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青年、青春

鲁迅论人生 作者:鲁迅 著


青年、青春

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

(《华盖集·题记》)

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

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寻不到倒是运气;自知的谢不敏,自许的果真识路么?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态可掬了,圆稳而已,自己却误以为识路。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说佛法的和尚,卖仙药的道士,将来都与白骨是“一丘之貉”,人们现在却向他听生西的大法,求上升的真传,岂不可笑!

但是我并非敢将这些人一切抹杀;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说话的也不过能说话,弄笔的也不过能弄笔;别人如果希望他打拳,则是自己错。他如是能打拳,早已打拳了,但那时,别人大概又要希望他翻筋斗。

………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华盖集·导师》)

古来就这样,所谓读书人,对于后起者却反而专用彰明较著的或改头换面的禁锢。近来自然客气些,有谁出来,大抵会遇见学士文人们挡驾:且住,请坐。接着是谈道理了:调查,研究,推敲,修养,……结果是老死在原地方。否则,便得到“捣乱”的称号。我也曾有如现在的青年一样,向已死和未死的导师们问过应走的路。他们都说:不可向东,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或南,或北。我终于发见他们心底里的蕴蓄了:不过是一个“不走”而已。

坐着而等待平安,等待前进,倘能,那自然是很好的,但可虑的是老死而所等待的却终于不至;不生育,不流产而等待一个英伟的宁馨儿,那自然也很可喜的,但可虑的是终于什么也没有。

倘以为与其所得的不是出类拔萃的婴儿,不如断种,那就无话可说。但如果我们永远要听见人类的足音,则我以为流产究竟比不生产还有望,因为这已经明明白白地证明着能够生产的了。

(《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中国的青年不要高帽皮袍,装腔作势的导师;要并无伪饰,——倘没有,也得少有伪饰的导师。倘有戴着假面,以导师自居的,就得叫他除下来,否则,便将它撕下来,互相撕下来。撕得鲜血淋漓,臭架子打得粉碎,然后可以谈后话。

(《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

现在,听说北京城中,已经施行了大杀戮了。当我写出上面这些无聊的文字的时候,正是许多青年受弹饮刃的时候。呜呼,人和人的魂灵,是不相通的。

………

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青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漂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

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

(《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

三月十八日段政府惨杀徒手请愿的市民和学生的事,本已言语道断,只使我们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但北京的所谓言论界,总算还有评论,虽然纸笔喉舌,不能使洒满府前的青年的热血逆流入体,仍复苏生转来。无非空口的呼号,和被杀的事实一同逐渐冷落。

但各种评论中,我觉得有一些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者在。这就是几个论客,以为学生们本不应当自蹈死地,前去送死的。倘以为徒手请愿是送死,本国的政府门前是死地,那就中国人真将死无葬身之所,除非是心悦诚服地充当奴子,“没齿而无怨言”。不过我还不知道中国人的大多数人的意见究竟如何。假使也这样,则岂但执政府前,便是全中国,也无一处不是死地了。

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民永远变作牛马。历史上所记的关于改革的事,总是先仆后继者,大部分自然是由于公义,但人们的未经“死之恐怖”,即不容易为“死之恐怖”所慑,我以为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但我却恳切地希望:“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倘用了这许多血,竟换得一个这样的觉悟和决心,而且永远纪念着,则似乎还不算是很大的折本。

世界的进步,当然大抵是从流血得来。但这和血的数量,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世上也尽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渐就灭亡的先例。即如这一回,以这许多生命的损失,仅博得“自蹈死地”的批判,便已将一部分人心的机微示给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死地是极其广博。

现在恰有一本罗曼罗兰的《Le Jeu de L’Amour et de La Mort》在我面前,其中说:加尔是主张人类为进步计,即不妨有少许污点,万不得已,也不妨有一点罪恶的;但他们却不愿意杀库尔跋齐,因为共和国不喜欢在臂膊上抱着他的死尸,因为这过于沉重。

会觉得死尸的沉重,不愿抱持的民族里,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的灵药,但倘在不再觉得沉重的民族里,却不过是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

中国的有志于改革的青年,是知道死尸的沉重的,所以总是“请愿”。殊不知别有不觉得死尸的沉重的人们在,而且一并屠杀了“知道死尸的沉重”的心。

死地确乎已在前面。为中国计,觉悟的青年应该不肯轻死了罢。

(《华盖集续编·“死地”》)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

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但我对于这些传说,竟至于颇为怀疑。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

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但并非因为怕有三月十八日那样的惨杀。那样的惨杀,我实在没有梦想到,虽然我向来常以“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我们中国人。我只知道他们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又是徒手,却没有料到有这么阴毒与凶残。能逆料的,大概只有段祺瑞,贾德耀,章士钊和他们的同类罢。四十七个男女青年的生命,完全是被骗去的,简直是诱杀。

