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从事戏曲研究的时间并不长,前后算起来也只有短短几年的时间,但王国维先声夺人,成就卓著,为中国戏曲研究史谱写了十分精彩的篇章,成为这门学科当之无愧的奠基人。他以自己原创性的研究开创了一个学术文化的新时代,正如一位学人所概括的:“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王国维在戏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功固然是其个人努力的结果,同时也与他所处的时代文化背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要想全面、深入了解王国维的成长经历、学术成就、治学特色及其在戏曲研究史上的地位,必须将其放在一个大的学术文化背景中进行观照。俗话说,时势造英雄。这句话用在王国维身上也是十分贴切的。大体上可以这样说:是时代学术文化的变迁为王国维提供了成为中国戏曲研究开山祖师的良机,是个人的努力使他具备了开创学术文化新时代的素质和能力,时代的机遇和个人的努力有机结合,成就了一位开疆拓土的学术文化英雄。

一

尽管生活在一个政局多变、动荡不安的时代里,王国维的生平经历却相当平淡,没有什么富有传奇色彩的事迹,那些具有标志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基本上都与他无关,这似乎有些不符乱世出英雄的常理。可以说,王国维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学者,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书斋中讨生活,兴趣爱好也主要在治学方面。其门生周传儒对此曾有过十分准确的概括:“静安先生一生都在学习,都在进步,在自沉之前,从未停顿过。不搞政治,不营生计,不交权贵,不广交游,不慕荣华,不图享受。全心全意治学,自幼至老,不离书本,粹然学者。学问是他的全部工作,全部事业,因而渊博、深沉、精到、突出,工具多,方法巧,做出了巨大贡献。”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王国维对学术研究自身价值及特性的认知与当时的学人颇有些不同:“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学术之发达,存于其独立而已。”他还曾说过这样的话:“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由此不难看出王国维的人生取向和评价标准。这样的见解即便是在今天也很有现实感,可以为身受政治或商业因素困扰的学人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由于王国维平生治学涉及领域较广,建树颇多,本文只谈其戏曲研究这一个方面。从王国维的治学经历来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研究对象及特点呈现出明显的差异。以下结合其戏曲研究的实际情况将王国维一生治学历程分成如下三个阶段:

从1898年到上海《时务报》担任书记至1903年,这是王国维治学的第一阶段。此前,他与同时代的其他读书人一样,遵照学而优则仕的古训,想走科举应试之路。虽然早年曾考中秀才,但随后两次参加乡试都失利了。可以想象,如果王国维乡试真的成功的话,中国历史上不过多了一个普通的官僚而已,但在学术史上也许就少了一位开山的大师。有趣的是,当时就连其父亲王乃誉都不看好自己的儿子:“真是无筹算计,无识见无才用。大恨,谴责之。胸中磊磊,若是安望成家,吾复何望,及夜不安。”

准备应试之余,王国维在诗文、经史等方面也下了不少工夫,读了不少书。当时的情况正如其弟子徐中舒所概括的:“二十二以前居海宁本籍,治举子业兼治骈散文。”

1898年的上海之行改变了王国维的人生道路,成为其治学历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意味着他从此放弃举业,寻求一条全新的人生道路。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王国维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哲学领域。他对康德、叔本华的哲学思想有着特别的兴趣,曾下过比较大的工夫进行研习,有许多个人独到的体会。据当时一位日本学人的观察:“中国青年中的志学者,大都对政治学、经济学有兴趣,所谓有志新学而尝试研究西洋哲学的,非常罕见。”其间,王国维还学习了日文、英文和德文,并研修数理化等课程,由此得以阅读不少西方自然、社科著作。这种西学素养和知识结构在当时的年轻人中并不多见,它奠定了王国维日后学术事业的基础。

同时还要指出的是,到上海不久,王国维即与罗振玉结识,并受到罗振玉的赏识和帮助,两人的密切交往与合作对王国维的人生道路及治学历程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对两人较为复杂的关系,研究者多有探讨,评价不一,此不赘述。

对西学的精通为王国维日后的治学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新的学术文化观念的形成。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为体既卑,为时尤近,学士大夫论之者颇少”,而王国维却能给予特别的重视,将其作为一门严肃的学问进行研究,与一般文人的轻视和排斥形成鲜明对比。其实,这并不是一个能不能为的学养能力问题,而是一个愿不愿为的思想观念问题,正如王国维本人所说的:“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未尝为此学故也。”

