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论语

论语

《论语》是记载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言行的典籍，全书共20篇492章，一万余字。一般认为，《论语》是由孔子弟子所辑录。

孔子与《论语》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由他开创的儒家学派在历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儒家文化一直成为封建时代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但是孔子“述而不作”，没有留下完整、系统的学术专著。两千多年间，只有一部记录了孔子及其学生的言论与事迹的语录体著作流传了下来，这就是《论语》。

此书共20篇，492章，总约一万余字。这些文字，是我们今天研究孔子思想最宝贵的材料。

何以书名《论语》，诸家说法不一。一般认为，“论”是“论纂”，“语”是“语言”，因此，“论语”就是把孔子及其弟子的对话“论纂”起来的意思。《论语》各篇都以每篇开始的两字或三字为篇名。如第一篇的第一章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为首句，于是第一篇便定名为“学而篇”；第二十篇以“尧曰”开头，因此第二十篇便称为“尧曰篇”。

孔子像。

《论语》的编纂，约始于春秋末年，而成书于战国初年。

孔子其人

孔子生平大略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历史上对孔子的生卒年月一直争论不休，但意见相差也不过一两年。大多学者认为是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死于周敬王四十一年、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享年73岁。

少年贫贱，勤奋好学。

孔子是殷商的苗裔。周武王灭殷商后，封殷商的微子启于宋。孔子的祖先便是宋国的宗室。后来家世衰微，失掉了贵族的地位。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曾做过鲁国鄹地（今山东曲阜县境内）的地方长官，在孔子3岁那年就去世了。孔子从小与寡母相依为命。孔子曾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他不得不从事各种劳动，广泛地接触了下层社会。

青年时已博学多艺，开始授徒。

30岁前后，孔子开始收徒讲学，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孔子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培养了“贤人七十，弟子三千”。50岁时，孔子在鲁国做官，先后做过中都宰（中都的长官）、司空和大司寇（主管司法），但时间不长，终因鲁国的动乱而离开了鲁国。此后他周游列国，到过卫、曹、宋、陈、蔡等国，向各国君主宣传自己建立社会秩序、尊重人爱护人的主张，但都没有被采用。68岁，孔子又返回鲁国，开始专心于教育和整理、传授古代文化的工作。中华上古文化正是因为有了孔子才流传下来、普及开来，前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孔子的光辉永远不会熄灭。

中年时入朝为官，鲁国因此大治。

其道不行，周游列国，历经坎坷。

《论语》的内容

《论语》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社会与人的各个方面，有人誉之为“东方的圣经”，并不为过。《论语》的核心内容是“仁”。它既是孔子理想中最高的政治原则，又是最高的道德准则。“仁”的根本含义则是“仁者爱人”。

回到鲁国，整理遗产，聚徒授业。

“忠恕”是由“仁”派生出来的，忠恕之道的基本要求是以诚待人，推己及人。具体内容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由此中国人形成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宽广情怀。

“仁”推广到政治就是“仁政”。孔子认为治理好国家，君主一定要重视人品、道德，要讲究信用，爱护民众，这是治国的基本原则。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圣人离世，光照千古。

《论语》中，讲到“仁”109次，讲到“礼”75次。孔子认为有了“仁”的本质还要通过“礼”的实践而达到全社会的遵守。

孔子的教学内容

孔子致力于培养士和君子，即为实现仁政、德治培养人才，他很注重人的内在素质和外在表现，他的教育方针是德才并重，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并重。

孔子最基本的教育内容是德育，即加强弟子们的品德修养。孔子以“仁”为最高目标，为了使弟子们准确地把握仁、理解仁，曾多次详尽地回答过弟子们提出的问题。

在具体的教学中，孔子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教材。

《诗》在当时主要是用于典礼、讽谏、言语和赋诗言志等各个方面。孔子教授《诗》以“温柔敦厚”的诗教为主。

《书》即是《尚书》，是上古时代有关政治大事及言论的实录资料。孔子把它作为政治教材和历史教材来用，要求弟子们以此作为从政、行道、立身的法典依据。《论语》中记录孔子三次引《书》，都是以古喻今，讲解如何从政、行道的。

《礼》指《仪礼》，是一本专门讲解各种典礼节仪及行为规范之书。其中“士礼”占了很大部分，是当时的士阶层立身行事的具体规范。孔子既把《礼》作为文献教材进行讲解，又把《礼》作为学习礼的仪式技能的重要教材。孔子进行的礼教，重在实用。因为礼是立身处世的行动准则，所以他告诫自己的儿子孔鲤说：“不学礼，无以立。”

《乐》也是孔子教学中的一项重要教材，今已亡佚。乐教不仅指学习音乐的基本功，同时也包括学习音乐理论和审美等内容。孔子主张礼乐治国，以礼来规范制约，以乐来陶冶浸染。他是把《诗》《礼》《乐》融为一体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在孔子的心目中，立志而后学诗，学诗而后知礼，知礼以后才能从音乐的启迪中自觉地陶冶性情。

《易》分《经》《传》两部分。《经》的内容在孔子以前就已经有了，《传》的内容则是后儒完成的。在孔子时代，《易》是一部讲阴阳八卦的占卜之书，内容神秘庞杂，在鲁国保存得比较完整。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孔子曾经深入研究过《易》，并吸取书中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来教育弟子。

《春秋》成书于孔子去世前二年，是他亲自编著的。孔子以当时的《百国春秋》为蓝本，将各国“史记”中的主要大事统于一体，先作为教材用，后来才整理成现今的传本。《春秋》中包含了孔子的社会政治理论，定名分，寓褒贬，微言大义，是孔子对学生们进行政治和历史教育的重要教科书。

孔子还以“六艺”来培养弟子们的才能，包括礼、乐、射、御、书、数。

行礼

演奏音乐

射箭

驾驭车马

书法

算数

“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

孔子的办学方针是“有教无类”，与殷、周统治阶级主要为贵族阶级办学的方针大不相同。孔子所收的弟子知名的，除了孟懿子、南宫敬叔来自贵族家庭外，绝大部分来自贫贱人家及少数所谓的“自由民”。而得意门生中，颜渊是住在陋巷的穷苦子弟；曾参，母亲以纺织为业，自己曾种地耘瓜；子路，曾穷得主食草籽，“为亲负米”；子张原是“鲁之鄙人”；闵子骞，父亲出外时还得给父亲拉车子；原宪，家住穷巷，穿戴破旧；公冶长，是被人疑为盗窃而拘囚监狱、受过冤刑的青年；至于比较富裕的子贡，也不过是个属于“自由民”的商人。

孔子招收学生的手续很简单，只要携带一束干肉（束脩），象征性地表示对老师的敬意就可以了。孔子弟子号称三千，是指孔子一生中教授学生的总数，这些学生大都出身寒微。收教这些贫贱人家的子弟的目的，正如他的弟子子夏所说的，是“学而优则仕”，让这些贫贱的劳动人民的子弟学习文化知识、六艺技艺，将来为官行政，实行他的“仁”道政治主张。

孔子教学以“文、行、忠、信”来分科。“文”是文化，“行”是道德修养，“忠”是尽己为人，“信”是言行一致、言而有信。这四部分内容，都是普通百姓所喜爱的。因而吸引了很多普通人家的年轻子弟。这就把殷周以来专为贵族开办的各种礼仪的“儒术”，改造成为经世济民的“儒学”，孔子自己也就成为中国儒家学派的“开山祖”了。

有教无类。

孔门十哲

据《史记》记载，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精通六艺者有七十二人，称“七十二贤人”。其中最有成就的十个弟子被称为“孔门十哲”。

在德行方面出众的有：颜回、闵损、冉耕、冉雍。

在政事方面出众的有：冉求、仲由。

在言语方面出众的有：宰我、端木赐。

在文学方面出众的有：言偃、卜商。

孔子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七十二，而且有很多为各诸侯国高官栋梁。孔子死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

颜回

闵损

冉耕

冉雍

冉求

仲由

宰我

端木赐

言偃

卜商

《论语》的价值

1.奠定了中华文明基本的价值观

孔子继承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道统，完整地提出了“仁”，奠定了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政治伦理的基本观念。孔子提出了一整套的建立和谐社会的价值观，如孝、悌、恭、敬、信、宽、惠等。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创设较大规模私学的伟大教育家。

2.创造了人格的典范

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具有完善人格的“仁者”，《论语》作了最好的讲述。《论语》中所表现的真实孔子的伟大人格，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榜样。

孔子的“仁学”，体现了他“仁以为己任”及“明道救世”的使命感，与重道义、轻私利的价值观念。它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道德教育，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模式，成为中国人品格和心理的理论基础，闪耀着人道主义、现实主义的思想光辉。

3.提出了理想社会的秩序

4.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论语》是学习文言文的最好的奠基性读物。《论语》的记事非常生动，刻画精细入微，连孔子与学生谈话时的不同的神情都能生动地传达出来。

学而篇第一

【原文】

1.1　子曰[1]：“学而时习之[2]，不亦说乎[3]？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4]？人不知而不愠[5]，不亦君子乎[6]？”

【注解】

[1]子：中国古代对有学问、有地位的男子的尊称。《论语》中“子曰”的“子”都是指孔子。

[2]习：“习”字的本意是鸟儿练习飞翔，在这里是温习和练习的意思。

[3]说（yuè）：同“悦”，高兴、愉快的意思。

[4]乐（lè）：快乐。

[5]愠（yùn）：怒，怨恨，不满。

[6]君子：《论语》中的“君子”指道德修养高的人，即“有德者”；有时又指“有位者”，即职位高的人。这里指“有德者”。

【译文】

孔子说：“学到的东西按时去温习和练习，不也很高兴吗？有朋友从很远的地方来，不也很快乐吗？别人不了解自己，自己却不生气，不也是一位有修养的君子吗？”

【精读《论语》】

学什么，怎样学

学习可以使人成长，使人进步，使人快乐，使人睿智，使人过上幸福的日子……关于学习的意义，谁都能说上一箩筐，也就不必再赘述了。倒是那学什么、怎么学的大深意，却是很有必要说上一说的。

“学而时习之”第一个“学”指的是学习。那么，学习的内容是什么呢？是学问。许多人把学问当作知识，这种认识是有偏差的。大千世界，知识海量，如果把学问当作知识，那恐怕一辈子什么都不用干了，只做学生就够了。尽管哲人说，学无止境，生命不息，学习不止，但也要有选择地学。细读《论语》全书，我们不难发现，孔子所说的“学问”既不是指文学水平的高超，也不是指知识渊博，而是指做人做事的学问——做人到位，做事正确。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更点明个中意味，指出此节所述是人的“入道之门，积德之基”。

他强调的其实是“学”之后的“行”。一门心思只学知识，而不想着如何让学到的知识先服务于自己，后服务于社会，造就的无疑会是一些“闭门造车”“纸上谈兵”的书呆子，百无一用的书生。这就需要在正确知识引领下，更好地做人，更好地做事。有些人满腹才学，却尽做祸国殃民之事，一样是“无学”之徒，譬如秦桧、严嵩等人。有些人，虽然读的书不多，知识也不够丰富，但做人有担当，做事有主见、重大义，这样的人就是有大学问的人。

做人做事的学问不是在书斋里形成的，也不是在课堂上学会的，而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在做事、交友、为政、经商、治家乃至穿衣吃饭、打扫卫生等这些具体的社会活动中养成的。这就是“学而时习之”的“习”——学问的获得，既需要上述的实践，更需要不断地反思，随时随地地提醒自己改正错误与不足，提高修养。这种人格的培养，是一种行为的习得。没有持之以恒的反复磨砺，是很难形成的。

进德修身，通常而言，是与自己的不良习气作斗争，是痛苦的事情，但是在孔子看来却充满了“悦”和“乐”，有着无限的乐趣——因为个人修养的提高乃是一种深刻的人生体验，是运用自己的心灵对自然和社会规律进行理性探索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快乐。在反复的学习与实践中，不仅能培植人格，更能增长智慧，这种成长的幸福感是难以言说的。孔子的心态和气度真是非凡博大啊！

其实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或有体会，自己做了一件好事，或者掌握了一种高效做事的方法，这个时候，是无比快乐的。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乐感”是人外在行为收效内化后的情绪体验，这一情感历程无疑是寂寞的。难怪李白曾有诗言“古来圣贤皆寂寞”，一语道破了做学问的境况。这一点，古今中外的大学问家概莫能外，中国的孔子、庄子，西方的苏格拉底、叔本华、马克思无不寂寞一生。所以，如果真心向学，就要有耐得住寂寞、不怕凄凉的精神，否则免谈。真正做学问的人，活着的时候，很可能没一个人了解他，有时甚至数十年乃至数百年之后，人们才会认识到其思想的伟大价值。不要说圣贤，就是作为普通人，我们也常常感叹，了解自己的人太少了。

可是，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圣贤也是人，身处无边的寂寞中，多么期望能有一个人理解他的千秋大业，与他谈论道德学问，和他有着强烈共鸣，能够与其砥砺互进，那是何等的欣慰和快乐呀！于是，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大家说“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然而，这样的知己很难得，有时可能一辈子都碰不到一个。

得不到别人的理解怎么办呢？“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处世交友都是人生要义，当以人和为乐事，“人不知而不愠”才是为人为学的最高境界。普通人遇到困难，遭到挫败，或被人误解时，往往满腹怨气，怨天尤人。而一个道德学问精深的君子，是不会这样做的，他们通常会反思自己，问问自己为什么会遭遇困境，自己哪些地方没做好，该如何改进等。自持仁心，不断进德修身，自己的心灵就会充实、圆满，并最终获得幸福。所以，人的一生，关键是自知自立。自己是否幸福，取决于自己，不在外人如何评价，当然，更不能不奢求于外。

《论语》开篇的这几句话，并不是简单谈读书学习这么简单，而是讲如何学做人，如何做学问。学而时习，与朋友共，不为人知而不愠，就能不断增进美德，开启智慧，就能使自己的心灵获得滋养，思维得以拓展。如此，就会踏上真正的心智成熟之路，进而达到理想的人生境界——修成君子。

【原文】

1.2　有子曰[1]：“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2]，鲜矣[3]；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4]。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5]！”

【注解】

[1]有子：孔子的学生，姓有，名若。在《论语》中，孔子的学生一般都称字，只有曾参和有若称“子”。

[2]弟（tì）：同“悌”，敬爱兄长。

[3]鲜（xiǎn）：少。

[4]未之有也：“未有之也”的倒装句，意思是没有这种人。

[5]与：即“欤”字，表示疑问的助词。《论语》中的“欤”字皆作“与”。

【译文】

有子说：“那种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人，却喜欢触犯上级，是很少见的；不喜欢触犯上级却喜欢造反的人，更是从来没有的。有德行的人总是力求抓住这个根本。根本建立了便产生了仁道。孝敬父母、敬爱兄长，大概便是仁道的根本吧！”

【精读《论语》】

孝悌的意义

在孔子的学说里，“仁”是核心思想和终极的追求，其核心要义是“仁者爱人”。而要得到这个“仁”，达到“仁”的境界，不仅需要内心的体验，更需要投身现实。当然，不论是思想还是在行动，都必须有个出发点，而有子的这段话，则明确指出，求“仁”应该从孝悌做起。换句话说，就是从孝悌这个根本点出发，推而广之，就能成为仁人君子。

“仁”是爱的哲学，同样，“孝”也是爱的哲学，是一种感恩回报的爱。父母生儿育女，你可以说那是繁衍后代的生物本能使然。但是，作为父母，通常会养育照顾子女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他们付出的情感、心血和财富理应得到回报。当父母年老体衰的时候，子女回过来照料他们，是理所应当的。不仅如此，古人还给这种回报一个好名声——孝。这种互惠互利的内在精神就是孝道。一个人如果对生养自己的父母连这点感情和回报都没有，那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者，古人把这种人列为禽兽，认为他不配称作人。那么什么是“弟”呢？“弟”就是“悌”，是指兄弟姊妹之间的友爱。这种友爱情感，不仅仅存在于兄弟、姊妹之间，也可以推广到朋友之间，泛化为一种高尚的社会友情。