(《华盖集续编·空谈》)

一,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如果对于动物,也要算“暴殄天物”。我尤其怕看的是胜利者的得意之笔:“用斧劈死”呀,……“乱枪刺死”呀……。我其实并不是急进的改革论者,我没有反对过死刑。但对于凌迟和灭族,我曾表示过十分的憎恶和悲痛,我以为二十世纪的人群中是不应该有的。斧劈枪刺,自然不说是凌迟,但我们不能用一粒子弹打在他后脑上么?结果是一样的,对方的死亡。但事实是事实,血的游戏已经开头,而角色又是青年,并且有得意之色。我现在已经看不见这出戏的收场。

二,我发见了我自己是一个……。是什么呢?我一时定不出名目来。我曾经说过: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但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现在发一个问题:看了之后,使你麻木,还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沉,还是使你活泼?倘所觉的是后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证实大半了。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我有一种设想,以为无论讨赤军,讨革军,倘捕到敌党的有智识的如学生之类,一定特别加刑,甚于对工人或其他无智识者。为什么呢,因为他可以看见更锐敏微细的痛苦的表情,得到特别的愉快。倘我的假设是不错的,那么,我的自己裁判,便完全证实了。

所以,我终于觉得无话可说。

(《而已集·答有恒先生》)

中国现今的一部分人,确是很有些苦闷。我想,这是古国的青年的迟暮之感。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的桎梏里。于是觉醒,挣扎,反叛,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我要范围说得小一点:文艺之业。

(《而已集·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然而此后也还为初初上阵的青年们呐喊几声,不过也没有什么大帮助。

(《三闲集·序言》)

因为我们说着古代的话,说着大家不明白,不听见的话,已经弄得像一盘散沙,痛痒不相关了。我们要活过来,首先就须由青年们不再说孔子孟子和韩愈柳宗元们的话。时代不同,情形也两样,孔子时代的香港不这样,孔子口调的“香港论”是无从做起的,“吁嗟阔哉香港也”,不过是笑话。

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但是,这也要受前辈先生非笑的。他们说白话文卑鄙,没有价值;他们说年青人作品幼稚,贻笑大方。我们中国能做文言的有多少呢,其余的都只能说白话,难道这许多中国人,就都是卑鄙,没有价值的么?至于幼稚,尤其没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倘说待到纯熟了才可以动手,那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她的孩子学走路,即使跌倒了,她决不至于叫孩子从此躺在床上,待到学会了走法再下地面来的。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三闲集·无声的中国》)

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原来如此!……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记念》)

有些新青年,境遇正和“老新党”相反,八股毒是丝毫没有染过的,出身又是学校,也并非国学的专家,但是,学起篆字来了,填起词来了,劝人看《庄子》《文选》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板了,新诗也写成方块了,除掉做新诗的嗜好之外,简直就如光绪初年的雅人一样,所不同者,缺少辫子和有时穿穿洋服而已。

近来有一句常谈,是“旧瓶不能装新酒”。这其实是不确的。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倘若不信,将一瓶五加皮和一瓶白兰地互换起来试试看,五加皮装在白兰地瓶子里,也还是五加皮。这一种简单的试验,不但明示着“五更调”“攒十字”的格调,也可以放进新的内容去,且又证实了新式青年的躯壳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喽罗。

“老新党”们的见识虽然浅陋,但是有一个目的:图富强。所以他们坚决,切实;学洋话虽然怪声怪气,但是有一个目的:求富强之术。所以他们认真,热心。待到排满学说播布开来,许多人就成为革命党了,还是因为要给中国图富强,而以为此事必自排满始。

排满久已成功,五四早经过去,于是篆字,词,《庄子》,《文选》,古式信封,方块新诗,现在是我们又有了新的企图,要以“古雅”立足于天地之间了。假使真能立足,那倒是给“生存竞争”添一条新例的。

(《准风月谈·重三感旧》)

数年以前,中国的学者们曾有一种运动,是教青年们躲进书斋去。我当时略有一点异议,意思也不过怕青年进了书斋之后,和实社会实生活离开,变成一个呆子,——胡涂的呆子,不是勇敢的呆子。不料至今还负着一个“思想过激”的罪名,而对于实社会实生活略有言动的青年,则竟至多遭意外的灾祸。译此篇讫,遥想日本言论之自由,真“不禁感慨系之矣”!