其次为学术视野的宽广。因为精通西学,故能时时从世界文学乃至文化的角度来观照本民族文学艺术的诸种特性。较之前人的研究,这实际上是增加了一个新的思考维度,可以说是开比较文学研究之先河。

再次为科学缜密的思维方式的养成,即对研究对象宏观着眼,微观入手。梁启超对王国维治学的这一特点十分欣赏,将其概括为“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着力”。他同时又指出这得益于王国维早年的哲学训练:“其少年喜谭哲学,又酷嗜德意志人康德、叔本华、尼采之书,晚虽弃置不甚治,然于学术之整个不可分的理想,印刻甚深,故虽好从事于个别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而常能从一问题与他问题之关系上,见出最适当之理解,绝无支离破碎专己守残之蔽。”这段话即便是在今天,也仍很有启发意义。

良好的西学素养和深厚的学术功底使王国维与其前辈学者比如乾嘉学派诸人相比,有着自己的学术优势和特点。可以说,没有这个时期的学术训练和充分准备,就不会有他后来包括戏曲研究在内的巨大学术成就。一位学术大师的成功并非偶然,从王国维的治学历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从1904年撰写《红楼梦评论》到1913年完成《宋元戏曲史》,这是王国维治学历程的第二阶段。虽然只有十年的时间,却是王国维治学的一个重要收获期。在这十年时间里,王国维的治学兴趣从哲学转到文学,在诗词、小说、戏曲等领域皆有开拓性的贡献,其代表著作《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宋元戏曲史》等皆写于这一时期。其在文艺研究领域的建树及特点正如陈寅恪所总结的:“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等是也。”

可惜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王国维很快便转入史学研究,而且转得非常彻底。否则依其深厚的功力、良好的学养,是可以在文学艺术领域取得更多更大成就的。但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人的得失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换个角度来看,也许会有完全不同的结论。

1913年之后,随着政治文化环境的改变,受罗振玉的影响,王国维结束了其对文学艺术的探讨,从此转入史学研究,开始了其治学历程的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王国维治学“已入自创时代”,达到其学术事业的顶峰,在甲骨学、金文学、简牍学、敦煌学等领域做出许多开拓性的贡献,成为学界公认的一代宗师。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以投湖自杀的方式终结了自己的生命,也结束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对于此举内在的动机,人们作出了许多推测,可谓众说纷纭,迄无定论,成为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的一桩公案。

王国维一生治学从哲学转向文学,再从文学转向史学,之所以发生两次大的学术转向,与其所处的时代文化环境有关,也与他本人的秉性和心态有关,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对此问题叶嘉莹在其《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中有深入、精彩的分析,可参看,此不赘述。

二

王国维研究戏曲是在被罗振玉举荐到北京学部及京师图书馆任职之后开始的,时间是在1907年。此前,他对戏曲并没有太大的兴趣。结合相关资料来看,王国维之所以此时要专门对戏曲进行探究,大致有如下两个因素:

一是因词的创作、研究而拓展到戏曲,即他本人所说的“因词之成功,而有志于戏曲”。此前王国维撰著《人间词话》,对词学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词、曲之间不仅有着渊源关系,而且还有很多相通之处,对词的深入探讨,势必会涉及到曲,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学术转向。

二是为了振兴戏曲。与戏曲在中国的受歧视相比,话剧在西方有着较为尊崇的地位,王国维注意到这一反差。当时雅部戏曲的衰落使他意识到“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中国戏曲中虽然也有佳作,但“比诸西洋之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独有志乎是也”。

当时北京地区浓厚的戏曲氛围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产生影响,激发其进行探讨的兴趣。这一时期正是京剧发展成熟并达到鼎盛的重要时期,名家辈出,演出频繁,上至皇帝后妃,下至平民百姓,无不迷恋,达到举城若狂的程度。

因上述诸因素的影响,王国维对戏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此后的短短几年时间里,王国维不断有戏曲著述面世:

1908年:《曲录》。

1909年:《戏曲考原》、《优语录》、《唐宋大曲考》。

1910年:《录曲余谈》、《录鬼簿校注》。

1911年:《古剧脚色考》。

1912年—1913年:《宋元戏曲史》。

据说王国维还著有《曲调源流表》,可惜原稿佚失,现已不可见。此外,他还曾帮助罗振玉影印《元刊杂剧三十种》。1914年,他“取其最佳者,重为写定”,整理了《七里滩》、《拜月亭》、《三夺槊》、《贬夜郎》四个剧作,表现出对新发现戏曲文献的浓厚兴趣。

从上述这些著述来看,王国维的探讨涉及到戏曲学科的各个分支,从戏曲目录的编制到戏曲源头的考索,从基本典籍的校勘到演员资料的收集,从戏曲宫调的考察到戏曲角色的追溯等等,无不在其探讨之列,其中不少工作如对戏曲源头的追溯、对戏曲脚色的考察、对古优的研究等,前人虽曾有所涉及,但多为只言片语,皆不如王国维如此系统、深入,而且其著述与先前文人士大夫那种即兴式的曲话体写作无论是在学术思路、治学方法上还是在表述方式上,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王国维的戏曲探讨是从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这一基础工作开始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先前正统文人视戏曲为小道,相关学术积累较少,文献散失严重,既没有公共藏书机构的文献支持,也缺少同道之间的相互切磋,这就需要从最为基本的文献研究工作着手。这一情况正如傅斯年所描述的:“剧本散亡,剧故沉湮,渊源不可得考,事迹无从疏证者,多多矣。钩沉稽遗,亦大不易。当时人并无论此之专书;若于各家著述中散漫求之,势不能不遍阅唐宋元明文籍,然而唐宋元明文籍,浩如烟海,如何寻其端绪?纵能求得断烂材料,而此材料又复七散八落,不相联属,犹无补也。王先生此书,取材不易,整理尤难。”在戏曲研究的初创阶段,没有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这一基础工作,戏曲研究也就无法展开。不仅王国维如此,同一时期及其后的其他研究者也都十分重视戏曲文献的搜集和整理,这是二十世纪上半期戏曲研究的重要特色,其成就也主要体现在这一方面。

另一方面,这也与王国维个人的治学兴趣及特点有关。为研究的需要,王国维购藏了不少珍贵的戏曲典籍,如《盛明杂剧》初集、《雍熙乐府》、《传奇汇考》及明文林阁传奇十种等。他喜欢实证式研究,是以治经史的方法来研究戏曲,即先从目录、版本、校勘着手,使研究建立在丰富、坚实的文献基础上。以《曲录》的编制为例,这是王国维着手戏曲研究的第一项工作。由于“正史艺文志及《四库全书提要》,于戏曲一门,既未著录;海内藏书家,亦罕有蒐罗者”,于是他“参考诸书并各种曲谱及藏书家目录,共得二千二百二十本,视黄氏之目增逾一倍。又就曲家姓名可考者考之,可补者补之,粗为排比,成书二卷”。后又稍作增补修改,“为书六卷,为目三千有奇,非徒为考镜之资,亦欲作搜讨之助”。有了较为完备、可信的目录,就可以对戏曲在各个阶段的发展情况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同时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使他们有一个良好的起点与平台。

正是由于准备的充分和工作的扎实,王国维在撰写《宋元戏曲史》一书时才显得十分自信和从容:“凡诸材料,皆余所蒐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这并非虚言,而是实际情况的写照。

在王国维有关戏曲的著述中,以《宋元戏曲史》成就最高,影响最大,也最具代表性,它可以看作是王国维数年戏曲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正如蔡尚思所言:“王国维生平著作很多,但就其系统性而论,却首推《宋元戏曲史》一书。”他本人也是这样看的:“四五年中研究所得,手所疏记,心所储藏者,借此得编成一书。”该书原名《宋元戏曲史》,后改名《宋元戏曲考》,写于1912末1913年初,“乃以三月之力,写为此书”。

