派和《文选》派之间发生的这场论争是我国旧文学行将结束时的一场重要争论,对散文和骈文写作中的许多问题作了理论上的辨析和总结。因此,若要理解《文心雕龙札记》一书的价值,必须追溯我国几千年来散文和骈文发展的历史,才能掌握其中提出的若干重要观点的价值。

文学观念与师承的关系

众所周知,季刚先生早年受业于章太炎门下。光绪二十九年(1903)时,季刚先生考入湖北普文中学堂学习。其时朝政腐败,国势危殆,季刚先生乃与同学及朋辈密谋覆清。两湖总督张之洞觉察,而张氏与季刚先生之父云鹄先生乃旧交,至是遂资送季刚先生赴日留学。其时章太炎因从事推翻清廷的革命活动而在日本避难,主持《民报》笔政。光绪三十三年(1907),季刚先生向《民报》投稿,开始追随章氏。宣统二年(1910),章太炎在东京聚徒讲学,季刚先生才正式投入其门下。

季刚先生的另一位老师是刘师培。二人结识甚早,而确立师生关系则甚迟。光绪三十三年时,章太炎和刘师培流亡日本,生活窘困之极,同居东京小石川一室,季刚先生此时即已与之订交。民国建立之后,季刚先生至北京大学任教,其后刘师培以拥护袁世凯称帝失败,也进入北京大学任教。刘氏也开设魏晋南北朝文学方面的课程,同样讲授《文心雕龙》这部专著。他在这方面的见解,罗常培曾加笔录而有文字传世[1],与《札记》并读,犹如桴鼓之相应。可以想见,当时在学术界发生的影响是不小的。于是桐城派的势力日益衰退,不能不让《文选》派出一头地了。

季刚先生与刘师培年岁相若,二人一直保持着朋友的关系。其后季刚先生以为自己的经学水平不如刘氏,乃于民国八年执贽行弟子礼。据殷石臞先生介绍,季刚先生自谓文学不让乃师。从二人的创作方面来看,此说可以信从,但从季刚先生信从阮氏之说来看,应当认为他在文学理论方面曾受到刘氏的影响。

刘氏的学说,是《文选》派的后劲。这与他个人的家世有关。刘师培出身于仪征一个三代传经的家庭,而仪征这地方文风的崛起,曾受前辈阮元的影响。阮元官位显赫,而又热心文教事业,对汉学的发达起到了倡导扶植作用。他还在文学思想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对于清代中世之后文风的改变发生过很大的影响。作为仪征这一地区的后学,刘师培继起发挥阮氏学说,于是又有人称这一流派为“仪征学派”。仪征属扬州辖下,清代苏北地区文风很盛,出现过汪中等不少学者,这是一批在朴学上有高深造诣而又有其共同或近似观点的学者,有人总称之谓“扬州学派”。

桐城派的建立,自康熙年间的方苞开始,经过刘大魁、姚鼐等人的继续努力,乾、嘉之后声势日盛,甚至产生了“天下文章独出桐城”的赞誉。桐城派有明确的写作宗旨,在文风上也就会形成某些共同的特点。尽管经过许多高手的努力,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因理论方面的局限,不可避免地也会出现一些共同的缺点,那就是文章雅洁有馀,而文采不足。这一点就在姚鼐之时也已看出来了。他在编《古文辞类纂》时,在《序目》中标举宗旨曰:“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了补偏救弊,他又特辟“辞赋类”一目,希望扩大散文写作的源头,吸收骈文的某些艺术特色,使桐城古文在“味”、“色”方面丰富起来。

阮元就是针对桐城派的局限而提出了自己的学说,建立了自己的学派的。他认为应把骈文作为我国文学的正宗,把散文逐出文苑。这种见解当然也是很偏颇的。但他根据我国文学的特点而立论,强调文学创作必须珍视本国语言的特点,则有其合理的地方。这是《文选》派所以能够经受得住历史考验的原因。