作者要书斋生活者和社会接近,意在使知道“世评”,改正自己一意孤行的偏宕的思想。但我以为这意思是不完全的。第一,要先看怎样的“世评”。假如是一个腐败的社会,则从他所发生的当然只有腐败的舆论,如果引以为鉴,来改正自己,则其结果,即非同流合汙,也必变成圆滑。据我的意见,公正的世评使人谦逊,而不公正或流言式的世评,则使人傲慢或冷嘲,否则,他一定要愤死或被逼死的。

(《译文序跋集·〈书斋生活与其危险〉译者附记》)

我想,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倘荆棘非践不可,固然不得不践,但若无须必践,即不必随便去践,这就是我之所以主张“壕堑战”的原因,其实也无非想多留下几个战士,以得更多的战绩。

子路先生确是勇士,但他因为“吾闻君子死冠不免”,于是“结缨而死”,我总觉得有点迂。掉了一顶帽子,又有何妨呢,却看得这么郑重,实在是上了仲尼先生的当了。仲尼先生自己“厄于陈蔡”,却并不饿死,真是滑得可观。子路先生倘若不信他的胡说,披头散发的战起来,也许不至于死的罢。但这种散发的战法,也就是属于我所谓“壕堑战”的。

(《两地书·四》)

上海的风潮,也出于意料之外。可是今年的学生的动作,据我看来是比前几回进步了。不过这些表示,真所谓“就是这么一回事”。试想:北京全体(?)学生而不能去一章士钉,女师大大多数学生而不能去一杨荫榆,何况英国和日本。但在学生一方面,也只能这么做,唯一的希望,就是等候意外飞来的“公理”。现在“公理”也确有点飞来了,而且,说英国不对的,还有英国人。所以无论如何,我总觉得洋鬼子比中国人文明,货只管排,而那品性却很有可学的地方。这种敢于指摘自己国度的错误的,中国人就很少。

………

可是据我看来,要防一个不好的结果,就是白用了许多牺牲,而反为巧人取得自利的机会,这种在中国是常有的。但在学生方面,也愁不得这些,只好凭良心做去,可是要缓而韧,不要急而猛。中国青年中,有些很有太“急”的毛病(小鬼即其一),因此,就难于耐久(因为开首太猛,易将力气用完),也容易碰钉子,吃亏而发脾气,此不佞所再三申说者也,亦自己所曾经实验者也。

(《两地书·二九》)

在这几年中,我很遇见了些文学青年,由经验的结果,觉他们之于我,大抵是可以使役时便竭力使役,可以诘责时便竭力诘责,可以攻击时自然是竭力攻击,因此我于进退去就,颇有戒心,这或也是颓唐之一端,但我觉得这也是环境造成的。

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至多无非不能回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但不知怎的,看见伏园回来吞吞吐吐之后,便又不作此想了。然而这也不过是近一两天如此,究竟如何,还当看后来的情形的。

(《两地书·六九》)

我现在对于做文章的青年,实在有些失望;我看有希望的青年,恐怕大抵打仗去了,至于弄弄笔墨的,却还未遇着真有几分为社会的,他们多是挂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而他们竟自以为比我新一二十年,我真觉得他们无自知之明,这也就是他们之所以“小”的地方。

(《两地书·八五》)

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虑,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连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

(19300327致章廷谦)

知识分子以外,现在是不能有作家的,戈理基虽称非知识阶级出身,其实他看的书很不少,中国文字如此之难,工农何从看起,所以新的文学,只能希望于好的青年。十余年来,我所遇见的文学青年真也不少了,而希奇古怪的居多。最大的通病,是以为因为自己是青年,所以最可贵,最不错的,待到被人驳得无话可说的时候,他就说是因为青年,当然不免有错误,该当原谅的了。而变化也真来得快,三四年中,三翻四覆的,你看有多少。

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

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的。只是现在却因为年纪渐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渐在回避了。

自首之辈,当分别论之,别国的硬汉比中国多,也因为别国的淫刑不及中国的缘故。我曾查欧洲先前虐杀耶稣教徒的记录,其残虐实不及中国,有至死不屈者,史上在姓名之前就冠一“圣”字了。中国青年之至死不屈者,亦常有之,但皆秘不发表。不能受刑至死,就非卖友不可,于是坚卓者无不灭亡,游移者愈益堕落,长此以往,将使中国无一好人,倘中国而终亡,操此策者为之也。

(19330618致曹聚仁)

我也以为兄在平,教一点书好,对学生讲义时,你的朋友的话是对的,他们久居北京,比较的知道情形,有经验。青年思想简单,不知道环境之可怕,只要一时听得畅快,说得畅快,而实际上却是大大的得不偿失。这种情形我亲历了好几回了,事前他们不相信,事后信亦来不及。而很激烈的青年,一遭压迫,即一变而为侦探的也有,我在这里就认识几个,常怕被他们碰见。兄还是不要为热情所驱策的好罢。