在有子看来，一个人如果在家里懂得孝敬父母，善待兄弟姐妹，当他走向社会后，就会尊重上级，优待朋友同事，能以自己的行为促进人际的和谐，进而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子此言，深得孔子“孝道”大意。他认为，真正具有“孝悌”精神的人，在待人处世上多怀有深厚的情感，这样的人，是不喜欢冒犯上司，也不愿祸害同事的。

关于“孝悌”的意义，有子是从两个角度阐述的。第一说的是“孝悌”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有子认为，一个人只有先爱自己的亲人，才能将这种爱推及他人，由爱父母、兄弟姐妹、朋友，推广到爱一切人。这样，很自然地就把个人的修养与维系社会稳定连接起来。关于如何维持社会的稳定，保障人类社会的延续，古往今来都是一个令人头疼的大难题。历史上许多彪炳史册的辉煌文明、威名赫赫的大帝国最终走向灭亡，起因多半是社会秩序的崩坏。现代世界，各国依然面临这个严峻的问题。实践证明，儒家这种立足于家庭和睦，进而促使社会稳定的思路是积极而有效的。自从汉代以来，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都奉行以孝治天下的社会政策，这便是中国社会历五千年而不衰的重要原因。其所依据的理论，正是孔子及其弟子所倡导的这种孝道。在这里，儒家是按照为人孝悌——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家稳定这样的思路推演的。

第二，有子从个人修养的角度阐述了“孝悌”的意义。上文讲过，儒家所说的做学问，也就是如何做人，其最终目的是求“仁”。那些真正的君子都知道，不论是人生的建立，还是内心的修养，都应该把“孝悌”作为根本。从个人修养来说，无论是真诚博大的情怀的养成，还是自己至爱的光辉人性的培养，都得从“孝悌”起步。“孝悌”不仅仅是高尚的起点，也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所谓“君子务本”，就是指抓住“孝悌”的根本，从关爱身边的人做起，培养自己的美德。

实际上，孝悌之于社会和人生的双重意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们最终合二为一，指向人类的福祉。我们知道，个人修养的提高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安定，对缔造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有着具体而微的作用。也就是说，当更多的人成为品行高尚的君子，社会必然会形成良风美俗。反过来，在这样的社会里，将会有更多的人获得幸福和圆满人生。

【原文】

1.3　子曰：“巧言令色[1]，鲜矣仁[2]！”

【注解】

[1]巧言令色：巧，好。令，善。巧言令色，即满口说着讨人喜欢的话，满脸装出讨人喜欢的脸色。

[2]鲜：少的意思。

【译文】

孔子说：“花言巧语，伪装出一副和善的面孔，这种人很少是仁德的。”

【精读《论语》】

远离巧言令色

巧言令色就是利用花言巧语去迷惑、取悦他人的行径。那些“巧言令色”之人，善于察言观色，见机行事，八面玲珑，讨人喜欢。但是如果从动机上分析，这种行为带有一定的欺骗性，多半是小人未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做出来的。作为智者，孔子对这种行为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提出了“巧言令色，鲜矣仁”的观点。

那些巧言令色之人，总会巧妙地给自己穿上一套华丽的外装，用以迷惑他人。不管是为了博取上司欢心以谋提升的机会，还是为了讨取同事的支持和帮助，抑或是哄得亲友高兴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他们都会将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拿出来掩人耳目。这些人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在他们花言巧语、和颜悦色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个贪婪自私的心和肮脏卑劣的灵魂。若非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这些小人才没工夫给你赔笑脸说好话呢。

花言巧语没好人，这个道理谁都懂，可是这种人照样在社会上大行其道，是什么原因呢？花言巧语之所以大受欢迎，是因为它能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事实上，每个人都喜欢听好话，喜欢被别人赞美、夸奖和奉承，只是各自喜好的程度不同而已。比方说，有些做领导的人，就喜欢自己的下属拍马屁，下属们拍得越响他们就越舒服。倘若有哪个下属说话有些直接或是有点儿不顺耳，轻者给人家“穿小鞋”，重者会动人家饭碗。也正因如此，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说漂亮话、谎话的人越来越多。其实，出现这种状况也是在所难免的，毕竟谁都喜欢好的东西，这也是每个人都有的弱点。正是这种人性弱点，才为巧言令色者的生存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当然，在与他人交往时，没有一副好的口才是不行的。但是，好口才与巧言令色不同。好口才是一种据理力争，所列观点都有理可依，其目的是辨明真理、说服他人、达成沟通与合作。无论内容还是目的，都是真实和善意的。而巧言令色只是利用花言巧语达到某种鲜为人知的目的罢了，这种行径根本就是虚伪和丑恶的。

孔子之所以痛斥花言巧语，一方面是因为他看到花言巧语的丑恶本质，另一方面，则是那些听信花言巧语的人往往会上当受骗，进而遭受事业的挫败，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

春秋时期，齐桓公因管仲的忠谏直言称霸于诸国，晚年却因佞臣的巧言令色而不得善终。管仲在临死之前就曾告诫齐桓公道：“易牙杀了自己的儿子，为人冷酷无情；开方背叛了自己的父母，其心叵测；竖刁甘受阉刑，私欲之心昭然若揭。此三人皆为不仁、不孝之徒，他们为了逢迎君主，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千万不能重用。”可是，他们的马屁拍得太到位了，齐桓公还是未听忠言任用了他们。结果，齐桓公刚死，三人便偕同公子姜无诡犯上作乱，将其尸体置于床上两月有余才装棺入殓。装殓之时，其尸身早已腐烂生蛆。而此后的齐国，则陷入长期的内乱。

在现代社会，作为大权在握的官员和公司的领导，要对巧言令色者高度警惕。要注意下属的言行，只有看清其真实的意图，才不会被那些华丽的表象迷惑，才不会因偏听偏信而失败。同时，自己也要身体力行，为下属们作出榜样，这样才能促进组织的发展、事业的壮大。

巧言令色，鲜矣仁。

孔子此语，意在告诫他的弟子，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应真诚坦荡。要在言行上服从于真善的准则，不去刻意地追求外在的装饰。若是利用花言巧语讨好别人就是为假作恶，这样做是无法修成完善人格的。同时，他期望弟子们努力提高个人修养，看清社会上的各色人群，更加合理地处理人际关系，并最终走向成功。

【原文】

1.4　曾子曰[1]：“吾日三省吾身[2]：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3]？”

【注解】

[1]曾子：孔子晚年的学生，名参（shēn），字子舆，比孔子小四十六岁。生于公元前505年，鲁国人，是被鲁国灭亡了的鄫国贵族的后代。曾参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以孝著称，据说《孝经》就是他撰写的。

[2]三省（xǐnɡ）：多次反省。

[3]传：老师讲授的功课。

【译文】

曾参说：“我每天从多方面反省自己：替别人办事是不是尽心竭力了呢？与朋友交往是不是诚实守信了呢？对老师传授的功课，是不是用心复习了呢？”

【精读《论语》】

要善于自我反省

曾子在孔门中是最重修身的一个人，他通过“一日三省”之法，铸就了完美的人格。在曾子看来，反省是一种很好的修养手段，通过这种方法，人们可以找到自身的不足之处，并及时地加以改正，提升自身的思想修为和道德境界，在反思中不断地完善自己的人格。

“吾日三省吾身”，这句话所体现出来的自律精神，是每一位有志之人都要学习的。尤其是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只有时刻不忘提高自己，才能站稳脚跟，获得一席之地。倘若做不到这一点，即使侥幸取得一时的成功，也未必能够在以后的风浪中挺得下来。

一般情况下，若是让你找出别人身上的错误和缺点，你可能很快就能指出来，但若让你找出自己的缺点呢？还会那么容易吗？退一步说，即使知道了自己的缺点在哪里，又有多少人会舍弃自己的面子，而愿意进行自我反省呢？

自我反省是困难的，但自我反省又是修成美德、提升智慧的必由之路。对于人们来说，自我反省就是一种从认识到实践，然后再从实践中汲取经验，进而提高认识和修正行为的过程。若是一个人不善于自我反省，就不会有真正的提高，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在同一个地方跌倒。比方说，在战国末年，六国相继被秦国所灭，其原因基本上如出一辙。引用苏洵的话便是“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倘若在韩国被灭时，其他五国及时反省，联合起来抵抗强秦，未必会丢了祖宗社稷。

“不慎而始，而祸其终”的道理，想必大家都明白。可是，若想一直保证自己的“不失”，似乎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为此，曾子给我们指了条明路，无论是做人、做事，还是做学问，每天都要进行反省。具体说来，就是每日反思三件事：第一，反思一下自己替别人工作，有没有竭尽全力。若是整天就想着自己应如何偷懒，应付了事，就是不忠。第二，与朋友相处时，自己答应别人的事情有没有做到。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守信，人无信而不立，倘若答应别人的事情没有做到，就是言而无信。第三，老师或前辈们所传授的做人做事的方法，自己有没有进行实践和印证。做人做事不能只在纸上谈兵，应当付诸于实践，只有通过自身的感悟，才能不断地完善自己的人格。

生活本身就是一种修行，能否修得正果，关键在于人们是否认识到了自省的重要性。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人会随遇而安，对于自己的行为是对还是错，根本就不关心。对于自省的觉悟很小，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省是一个人修德建业的根本方法，也是少犯错误和不犯错误的关键。倘若一个人能够做到“一日三省”，为自己设定一套自我反省的“程序”，道德和才能就会得到质的提升，这样一来，还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得倒你呢？

在初读这句话时，可能有人觉得这和西方宗教上的忏悔没有什么区别。其实，这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忏悔是基于错误或罪过而产生的一种心理表现，而反思的本身并不具有这种原罪的观念。人们可以通过反思的方式，找出自己身上的优缺点，扬长避短，将自己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

【原文】

1.5　子曰：“道千乘之国[1]，敬事而信[2]，节用而爱人[3]，使民以时[4]。”

【注解】

[1]道：通“导”，引导之意。此处译为治理。千乘（shènɡ）之国：乘，古代用四匹马拉的兵车。春秋时期，打仗用兵车，故车辆数目的多少往往标志着这个国家的强弱。千乘之国，即代指大国。

[2]敬事：“敬”是指对待所从事的事务要谨慎专一、兢兢业业，即今人所说的敬业。

[3]爱人：古代“人”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人”，指一切人群；狭义的“人”，仅指士大夫以上各个阶层的人。此处的“人”与“民”相对而言。

[4]使民以时：“时”指农时。古代百姓以农业为主，这里是说役使百姓要按照农时，即不要误了耕作与收获。

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译文】

孔子说：“治理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应该恭敬谨慎地对待政事，并且讲究信用；节省费用，并且爱护人民；征用民力要尊重农时，不要耽误耕种、收获的时间。”

【精读《论语》】

从政应遵循的原则

孔子这句话，意在告诉大家从政应该遵循的三大原则。对于一个执政者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才能让下属心甘情愿地跟着自己，在本章中都有提及。而且，这几个观点全都围绕着同一个对象，那就是“人”。只要执政者以“人”为本，有效团结和控制社会或组织中的人员，那他就是一个好的领导者。即便是现今，他所提出的这种管理原则依然适用。具体说来，孔子在此提出的是从政应遵循的三大原则。

第一，“敬事而信”，这是从政应有的态度。我们可以将其拆成“敬事”和“而信”两部分理解，先来看看“敬事”。敬事，按照现代话来说就是敬业，小心谨慎地处理自己负责的事情。“敬事”不仅是一种外在的态度，更是一种内在的感情，成为人性的一部分。比方说，清朝雍正帝，平均每天要批上百道奏折，于国家之事不可谓不尽心。因此，他在位期间，国富民泰，鲜有怨言。至于“信”，是在敬事的基础上取信于人。若想争取下属或民众的信任，最重要的是信守诺言，及时兑现诺言。

“敬事”和信用密不可分，前者往往是后者的基础，比方说，在两军对垒之时，好的将领总是会身先士卒，这就是“敬事”。在这种模范将军的带领下，他的手下还会有谁不信服，不愿意跟着他奋力拼杀呢？只有敬事，并取信于下属，工作才能顺利展开，事业才能获得成功。

第二，“节用而爱人”，这是从政者应该掌握的治理方法。若是按照孔子的本意，“节用”就是指一国之君应当节约财政开支，不要乱搞铺张浪费。否则的话，一旦有外敌入侵，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当年的慈禧太后为了给自己庆祝六十大寿，擅自挪用海军的经费，致使北洋水师没有炮舰可用，最终兵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若是在现代，作为一家公司的领导，则要注意开源节流，减少不必要的开支，给自己的公司留下充足的流动资金，或是用于研发新项目。即便发生一些重大损失或意外，多元的发展或是充足的流动资金，仍能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转。另外，节用的目的就是“爱人”，对自己的下属有着足够的爱护和体恤，时常带给他们一些安慰和鼓励。倘若在公司内部，优秀的员工全都跳槽走了，做领导的都成了光杆司令，就算公司的实力再雄厚又有什么用呢？因此，做好领导，应当注意自己的行为和方法。

第三，“使民以时”，这是从政者必知的基本要求。这个“时”并不同于时间的时，你可以将它理解成恰当的时机，也可以理解成恰当的做法。作为领导者，在用人的时候，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用什么人才是最合适的。比方说，秦始皇连年征用农民修长城、造陵寝、盖阿房宫，致使农民们田园荒芜，难以为生，除了造反，实在别无他法。秦朝是这样，隋朝也是这样。再看看现代的企业，有许多企业主不顾及员工的感受，常常逼迫他们进行无休止地加班，导致一些员工心理压力过大，以致出现自杀现象，显然是使民过度了。好的领导者，不能一味追逐利益，还要时常关怀部属，让他们到了公司有回家般的亲切，这样他们才会对公司有着更大贡献。

【原文】

1.6　子曰：“弟子入则孝[1]，出则弟[2]，谨而信[3]，泛爱众，而亲仁[4]。行有余力[5]，则以学文[6]。”

【注解】

[1]弟子：有二义，一是指年幼之人，弟系对兄而言，子系对父而言，故曰弟子；二是指学生。此处取前义。入：古时父子分别住在不同的居处，学习则在外舍。入是入父宫，指进到父亲住处；或说在家。

[2]出：与“入”相对而言，指外出拜师学习。出则弟，是说要用悌道对待师长，也可泛指年长于自己的人。

[3]谨：寡言少语称之为谨。

[4]仁：指具有仁德的人，即温和、善良的人。此形容词用作名词。

[5]行有余力：指有闲暇时间或剩余的精力。

[6]文：指诗、书、礼、乐等文化知识。

【译文】

孔子说：“小孩子在父母跟前要孝顺，出外要敬爱师长，说话要谨慎，言而有信，和所有人都友爱相处，亲近那些具有仁爱之心的人。做到这些以后，如果还有剩余的精力，就用来学习文化知识。”

【精读《论语》】

学习做人的途径

作为教育家，孔子极其重视道德教育，他不仅有高深的思想，也有平易近人的教法。人生启蒙，怎样从一个无知的孩童成长为对社会群体有用之才，这是一个教育策略和途径问题。针对人生第一课，孔子给出了浅近明了的回答，那就是，做人应当先修德，再学知识。也就是说，对于弟子的教育，孔子认为应当从伦理教育入手，在家孝顺父母，敬重兄长；其次，学习待人接物，做到严谨守信；这些根基打好后，再进行文化知识的传授。

关于“孝”，前文已有所述，这里不再多谈。但需要指出的是，可以适当对孝作较为宽泛的理解。在我国古代，学生或晚辈皆称为“弟子”，师生间的关系仿若父子，师父一词就是从“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中演变出来的。老师是传经授道之人，对弟子德行才识的教育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教育的过程中，也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故而，做弟子的应该按孝的原则对待老师，要对自己的老师尊敬有礼。在这一点上，古人做得很好，弟子中了进士，做了大官，可是只要他回到家乡，见到自己的老师，做学生的都要对他行跪拜之礼，与当年从师时一样。但是，现在的人们对于传授自己知识的师长远不如古人那么敬重，这不能不说是“孝”的精神的失落。