阮元援引六朝文笔之说,所谓“有韵为文,无韵为笔”,主张文必有韵。他又以为文章必须注意比偶,于是又引《易经》中的《文言》以张大其说。总的来说,阮元推崇魏晋南北朝时骈文的成就,以《文选》为宝典,信从萧统《文选序》中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之说。他在《文韵说》中提出:“凡为文者,在声为宫商,在色为翰藻。”显然,这也正是针对桐城派的不足之处而提出的挑战。

刘师培撰《广阮氏〈文言说〉》,又援引载籍,考之文字,以为“文章之必以彰为主”,他在《文章源始》中推阐阮氏之说,强调“骈文一体,实为文体之正宗”。而“明代以降,士学空疏,以六朝之前为骈体,以昌黎诸辈为古文,文之体例莫复辨,而文之制作不复睹矣。近代文学之士,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于方、姚之文,奉为文章之正轨,由斯而上,则以经为文,以子史为文。由斯以降,则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

但上述见解,却引起了章太炎的反对。章氏在《文学总略》中对阮、刘二氏之说作了有力的批判。阮氏主张文必有韵,而又把“韵”的概念扩大,用文中的“宫商”(平仄)来替代,以为《文选》中的散体之作,也可归入“文”中。但我国古来的所谓“韵”,都指压脚韵而言,《文选》中的散文固然不用压脚韵,就是那些骈体之作,除诗、赋、铭、箴等外,也同样不重压脚韵,因此章氏指出:“夫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是则骈散诸体,一切是笔非文。藉此证成,适足自陷。”这也就是说,阮、刘二氏之说缺乏理论上的根据,与事实不合。

章太炎的《文学总略》一文,洋洋洒洒,义蕴甚为丰富。他从历史上考察,从理论上辨析,对阮元一派的理论作了彻底的清算。文章开端,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言文;言其采色发扬,谓之。以作乐有阙,施之笔札,谓之章。……今欲改文章为彰者,恶乎冲淡之辞,而好华叶之语,违书契记事之本矣。”这是因为阮、刘之说不能圆满解释古今对“文”的内涵,故章氏提出了“以文字为准,不以彰为准”的见解。

章氏的这种理论,考证字源而标举宗旨,用的是朴学家的基本手法,可以说是一种朴学家的文论。

由上可知,季刚先生的这两位师长,文学观念上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点。他们之间的争论,牵涉到对文学特点的不同认识,从而对文学的范畴持不同的看法。刘师培以“沉思”、“翰藻”为文的特征,注意音韵和比偶这样一些我国语言文字所特有的美感因素,章太炎则认为以此衡文,势必要把一大批作品逐出文学的领域之外,不合国情,因此,他追本溯源,主张凡是见之于竹帛的文字,都应归入“文”的范畴。

季刚先生折衷师说,以为言各有当,从而对此作了新的剖析。他在《文心雕龙·原道》篇的札记中说:

阮氏之言,诚有见于文章之始,而不足以尽文辞之封域。本师章氏驳之,以为《文选》乃裒次总集,体例适然,非不易之定论;又谓文笔文辞之分,皆足自陷,诚中其失矣。窃谓文辞封略,本可弛张,推而广之,则凡书以文字,著之竹帛者,皆谓之文,非独不论有文饰与无文饰,抑且不论有句读与无句读,此至大之范围也。故《文心·书记》篇,杂文多品,悉可入录。再缩小之,则凡有句读者皆为文,而不论其文饰与否,纯任文饰,固谓之文矣,即朴质简拙,亦不得不谓之文。此类所包,稍小于前,而经传诸子,皆在其笼罩。若夫文章之初,实先韵语;传久行远,实贵偶词;修饰润色,实为文事;敷文摛采,实异质言,则阮氏之言,良有不可废者。即彦和泛论文章,而《神思》篇已下之文,乃专有所属,非泛为著之竹帛者而言,亦不能遍通于经传诸子。然则拓其疆宇,则文无所不包;揆其本原,则文实有专美。