据徐森玉回忆,他曾拜访过撰写《宋元戏曲史》期间的王国维:“有一天,我去他家,静庵正在写《宋元戏曲史》。桌上、书架上摆的都是有关这部书的资料,其中还有一部分是从日本收来的善本。我们聊天时,他总把话头引到这部书上来,听取我的意见。这时,另有一位朋友来看他,他还是用此法谈话,有时提出问题和我们研究,如有相反的意见,展开辩论,最后得出的结论,他都记在笔记里。”这段回忆使我们可以约略想见王国维治学的情景,由此也可看到其治学态度之认真、精神之专注。徐森玉据此将王国维治学的方法概括为“博、专、细”三个字,其中“‘博’是说他掌握的资料丰富;‘专’是集中精力,把它写好;‘细’则包括一稿、二稿……乃至校对装帧,都要缜密周详”。应该说这个概括还是比较准确、到位的。

在该书中,王国维对戏曲从萌芽状态到宋元时期的产生、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细致的梳理,重点在对元代戏曲的评述,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建性的观点。比如他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认为戏曲代表了元代文学的成就和特点,“元杂剧之为一代之绝作”,“元之文学,则固未有尚于其曲者也”。这不仅是一个戏曲命题,同时也是一个文学命题,点出了文学内在变迁与时代文化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再比如他对元杂剧的评价:“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这也是颇为精当的评价。自然这种研究也有为戏曲张本的意思在,通过扎实、细致的研究为戏曲正本清源,还其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在具体探讨过程中,王国维有意将戏曲和戏剧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进行区分。对宋元以前形成发展历程的梳理,王国维着眼点在戏剧,始终围绕着一个观念进行,那就是戏剧是以“歌舞演故事”,“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这是他对戏剧的界定,也是辨析戏剧要素产生形成的重要依据。而对宋元时期的探讨,王国维的着眼点在戏曲,注重对其文学性的集中探讨。他以是否有剧本为依据,认为戏剧到宋代才真正形成,此前不过是戏剧单种元素的演进,未能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产生戏剧这种新的艺术样式,即他所说的“唐代仅有歌舞剧及滑稽剧,至宋金二代而始有纯粹演故事之剧;故虽谓真正之戏剧,起于宋代,无不可也”。这一看法有其合理性,在较长的时间里为学界所接受。

对于各个时代的戏曲,王国维显然最为推崇元代。这与他对意境、自然和悲剧的推崇是分不开的。

对意境这一概念,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一书中有着生动、准确的描述,这是王国维评价词作高下优劣的一个主要标准。在《宋元戏曲史》中,王国维又借用来评述戏曲,用以衡量曲文的文学性,并认为这正是元曲的佳处所在:“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这种意境体现为“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在王国维看来,这种意境只有元代戏曲才有,“明以后其思想结构,尽有胜于前人者,唯意境则为元人所独擅”。

对意境的推崇与对自然的赞赏是一致的,王国维有时也用这一概念来观照元代戏曲。比如他对南戏的评价:“元南戏之佳处,亦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申言之,则亦不过一言,曰有意境而已矣。”在该书的另一地方,他也说类似的话:“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这也是他评价元曲的一个重要角度和标准。

对悲剧的阐述在其《红楼梦评论》一文中表述得较为充分,在这里王国维又用来观照戏曲。“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这也是他对戏曲的考察止于元代而不及明清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认为像《窦娥冤》、《赵氏孤儿》这样的作品“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王国维引入悲剧的视角来评价中国的文艺作品,在方法论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影响深远。

对王国维来说,元代戏曲正好符合其上述审美理想,故为其所喜爱,得到其很高的评价。《宋元戏曲史》一书所体现的文学观念与《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等著述是一脉相承的,并有新的发展。过去人们多看重该书有关考证的部分,忽视了其戏曲研究与词学、小说研究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该书中,王国维还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比如对赚词和诸宫调的考察、对元杂剧发展历程的三个分期等等,这里不再详细介绍。

在《宋元戏曲史》一书之前,也有不少文人对戏曲进行过探讨,出现了像《曲品》、《传奇汇考》、《乐府考略》、《今乐考证》这样的戏曲著述,但都不如该书之系统、深入,而且这些作者多是出于个人爱好。迫于正统思想的强大压力,他们还不可能像王国维这样出于明确的学术意识,将戏曲研究当作一门和经史一样的学问来做,这正如王国维本人所概括的:“非吾辈才力过于古人,实以古人未尝为此学故也。”前后纵向的对比正可彰显王国维戏曲研究的开创性贡献。