接下来就是“出则弟”了。可是有人会问，都出门在外了，还如何敬重兄长呢？这就要求大家对朋友、对社会、对一般人能够友好相处了。这些朋友就是你的兄弟，只有交好了这些人，你的路才会更加平坦宽广。另外，若是扩展到爱国家、爱天下，也是对这个“弟”字的正解。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

“谨而信”，是孔子在告诫我们，学习做人要先注意自己的言行，处处小心谨慎。不过，大家不要误将谨慎理解为拘谨，这两者有着不同的意义。若是过分拘谨的话，就是小气了，不符合谨慎的原意。谨慎也是一种修养，只有谨慎的人，才不会轻易地对他人作出许诺。他们一旦答应了别人的要求，就会尽心竭力地达成别人的愿望，做到言而有信。

“泛爱众”，要想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有着广阔的胸襟，能够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保持着友爱的态度。这种行为是包括师道在内的所有道的综合体现，看起来比较容易做到，真要修到如此境界却是极为不易的。

倘若一个人对上面的要求都做到了，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修养了，即“亲仁”。亲近那些有道德的人，与他们做朋友，进一步培养自己的仁德之心，争取做个有道德的人。这也是孔子这句话的主要目的。只有做到“孝”“弟”“信”“爱”，才会对自己的行为有着良好的规范，成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一个有仁德之心的人。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有了仁德之心后，若是还有剩余的精力，就可以去学些文化知识了。不管你想当文学家也好，还是当科学家也罢，或是做艺术家也行，只要是你感兴趣的，你都可以去学。

总之，孔学的人生第一课便是做人，要求从小就注重道德伦理上的修养。有了一定的道德基础，再学习各种知识。显然，这是德育优先原则。事实证明，这一教育策略和途径是科学的，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德高才浅，只是这个人对社会贡献多少的问题；而无德有才，则是危害社会的问题了。比方说，古时的贪官污吏，无不想尽办法，搜刮民脂民膏，这些人多学富五车，每个人的智商都很高。即便是现在，利用自己掌握的高科技手段作案的人也是屡见不鲜，难道能说他们没有知识吗？从本质上看，这些人是在缺少仁德的情况下学习了文化知识，属于本末倒置的行径，所以他们很难成为一个好人。

知识对于一个人来说固然很重要，但是人们自身的道德修养却更加重要。一个人只有提高了自己的道德修养，再去学习文化知识，才会离成功更近，成为一个对社会和他人有益的人。

【原文】

1.7　子夏曰[1]：“贤贤易色[2]；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3]；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注解】

[1]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孔子的高足，以文学著称。比孔子小四十四岁，生于公元前507年。孔子死后，他在魏国宣传孔子的思想主张。

[2]贤贤：第一个“贤”字作动词用，尊重的意思。贤贤即尊重贤者。易：有两种解释，一是改变的意思；二是轻视的意思，即尊重贤者而看轻女色。

[3]致其身：致，意为“奉献”、“尽力”。这里是要尽忠的意思。

【译文】

子夏说：“一个人能够尊重贤者而看轻女色；侍奉父母，能够竭尽全力；服侍君主，能够献出自己的生命；同朋友交往，说话诚实、恪守信用。这样的人，即使他自己说没有学过什么，我也一定要说他已经学习过了。”

【精读《论语》】

修己当从身边做起

子夏的这几句话意在重申孔子的观点：修德必须重视实践。在他看来，德行本身就是一种实践，只有通过不断地实践，才能摸索出真正的学问，这与掌握了多少文化知识并无太大的关联。并且，他还给我们指出，只要能在实践中做到“德”“孝”“忠”“信”等，就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即便那个人没有学过多少知识，依然能够受到人们的尊敬。因为，德行远比学识重要。

“贤贤易色”，指的是夫妻间相处时，做丈夫的应当对妻子的品德多加重视，不要将自己的注意力过多地放在美色上。夫妻是最亲密的人，重视妻子的德行，对于提高自己的修养大有裨益，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都因为身边有贤妻而少犯了不少错误。如果只看重美色，耽于狎昵，必然有损美德，甚至会铸成大错。历史上因沉湎于美色而亡国的君主不在少数。比如，为讨得宠后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因迷恋杨贵妃而毁掉唐朝盛世的唐明皇李隆基。倘若当年的周幽王、唐明皇喜好仁德，做个德行高尚的君主，还会失信于天下，导致家国倾覆吗？

“事父母，能竭其力”讲的是孝道，而且，子夏还重点提到了“竭其力”。常言道，百善孝为先，只有孝顺父母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不过，这里的“竭其力”并不是非要竭尽全力，应当视实际情况而定，只要对自己的父母尽心行孝就行了。并且，是不是孝子也不能用赡养父母的物质条件来衡量，若是那样的话，穷人家就没有孝子了。

“事君，能致其身”讲的是“忠”君之道。在古时，作为臣子的，就应当尽人臣之力，哪怕是付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若是放到现在，这个道理同样说得通。比方说，你身为国家公务员，就得尽自己最大的本分为人民谋福祉；身为企业高管，就得尽自己最大努力为公司谋利益。即便你是个手艺人，也得把自己的活计做好、做精了，才会有人让你挣他的钱。说白了，你得干一行爱一行才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拿出自己百分之一百的忠诚和热情，甚至还要更多，这才是“事君”之道。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是个诚信问题。其实，这与上边的“事君，能致其身”是相互关联的，与朋友或同事交往，若是答应了对方的请求，就要尽力去做。倘若能够做到则是最好，即便是没有做到，只要你尽力了，也不会失信于人。大家都知道人无信而不立的道理，这也是与人交际的根本。尽心尽力地替人家做事，就是恪守诺言，忠人之事。若是表面上答应帮忙，背地里却另有一套，也没有丝毫的愧疚之心，这就是失信于人，是不道德的行为。

本章中所讲的四种关系，占了五伦中的四伦，足能看出子夏对道德实践的重视。在他看来，若想做个真正有道德的人，就应从身边事做起，只有躬身践行，方能悟透真正的学问，才算有着真正的仁德。倘若只会空谈大道，而不将其付诸实际行动，充其量只是徒有其表，是个假道学而已。这也难怪子夏会说“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了。若是有人能够全部做到这些，不管他的知识是深是浅，仅凭他表现出来的德行，我们就能认定此人必是真有学问。而且，这也暗合了孔子所讲的做学问要先学会做人的道理。

【原文】

1.8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1]，学则不固[2]，主忠信[3]。无友不如己者[4]。过则勿惮改[5]。”

【注解】

[1]重：庄重、自持。

[2]学则不固：所学不牢固。与上句联系起来就可理解为：一个人不庄重就没有威严，所学也不牢固。

[3]主忠信：以忠信为主。

[4]无：通“毋”，不要的意思。不如己者：指不忠不信的人，“不如己者”是比较委婉的说法。

[5]过：过错、过失。惮（dàn）：害怕、畏惧。

【译文】

孔子说：“一个君子，如果不庄重，就没有威严，即使读书，所学也不会牢固。行事应当以忠和信这两种道德为主。不要和不忠不信的人交朋友。有了过错，要不怕改正。”

【原文】

1.9　曾子曰：“慎终追远[1]，民德归厚矣[2]。”

【注解】

[1]慎终：指对父母之丧要尽其哀。追远：指祭祀祖先要致其敬。

[2]民德：指民心，民风。厚：朴实，淳厚。民德归厚，指民心归向淳厚。

【译文】

曾子说：“谨慎地对待父母的丧事，恭敬地祭祀远代祖先，就能使民心归向淳厚了。”

【原文】

1.10　子禽问于子贡曰[1]：“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2]？”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3]？”

【注解】

[1]子禽：姓陈，名亢，字子禽。子贡：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比孔子小三十一岁。

[2]抑与之：抑，反语词，可作“还是……”解。与之，（别人）自愿给他。

[3]其诸：表示不太肯定的语助词，有“或者”“大概”的意思。

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

【译文】

子禽问子贡说：“夫子每到一个国家，一定听得到这个国家的政事。那是求人家告诉他的呢，还是人家主动说给他听的呢？”子贡说：“夫子是靠温和、善良、恭敬、节俭和谦让得来的。夫子的那种求得的方式，大概是不同于别人的吧？”

【精读《论语》】

圣贤的风采和境界

本章是通过子禽与子贡的问答，从侧面反映出了孔子光辉的人格。子贡对孔子的评价中，带有学生对老师的敬仰之意，却也客观地道出了孔子修养境界的高低。看似简单的五个字，却是儒家做人做事的精要所在，孔子也是基于此才取信于各诸侯国的。

“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提出了孔子在周游列国时是“问政”还是“闻政”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政治和政务本身就是国家的核心问题，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存亡，以及人民大众的生产、生活，与每个人都有关联。所以，各国政治及经济情况，被不少统治者视为国家机密，一般人很难与闻。孔子所到之处，却能很快了解到各国的政治动向，子禽很奇怪，故有此问。子贡没有正面回答子禽的问题，而是描述了夫子的人格风采，从另一个侧面给出答案。

从孔子一生的行踪和言论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学者、思想家，还是一个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他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改变社会现状为己任，试图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为此，他不辞劳苦，不避艰险，周游于列国，在传播自己思想的同时，渴望得到一个执政的机会，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是，有愿望是一回事，愿望能否实现是另一回事。因为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夫子必须得到国君的认可，获得推行政治主张的地位和机会。让国君以国相托，委以重任是很困难的，历史上没有几个人能做到，孔子在这方面也是失败者。

孔子虽然没有得到的执政机会，但是所到之处，全面充分地了解一国国情则是轻而易举的。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了，要不然子禽也不会发出惊叹之问。子贡的回答很妙，“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这就是孔子得以“闻其政”的主要原因。子贡认为，夫子的人格已经达极高的境界，各诸侯国的君主，不管对他的政治观点赞不赞同，但对他积极求治的善意，还有他的崇高品德是高度赞同的。所以，这些国君对孔子是高度信任的，愿意向他公开国家机密，乐于和他探讨如何安邦定国。孔夫子得闻各国政务，了解各国实情，靠的是做人的修养。

孔子的这一境界，提醒我们要注重个人修养。当你的人品道德得到广泛认可的时候，就能得到上层人士的高度认可，因此你就有机会了解更多、更深的鲜为人知的国家秘密和高层内幕，能够看清这个社会权力运作的本质，了解国家或组织生存发展、强盛衰亡的真正原因，获得更高的智慧。如果你对这些深层次的东西一无所知就奢谈治理国家，无疑是空口白话。

【原文】

1.11　子曰：“父在观其志[1]。父没观其行[2]。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注解】

[1]其：指儿子，不是指父亲。

[2]行（xínɡ）：行为。

【译文】

孔子说：“当他父亲活着时，要看他本人的志向；他父亲去世以后，就要考察他本人的具体行为了。如果他长期坚持父亲生前那些正确原则，就可以说是尽孝了。”

【精读《论语》】

如何才算是孝子

在本章中，孔子主要讲了孝顺父母的方法。为人子女者，必须尽孝，对于父母的优点应尽量多学习，遵从父亲的指导。当然了，应当有选择地学习和遵从，不能一味顺从，那是盲从。为人父者，也不一定事事皆对，做子女的也要懂得择善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才是真正的孝。

“父在，观其志”，是说做儿子的要以父亲为尊，不得擅作主张，应当跟着父亲好好学习。了解家族传统，有继承父辈美德的志向，就算是一个有孝心的人。对此，大家应当有着正确的认识，不能对自己的父亲盲从，传承的应该是父辈的优良传统，否则就不再是孝顺了。在春秋之前，人们学习知识的渠道极为有限，向父辈学习几乎是唯一的途径，所以孔子才有这个说法。当今社会，可资学习的途径大增，这里我们应该对孔子所言的原则加以变通，把学习前人一切优秀成果、树立高尚和远大的志向视为行孝，才是最合适的。

“父没，观其行”是在要求为人子者应言行合一，保证孝行的前后一致。父母去世，没人管教的时候，一个人的言行完全出于自主，其言其行如果一如父母在世一般，此人必定是个孝子；如果父母过世不久，言语行为就严重违背了父母生前的意愿，这个人肯定不算是孝子。比方说，有些人在父母过世之后，因失去家庭的约束肆意妄为，就算父母在世时他再孝顺，其本质上也是个不孝之子。历史上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杨广，这位隋朝的亡国之君，在父皇杨坚在世时，掩饰本性，处处表现出节俭、朴素和低调，以讨得父母欢心。在登基称帝以后，杨广本性大暴露，一改先前风格，骄奢淫逸，好大喜功，残暴荒唐，成为历史上暴君的代表。现实中，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所以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在古代有守孝的说法，倘若父母去世，不管身在何处或身居何职，都应回家为父母守孝三年。在这期间，做儿子的应当谨慎地按照父母的意愿行事。倘若发现父母给自己制订的行为准则出现了错误，也不要急着提出来，应当慢慢地改，不能一下子就掀翻父母的理论，这才是孝子所为。其实，有些事情是勉强不来的，即便是父子之间也是各有其志。虽然古时的生产力水平不高，子承父业也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但也难保有人不会跳出家族的禁锢而另谋生路。此时，他们虽然改了“父之道”，只要心里对父母的意志保有足够的尊敬，也不算是不孝。

此外，这句话还可理解成做儿子的应当将父亲手中的旗帜接过来，完成父辈们未竟的事业，替他们担起应尽的责任，不能父亲一死就什么都不管了，这也是不孝。比方说，古时太平盛世的皇帝在各个方面的政策都很不错，倘若他离开了人世以后，新即位的儿子大改其道，搅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这就违背了父亲的意愿，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也是不孝。

任何事物都是由量变到质变才完成进化的，想要做个孝子也是如此，只有将自己的孝心体现在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中，才是真的孝顺父母。而且，真正的孝子，不论父母生前还是死后，他们对父母的恭敬和教诲都不会忘记。因为父母活在他们的心中，他们对父母的孝顺是从心底发出来的，从不敢忘却。

【原文】

1.12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1]，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注解】

[1]先王之道：指的是古代圣王治国之道。

【译文】

有子说：“礼的功用，以遇事做得恰当和顺为可贵。以前的圣明君主治理国家，最可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做事，无论事大事小，都按这个原则去做。如遇到行不通的，仍一味地追求和顺，却并不用礼法去节制它，也是行不通的。”

礼之用，和为贵。

【精读《论语》】

为什么要强调制度

礼是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一种规定，它可以协调各成员间的关系，保证社会秩序的正常。古代的“礼制”已经消亡，但礼的精神却一直存在。用现代的话讲，“礼”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内部的各种规章制度；二是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尊卑等级，以及与这种等级相关的行为规范。这个东西，在任何社会和历史时期都是客观存在的。从根本上讲，法律也是在礼制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制度形式。在现代，我们都知道制度的重要性，由此可以想象，礼在维护古代社会秩序方面的重要意义。倘若人人都不讲礼，社会必然发生混乱。因此，主政者有必要强调礼制，以此来保证社会平稳有序的发展。

上面所述，讲的是“礼”外在的约束作用，至于“礼”的内在目的，有子说得很清楚，那就是“礼之用，和为贵”。在有子看来，推行“礼”的目的，在于追求社会和谐。这个和谐，既包括国家与民众的和谐，也包括君臣关系、官民关系的和谐，更包括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儒家先哲看来，“和”的本质就是关系的协调，是人们宽容和理性的体现，只有保证和睦的社会关系，才真正有利于社会的生存和发展。

其实，和谐的社会环境与和睦的人际关系对于人们的生存和发展非常重要。从古至今，因国界、种族、宗教和经济利益而引发的冲突，或是思想及语言上的不同而引发的歧义，甚至是因家庭、财产、感情等诸多问题引起的争议等，都是不和谐的表现。而和为贵的观念，对匡正这些弊病，缓和各阶级之间的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平衡，有着不小的作用。人们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礼”制，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