这种见解,显然是基于章、刘二氏之说而重作的结论。他把我国文学创作的扩展和演进看作是一个历史的进程。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书以文字,著之竹帛”者,皆谓之“文”,这是“文”的初级阶段,章太炎所郑重申诫的,就是不能忽略作为文学源头的这一阶段。其后经过有句读之文,即经传诸子阶段,而发展为文采斐然的文章,也就进入了阮、刘所强调的六朝文学阶段了。这样看来,章、刘二氏之间看似针锋相对,实则并无原则性的矛盾,所以季刚先生通过细致的辨析而形成了更完整的见解。

这种认识,与刘勰的见解甚为契合。《文心雕龙》前面二十篇文章,分论各种文体,符、契、券、疏等“笔札杂名”也被视作“艺文之末品”,一一加以讨论。可见阮氏之说陈义过高,与六朝之时的文论大师刘勰的学说就不能相合。而刘勰在《总术》篇中描写“文”的特点说“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则显然不是指“著之竹帛”和“有句读者”的初级阶段之文而言。这样看来,章氏所立的界说又失之过泛,与刘勰之说不能完全切合。季刚先生讨论这一问题时,从《文心雕龙》这样一部“体大思精”的巨著中得到启示,作出了合适的结论。因此,他对文学特点的看法与刘勰相合,对文学领域的区划也与刘勰切合,所以他的研究《文心雕龙》,也就不致发生畸轻畸重或隔靴搔痒的弊病。

总结上言,可知民国初年的文坛上,有三个文学流派在相互争竞,一是以姚氏弟兄和林纾为代表的桐城派,二是以刘师培为代表的《文选》派,三是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朴学派。季刚先生因师承的缘故,和后面的二派关系深切。他是《文选》学的大师,恪守《文选序》中揭橥的宗旨而论文,这就使他的学术见解更接近刘氏一边。但他汲取前人的创作经验,参照《文心雕龙》和本师章氏的“迭用奇偶”之说,克服了阮、刘等人学说中的偏颇之处,则又可说是发展了《文选》派的理论。

季刚先生在《总术》篇的札记中说:

案《文心》之书,兼赅众制,明其体裁,上下洽通,古今兼照,既不从范晔之说,以有韵、无韵分难易;亦不如梁元帝之说,以有情采声律与否分工拙。斯所以为“笼圈条贯”之书。近世仪征阮君《文笔对》,综合蔚宗、二萧(昭明、元帝)之论,以立文笔之分,因谓无情辞藻韵者不得称文,此其说实有救弊之功,亦私心夙所喜好,但求之文体之真谛,与舍人之微旨,实不得如阮君所言;且彦和既目为“今之常言”,而《金楼子》亦云“今人之学”,则其判析,不自古初明矣。与其屏笔于文外,而文域狭隘,曷若合笔于文中,而文囿恢弘?……阮君之意甚善,而未为至懿也;救弊诚有心,而于古未尽合也。学者诚服习舍人之说,则宜兼习文笔之体,洞谙文笔之术。古今虽异,可以一理推;流派虽多,可以一术订;不亦足以张皇阮君之志事哉?

阮元建立《文选》派时,曾经援用过六朝时期的文笔之说,作为宣扬骈文的理论根据和批判桐城派的武器。季刚先生提出“合笔于文”之说,也是为了阮元持论过严而把笔中的许多名篇排斥在外,且不足以解释文学发展史上的各种复杂现象。但从他对阮元之说的推崇而言,可知他是以此为本而又吸收本师章氏等人之说来补偏救弊的。从这些地方来看,季刚先生的学说,比之阮元、刘师培等人的见解,更为圆通。作为这一流派的殿军,而又作出重要的发展,可以说他是一位《文选》派中的革新者。

对齐梁文学与《文选序》的不同评价

清代朴学的兴起,在文学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流派的大师,熟悉典章制度、名物训诂,对文字、声韵又有精深的研究,他们把这方面的修养运用于作文时,也就容易走上骈文的路子。因为骈文作者首先要在典故和声韵方面有深厚的功夫。