对此,学界早有定评。1919年,傅斯年撰文对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一书进行评述:“近年坊间刊刻各种文学史与文学评议之书,独王静庵《宋元戏曲史》最有价值。其余亦间有一二可观者,然大都不堪入目也。”稍后,梁启超更是从学术史的角度对王国维的戏曲研究给予历史定位:“若创治《宋元戏曲史》,蒐述《曲录》,使乐剧成为专门之学。……实空前绝业,后人虽有补苴附益,度终无以度越其范围。”“最近则王静安国维治曲学,最有条贯,著有《戏曲考原》、《曲录》、《宋元戏曲史》等书。曲学将来能成为专门之学,静安当为不祧祖矣。”梁启超的这一预言不久就得到应验。后来,郭沫若将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并称为“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类似的评价还有不少,且大家的看法也相当一致。

王国维本人也从这种探讨中获得了发现真相的乐趣:“词曲一道,前人视为末伎,不复搜讨,遂使一代文献之名,沉晦者且数百年,一旦考而得之,其愉快何如也。”可见,王国维对个人从事的这种研究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也是看得十分清楚的。

王国维不仅以开创者的身份受到后学者的景仰,更为重要的是,他以自己坚实的研究实绩奠定了二十世纪戏曲研究的良好基础,对后世的戏曲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既表现为具体观念的启发,也表现为治学方法的启示。可以说,王国维为二十世纪的戏曲研究构筑了一个较为坚实的学术平台,后学者基于这个平台与这位前辈对话,推动学术的发展。

这种影响并不限于中国的学术界,而是国际范围的,特别是对日本的汉学界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比如日本汉学家狩野直喜、铃木虎雄都曾向王国维请教过南北曲的问题,青木正儿正是在王国维的启发下,撰写《中国近世戏曲史》一书的:“本书之作,出于欲继述王忠悫国维先生名著《宋元戏曲史》之志。”

在二十世纪戏曲研究史上,王国维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坐标。以其为参照,可以看出戏曲研究发展演进的情况。

三

同时也不可否认,限于史料的缺乏和个人的认知,王国维的戏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缺憾和局限。在戏曲研究处于瓶颈状态、难以取得较大突破的当下,指出这一点尤为重要。这些缺憾和局限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王国维对戏曲特性的认识不够全面、深入,他只是将戏曲视作与诗词一样的文学样式,对其文学特性关注较多,认为“元剧之精髓,全在曲辞”,对戏曲声腔、音律、表演等其他方面的情况则关注不够。

之所以如此,既有个人的因素,也有时代的影响。这一方面与文献资料的缺乏有关,许多后来对戏曲研究产生重要推动作用的文献如《永乐大典》戏文三种、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等此时还无缘得见,至于后世学人通过考古挖掘、田野调查得来的诸多文献,特别是戏台等实物类文献,他更是无法看到;另一方面也与其个人的认知有关。王国维虽然是现代戏曲研究的开创者,但他本人则好读曲而不爱观剧,因不喜欢听戏,限于案头阅读,缺少应有的艺术实践,对戏曲的认识难免存在偏颇。这些主客观因素限制了其研究视野,使其戏曲研究等同于戏曲文学研究,他所描述的戏曲发展史也只能是平面的戏曲文学史。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对明清两代的戏曲评价甚低,认为是死文学,不愿意进行研究,他曾对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说:“明以后的戏曲没有味道。元曲是活的,明以后的戏曲,死去了。”在今天看来,这一观点有失偏颇。这种观照戏曲的角度和方法不仅难以对明清戏曲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而且也无法有效解释他身边的现实,那就是当时花部戏曲何以蓬勃兴起,并打败雅部戏曲,要知道花部戏曲的剧本并没有多少文学性,不少剧目甚至都没有剧本。

其次,借鉴西方的文学艺术观念来观照中国的文学作品,这在当时自然是一个创新,值得肯定。但这种方法也隐含着一些风险,一旦把握不好,容易出现以西律中的弊端,即不充分考虑中国文学的民族特性,以西方文艺批评的标尺来衡量中国的文艺作品,以是否符合标尺作为水准高下的标准。比如以悲剧理论来观照中国的戏曲、小说作品,对中国戏曲、小说作品的一些特性进行新的揭示,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以是否具有悲剧精神为标尺,对那些符合悲剧特点的作品如《窦娥冤》、《赵氏孤儿》、《红楼梦》等大加赞赏,但对那些不符合这一特征的作品予以贬斥,这就不够公正,有失偏颇了,毕竟中国古代戏曲是在与西方文学艺术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产生发展的,在中国古代并没有所谓的悲喜剧概念,人们评价一部剧作使用的也不是这一标准。引入新的视角观照中国戏曲当然是可以的,但充分考虑其民族特征同样十分必要。