古时圣明的君主在治理国家时，都是按照“礼”的要求来操作，所有的事情都遵循着“和”的原则去处理，所以才会出现太平盛世。倘若逆道而行，没人遵守礼节，到处充斥着违规和犯罪，社会将会陷入混乱，哪里还有稳定和谐可言，更不要说什么太平盛世了。说白了，“礼”在这里就是社会的软件，规定着社会方方面面的秩序，把各种或平等或不平等的关系糅合到一起，并保证它们之间的有序协调。作为国家、社会、组织各种制度总称的“礼制”，在整个社会上起着约束人们行为的规范作用。

只有全面彻底地推行“礼制”（各种制度），才能达到社会大治的目的。无论是片面执行或是有选择地执行，都会导致礼制的破坏，最终影响到社会稳定。在诸多破坏制度的行为中，有一点要特别注意，那就是以“和”的名义破坏制度。我们前面谈过，推行“礼制”的目的是营造“和”，但是，却不可以为了“和”而破坏制度。

大家应当注意，“和”的适用范围和对象是有限制的，并不是无止境的。在亲人、朋友、同事之间，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往来，以和为贵自是非常重要。但是，在面对一些穷凶极恶的歹徒时，你若想与他们讲和为贵也行，不过得让他们先放下手中的屠刀，愿意改邪归正，同时愿受“礼”的限制才可以。否则的话，和为贵只是一种泛泛之谈，甚至会变成一种无原则、无是非的纵容。在这种情况下，真理与谬误、正义与邪恶等本身的矛盾就是不可调和的，若是再将它们混淆为一体，社会还是会乱套的。另外，为了小集团的利益，违背制度与少数人讲“和”，也是违背原则、破坏制度的行为，是不守“礼制”的行径。对这些打着“和”的旗号破坏制度的行为，要看清并予以抵制。唯有此，才能真正维护制度的严肃性。

【原文】

1.13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1]；恭近于礼，远耻辱也[2]；因不失其亲[3]，亦可宗也[4]。”

【注解】

[1]复：实践，履行。

[2]远（yuàn）：使远离，可以译为避免。

[3]因：依靠之意。

[4]宗：主。可宗，可靠。

【译文】

有子说：“约言符合道德规范，这种约言才可兑现。态度谦恭符合礼节规矩，才不会遭受羞辱。所依靠的都是关系亲密的人，也就可靠了。”

【原文】

1.14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1]，可谓好学也已。”

【注解】

[1]有道：指有道德、有学问的人。正：匡正，端正。

【译文】

孔子说：“君子饮食不追求饱足；居住不追求安逸；对工作勤奋敏捷，说话却谨慎；接近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并向他学习，纠正自己的缺点，就可以称得上是好学了。”

【原文】

1.15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1]’，其斯之谓与[2]？”子曰：“赐也[3]，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4]。”

【注解】

[1]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出自《诗经·卫风·淇奥》篇。意思是：好比加工象牙，切了还得磋，使其更加光滑；好比加工玉石，琢了还要磨，使其更加细腻。

[2]其：表测度语气，可译为“大概”。

[3]赐：子贡的名。孔子对学生一般都称名。

[4]来者：未来的事，这里借喻为未知的事。

【译文】

子贡说：“贫穷却不巴结奉承，富贵却不骄傲自大，怎么样？”孔子说：“可以了，但还是不如虽贫穷却乐于道，虽富贵却谦虚好礼。”子贡说：“《诗经》上说：‘要像骨、角、象牙、玉石等的加工一样，先开料，再粗锉，细刻，然后磨光’，那就是这样的意思吧？”孔子说：“赐呀，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经》了。告诉你以往的事，你能因此而知道未来的事。”

【原文】

1.16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译文】

孔子说：“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应该担心的是自己不了解别人。”

孔子教育学生要耐得住寂寞，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怨天尤人上。

为政篇第二

【原文】

2.1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

【注解】

[1]北辰：北极星。共（ɡǒnɡ）：同“拱”，环绕。

【译文】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孔子说：“用道德的力量去治理国家，自己就会像北极星那样，安然处在自己的位置上，别的星辰都环绕着它。”

【精读《论语》】

以德服人

以德服人是指领导者以良好的德行使下属归顺、服从于自己的管理。这种以道德力量感化人民的政治手段，是孔子以礼治国的重要政治主张。“为政以德”的主张，无论是在处理国家政务方面，还是一般的人事管理方面，都有着同样积极的意义。

“以德为政”，若是从字面上看，只要掌握好“政”和“德”字，这句话还是很容易理解的。“政”不仅指政治行为，也指管理一个团体或组织，甚至是一个国家。“德”字也不是笼统指代道德，也可以将其理解成“良好的德行和思想”。因此，这句话按照现代的解释还可以翻译成：作为一个领导者，若想管理好一个团队或者国家，应当有着良好的德行，成为下属们的表率，才能将他们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是孔子打的一个比方。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施行“德”政的人，就像天上的北极星一般，受到满天星辰的拱卫。在古人的眼中，北极星就是宇宙的中心，除了能够用它辨认方向以外，所有的星辰都以它为中心。“居其所”则是指代领导者不能不胡乱指挥，待在自己该待的位置，明白自己的职责范围。

而作为一个领导者，如何才能达到北极星的境界，让自己的追随者心甘情愿地跟着自己呢？这还得先从“德”入手。自古至今，无论是古时贤能的王侯将相，还是现代企业的优秀管理者，大都是严以律己之人，对自身的品德修养极为重视。比方说，当年的刘备若是从客观上分析，他的军政才干与曹操相比要差上不少，但是他在颠沛流离中招揽到了诸葛亮、关羽、张飞以及赵云等文武之才；在入川前后得到了黄忠、魏延、法正、黄权、李严卓异之士，在这些人的帮助下，他得以由一个卖草鞋的小贩奋斗至三分天下的蜀汉皇帝。他的成功，就是典型的“以德服人”。刘备的做法，倘若放到现代的企业管理上，依然适用。

要做到以德服人，还需强调个人的人格魅力。比方说，作为领导者除了应当有明确的目的外，还应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以及创新意识和合作精神，对周围的人产生影响，让他们自愿跟随你打天下。对于现代领导者而言，以良好的德行让下属信服，也能使自己的管理更具权威性和号召力，大大降低工作上的阻力。此外，对于有些领导者而言，有些人觉得“法治”比“德治”更重要，会过多地强调“法治”，而轻视了“德治”，甚至还否定了“德治”，结果陷入管理的危机之中。

总之，以德服人是孔子一贯的政治主张，也是做好领导者的大智慧。我们应当明白，“德”的具体内容就是儒家提倡的仁义。若是领导者施行仁义，自己的下属也必会成为有德之人，这种以道德的力量进行的管理，是较为完美与和谐的方式。

【原文】

2.2　子曰：“《诗》三百[1]，一言以蔽之[2]，曰：‘思无邪’。”

【注解】

a《诗》三百：《诗经》中共收诗三百零五篇。“三百”是举其整数而言。

[2]蔽：概括。

【译文】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孔子说：“《诗经》三百多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纯正’。”

【精读《论语》】

诗歌的教化作用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在古代，人们不是把它当作纯粹的文学作品，而是人生和社会教育的教科书。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第一次将文学与政治联系到了一起，提倡用诗来教化民众，移风易俗。

“思无邪”三字，是孔子对《诗经》评价，他认为，《诗经》中的诗歌表达了一种纯正、无邪的思想。而统治者则要善于用《诗经》这样的思想，用之于政务治理，从而让政治走上仁道，让民众归于正道。古人对《诗经》的认识，与现代人有所不同，比如，现代人把《关雎》视为一首纯粹的爱情诗，而古人则认为，水禽“雎鸠”生来有固定的伴侣，不与其他鸟儿相乱；雌雄常相并游，却不狎昵。这种行为合乎夫妇（妃匹）的正当礼仪。所以，匡衡说：“臣闻之师曰：‘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源。’”再如《燕燕》一诗，描写一位女性身遭不幸，而心意不改。其中“终温且惠，淑慎其身”一句，为儒家重视，被解读为“在人的生命中，道德和礼义应占据根本地位”。可见，所谓诗教，乃是儒家发挥诗义，阐明社会、政治、人生的根本意义的重要教育手段。正因为如此，后世统治者无不关注这部经典，并用它作为治理政务的依据。

诗教既具有思想教育的意义，也有阐述君臣之道的价值。据《礼记·经解》记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说：“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此一经以《诗》化民，虽用敦厚，能以义节之。欲使民虽敦厚不至于愚，则是在上深达于《诗》之义理，能以《诗》教民也。”也就是说，如果统治者以《诗经》教民，民性就会敦厚，即便是针对统治者的弊政，也会尊重君臣大义，采用温柔的诗歌加以讽谏，而不是直接和激烈地揭露批判。通过采风观诗，统治者就能了达民情，及时调整相关政策，关爱民生。如此，就会建立起君民和君臣关系的和谐。

这种倡导“思无邪”和温柔敦厚的儒家传统诗教，在古代中国长期发挥作用。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使节来往频繁，细读史籍不难发现，《诗经》中的诗句，是各国君臣交流的重要工具。可见，当时各国，都进行过较为普遍的诗教。《诗经》中思想、语言和事例，成为当时各诸侯国之间交流的共同理念和交际工具。从汉代起，《诗经》就开始被选作学校的教材，甚至有些学者的童仆和婢女都能熟读《诗经》。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级学校都要求学生学《诗经》，在贵族子弟中，读诗写诗风气颇为盛行。以后，到明清时期，各代统治者无不重视《诗经》，倡导诗教。以致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成为中国社会的深厚传统。

【原文】

2.3　子曰：“道之以政[1]，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2]；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

【注解】

[1]道：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引导的意思，一说是领导、治理，与“道千乘之国”的“道”相同。此从后解。

[2]免：免罪、免刑、免祸。

[3]格：纠正。

【译文】

孔子说：“用政令来治理百姓，用刑罚来制约百姓，百姓可暂时免于罪过，但不会感到不服从统治是可耻的；如果用道德来统治百姓，用礼教来约束百姓，百姓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会纠正自己的错误。”

【精读《论语》】

礼制与法治的区别

孔子在本章中提出，刑罚只能避免人们犯罪，并不能让他们生出犯罪可耻的心理。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荣辱观，光靠政令和刑罚是确立不起来的。但是，若是用道德诱导人们向善，用礼制统一人们的言行，老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还能恪守正道，民心归服。这两种方法比较起来，道德教化和以礼治国要比苛政刑罚高明许多。

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下“德”和“礼”，“德”这里应该理解为道德自律，是人们内心的一种行为准则，时刻都在约束着自己。“礼”是社会规范，是对人们的行为和相互关系做出的种种规定。因此，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在治理国家时，若是用礼仪道德规范人们的言行，老百姓就会心甘情愿地服从于统治者的管理，不会生出二心。

孔子在此强调“以德治国”的思想，重视道德修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在我国政治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几千年来，中国历代君主虽然都采用“儒表里法”治国手段，但无论如何，对道德价值的宣讲和践行，对社会的稳定和人际的和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虽然有人认为孔子忽视了政令制度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但德治的理想高于法治的境界则是不争的事实。倘若将他以德治国的思想放到现代，然后再与法制制度相结合，二者相辅相成，其效果当然会更好。

在周天子统治的时期，社会运转主要是靠礼制加以约束的。但是，到了孔子生活的时期，礼制基本上已经是名存实亡。再加上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纷纷颁布了繁苛的政刑，很少有人会用礼制安邦。但是，光有政刑，却不能教化民众，没有政刑更是无法管束民众。因此，孔子的这套理论确实不错，但因礼制烦琐而难行得通。所以，在企业乃至社会中，汲取礼制的合理成分，简化程序，并确保其严肃性，还是有极大价值的。

孔子曾与卫国的大夫孔圉讨论过治国之道，孔子说，用礼乐统治黎民百姓就好像用缰绳驾驭马匹，骑马的人只要握住缰绳，它们就知道怎么跑了。用刑罚统治老百姓，就好比拿鞭子驱赶它们一样，很容易失去控制，令骑马者受伤。当时，孔圉提出疑问，只有缰绳，没有鞭子，马儿怎么会怕人呢？若是这样的话，马儿反而会越跑越慢。若是对他们的这段对话加以仔细分析，大家不难看出，孔圉主张以刑罚为主，礼乐为辅；而孔子则主张礼制，反对刑罚，体现出了其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孔圉的主张似乎更为合理一些。不过，孔子的主张也并非没有道理，若是老百姓都接受道德礼乐的规范，严格要求自己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社会自然会太平无事。

总之，在本章中，孔子的观点还是十分明确的。若是统治者以德和礼治国，就能得到百姓的认同和亲近，整个国家的凝聚力也会提升不少。倘若利用刑罚和政令治理国家，虽然也能相安无事，但是民众对国家的感情却很淡，缺少相应的凝聚力。而最理想的政治形态，莫过于“礼乐刑政”的统一，才是最完备的治国方针。

【原文】

【注解】

[1]有（yòu）：同“又”。古文中表数字时常用“有”代替“又”，表示相加的关系。

[2]立：站立，成立。这里指立身处世。

[3]耳顺：对于外界一切相反相异、五花八门的言论，能分辨真伪是非，并听之泰然。

【译文】

2.4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1]，三十而立[2]，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3]，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十五岁立志向学，一生修身立德，最终达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

孔子说：“我十五岁立志学习，三十岁在人生道路上站稳脚跟，四十岁心中不再迷惘，五十岁知道上天给我安排的命运，六十岁听到别人说话就能分辨是非真假，七十岁能随心所欲地说话做事，又不会超越规矩。”

【精读《论语》】

在追求中完善自己

在本章中，孔子阐述了道德修养的过程在于不断地进取和完善。他在叙述自己一生的经历时，体会到了道德修养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能一下子就完成，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锻炼，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且，道德的最高境界是思想和言行上的融合，发自内心的自愿去遵守道德规范，而不是违背心意地勉强去做。另外，孔子这些做人做事的经验，也是想让后人拿来借鉴，给他们指明正确的修道之路。

“吾十有五志于学”，是说孔子十五岁的时候就立志做学问了。当时，男子十五岁就属于成人了，也是人们开始懂事的开端。而且，从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是人们获取知识的黄金时段，此时立志向学，也是做好的选择。

“三十而立”，经过十五年学习和磨砺，到了三十岁才算有点儿成就。在孔子眼中，自己二十岁的时候还属于“不知礼，无以立也”的阶段。直至三十岁时，才学成知礼，得以立身。这也就是说，通过十五年的学习，他才算确定了自己的人生观点，明白了做人处世的道理，以及安身立命的行为准则。不过，这时虽然得以立身，但是还存有怀疑，思想上容易出现摇摆。在现代，此句大多被理解为开始创立自己的事业，这与孔子的意思完全是两回事情，大家应当有所区分。

“四十而不惑”，这句话是紧承上句而言的，也就是说又过了十年，到了四十岁的时候，才确定了自己坚持的观点和准则，按照既定的人生理想努力前行。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有着明确的行为准则，以及判断是非的标准和处世原理，不会再出现犹疑不定的现象了。不过，做到这一步只是对人生的一般性理解，若想做到更好，还需要继续努力才行。

“五十而知天命”，到了五十岁时，方知天命，此时他才真正了解自己到底能做些什么。在他看来，天命不仅是一种未知的存在，还有着一定的合理性，自己既然没有能力改变这种天命，就应做好今生该做之事。“五十而知天命”属于人生思想上的理解了，要比“不惑之年”的理解深入许多。

“六十而耳顺”，到了六十岁时，才能辨明善恶是非。另外，大家应当注意，此处的耳顺并不是生理上的问题。孔子的意思是说，自己从十五岁开始学习做人处世，好话坏话都听了不少，到了六十岁的时候，才不会因为这些话而喜怒无常，真正做到明辨是非和内心的平静。到了这个境界以后，遇事才会有着镇定自如的表现。