朴学家中先后出现过许多著名的骈文作者。阮元等人,自不必说,其他如孔广森、汪中、洪亮吉、李兆洛、凌廷堪等人,都是著名的骈文作者。他们也并不绝对排斥散文,例如汪中,就是以骈为主,而又骈散兼行的著名作家。他的成就,一直为后来的骈文作者所推崇。

季刚先生也极为推崇汪中的学术水平和创作水平。民国初年,当他一度出任直隶都督府秘书长时,曾于津沽逆旅间见有署名王蕙纫之题壁诗十首,内二首有云:“城上清笳送晓寒,又随征毂去长安。当年娇养深闺里,那识人间行路难。”“北来辛苦别慈帏,日日长途泪独挥。自恨柔躯无羽翼,不能随雁向南飞。”季刚先生问知为北里中人所作,顿起天涯同病之感,遂题诗于后曰:“戎幕栖迟杜牧之,愁来长咏杜秋诗。美人红泪才人笔,一种伤心世不知。”“簪笔何殊挟瑟身,天涯同病得斯人。文才远愧汪容甫,也拟摛辞吊守真。”这是因为季刚先生早年生活颇为艰辛,后以朴学名家,而又寝馈六朝文学,主张骈散兼行,不论在性格上,还是在学业上,都有相通而引起共鸣的地方。汪中作《经旧苑吊马守真文》,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垒块,所谓“俯仰异趣,哀乐由人。如黄祖之腹中,在本初之弦上。静言身世,与斯人其何异?”更能触动景况相同者的心弦。季刚先生随后弃政从学,这首诗中已可见其端倪。

汪中与阮元关系深切,乃是扬州学派中的知名人物。王引之《容甫先生行状》曰:“为文根柢经史,陶冶汉、魏,不沿欧、曾、王、苏之派,而取则于古,故卓然成一家言。”章太炎《菿汉微言》曰:“今人为俪语者,以汪容甫为善。”可以说,汪中是《文选》派和朴学派心目中可与桐城派分庭抗礼的一位理想人物。

刘师培在《文章源始》中说:“歙县凌次仲先生,以《文选》为古文正的,与阮氏《文言说》相符。而近世以骈文名者,若北江(洪亮吉)、容甫(汪中),步趋齐梁;西堂(尤侗)、其年(陈维崧),导源徐、庾;即穀人(吴锡麒)、轩(孔广森)、稚威(胡天游)诸公,上者步武六朝,下者亦希踪四杰。文章正轨,赖此仅存。”说明清代骈文作者取得的成就,与继存六朝文学的传统有关:即使是其中的突出人物如汪中等人,也与六朝文学有很深的渊源。

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中,把文章的风格归为八类。其中“新奇”、“轻靡”二类,刘氏下定义曰:“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渺附俗者也。”这些评语是褒是贬,学术界的看法很不一致,而季刚先生在《札记》中加以阐释,“新奇”下曰:“词必研新,意必矜创,皆入此类。潘岳《射雉赋》、颜延之《曲水诗序》之流是也。”“轻靡”下曰:“辞须茜秀,意取柔靡,皆入此类。江淹《恨赋》、孔稚珪《北山移文》之流是也。”这里所举的例子是否合适,可以商讨,但从他对这两种风格的解释而言,则是以为“八体”之间无高下之分,都是刘氏心目中的美文。显然,这两种风格的文章突出地反映了齐梁文学的特点,季刚先生加以肯定,说明他在衡文时也不废齐、梁。

季刚先生的这种见解,近于刘师培而远于章太炎。章氏在《与邓实书》中说:“仆以下姿,智小谋大,谓文学之业穷于天监。简文变古,志在桑中,徐、庾承其流,澹雅之风,于兹沫矣。”因为他重澹雅之文,所以推重魏晋而鄙薄齐、梁,对于那些“危侧趣诡”、“缥渺附俗”之作,自然极力排斥的了。