随着文献资料的不断拓展,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西律中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并被不断放大,成为整个戏曲研究学科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难题,这一责任自然不能由王国维来负,但如果探求根源,则不能不追溯到王国维的戏曲、小说研究。一些研究者已注意到王国维研究模式的局限性和有效性,并进行修补。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文献资料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改进,戏曲研究逐渐走向多元化和立体化,研究的格局也发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改观。

再次,王国维所提出的一些学术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比如他对戏曲是否发展成熟的判断,比如对南戏与杂剧关系问题的判断等等。其《曲录》一书也还存在着收录不够全备、分类编排不够合理、未能遍览各曲、遗漏较多等问题,后来不断有学者指出这些问题,如赵万里将其概括为重出、失考、失收和误载四种情况。吴梅指出,该书虽“推美富。所惜者,各曲文字,未及遍览,时见纰误”。郑振铎也提出:“《曲录》有最为人所不满的一端,即于每书之下,不注存佚。”

在戏曲研究的初创阶段,限于各种条件的制约,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憾是在所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既然是初创,就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总的来说,瑕不掩瑜,这些缺憾并不影响人们对王国维学术地位的评价,这正如一位学人所言:“大辂椎轮,创始不易,其精神固甚可佩也。”说到二十世纪的戏曲研究,人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这个非常熟悉而又有些陌生的名字。

1. 本文题目出自赵万里《静安先生遗著选跋》,载吴泽主编《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32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2.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3. 周传儒《王静安传略》,载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第286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4. 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载其《静庵文集》第114、115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5. 王国维《教育偶感四则》,载其《静庵文集》第25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6. 王乃誉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十(1896年9月16日)日记,转引自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第1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7. 徐中舒《王静安先生传》,载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第198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8. 狩野直喜《回忆王静安君》,载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第342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9. 王国维《录曲余谈》,载《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231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
10.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载《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3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
11. 梁启超《王静安先生纪念号》序,载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第99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12. 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13. 徐中舒《王静安先生传》,载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第199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14. 以上见王国维《静庵文集续编》自序二,《静庵文集》第161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5. 王国维《王国维学术随笔》第19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6. 傅斯年《宋元戏曲史》,载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14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17. 王国维《曲录》自序,载《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250—251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
18. 王国维《曲录》又自序,载《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252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
19.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载《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3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
20. 蔡尚思《王国维在学术上的独特地位》,载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第316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21. 王国维1913年1月5日致缪荃孙,载《王国维全集》书信卷第3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22.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载《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3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本书采用《宋元戏曲史》这一通行书名。
23. 许姬传《张申府与许刻书》,载《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第243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其《王静庵的治学方法》一文亦有相同的记载,见《许姬传艺坛漫录》第52—54页,中华书局1994年版。王国维是在旅居日本期间撰写《宋元戏曲考》一书的,徐森玉此时在北京,何以能到王国维家?其记忆可能有误。
24.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载《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3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以下所引《宋元戏曲史》文字皆出自该书,不再一一出注。
25. 傅斯年《宋元戏曲史》,载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14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6. 梁启超《王静安先生纪念号》序,载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第98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27.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载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52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28. 郭沫若《鲁迅与王国维》,载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1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9. 王国维《董西厢》,载《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236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
30. 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原序,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31. 王国维《译本琵琶记》序,载《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249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
32. 青木正儿《王先生的辫发》,载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第366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33. 有关该问题,请参看笔者小文《从文学的、平面的到文化的、立体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戏曲研究方法变革之探讨》,《河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34. 吴梅《曲海总目提要》序,载《吴梅全集》理论卷第98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5. 郑振铎《元明以来杂剧总录》序,载《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第92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36. 赵万里《静安先生遗著选跋》,载吴泽主编《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32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