“七十而从心而欲，不逾矩”，又经过了十年的洗礼，孔子才算如愿到达了“从心而欲”的境界。然而，“从心而欲”并不代表着自己可以随便胡来，也是有限制的，即“不逾矩”，这个规矩就是“礼”。在孔子看来，人的行为应当受到“礼”的约束，即便是自由也不能超越礼制，进而衍变成无止境的欲望。只要自己的言行合乎礼制，看透人生世相，做到无欲无求，这种境界才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

儒家士子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民“安居乐业”，世界上几乎所有优秀的政治家都为这四个字而努力过。孔子这些话，是为了告诫后学，道德修养的过程是很漫长和艰难的，只有在工作中多多体会，才能真正理解为人之道和为政之道，修成君子。

【原文】

2.5　孟懿子问孝[1]，子曰：“无违[2]。”樊迟御[3]，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注解】

[1]孟懿子：鲁国大夫，姓仲孙，名何忌。懿，谥号。

[2]无违：不要违背礼节。

[3]樊迟：孔子的学生，姓樊，名须，字子迟。御：驾车，赶车。

【译文】

孟懿子问什么是孝道。孔子说：“不要违背礼节。”不久，樊迟替孔子驾车，孔子告诉他：“孟孙问我什么是孝道，我对他说，不要违背礼节。”樊迟说：“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父母活着的时候，依规定的礼节侍奉他们；死的时候，依规定的礼节安葬他们，祭祀他们。”

【原文】

2.6　孟武伯问孝[1]，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2]。”

【注解】

[1]孟武伯：上文孟懿子的儿子，名彘（zhì），“武”是谥号。

[2]其：指孝子。

【译文】

孟武伯问什么是孝道，孔子说：“父母只为孩子的疾病担忧（而不担忧别的）。”

父母唯其疾之忧。

【精读《论语》】

珍重自身就是孝

在这里，孔子强调孝顺的子女应当爱护好自己的身体，不要让父母为自己担心。同时，做子女的也应多关心父母的健康，以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其实，孔子说这句话的时候，还有着另外一层意思。他觉得真正的孝子，绝不会让父母为自己的言行忧虑，他们所担心的只能是自己的健康，而非德行方面的问题。因此，倘若在德行上没有问题的话，保证好自身的健康，就是在尽最大的努力孝敬父母。

“父母唯其疾之忧”句意直解，是父母最担心子女的健康状况。扩大理解，则是对儿女所有毛病心存担忧。据史载，孟武伯是孟懿子的长子，为人骄奢淫逸，有声色犬马等诸多切身之疾。孔子在此处的回答，意即为人子者若有诸多不义的行为，就是最大的不孝。他这是借孟武伯问孝之机，婉转地向他提出批评和教育。另外，还有人认为，孔子这里强调的是做子女的若是孝顺父母，就应多关心父母的健康。这种解释虽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通过对孟武伯的身份以及行事风格的了解，就会发现这种解释基本上是不成立的。

孝、悌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它是一种充满人性化的思想，将其引入到治理国家的方针中，就是“为政以孝”的观念。比方说，当政者应将关注子女身体健康问题，推而广之，扩大为关爱天下黎民，以慈父之心对待治下的民众，关心、担忧他们的健康和疾苦。后世称地方官为“父母官”，与这种思想不无关系。另外，还有相反的说法，说为政以孝是指官员当以孝子之心治理天下，对待治下的民众要想孝顺父母一样，但这种说法最后消亡了。为政以孝的观念，到唐宋以后就逐渐演变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的选官思想。上层统治者认为，倘若一个人真心孝顺自己的父母，做官后一定会以孝子之心对待皇帝和上级。

孔夫子对孝的解释，以及后世对这个观念的发挥，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迪。我们应该知道，珍爱自己，管理好自己，让自己有个健康的身心，父母就会少为自己操心，这便是孝了。而“为政以孝”的观念，提醒每位管理者，要关心爱护自己的下属和员工。如果以慈父之心对待员工，他们则将以孝子之心对待领导，这样，事业没有做不成的。

【原文】

2.7　子游问孝[1]，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注解】

[1]子游：孔子的高足，姓言，名偃，字子游，吴人。

【译文】

子游请教孝道，孔子说：“现在所说的孝，指的是能养活父母便行了。即使狗和马，也都有人饲养。对父母如果不恭敬顺从，那和饲养狗马有什么区别呢？”

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精读《论语》】

老有所养不算孝

现代人对父母最常用的一句话是“老有所养”，并且认为做到这一点就是尽孝了。但在孔子看来，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父母只有养，而没有孝敬的心，就与养些犬马没有区别。若是真心孝事父母的话，就不应仅停留在养的表面上，对父母的孝应当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敬爱，这才符合孝道。

从孔子所处的时代至今，人们所谈的孝多半是讲能够赡养父母而已。所谓赡养，就是指子女在经济上为父母提供一些生活必需品和费用的行为。也就是说，做子女的多数认为应当对父母承担着一定的经济责任，应在在物质上对父母进行帮扶。但是，这种行为缺少精神上和感情上的恭敬，因此并不能算作是真孝。孔子在提出这个观点后，论证极为简单，用一个类比而已——至于犬马，皆能有养。这句话是说，就算在家中养条狗或是养匹马都要把它们喂饱，对自己的父母若是只有表面上的养，和养些阿猫阿狗有什么区别呢？这一句话，有力地驳斥了“能养即孝”的观点。

那么，孝的真义是什么呢？“不敬，何以别乎？”由此告诫大家，孝敬父母，不但要承担着赡养父母的义务，还要充分的敬爱之心，“孝”的关键在于尽心尽力地满足父母在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方面的需求，对于年迈的父母，更应悉心地照顾。

如今的许多老人，虽然也是儿孙满堂，不愁吃喝穿用，可是儿女们常年在外东奔西跑的，不能陪在他们的身边，因此，他们渴望与儿女们团圆的心理十分强烈。此时，做儿女的就应多抽些时间去陪陪他们，而不是按月将赡养费打到父母亲的银行卡上。只给钱不看望或少看望，若是按照孔子的观点来看，那就是不孝了。

父母辛辛苦苦将孩子教养成人，儿女们孝顺父母也是天经地义。不过，大家不管走到哪里，都应在心理想着父母、敬着父母。趁着父母还健在的时候，多站在父母的角度想想，尽量让自己的父母生活得开心一些，以免留下遗憾。所谓“子欲养而亲不待”，千万不要等到父母去世以后才知道尽孝，到那时一切都晚了。

在本章中，孔子与子游之间的谈话，牵涉到的内容依然是“孝道”。不过，孔子在此处阐述的“孝道”，与前两篇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他在本章中强调，身为子女者不但要赡养好父母亲的身体，还要养好他们的心。只有心存尊敬与爱戴，才能给父母带去快乐和幸福。若是将这套理论套用到治理国家的方针中去，为政者不但可以让老百姓们吃饱穿暖，还能温暖百姓的心，让他们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

【原文】

2.8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1]。有事，弟子服其劳[2]；有酒食[3]，先生馔[4]；曾是以为孝乎[5]？”

【注解】

[1]色难：有两种解释，一说孝子侍奉父母，以做到和颜悦色为难；一说难在承望、理解父母的脸色。今从前解。

[2]弟子：年轻的子弟。

[3]食：食物。

[4]先生：与“弟子”相对，指长辈。馔：吃喝。

[5]曾：副词，竟然的意思。

【译文】

子夏问什么是孝道，孔子说：“侍奉父母经常保持和颜悦色最难。遇到事情，由年轻人去做；有好吃好喝的，让老年人享受，难道这样就是孝吗？”

【精读《论语》】

孝敬父母要和颜悦色

上一章中，孔子强调真正的孝应是对父母发自内心的敬爱；而这一章，他则强调行孝应当在表情上做到和颜悦色。从整体上看，这一章是对前一章的扩充，对孝道的阐述也因此完整清晰起来。

这里最重要的一个词是“色难”，其意思是指在侍奉父母的时候，想要长期保持着和颜悦色的状态很难。大家都知道，凡事都可以勉强，唯有面色不大容易伪装，因为人的神情是由心理决定的。只有对自己父母有着深切笃定的孝心，才会由衷地表现出愉悦和婉的神色。所以说，若能在父母面前一直保持着和悦的神色，就能算作真孝顺了。

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再加上日常事务烦扰，有时心情会很坏。这个时候，见到父母，态度不一定会好，脸色也不一定好看。当然，这并不是内心不孝。但话又说回来，即便你孝心再大，父母整天看着你烦躁不安的神情，看着你喜怒无常的脸色，恐怕也难以感受到你的孝心，心中自然也高兴不起来。这样，你的一片孝心就会打折扣，收不到应有的效果。所以，孔子认为，若是真心孝顺父母，不仅应对父母心存敬爱，态度恭敬和脸色的和悦也是十分重要的。这一点，对于性格急躁、反复多变的人尤为重要。当父母看到你的不安和烦躁，可能会认为你对他们不耐烦，心中怎么会高兴起来。如果他们对你有着深刻的了解，不认为你不孝，则会认为你遇到了大麻烦，自然会对你忧心不已，也不会快乐。因此，孔子的这个观点还提醒我们，在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最好不要去见父母，如果不可避免，应尽量调整好自己的情绪，以轻松和悦神情出现在父母面前，这样才能让他们安心愉悦。

另外，孔子还特别强调，若父兄有事，做子弟的帮忙代劳，为人子弟者有好的酒菜，请父兄先来享用，这些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并不能作为判断孝顺与否的标准。在前文中，子游向孔子请教何为孝道，夫子告诉孝在于内心的敬爱，而到了子夏请教孝道时，夫子则告诉他孝的关键在外形上和悦。子游与子夏都是孔子的得意弟子，在侍奉父母这方面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孔子此言也是怕他们对父母的敬爱之心不够恳切，才会有此种说法警示他们，让他们明白侍奉父母除了敬养于内，还应表现于外，不让父母亲有疑，才是真孝。

【原文】

2.9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1]，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2]，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注解】

[1]回：姓颜，名回，字子渊，孔子最得意的门生。

[2]退：从老师那里退下。省（xǐnɡ）：观察。私：私语，指颜回与别人私下讨论。

【译文】

孔子说：“我整天对颜回讲学，他从不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像个蠢人。等他退下，我观察他私下里同别人讨论时，却能发挥我所讲的，可见颜回他并不愚笨呀！”

【原文】

2.10　子曰：“视其所以[1]，观其所由[2]，察其所安[3]。人焉廋哉[4]？人焉廋哉？”

【注解】

[1]以：为。所以：所做的事。

[2]所由：所经过的途径。

[3]安：安心。

[4]廋（sōu）：隐藏，隐蔽。

【译文】

孔子说：“看一个人的所作所为，考察他处事的动机，了解他心安于什么事情。那么，这个人的内心怎能掩盖得了呢？这个人的内心怎能掩盖得了呢？”

【精读《论语》】

孔子的识人法则

知人是与人打交道的依据，也是一门极为高深的学问。孔子认为，不论是为人处世还是治理社会和国家，都不能不知人，知人虽然很难，但并不是没有办法。在这里，孔子便教给我们一套了解他人、认识他人的科学方法。孔子的这套方法，可以概括为“视”“观”“察”识人三部曲，具体说来，就是要想了解一个人，必须先看的他的言行，其次观察他做事的内在心理，最后确认他的价值取向和志趣所在。经此三步，就能对一个人做出较为彻底的认识和全面了解，使他在你面前无处遁形。

每个人的行为都不相同，有人为恶，也有人为善。若是真正了解一个人，就应先看他的行为表现。行善的就是君子，作恶的就是小人，按照这个标准，可以初步判定这个人的品行。这种方式只是从眼前之事分析，并不足以了解对方，只是从表面上知人识人，还应更进一步才行，这才是“视其所以”的本质。

所谓“观其所由”，是指观察一个人行事的动机和方法。观察为恶的人，看他是迫于无奈还是心存恶念，心存恶念就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多采用一些坑蒙拐骗的伎俩。至于行善的人也要分开来看，应当观察他是不是真心为善，是否诚实，以及他的目的何在。若是真心为善，就不会伪装，只是为了行善而没有别的目的。但若是假意行善，则是沽名钓誉之徒。这种方法是从较为长远的角度了解对方，要比前一步深入许多。

第三步是“察其所安”，要求我们要深入了解对方价值取向和志趣所在。若是以行善助人作为自己的价值观，这样的人就会真心喜欢行善，就不会有着过分的矫情，就是真君子。但若出于某种目的或形势不得不这样做，即便是行善，也非志趣所在，也不会乐于长期做下去，这种人便不是真正的君子。倘若能够看透别人内心的善恶以及志趣所在，也就达到了知人识人的最高境界。

孔子识人法，是对一个人从外看到内做全面的了解和深入的考察。即便他人的城府极深，极力想将自己的真实想法掩藏起来，只要我们耐心观察，照样能让他们无所遁迹，乖乖地现出“原形”。一般情况下，很多人都能做到前两点，可是这并不能真正地了解他人，只有把握其价值观，才能彻底地了解他。言语是最表面的东西，最不靠谱，就连日常的行为也只是初步判断的标准而已。了解到他人做事时的动机，已经能够较为准确地认识他人。如果能认准其价值观和志趣，当算是真正知人了。

对于为政者而言，“知人”的目的在于“善任”，只有“善任”才能使人才发挥出最大的潜能，做到人尽其才，保证国家的政策得以贯彻和落实。这就需要为政者必须具备知人的本领，在选人用人时都能量才使用，使客观需要与主观能力达到完美的统一。

【原文】

2.11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译文】

孔子说：“在温习旧的知识时，能有新的收获，就可以当老师了。”

【原文】

2.12　子曰：“君子不器。”

【译文】

孔子说：“君子不能像器皿一样（只有一种用途）。”

【原文】

孔子对弟子强调“温故而知新”的重要性。

2.13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译文】

子贡问怎样才能做一个君子。孔子说：“对于你要说的话，先实行了，然后说出来。”

【精读《论语》】

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在孔子的弟子中，子贡在“言语”一科中，这也说明了子贡本人在言辞方面是比较擅长的。子贡虽然善辩，但是也有言多失礼的地方。孔子在此处的这番言论，意在教育子贡，说得再好都不如做得好更让人信服，这也是孔子“因材施教”的典例。

“先行其言而后从”的意思是说，君子应先做后说，不能眼高于顶。说得再好而不付诸行动，属于本末倒置的行为，这种人永远也成不了君子。这些人大多是些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有点小成绩就沾沾自喜，进而说些大话空话，最终一事无成。在孔子眼中，君子就是有德行的人、为学之人。他们会先将自己的想法付诸于实践，等到自己成功之后，才会告诉别人自己当初的想法。比方说君臣父子之道，仁义礼智信之德，在讨论这些之前，只有自己先做到了，才能挺直腰板讲给别人听。有着这种先做后说的行为的人，就是实实在在的君子。

对言行次序，荀子作过总结，即：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也就是说只有能说能干的人，才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只要是自己提倡的，就应该事事走在前，干在前，身体力行，这样才能做好别人的表率。考察孔子本人的做法，不难发现，他在教育弟子的时候，就注意行在言先，所以，他的“身教”明显多于“言传”。

但是，如何才能做到敏于行而慎于言，成为真正的君子呢？首先应当避免说大话，以免放出去了豪言，到头来只是让人“虚惊”一场，光说不练可不是真把式。其次，注意保证自己的言行前后一致，倘若言行不一，也很容易失信于人，也不能成为真正的君子。话又说回来，若想保证言行的一致，还是等做了之后再说才是最保险的办法，即便结果不尽如人意，但也不会落得失信于人的地步。因为事实摆在眼前，就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在现在的社会中，大家可能经常会碰到一些能说会道的人，在初次接触的时候，大家可能觉得他们很不错，觉得对方挺会说话的，而且分寸也把握得很好。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对方只是嘴上功夫了得，若是论起实干的话，基本上就看不到他们的影子，这种人的行径就是巧言令色，与君子之为也相差甚远。