二人对六朝文学的评价发生差异,还反映在对《文选序》有不同的看法上。萧统编集《文选》,作序说明去取原则,并且表明了文学方面的一些基本观点。不用说,《文选》派的创立宗派,也是把这篇《序》文作为理论根据的。季刚先生认为:“学文寝馈唐以前书,方窥秘钥。《文选》、《唐文粹》可终身诵习。”[2]他在《文选序》中“若夫姬公之籍”至“杂而集之”句上批曰:“此序,选文宗旨、选文条理皆具,宜细审绎,毋轻发难端。《金楼子》论文之语,刘彦和‘论文’一书,皆其翼卫也。”[3]可见其对此文的珍重。章太炎的看法可就不同了,他在《文学总略》中说:“《文选序》率尔之言,不为恒则。……阮元之伦,不悟《文选》所序,随情涉笔,视为经常。”就是从局外人的立场来看,章氏的立论也未免过于“率易”。怎么可以把历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一部总集,编选者阐明要旨的一篇重要文字,视为草率着墨的杂乱之作呢?季刚先生在这些地方不采师说,是有道理的。研究古典文学的人,确是不可不认真地去钻研一下《文选序》。

批判“褊隘者流”及阴阳刚柔之说

章太炎与刘师培的文学观念有不同之点,也有相同之处。二人都是著名的朴学大师。朴学着重语言文字方面的基础功夫,刘师培在《文说》中的《析字篇第一》中说:“夫作文之法,因字成句,积句成章,欲侈工文,必先解字。”这是朴学家论文的共通见解。季刚先生研究《文心雕龙》时,也反映出了朴学家首重文字的特点。可以说,《声律》、《丽辞》等篇的札记,特别是《章句》篇的札记,最足以反映季刚先生在朴学方面的修养和这一流派论文的特点。

季刚先生曾说:“吾国文章素重声律、对偶、局度。”[4]因此,他在与此有关的一些札记中,灌注进了他多年来研究小学和骈文的心得,都是水平很高的学术论文。

在这问题上,主张散文和主张骈文的人看法又有不同。桐城派重散文,自然不谈什么“丽辞”,他们推重唐宋古文,抹杀魏晋南北朝骈文创作上的成就。季刚先生在《丽辞》篇的札记中指出:“近世褊隘者流,竞称唐宋古文,而于前此之文,类多讥诮,其所称述,至于晋宋而止。不悟唐人所不满意,止于大同已后轻艳之词,宋人所诋为俳优,亦裁上及徐、庾,下尽西昆,初非举自古丽辞一概废阁之也。”这是对桐城派的尖锐批判,也是对六朝文学的有力维护。

自永明声律说兴起后,齐、梁文人普遍采用这项新的研究成果写作美文,由是文学的形式技巧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人们对我国语言文字的特点了解得更清楚了。《文选》派重视六朝文学这一方面的新成果,桐城派则对此持否定态度,于是季刚先生诋斥之为“褊隘者流”。

桐城派不谈什么“丽辞”,他们对声韵的要求,强调音节方面的抑扬顿挫,所重视的,也就是所谓气势。季刚先生在《定势》篇的札记中论及文势中的一派,“以为势有纡急,有刚柔,有阴阳向背,此与徒崇慷慨者异撰矣。然执一而不通,则谓既受成形,不可变革;为春温者,必不能为秋肃,近强阳者,必不能为惨阴。为是取往世之文,分其条品,曰:此阳也,彼阴也,此纯刚而彼略柔也。一夫倡之,众人和之。噫,自文术之衰,窾言文势者,何其纷纷耶!”这里批判的,也就是桐城派的阴阳刚柔之说。

姚鼐在《复鲁絜非书》中首倡阴阳刚柔之说,认为其中的奥妙与天地之道相通,曾国藩继起推衍其说,分为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四象,以气势为太阳之类,趣味为少阳之类,识度为太阴之类,情韵为少阴之类。他并著有《古文四象》一书,将古今许多著名的文字列入“四象”之中,可见这位桐城派的“中兴”者在理论上也作出了发展。