(19331031致曹靖华)

来信谓好的插画,比一张大油画之力为大,这是极对的。但中国青年画家,却极少有人注意于此。第一,是青年向来有一恶习,即厌恶科学,便作文学家,不能作文,便作美术家,留长头发,放大领结,事情便算了结。较好者则好大喜功,喜看“未来派”“立方派”作品,而不肯作正正经经的画,刻苦用功。人面必歪,脸色多绿,然不能作一不歪之人面,所以其实是能作大幅油画,却不能作“末技”之插画的,譬之孩子,就是只能翻筋斗而不能跨正步。其二,则他们的先生应负责任,因为也是古里古怪的居多,并不对他们讲些什么,中国旧式插画与外国现代插画,青年艺术家知道的极少;尤其奇怪的是美术学校中几乎没有藏书。我曾想出一刊物,专一绍介并不高超而实则有益之末技,但经济,文章,读者,皆不易得,故不成。

(19340412致姚克)

中国的文坛上,人渣本来多。近十年中,有些青年,不乐科学,便学文学;不会作文,便学美术,而又不肯练画,则留长头发,放大领结完事,真是乌烟瘴气。假使中国全是这类人,实在怕不免于糟。但社会里还有别的方面,会从旁给文坛以影响;试看社会现状,已岌岌不可终日,则叭儿们也正是岌岌不可终日的。它们那里有一点自信心,连做狗也不忠实。一有变化,它们就另换一副面目。但此时倒比现在险,它们一定非常激烈了,不过那时一定有人出而战斗,因为它们的故事,大家是明白的。何以明白,就因为得之现在的经验,所以现在的情形,对于将来并非只是损。至于费去了许多牺牲,那是无可免的,但自然愈少愈好,我的一向主张“壕堑战”,就为此。

记得清朝末年,也一样的有叭儿,但本领没有现在的那么好。可是革命者的本领也大起来了,那时的讲革命,简直像儿戏一样。

……但有一种可叹的事,是读者的感觉,往往还是叭儿灵。叭儿明白了,他们还不懂,甚而至于连讥刺,反话,也不懂。现在的青年,似乎所注意的范围,大抵很狭小,这却比文坛上之多叭儿更可虑。然而也顾不得许多,只好照自己所定的做。至于碰壁而或休息,那是当然的,也必要的。

(19340603致杨霁云)

稚气的话,说说并不要紧,稚气能找到真朋友,但也能上人家的当,受害。上海实在不是好地方,固然不必把人们都看成虎狼,但也切不可一下子就推心置腹。

………

青年两字,是不能包括一类人的,好的有,坏的也有。但我觉得虽是青年,稚气和不安定的并不多,我所遇见的倒十之七八是少年老成的,城府也深,我大抵不和这种人来往。

(19341112致萧军、萧红)

名人,阔人,商人……常常玩这一种把戏,开出一个大题目来,热闹热闹,以见他们之热心。未经世故的青年,不知底细,就常常上他们的当;碰顶子还是小事,有时简直连性命也会送掉,我就知道不少这种卖血的名人的姓名。

(19341210致萧军、萧红)

偶看明末野史,觉现在的士大夫和那时之相像,真令人不得不惊。年底做了一篇关于明末的随笔,去登《文学》(第一期),并无放肆之处,然而竟被删去了五分之四,只剩了一个头,我要求将这头在第二期登出,聊以示众而已。上海情形,发狂正不下于北平。青年好游戏,请游戏罢。其实中国何尝有真正的党徒,随风转舵,二十余年矣,可曾见有人为他的首领拚命?将来的狂热的扮别的伟人者,什九正是现在的扮Herr Hitler的人。……

……有几个外国人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这真足叫人伤心。我们自己也还有好青年,但不知在此世界,究竟可以剩下几个?我正在译童话,拟付《译文》,亦尚存希望于将来耳,呜呼!

(19350108致郑振铎)

中国事其实早在意中,热心人或杀或囚,早替他们收拾了,和宋明之末极像。但我以为哭是无益的,只好仍是有一分力,尽一分力,不必一时特别愤激,事后却又悠悠然。我看中国青年,大都有愤激一时的缺点,其实现在秉政的,就都是昔日所谓革命的青年也。

(19350624致曹靖华)

我并不觉得你浅薄和无学。这要看地位和年龄。并非青年,或虽青年而以指导者自居,却所知甚少,这才谓之浅薄或无学。若是还在学习途中的青年,是不当受这苛论的。我说句老实话罢:我所遇见的随便谈谈的青年,我很少失望过,但哗啦哗啦大写口号理论的作家,我却觉得他大抵是呆鸟。

(19361015致曹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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