一个能说会道的人，有时固然能够受到大家的欢迎。但是，人活在世上，不可能靠耍“嘴皮子”生活下去，要能说更要会做、肯做，这样才是长久之计。孔子的这段话虽然是在教育子贡，其实也是在告诫为政者，应当多为老百姓做些实事，不要总是做些表文章，用些好话糊弄老百姓。只有做了才是最有力的证据，才能让老百姓信服。

【原文】

2.14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1]，小人比而不周。”

【注解】

[1]周：团结多数人。比：勾结。

【译文】

孔子说：“德行高尚的人以正道广泛交友但不互相勾结，品格卑下的人互相勾结却不顾道义。”

【原文】

2.15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1]，思而不学则殆[2]。”

学而不思则罔。

【注解】

[1]罔：迷惘，没有收获。

[2]殆：疑惑。

【译文】

孔子说：“学习而不思考就会迷惘无所得；思考而不学习就不切于事而疑惑不解。”

【精读《论语》】

学习与思考

孔子在本章中的观点十分明确，学习离不开思考，思考也不能脱离学习，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是学习的最基本方法。

在学习过程中，如果对学习的知识只知道死记硬背，而不去思考，那么，所学到的内容充其量只是一些文字堆积起来的符号而已。这种得自书本与老师的知识，如果长期不用，就不会加以思考，所以难以在大脑中形成稳固的知识结构，很容易忘记。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毕业几年以后，如果与所从事的工作无关，在高中和大学阶段所学的知识，几乎遗忘殆尽。从事文职工作的人，不要说微积分，就连高中阶段学习的函数都记不起来了。其次，所学知识如果不能思考其中道理，必将无法应用于生活。许多人理论上一大套，但缺乏深入思考，以至于在实践中相当笨拙，就是缺乏思考的缘故。所有的纸上谈兵者，都是学而不思造就的。学习之后，只有通过思考才能掌握其中精华，将多个知识点融会贯通，洞察事物的内在联系，形成自己的独到见解。也只有这样，才能把知识应用于实践，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可见，学习知识虽然很重要，但若缺乏相对应的思考，学到的只是一些死板的知识，很难在生活中应用，更勿论创新和发展了。

光学习不思考不行，光思考不学习也不行。思考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的养成离不开知识，需要以知识位作为思考的材料和对象，并以知识凝结作为思考的结果。倘若没有积累到足够丰富的知识，只是一味地冥思苦想，就好比没有加油的发动机在空转，不仅收不到任何效果，还可能带来危险。这种没有一定知识做基础的空想和瞎琢磨，就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样，既流不长远又长不大。不过思考也得建立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之上，才能有所收获。若是不经学习，只凭空思考，只是徒费精神。

在孔子看来，天下万物皆有其道理，只要用心体会，都能有所得。但在体会之前，必须先从这些事物中分辨出哪些是自己需要的东西，并对其加以学习，通过勤奋的实践，然后再从中有所悟道，这才叫学。等学到了这些道理以后，若是经过反复琢磨和研究，彻底了解了其中的精妙之处，就是思。学与思这二者缺一不可，若是只是埋头学习，而不去思索，永远都不会明白其中的道理，领会不到其精髓之所在，最终还是会迷惘不已。但是，若是每天都不去用心学习，只知道胡思乱想，最终只会落得个身心疲惫，终日惶恐不安。由此可见，学习的时候必须借助于思考，才能将所学的知识弄透彻；在思考之前得有一定的知识作基础，思索出来的东西才有价值。这两样无论是偏废了哪一个，都很难获得真正的学问。

在现代社会，为政者也需要通过不断地学习和思考，提高自己的修养，走出故有的狭隘经验的盲区，避免成为故弄玄虚的空想家。为政者只有在学与思的过程中，才能参悟为政之道，造福于一方的百姓。

【原文】

2.16　子曰：“攻乎异端[1]，斯害也已[2]！”

【注解】

[1]攻：做。异端：中庸的两端，指“过”和“不及”。

[2]斯：连词，这就、那就的意思。也已：语气词。

【译文】

孔子说：“做事情过或不及，都是祸害啊！”

【原文】

2.17　子曰：“由[1]！诲女，知之乎[2]？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注解】

[1]由：孔子的高足，姓仲，名由，字子路，卞（故城在今山东泗水县东五十里）人。

[2]知：作动词用，知道。

【译文】

孔子说：“由啊，我教给你的，你懂了吗？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智慧！”

【精读《论语》】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孔子在本章中阐明了对待学习时应当持有的态度，即“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反映出了孔子实事求是的科学求知态度。他觉得，对待任何事情都应谦虚诚恳，知道的就说知道，不能不懂装懂、自欺欺人。

子路其人，为人比较直爽，说话有点口无遮拦。孔子在此处与他的对话，也有些许的呵斥成分。这是孔子有针对性的教育，是他“因材施教”的又一例。

孔子告诉子路，做学问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千万不能不懂装懂，否则吃亏的还是自己。做学问应当保持着谦虚的态度，天下的知识何其丰富，没有哪一个人可以掌握所有的知识，总会碰到一些不懂的问题。人不懂并不可怕，也不可耻，但若不敢承认自己不知道的东西而强装知道，这就有些不知羞耻了。人们只有虚心地向别人学习，不耻下问，才能不断地进步。

做学问的过程中有许多困难，如我们很难分清自己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而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则是治学时最难的地方。在《庄子·齐物论》中有一段关于啮缺和王倪的问答，其中王倪的回答就很诚恳。当时啮缺一共问了王倪三个问题，第一个：万物是不是有着共同的标准？王倪答道：我怎么知道！第二个：你知道你不知道什么吗？王倪说：我怎么知道！第三个：万事万物均不相通吗？王倪依然答道：我怎么知道！对于这三个问题，王倪的答案都一样，均是不知。虽然他也想试着讲讲自己的看法，可他确实不知道，只有如实回答了。王倪虽然没有答上一个问题，但是他的诚恳却让啮缺兴奋不已，因为他知道王倪是真心向他求学的。曾有心理学家指出，那些平时动不动就喜欢说“我知道”的人，很不受欢迎，因为他们给人的感觉通常都比较虚伪、不真实。敢于说“我不知道”的人则显得诚实许多，也更受人们的欢迎。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孔子所以强调何为知与不知，就是为了能让绝大多数的人明白“学而知之”的道理。只有勇于承认自己的无知，才能看到自己的不足和疑惑，知道如何学习和质疑。而掩饰自己的“不知”，只会遮蔽住我们的双眼，失去对事物的准确判断，寻求不到真正的智慧。只有坚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学习态度，才能破除求学路上的重重障碍。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说起来相当容易，可是真要做起来的话却是难上加难。对于为政者而言，更需注意这方面的问题，虽然身处高位，但也不能事事尽知。因此，为政者在作决定之前，最好能够得到多方论证以后再行实施，减少犯错的概率。倘若为政者只凭主观臆断而无视他人的意见，就是对大众的不负责，实非合格的领导者。

【原文】

【注解】

[1]子张：孔子的学生，姓颛（zhuān）孙，名师，字子张。干禄：谋求禄位。

[2]阙疑：把疑难问题留着，不下判断。阙，通“缺”。

[3]尤：过失。

[4]阙殆：与“阙疑”对称，同义，故均译为“怀疑”。

【译文】

子张请教求得官职俸禄的方法。孔子说：“多听，把不明白的事情放到一边，谨慎地说出那些真正懂得的，就能少犯错误；多观察，不明白的就保留心中，谨慎地实行那些真正懂得的，就能减少事后懊悔。言语少犯错误，行动很少后悔，自然就有官职俸禄了。”

2.18　子张学干禄[1]，子曰：“多闻阙疑[2]，慎言其余，则寡尤[3]；多见阙殆[4]，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孔子教导子张为官要慎言慎行。

【原文】

2.19　哀公问曰[1]：“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2]，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注解】

[1]哀公：鲁国国君，姓姬，名将，鲁定公之子，在位二十七年，“哀”是谥号。

[2]错：同“措”，安置。诸：“之于”的合音。枉：邪曲。

【译文】

鲁哀公问道：“我怎么做才能使百姓服从呢？”孔子答道：“把正直的人提拔上来，使他们位居不正直的人之上，则百姓就服从了；如果把不正直的人提拔上来，使他们位居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会不服从。”

【精读《论语》】

任人唯贤才是关键

孔子认为，为政者，尤其是君主，在选拔人才时应唯贤是举，远离小人，树立起良好的道德标准，让老百姓真心顺服。孔子提出的这种治国思想，也为后世挑选官员确立了新的标准，即任人唯才与德。孔子在此处论政，其中心是用人的问题。

鲁哀公向孔子求教治国的方法，问他作为君主应当如何去做才能让百姓信服自己。其实，鲁哀公的这种疑惑也是历代君主最关心的事情。只有认真地看待这个问题，才能找到解决的方法，真正地理解孔子所给出的答案的含义。

孔子的答案简洁明了：“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他告诉鲁哀公，君主在用人之时，应当多任用和提拔那些贤能之人，这样一来，民心自然就能归顺了，国家也会得到安定和团结。作为君主，若是错用了小人，让一些心术不正之人得志，就是颠倒了用人之道，违背了人民大众的意志，自然会遭受到百姓们的非议。孔子的这一思想，成为后世君主选才治国的重要指导思想。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北伐中原，临行前上表嘱咐后主刘禅：“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诸葛亮的这一观点，正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孔子的这种政治主张，即便是放到现代，对提拔和任命官员依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考察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屈指可数的几个盛世，都与重用贤才有关系。众所周知的“贞观之治”，正是唐太宗君臣共同努力的结果。唐太宗即位后，先后任用了房玄龄、杜如晦为相，任命李靖、李、侯君集等人为将，任用魏徵等人为谏官，才造就了辉煌灿烂大唐盛世。“开元盛世”的出现，也是贤才治国的结果。唐玄宗任用姚崇、宋璟、韩休、张九龄为相，国家走向繁荣昌盛。后来，他任用欲壑难填、擅长玩弄权术的李林甫和杨国忠为相，不仅国家迅速走向衰落，而且酿成了安史之乱的滔天巨祸，几乎葬送了唐王朝。

在孔子看来，为政者若是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各种权术让百姓臣服于自己，是霸道而不是王道。在这种统治下，百姓只是迫于高压或摄于利诱不敢反抗，根本就不是统治者的长久之计。而王道，则是利用道德规范令百姓自然地顺从，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拥护，这样的国家才是稳固的。当时鲁国的政局混乱，朝政大权旁落，孔子也是借此婉转地指出了哀公的用人不当。

现实中，“举直错诸枉”的为政之道谁都明白，但要做到这一点却很少。领导者想要真正取信于民，让他们信服于自己的管理，就必须有切实的行动，真正重用那些正直的人，远离奸佞小人的蛊惑。只有这样，才能营造出清明的政治，保证社会的安定和民众的安居乐业。

【原文】

【注解】

[1]季康子：鲁大夫季桓子之子，鲁国正卿，“康”是谥号。

[2]以：通“与”，可译为“和”。

[3]劝：勉励的意思。

【译文】

2.20　季康子问[1]：“使民敬、忠以劝[2]，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3]。”

孔子委婉地告诉季康子，为政之道重在求诸自身。

季康子问：“要使百姓恭敬、忠诚并互相勉励，该怎么做？”孔子说：“如果你用庄重的态度对待他们，他们就会恭敬；如果你能孝顺父母、爱护幼小，他们就会忠诚；如果你能任用贤能之士，教育能力低下的人，他们就会互相勉励。”

【精读《论语》】

治理民众的三大要诀

季康子身为鲁国的正卿，是鲁国当时的三大权臣之一。他向孔子请教如何治理百姓，让百姓安心接受自己的统治。他问得比较具体，而孔子给出的答案也很有针对性，具体说来，就是要求为政者庄重肃穆、孝亲慈众、举善教不能三大要诀。作为领导者，如果做到这三点，百姓自然会不治而安。

作为执掌朝政的权臣，季康子管理民众，显然是很有阻力的，所以才问政于孔子。他想知道，为政者应当如何做，才能让百姓对自己恭敬、忠诚，相劝为善。当然，这不仅是季康子个人想知道的问题，也是众多统治者的共同疑问，因为他们不知道该从何处下手。

孔子的回答言简意赅，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他明确指出，要想让百姓恭敬，统治者必须“临之以庄”，意思是说，为政者在面对老百姓的时候，只有保持着庄重严肃的态度，才会赢得人们的恭敬。也就是说，若是想让别人尊敬你，首先你得尊敬别人才行，这是礼“上”往来。执政者应当起到模范带头的作用，以虔敬之心对待君主，以庄重严肃的态度处理政务，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之情，那么，老百姓自然会效仿，敬重执政者。

而要想让民众忠诚于政府，最好的办法是执政者的“孝慈”。领导者在生活中，若能做到孝顺父母，并以慈爱之心对待子女，并将此推及普罗大众，以仁慈之心关爱他们，没有任何的刻薄之情，那么，民众就会自然归附，并忠诚于自己的领导。也就是说，为政者若是能善待大众，其恩德之情也足能获取民心，百姓自然没有悖逆之心。

执政者都希望治下的民众团结向善，自强自立，要做到这点很难。孔子认为，只要执政者做到任人唯贤，选拔那些道德素养高的人为官，用心教育培养那些能力较差的人，就可能达到这个目的。试想，贤德之人日日精进并得到提拔，能力稍差的人也得到教育培养，这样就会形成相劝为善，携手进步的社会风气。

在本章中，季康子问得好，孔子回答得更好。在孔子的眼中，为政者若想让百姓对自己恭敬、忠诚和勤勉，为政者必须把握三大要诀，并从自身做起。也就是说，若想让老百姓对你恭敬，你必须有可敬之处才行；若想让老百姓对你尽忠，你得先是忠孝之人才可；若是想让老百姓勤勉互助，你得先营造出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才行。倘若做领导失职缺德，下面的人也会跟着做些坏事。正所谓，“上不正，下参差”，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孔子的这番言论，若是放到现代企业的管理中照样适用。比方说，现在许多公司的领导者都希望下属们有凝聚力，忠于公司，还能吃苦；希望下属们对自己恭敬，做到爱岗敬业，努力干好本职工作。但是，身为公司领导，你把下属当回事了吗？你对下属敬重吗？你是否让下属在工作中看到了自身的价值，感受到工作的自豪和归属感了吗？倘若这些你都做到了，那么，你所希望的一切都能实现。

【原文】

2.21　或谓孔子曰[1]：“子奚不为政[2]？”子曰：“《书》云[3]：‘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4]，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注解】

[1]或：有人。

[2]奚（xī）：疑问词，当“何”“怎么”“为什么”讲。

[3]《书》：指《尚书》。“《书》云”以下二句见伪《古文尚书·君陈》，略有出入，可能是《尚书》逸文。

[4]施于有政：“有”在此无实在的意义。

【译文】

有人问孔子说：“您为什么不当官参与政治呢？”孔子说：“《尚书》中说：‘孝呀！只有孝顺父母，才能推广到友爱兄弟。并把孝悌的精神扩展、影响到政治上去。’这也是参与政治，为什么一定要当官才算参与政治呢？”

【精读《论语》】

政治无处不在

孔子一直看重孝道价值，并把它提高到治国方略的地位，认为将友爱、孝顺之心延及社会事务之中，就是在完善政治。他指出，要是将家庭关系、朋友关系都处理好了，整个社会自然就会和谐，这也是参与政治的一种方式。在孔子眼中，孝亲也是为政，没有必要非去做官不可，政治是无处不在的。