这种学说,桐城后学一直把它作为论文精义而不断运用,姚永朴在《文学研究法》的《刚柔》、《奇正》两章中,用了很多篇幅加以介绍和申述,其中说到后来的一些情况,如云:“案文正既以四象申惜抱之意,尝选文以实之,而授其目于吴挚甫先生,其后挚翁刊示后进,并述张廉卿之言,又以二十字分配阴阳,谓神、气、势、骨、机、理、意、识、脉、声,阳也;味、韵、格、态、情、法、词、度、界、色,阴也:则充其类而尽之矣。”可见直到清末民初,桐城派人物还是把它视作首要的理论而不断作出玄妙的解释的。

《文心雕龙札记》中,多次对这种理论进行批判,在《题辞及略例》中就提到:

自唐而下,文人踊多,论文者至有标橥门法,自成部区,然察其善言,无不本之故记。文气、文格、文德诸端,盖皆老生之常谈,而非一家之眇论。若其悟解殊术,持测异方,虽百喙争鸣,而要归无二。世人忽远而崇近,遗实而取名,则夫阴阳刚柔之说,起承转合之谈,吾侪所以为难循,而或者方矜为胜义。夫饮食之道,求其可口,是故咸酸大苦,味异而皆容于舌肣;文章之嗜好,亦类是矣,何必尽同?

他在全书开端就猛烈地攻击桐城派,足见当时两派冲突之激烈。这里他把阴阳刚柔之说也看作“老生之常谈”,以此坐实“褊隘者”理论建树的贫乏。

实际说来,“阴阳刚柔”之说是对文章风格的研究。桐城派把写作与吟咏联系起来,把风格问题落实到字句与声调上,进行过很多有益的探讨。尽管这些学说之中杂有种种玄虚的说法,但如细加抉择,还是可以提炼出不少有启发意义的论点。季刚先生对此所作的批判过于苛刻,或因囿于当时学派之间的门户之见,而有此偏激的言论。

反对文以载道,提倡自然为文

《文心雕龙·原道》篇的札记中说:“《序志》篇云:‘《文心》之作也,本乎道。’案彦和之意,以为文章本由自然生,故篇中数言自然,一则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再则曰:‘夫岂外饰,盖自然耳。’三则曰:‘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寻绎其志,甚为平易。盖人有思心,即有言语;既有言语,即有文章。言语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语,惟圣人为能尽文之妙。所谓道者,如此而已。此与后世言‘文以载道’者截然不同。”这是揭示论文宗旨的重要论点,故于正文首篇开端即行提出。

所谓“文以载道”,也是桐城派的重要论点,季刚先生在书中曾多次加以批判。

“文以载道”之说首由宋代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提出,一直为后来的礼法之士所津津乐道,而季刚先生所说的“后世”,则是指清代的桐城派中人物。

清代初期,方苞首开宗派,其核心理论即所谓“义法”之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而只有宣扬儒家之道的文章始能称之为“有物”。王兆符在《望溪文集序》中称方苞“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可知桐城派的理想是在写作唐宋古文而宣扬宋明理学。这一文派之所以得到清统治者的支持,就是因为他们宣扬的“义理”大力维护纲常伦理,有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

姚永朴在讲授《文学研究法》时,也把这种理论置于首要地位,在开端的《起原》、《根本》二章中,反复加以阐说。他先是引用了孔子、董仲舒、王通、韩愈等人的有关理论,后引周子《通书》中的“文以载道”之说,强调“是故为文章者,苟欲根本盛大,枝叶扶疏,首在于明道”。其次则在于“经世”。姚氏总结起来说:“吾辈苟从事兹学,必先涵养胸趣,盖胸趣果异乎流俗,然后其心静,心静则识明,而气自生,然后可以商量修、齐、治、平之学,以见诸文字,措诸事业。”由此可见,桐城派的理论确是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要求。

正像历史上无数先例所表明的那样,一些要求突破儒家思想束缚的人,经常借用道家的学说来对某种思想或某种概念另作解释。季刚先生的释“道”,正是如此。他先引《淮南子·原道》篇、《韩非子·解老》篇和《庄子·天下》篇中有关“道”的学说来诠释刘勰之“道”,接着又说:“案庄、韩之言道,犹言万物之所由然。文章之成,亦由自然,故韩子又言‘圣人得之以成文章’。韩子之言,正彦和所祖也。”有人以为刘勰信从儒家学说,韩非是猛烈攻击儒家学说的法家人物,季刚先生引用韩非的学说去阐释刘勰的《原道》,在学派上就说不通。殊不知季刚先生引用的是韩非《解老》中的文章,这里发挥的是道家的学说。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解老》又是我国历史上第一篇诠释《老子》的文章,以此为阶梯而进窥道家的学说,最能掌握其要领。刘勰固然重视儒家学说,然而在自然观和方法论上也深受玄学的影响。季刚先生曾有《汉唐玄学论》之作,对刘勰的思想有深入的研究,这里援引《解老》与《天下》篇中的文章来释“道”,与刘勰的文学思想是很契合的。

季刚先生又说:“道者,玄名也,非著名也。玄名故通于万理,而庄子且言‘道在矢溺’。今曰文以载道,则未知所载者即此万物之所由然乎?抑别有所谓一家之道乎?如前之说,本文章之公理,无庸标楬以自殊于人;如后之说,则亦道其所道而已。文章之事,不如此狭隘也。”他由阐释“原道”进而批判“文以载道”之说,显然是不满于桐城派的宣扬封建礼教,以此作为文章的唯一要义,束缚天下士子的头脑。所以他又叮咛地说:

今置一理以为道,而曰文非此不可作。非独昧于语言之本,其亦胶滞而罕通矣。察其表则为谖言,察其里初无胜义,使文章之事,愈痟愈削,浸成为一种枯槁之形,而世之为文者,亦不复撢究学术,研寻真知,而惟此窾言之尚,然则阶之厉者,非文以载道之说而又谁乎?

季刚先生的批判桐城派,要求突破正统思想的束缚,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通变》篇的札记中重申了这一重要见解。他在解释“龌龊于偏解,矜激于一致”时说:“彦和此言,为时人而发,后世有人高谈宗派,垄断文林,据其私心以为文章之要止此,合之则是,不合则非,虽士衡、蔚宗不免攻击,此亦彦和所讥也。嘉定钱君有《与人书》一首,足以解拘挛,攻顽顿,录之如(左)〔下〕。”随后他就录引了钱大昕书的全文。众所周知,钱氏的这一文字,乃是批判桐城派的力作。钱大昕以朴学大师的身份猛烈攻击桐城派的宗师方苞,可以说是一种“擒贼先擒王”的手段。《文选》派中人物援此讨伐桐城,又可看到他们与朴学之间的密切联系。

季刚先生明白示人以作文宗旨曰:“文章之事,不可空言,必有思致而后能立言,必善辞令而后能命笔。而思致不可妄致也,读诵多,采取众,较核精,则其思必不凡近。以不凡近之思,求可观采之文,犹以脾臄为嘉肴,取锦缯为美服也。不此之务,而较量汉唐,争执骈散,鏖战不休,同于可笑,孰有志而为此哉?盖文章之事,无过叙事、论理、抒情三端。诚使叙不必叙之事,论不必谈之理,足下试思其文何若?此无论规摹姚、曾,抑或宗法汪、李,要未足陈于通人之前。……无学之文不必为,无用之文不必为,则文章之大已得;字句之妍媸,宁待斟酌而后晓哉?”[5]对于那些缺乏真情的文字,尤不予好评,颜延年作《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季刚先生批曰:“此文实不悟其佳处,意窘词枝,总由无情耳。”[6]