当时的人都知道，夫子有着远大的理想抱负，因此对他不去做官心怀疑问。从客观上讲，他人有此问也很正常。当时的孔子早已年过不惑，学问也有所成，正是出来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时候。但是，由于鲁国执政者贪图权势，与孔子的为政之道格格不入，所以，孔子才没有机会入仕。针对孔子在此处的言论，朱熹解释说：“盖孔子之不仕，有难以语或人者，故托此以告之……”不过，这句话也从侧面反映了夫子渴望从政的热切理想。这句话同时也表达了孔子的某种自信，他认为个人只要有着高尚的道德，便同样能影响社会乃至政治。只是，这种参政方式有点特别而已。

借他人之问，孔子在这里阐明自己的政治路线，那就是引孝入政，以德治国。他引用《书》中名言，谈的是“齐家治国”的道理，认为只要将孝悌的精神延伸到各种事务中去，在工作上就能勤勤恳恳、努力上进，就是在为社会作贡献，等于参加了政治。这里，孔夫子将政治与道德放在了同一高度进行论述，并将道德视为政治的基础，并再次强调了为政应先做人，为政当先修德。

在孔子的眼中，“政”就是使不正的人归于正道，并以此推行于整个国家，使一国之人服从教化，才是为政。国是由家组成的，若是能管理好自己的家庭，保证家人遵纪守法，同样也是为政。这虽然是孔子借以自嘲的托词，但在道理上却没有任何问题。此语思想，与《大学》中“欲治其国者，必先齐其家”的说法是一致的。

自远古人类的群居到家庭的出现，再到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结合形成部落联盟，并最终发展成为国家，这所有的一切都是靠家庭伦理关系组成的。也就是说，国与家密不可分，只要有伦理关系存在的地方，就能找到政治的影子，这并不是哪个人随便就能改变的。而孔子正是看透了这一点，才会提出了以孝悌为基础的“仁政”，他希望能够通过个人的修养影响到自己的家庭，再由家庭推及到整个家族，最后延伸至整个国家。在众多小环境的影响下，国家便有望上轨道。

【原文】

2.22　子曰：“人而无信[1]，不知其可也。大车无[2]，小车无[3]，其何以行之哉？”

【注解】

[1]而：如果。信：信誉。

[2]大车：指牛车。（ní）：大车辕和车辕前横木相接的关键。

[3]小车：指马车。（yuè）：马车辕前横木两端的木销。

【译文】

孔子说：“一个人如果不讲信誉，真不知他怎么办。就像大车的横木两头没有活键，小车的横木两头少了关扣一样，怎么能行驶呢？”

【精读《论语》】

诚信比什么都重要

孔子认为，执政者能够得到百姓的信任，比什么都重要。诚信既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本，也是为政者取信于民的基础。为政者在百姓面前应当信守承诺，不能朝令夕改，否则所有的规定都会成为废纸，不会产生任何作用。倘若得不到人民大众的信任，再有才华的官员，也办不成任何事情。只有以诚信立身，才能做到公正无私、不偏不倚，取信于人，才能处理好政府与民众，以及民众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才是一个好的执政者。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诚信的美德是在生活中培养起来的一种信念，需要从小事做起，从点点滴滴中积累。说到言而有信，曾子作为孔子的得意弟子，在这方面做得就很不错。一天，曾子的妻子要去市场上买菜，他的儿子非要跟着过去，并且还哭闹起来，妻子没有办法就哄孩子说回来后给他杀猪吃。待到她从集市上回来后，曾子就真的去捉猪准备杀掉。妻子见状就阻拦道：“我只是跟孩子说说而已，当不得真！”但是，曾子为兑现妻子的承诺，坚持把猪杀掉了。这里，他用实际行动告诉人们应当谨守诺言，说到做到。

在孔子看来，不讲信用的人好比缺少铆钉的车子，难以行走天下。

为了阐明诚信的意义，孔子打了个比方，说一个人如果不讲诚信，就像车子上没有和一样，只有一个空架子，根本就无法行进。事实正是如此。西周时期，周幽王为博美人一笑，数次点燃烽火，戏弄诸侯，诚信品格丧失殆尽，最终招来亡国之祸。战国时期，齐襄公派连称等人去守卫葵丘，说好瓜熟蒂落时节就派人去接替他们。可是期限已经到了，齐襄公也没派人来去替换。朝中有人提醒齐襄公应派人前去接替连称等人，齐襄公也不肯。连称等人听说后十分气愤，便勾结公孙无知发动叛乱，杀掉了齐襄公。由此可见，一个人诚信与否，只会关系到他个人的命运，但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以及代表政府的官员，如果不守诚信，不仅会导致国破身死的悲剧，还可能会使社会陷入混乱和动荡。因此，执政者和政府官员应该把诚信视为生命，倍加珍视。

对一个人来说，信用是立身之本，守住了信用就等于塑造了自己的完美形象。对一个政府来说，公信力就是政府合法性所在，守住诚信，也就保证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守信之人总能用极其严格的要求对待自己，以极为负责的态度对待别人。只要是他们作出的许诺，就一定会说到做到，倘若让这样的人执政，老百姓能不拥护他、尊敬他吗？

总之，诚信无论是在古时还是现代都重要。身为执政者，只有做到诚信才能将国家治理好，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求。不仅如此，社会上各行各业都应以诚信作为基础，才能有着光明远大的前途。也只有将诚信作为一笔精神财富和优良传统，每个人能做到诚实守信，社会才会走向繁荣与安定。

【原文】

2.23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1]？”子曰：“殷因于夏礼[2]，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注解】

[1]世：古时称三十年为一世，一世为一代。也有的把“世”解释为朝代。也：表疑问的语气词。

[2]殷：殷朝，即商朝，商王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后来就称商朝为“殷”。因：因袭，沿袭。

【译文】

子张问：“今后十代的礼制现在可以预知吗？”孔子说：“殷代承袭夏代的礼制，其中废除和增加的内容是可以知道的；周代继承殷代的礼制，其中废除和增加的内容，也是可以知道的。那么以后如果有继承周朝的朝代，就是在一百代以后，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

【精读《论语》】

历史损益法

热衷政治的子张，向孔子请教如何预知未来，孔子告诉了他一个秘诀，那就是损益预测法。孔子认为，认真考察历史，就能从中发现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以此推演出未知的东西。历史上各朝代的政策虽然在变，只是在前代政策上有所损益，总有一些东西是始终不变的，并且，其核心的思想也是不会改变的。如果能够透过表象，看清社会政治的本质，就能对未来作出正确的预断。

在这里，孔子讲了这么一句话：“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意思是说，商代的礼法大多是沿袭夏朝的，其增减的地方，我们都可以通过考证而得知。周朝实行的礼法是在商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制度形式上的增减，也能通过考证而得知。由此可以推断，天道礼法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而有所变通，但其核心内容是不会改变的，无论是那个朝代当政，规律都是一样。按这个规律预测后世，即便是百代以后的事情，我们照样可以看得清楚。这个预知后世的方法，便是损益预知法，用较为现代的话说，就是遵循历史规律，预测未来。

这个理论具有一定的真理性，后来的历史确实能证明这一点。比如，汉承秦制，继承秦朝的一整套政治管理制度，包括中央的三公九卿制度和地方上的郡县制度，只是把秦朝严刑苛法和使民无度，改变为无为而治、休养生息而已，这样的扬弃，有变有不变，也就是有所“损益”，保留核心的、合理的制度，改革弊政，创造了西汉盛世。我们再往后观察，不难发现，唐朝全面继承隋朝制度，所变者只是统治者本身更为克制，治国更为爱惜民力。同样，宋朝对唐朝制度有继承也有变革，所变者是为了解决唐朝军阀割据和宦官专权的弊端。明朝对宋朝制度、清朝对明朝制度，都是略加“损益”，而以皇帝为首的中央集权制度、地方上的郡县制度、文化上大一统制度、外儒内法的治政制度，几乎都没有变动。同样，我们仔细观察从清末到民国，再由民国到现在，同样能够找到其间“损益”，并依照规律，去预测未来的政治走势。

另外，孔子的这种态度，含有一定的弘道意味。在孔子眼中，创制礼仪制度之人对文明的发展虽然有着突破性贡献，但是文明本身也离不开连续性的传承、累积和发展。在不同的时代，根据不同的国情，对礼制进行适当的增减，就是在弘扬为政之道，也是对前朝文明的继承。在他看来，一代代流传下来的典章制度，在每朝每代都有所增删，既不全面继承，也不全面废除，只要礼制的核心内容不变，就能预见出未来社会的运转模式。

【原文】

2.24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译文】

孔子说：“祭祀不该自己祭祀的鬼神，那是献媚；见到合乎正义的事而不做，那是没有勇气。”

【精读《论语》】

乱作为与不作为

在孔子看来，人在行事的时候有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不该作为时“乱作为”，一种是“当为不为”，这两种错误倾向，都是应该避免的。尤其是手握大权的官员，对这两种错误倾向要保持高度警惕，以免造成严重后果。

为了阐述这个观点，孔子结合了具体的情况，以“祭祀非鬼”和“知义不为”为例加以说明。“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意思是说，不是自己的先祖而去祭祀。作为古代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祭祀是国家和民众的头等大事，而祭祀，依礼应当祭祀自己的祖先和信奉的神灵。放着自己的祖先不祭，而去祭祀别人的祖先，肯定是为了向别人献媚，这就是该做的事不做，却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而“见义勇为”是一种美德，也是君子的义务，如果“见义不为”，便是放弃道义和职责，成为不仁不义之人。

从孔子的本意来看，这话应该是说给执政者听的。因为普通人胡乱作为与当为不为，只会对自己和周围有限的人产生影响，而执政者一旦行为失当，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譬如，当政者“所祭非鬼”，可能引起信仰混乱。在中国，统治者只有在屈膝投降之后才会祭祀别人家神灵，比如后晋石敬瑭称辽国皇帝为“父皇帝”，自己为“儿皇帝”，那就得祭祀“父皇帝”的祖先了。这种为私利而谄媚的行为，便是“所祭非鬼”。当然，当政者还有很多不应该胡乱作为的事情，比如，失信于民、任人唯亲、滥权残民、横征暴敛、穷兵黩武等，这些事情一旦做了，必然会导致国家混乱。

至于“见义勇为”，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明白，无需多说。孔子在此强调，已在告诉执政者，身在其位，应该勇于担当。比如，如果君主无道，做臣子的应该勇于进谏，不能怕丢官而阿附君恶，那就是为虎作伥，非但不勇，而且不仁；如果朝中有奸臣，忠义之士应该勇于弹劾，不能让恶人当道，否则就是好好先生，是乡愿之人，成为德之贼。还有，如果所做之事能利国利民，但有很大的阻力，也应该勇于推行，因为这是官员的职责所在，否则就是尸位素餐。当面对这些当为之事，缩头隐身，便是“当为不为”，其后果必然是正气衰退，歪风大盛，进而会导致社会黑暗，经济衰退。所以，面对合乎道义的正事，君子当勇于承担，奋力作为。唯有此，才是真正的勇者，真正的大仁大义。

孔子认为，见义而为，敢于驳斥小人，可以称之为勇。

孔子的这番言论，对现代社会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八佾篇第三

【原文】

【注解】

[1]季氏：季孙氏，鲁国大夫。

[2]八佾（yì）：古代奏乐舞蹈，每行八人，称为一佾。天子可用八佾，即六十四人；诸侯六佾，四十八人；大夫四佾，三十二人。季氏应该用四佾。

[3]忍：忍心，狠心。

【译文】

3.1　孔子谓季氏[1]，“八佾舞于庭[2]，是可忍也[3]，孰不可忍也？”

孔子闻季氏舞八佾于庭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孔子谈到季孙氏说：“他用天子才能用的八佾在庭院中奏乐舞蹈，这样的事都狠心做得出来，还有什么事不能狠心做出来呢？”

【精读《论语》】

僭越礼仪的危害

“礼”代表着一种修身与治国相结合的文化精神，它不仅是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具体体现，还是治理国家的重要依据。孔子一直主张以礼治国，即利用礼乐规范君臣和官民的行为，让每个人都各安其位，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尤其是作为下属，千万不能越礼行事，否则就是对君上的不敬，就是以下犯上的僭越行为。如果任由这种僭越行为泛滥，社会秩序必将受到严重破坏，社会将陷入混乱。

为了正确理解孔子思想，有必要对“八佾舞于庭”作出解释。在西周时期，贵族享用乐舞的等级，有着明确的规定，即：天子礼乐用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不得擅自越级。由于鲁国公侯是出自周王室的贵胄，可享天子礼乐，但因等级不同，同样有着严格的区别。如此一来，这句话的意思就非常明显了，作为大夫的季氏，竟然公开在家中使用天子礼乐，这种行为就是典型的无视王权和君权的僭越。因此，高度崇尚礼制的孔子才出奇地愤怒，发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呼声，要求严惩这种行为。

由于礼在政治运作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所以，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礼制，对于越礼行为严加惩罚，以保证政局和社会稳定。如果有做臣子的胆敢使用天子礼仪，那就是大逆不道，视同谋反。比如，西汉名将周亚夫就是因越礼招祸。周亚夫虽然贤能，并且立有大功，但由于对皇帝不够恭顺，所以汉景帝对他非常不满。汉景帝赏赐给他酒菜，桌上只放了一大块肉，但没给他准备筷子。周亚夫认为皇帝是故意难为自己，就生气地对侍者发火，这种失礼行为坚定了景帝决定除掉他的决心。后来，周亚夫的儿子给他买了五百件皇宫御用盔甲盾牌，准备将来给父亲殉葬。有人对周亚夫父子不满，就向皇帝告发周亚夫，说他购买兵器准备反叛。周亚夫本无反叛之心，但这种僭越行为却解释不清，对他心怀不满的汉景帝便借机将他下狱。作为一代名将，周亚夫不堪狱吏凌辱，在狱中绝食而死。再如唐代李辅国，仗着手握重兵，竟然矫诏率军软禁唐玄宗。后因拥戴唐代宗有功，对皇帝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他的僭越行为，令代宗忍无可忍，派人把他刺杀。

在国家政治上，如果没有礼制约束，就会发生职责不清、政出多门、执行不力、推诿扯皮等种种现象，严重阻碍政治秩序正常运行，使政府和社会陷入混乱。而且，上级的越礼行为，很容易被下级模仿，这会使秩序更加混乱，乃至崩溃。

孔子的这种思想，放到现在同样也很实用。作为古代特有的制度，礼制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礼制的精神仍有价值。现在，无论是政府、社会组织还是企业，都有着各种规章制度，明确各职各人的权责，这便是现代的“礼制”。只有严格遵守这些规章制度，组织和企业才能有效运作并产生效率，否则必败无疑。比如，作为员工或是中下级管理者，就应当服从上级的安排，不能越级行事，否则整个公司或者单位就要乱套了。而且，这种行为很容易被上级误解，严重影响事业发展。因此，无论是从政还是做公司职员，只有谨守本分，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才能受到领导的青睐，保证社会或工作的稳定。

季孙氏在自己家里用天子的规格奏乐舞蹈，这是典型的僭越行为。

【原文】

3.2　三家者以《雍》彻[1]。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2]’，奚取于三家之堂？”

【注解】

[1]三家：鲁国当政的三家大夫孟孙、叔孙、季孙。《雍》：《诗经·周颂》中的一篇，为周天子举行祭礼后撤去祭品、祭器时所唱的诗。彻：同“撤”，古代祭礼完毕后撤祭馔，乐人唱诗以娱神。

[2]“相维辟公，天子穆穆”二句：诸侯都在助祭，天子恭敬地主祭。见《雍》诗。相（xiànɡ），助祭的人。维，用于句中的助词，可以译为“是”。辟（bì）公，诸侯。穆穆，庄严肃穆。

【译文】

孟孙、叔孙和季孙三家祭祖时，唱着《雍》这首诗歌来撤除祭品。孔子说：“《雍》诗说的‘诸侯都来助祭，天子恭敬地主祭’怎么能用在三家大夫的庙堂上呢？”