季刚先生为人真率,所作诗词,情真意浓,恻恻动人。因此他的论文,反对桐城派的以“理”束缚人,主张文本自然,不受拘检,强调真情实感,这是与桐城派在文学观念上的根本对立。大家知道,季刚先生早年参加革命,曾为民国的建立作出过贡献。他的思想,虽然不能说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但从他与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斗争中,却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有其民主主义的一面。文学思想上的自然观,正是政治思想上进步因素的反映。

由此可见,季刚先生在文学观点上有恪守《文选》派规范的地方,而在思想上也有新的发展,这是与阮元、刘师培等人根本不同的地方。

学有本源与追本溯源

季刚先生殁后,挚友胡小石先生撰挽联曰:“所学兼儒林、文苑之长,浩浩洪流,抱简正逢龙起日;相知视惠施、庄周为近,茫茫泉壤,运斤空叹质亡时。”“所学兼儒林、文苑之长”一语,是对季刚先生一生成就的的评。他在学术和创作上都曾作过巨大的贡献。

因为他是“儒林”中人,所以在文学上也讲求学有本源。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创作上,无不如此。

章太炎先生称赞其创作成就曰:“文章自有师法,研精彦和《文心》,施之实事。为文单复兼施,简雅有法,不涉方、姚、恽(敬)、张(惠言)之藩,亦与汪、李殊派。至其朴质条达,虽与之异趣亦无间言。”[7]后学徐英则曰:“骈文自汪容甫入而上追八代之奇,尔雅渊懿,安详合度,与刘先生申叔同为近代名家。”[8]一致推崇他是近代骈文的高手。而季刚先生的创作实践,又是与他钻研《文心雕龙》中的理论密切相关的。

《文心雕龙札记》一书,就从1927年文化书社印行算起,也已问世五十多年了。治《文心雕龙》者历久不衰,一直把《札记》视作重要的参考书。目下研究《文心雕龙》的盛况更是迈越往古,观点和方法也已大不相同,然而《札记》此书仍然享有不可动摇的地位。此中原因,值得好好地总结。

季刚先生对《文心雕龙》中文字典故方面的诠释,因为朴学修养湛深的缘故,固然精确不可移;就是对《文心雕龙》中理论的阐发,也是切理恹心,富于启发。季刚先生具有非常丰富的创作经验,而他的创作,正是继承刘勰所倡导的优秀传统发展而来;他的理论,直接继承着刘勰所阐发的微言奥义。他的成就,真可谓学有本源。那么通过他本人的高度成就,沿着他指示的门径,作探源之举,可免多歧亡羊之病,而有直指心源之助。阅读《文心雕龙》的人,当然在所必读了。

这样看来,《文心雕龙札记》一书乃是清末民初三大文学流派纷争中涌现出来的一部名著。季刚先生继承了《文选》派的传统,吸收了朴学派的成果,在批判桐城派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了自己的学说。这场骈文和散文之争,有我国文学千百年来的历史作为参考,有不同流派的许多大师的意见可作借鉴,季刚先生以其过人的才力和不懈的钻研,心血所聚,成此一册,自然不同于泛泛之作。这样的文字,历久弥新,可以预见,它将永远得到爱好文学者的珍视。

[1] 罗常培笔记《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独立出版社1945年出版于重庆。他还曾笔录《文心雕龙·蠍碑》篇等讲义多篇,发表于《国文月刊》上。

[2] 章璠《黄先生论学别记》,载《制言》第七期,1935年。

[3] 见《黄季刚先生评点〈昭明文选〉》,潘重规过录本,载《黄季刚先生遗书》,台湾石门图书公司1980年印行。

[4] 武酉山《追忆黄季刚师》,载《制言》第五期,1935年。

[5] 《复许仁书》,载《制言》第五十二期,1939年。

[6] 《黄季刚先生评点〈昭明文选〉》。

[7] 转引自柯淑龄的博士论文《黄季刚先生之生平及其学术》第689页。

[8] 转引自柯淑龄的博士论文《黄季刚先生之生平及其学术》第6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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