【精读《论语》】

制度破坏者都没有好下场

春秋时期的鲁国，由“三桓”联合执政，轮流掌管鲁国大权达三百多年。在此期间，三桓之间争权夺利，大肆扩张封地，私自建造城池，将鲁国国君玩弄于股掌之间，僭越行为时有发生。比如，季孙氏公然在家庙中使用天子礼仪，孟孙氏、叔孙氏也不遑多让，在祭祀祖先之时，演唱只有天子才能唱的诗——《雍》。

历史上，像三桓这样的当权者总是利令智昏，做出不合身份的越礼之事。当时，他们觉得这样做对自己肯定是有利的，但事实上，这是一种短视行为，其僭越之举往往为他们的灭亡种下祸根。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而执政者的行为就是天下人的榜样。所谓上行下效，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关于这一点，最典型的实例当属曹操僭越，以及由此引发的朝代更迭。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曹操乘势挟天子以令诸侯，掌握了汉朝的实权。曹操虽然没有废掉汉帝，但在其生前已经僭越礼制，使用天子礼仪。此外，他的所作所为，完全不是一个大臣的应有的。比如，国家所有的军机要务，全部由他裁决，甚至皇上的私生活也得由他决定。他还先后杀掉董贵人、伏皇后，哪里有一点臣子之礼？所以，诸葛亮等人才说他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建安十八年（213年），他威逼汉献帝封自己为魏公，以封地为魏国，并在邺城建立魏王宫铜雀台，享有天子之制。同时，他上朝时“参拜不名、剑履上殿”。几年后，他又逼迫汉帝封他为魏王，并可以册立世子。他的种种僭越行为，为篡夺东汉政权做好了一切准备。所以，在他死后不久，其子曹丕便废汉献帝自立，建立魏国。

曹魏立国后，仅仅过了四十余年，司马氏父子便学着曹操的样儿，僭越礼仪，篡夺朝政，最终废掉魏帝建立晋朝。但晋朝建立过程中可耻的无礼行为，100多年后便被权臣刘裕效法。历史轮回的结果是，晋朝皇帝被废，刘宋建立。之后，萧道成、萧衍、陈霸先依样画葫芦，先后废掉了刘宋、齐朝和梁朝皇帝。

其实，仔细想想，他们以自己的贪欲僭越，也同样打开了下属们的欲望之门。当时机成熟，下属们自然会僭越礼制，满足权欲，且没有一点儿愧意。

若是按照现代观点来看，任何社会形态都存在着共同遵守的秩序、规范和礼仪，有些秩序和规范是强制性的，不能随意进行破坏。例如，如果企业领导带头破坏制度，下属和员工自然会群起效仿，制度荡然无存，效益无从谈起，企业最终亏损破产，受害的自然还是企业的领导人。

【原文】

3.3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1]？人而不仁，如乐何？”

【注解】

[1]如礼何：怎样对待礼仪制度。

【译文】

孔子说：“做人如果没有仁德，怎么对待礼仪制度呢？做人如果没有仁德，怎么对待音乐呢？”

孔子认为，礼之根本不在形式而在内心，治丧的核心是内心哀痛，而不是仪式上的面面俱到。

【原文】

3.4　林放问礼之本[1]，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2]，宁戚。”

【注解】

[1]林放：鲁国人。

[2]易：治理，办妥。

【译文】

林放问礼的根本。孔子说：“你的问题意义重大啊！礼，与其求形式上的豪华，不如俭朴一些好；治丧，与其在仪式上面面俱到，不如内心真正悲痛。”

【原文】

3.5　子曰：“夷狄之有君[1]，不如诸夏之亡也[2]。”

【注解】

[1]夷狄：古代中原地区的人对周边地区的贬称，谓之不开化。

[2]诸夏：古代中原地区华夏族的自称。亡（wú）：通“无”。

【译文】

孔子说：“夷狄有君主而不讲礼节，还不如原之地的没有君主而讲礼节哩。”

【精读《论语》】

文化是国家存续的命脉

孔子通过与“夷狄”的比较，阐述了“礼乐”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在他的思想中，“礼乐”代表的是文化制度，是一种规范人们行为的典章制度。在他看来，“夷狄”之族都是一些没有文化的人，不懂得礼仪。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很难长久生存的，更不值得赞许。诸夏之国因为有着“礼乐”文明的传统，即便是没有国君，也能靠这些典章制度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和发展，这要比只有国君而没有“礼乐”制度的“夷狄”之邦好许多。

后人对本章的理解，存在巨大的分歧。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诸夏不如夷狄；二是夷狄不如诸夏。这两种解释虽然截然相反，但却也各有道理，都能说得通。

第一种解释是指华夏诸国连“蛮夷”之邦都不如。在春秋时期，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统称为“夷狄”，都属于外族。可是，他们虽然身为“蛮人”，但还知道君臣有别，社会还算稳定。但是，诸夏之国却竞相践踏礼制，藐视王室，毫无国君之念。有诸侯胁迫天子的，有臣子专擅国政的，完全不讲规矩，无视礼乐的存在，更不要说什么君臣有别了。这种说法是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现实发出的感慨，意在指责诸夏之国僭礼的行为。

第二种解释是说蛮夷之邦虽然也有国君，但是他们不懂礼乐，还不如中原之国没有国君时安定呢！这种说法意在说明礼乐可以保证社会的稳定，阐述了礼乐在文明的传承中的重要性，本章译文按此解处理。在这种解释中，孔子依然将当时的夷狄视为野蛮和没有文化的民族，而华夏众国则是有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即使国家灭亡了，只要有文化和精神的存在，整个民族都会延续下去。倘若一个民族没有或失去了文化的传承，那么这个民族离灭亡也就不远了。其言下之意是说，道德礼义要比君主的存在更加重要。正所谓无“礼”不成章，无“礼”不成国。

其实，孔子用“夷狄”一词，并没有贬低各族的意思，他只是将其视为道德文化方面的代名词而已。也就是说，夫子将不太重视礼制的人叫作“夷狄”，将重视礼制的人叫作“诸夏”，与地域没有多大的关联。在他看来，一个不讲礼制的国家，人们就不会受到规范的约束，极易引起社会的动乱。没有共同道德规范、文化心理和民族信念，一旦动乱很难恢复。反过来看，倘若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自觉遵守礼制，有着共同信念，这个民族或者国家即便动乱，也很容易重建起来！

在本章中，孔子再次强调了“礼乐”对于一个民族的重要性，以及弱化礼乐会给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在他看来，一个不讲“礼”的国家和社会，是无法正常运转的。同时，作为现代人，大家也要多进行反思，我们一直声称自己为华夏子民，为礼仪之邦，可是究竟还有多少人真正地了解这些传统文化呢？倘若我们失去了这些文化的传承，我们的民族还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吗？还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吗？

【原文】

3.6　季氏旅于泰山[1]。子谓冉有曰[2]：“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注解】

[1]旅：祭山，这里作动词用。在当时，只有天子和诸侯才有资格祭祀名山大川。

[2]冉有：名求，字子有，孔子的学生，比孔子小二十九岁。冉有当时在季氏门下做事。

【译文】

季氏要去祭祀泰山，孔子对冉有说：“你不能阻止吗？”冉有回答说：“不能。”孔子说：“唉！难道说泰山之神还不如林放懂礼吗？”

【原文】

3.7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1]！揖让而升[2]，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注解】

[1]射：指古代的射礼。大射礼规定两人一组，相互作揖然后登堂，射完再相互作揖退下。各组射完后，再作揖登堂饮酒。

[2]揖：拱手行礼。

【译文】

孔子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与别人争的事情。如果有，一定是比射箭了。比赛时，相互作揖谦让后上场。射完后，登堂喝酒。这是一种君子之争。”

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精读《论语》】

君子不争，争则公平

在孔子看来，真正的君子应是胸襟开阔之人，不要拘泥于小事。真正的君子对自己有着很强的自控力，他们可以管住自己内心的欲望，可以随时享受来自生命本身的喜悦和满足。因此，他们不必再与他人争抢什么。若是非要分出高下的话，他们也会光明正大地与对方展开竞争，绝不会在暗地里给人“下绊子”，充分保证了竞争的公平性。

这里，核心的思想是君子不争。有人会奇怪，不争怎么会得到。关于这一点，子贡曾作过解说。当子禽问子贡，夫子是怎样得闻各国国情的，子贡答“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这句话中，得的对象是各国机密，但同样可以用到其他场合。也就说，孔子认为，对一个君子来说，根本没有必要去争，无论是财富、地位还是官爵，只要你有德行，有贡献，自然会有人把这些东西送给你。当今社会，特别重视竞争，许多人把君子之争视为窝囊忍让的表现，这是极其错误的。君子不争是一种高深的智慧，有道家先予后取的意味。试想一下，假设社会公平，如果你品行高尚、才能出众，哪个组织的领导不愿提拔你？哪个企业的老板不去重用你，地位和财富自然不争而来。

其次，孔子强调，如果非要竞争不可，也不必回避，只是君子之争，必须遵循公开、平等、公正等原则。只有这样，竞争的结果才会得到大家的认可，竞争才会有积极的意义，才会对于社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如果采取不正当的手段竞争，从个人的角度讲，不是君子所为，从社会的角度讲，将会极大破坏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造成严重恶果。

面对当前由于竞争不公导致的严重社会问题，我们有必要重新阅读孔子，他的君子不争、争必公平的思想，能给我们更多的启迪。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竞争，人们自身修养的提高也离不开竞争。对于个人而言，没有竞争对手就不知道自己的修养达到了何种境界，只有参与竞争才能提高自己。所以，在展开竞争之前，应当保证竞争的公平、公正，不能为了取胜而不择手段。

【原文】

【注解】

3.8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1]，美目盼兮[2]，素以为绚兮[3]’。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4]！始可与言《诗》已矣。”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

[1]倩：笑容美好。

[2]盼：眼睛黑白分明。

[3]绚（xuàn）：有文采。这三句诗前两句见《诗·卫风·硕人》，第三句可能是逸诗。

[4]起：阐明。

【译文】

子夏问道：“‘轻盈的笑脸多美呀，黑白分明的眼睛多媚呀，好像在洁白的质地上画着美丽的图案呀。’这几句诗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先有白色底子，然后在上面画画。”子夏说：“这么说礼仪是在有了仁德之心之后才产生的了？”孔子说：“能够发挥我的思想的是卜商啊！可以开始和你谈论《诗经》了。”

【原文】

3.9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1]；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2]。文献不足故也[3]。足，则吾能征之矣。”

【注解】

[1]杞：国名，杞君是夏禹的后代，周初的故城在今河南杞县，其后迁移。征：证明、验证。

[2]宋：国名，宋君是商汤的后代，故城在今河南商丘县南。

[3]文：典籍。献：指贤人。

【译文】

孔子说：“夏代的礼仪制度，我能说一说，但它的后代杞国不足以作证明；殷代的礼仪制度，我能说一说，但它的后代宋国不足以作证明。这是杞、宋两国的历史资料和知礼人才不足的缘故。如果有足够的历史资料和懂礼的人才，我就可以验证这两代的礼了。”

【精读《论语》】

要实事求是

这一章讲的是孔子对“礼”的发展史的研究。孔子虽然熟知各朝的礼法，但由于不能通过杞、宋两国现存的典籍以及贤人验证，便对古礼秉持保留的态度，不敢妄言。孔子的这种治学态度，也为后世之人树立了实事求是的典范。这提醒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有根有据，尤其是做学问。

孔子尊礼好礼，曾对夏商礼乐文化作过深入细致的研究，有着相当深刻的理解。在他看来，礼乐制度早在夏商两朝就已形成了，周朝的礼制就是在这两朝的基础之上整理出来的，而且还要更加完善一些。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在前文做出“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的判断了。但是，判断毕竟是判断，也需要有力的事实根据作为依靠，否则只是一种假说推断而已。孔子本想通过古时的典籍验证自己的研究，可是，由于时代久远，能够证明古礼的文献都已不复存在了，这令其痛心不已。

面对这种现状，夫子虽然有些失落，但他却坦诚地告诉别人，即便自己知道许多以前的礼制，但是在没有得到验证的情况下，它们是很难成立的，更不要说服众了。也就是说，无法得到证明的推断，只能是推断。凡事都要有证据证明才能成立，没有根据的事情即便做得再好，也得不到大众的认可。

孔子论夏、殷之礼。

实事求是既是治学的态度，也是治国的精神。凡事都应以事实为根据，以现有的法律制度为准绳，做到实事求是。按照现代的观点而言，实事求是就是按照事物的实际情况说话、办事、做学问。其中的“是”字就蕴含着科学、真理与理想等三重内涵。例如，我们大家所探索、研究、追求的若是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以及事实的真相，这就属于科学的范畴。追求的若是客观事物的合理关系，做出公平、正义、合理的判断，这个属于真理的范畴。倘若是为了验证客观事物的发展前途，以及人们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属于理想的范畴。无论是哪一种“是”，它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依据，即事实。

对于我们来说，无论做何学问，都应养成严谨的学风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找到真理的所在。倘若传统与现实发生了冲突，我们的思想与世界的潮流出现了偏差，我们是接受还是否定呢？对此，孔子给了我们一个很明智的答案，两者都不选，应该持存疑的态度。思想不能仅停留于掌握实事求是的方法和意义，还要学会通过这一方法在现实生活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才算是真正掌握了实事求是这一思想的精髓。

【原文】

3.10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1]，吾不欲观之矣。”

【注解】

[1]禘（d ì）：一种极为隆重的祭礼，只有天子才能举行。灌：祭礼开始时，向代表受祭者献酒的仪式。

【译文】

孔子说：“举行禘祭的仪式，从完成第一次献酒以后，我就不想看下去了。”

【精读《论语》】

举办典礼要注重实质

在古时，祭祀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并且祭礼有很多种，如天地、祖先、各行业的祖师等，都要定时进行祭拜，其目的是为了培养人们知恩报恩的精神，告诫人们不能忘记养育了我们的天地和祖先，以及创造了文化和技能的先师等。由于祭祀属于精神层面的修养，因此对于心态的培养特别重视，只有诚心诚意才能不断提高。在本章中，鲁公正是失去了这份诚心诚意的庄重，所以孔子才不愿再看下去了。

祭祀重在意诚，可是，鲁国国君在刚开始举行禘礼时，多少还有些敬意。可是，等到献完酒以后，君臣就都懈怠下来了，虽然仪式尚在，但都成了虚文，内心没有一点儿恭敬虔诚的意思，只要稍有德行之人都是看不过去的。在孔子看来，当时鲁国内的社会文化严重衰败，几乎所有人都无视礼乐制度的存在。在举行祭祀典礼的时候，僭礼行为时有发生，并且君臣在祭祖之时缺少应有的恭敬之心，只是走走过场而已，这让孔子很失望。

祭祀之礼，现在已经淡化许多，但仍有大量遗存。比如，为逝者举办隆重葬礼，在先人的忌日上坟，在清明或中元节为先人上坟化纸，这些活动，都是深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在举办这些仪式时，不是讲究场面多大，花费多高，最重要的是要有真情实感，要有深深的哀思、真挚的怀念。如果离开这种情怀，只注重形式，便失去意义而毫无价值。从国家政府层面上说，像国家领导人去世时的追掉会、伟人的忌日纪念活动，还有清明时节政府组织的烈士陵园祭扫活动，同样具有巨大的文化价值，这价值必须由真情实感来体现。如果是虚应故事，就会变成自欺欺人的花架子。这样的活动，多源于古代的祭祀之礼，所以应该理解这些仪式的真正精髓所在，把具有永恒价值的文化继承下来并加以发扬。

除此之外，国家、政府和民间，也会举办不少庆典，这些庆典本质上都是中国礼仪文化的继承，也有存在的价值和举办的必要。但要把这些庆典办得有意义，有价值，就必须了解中国礼仪文化的精神本质所在，理解这些活动的真义所在，怀着敬诚之心，加以诚挚纪念。如果只注重其外在形式，而忘记这些活动的本质，无异于买椟还珠，舍本逐末。遗憾的是，现在的有些活动外表看隆重而热烈，实际上却没有几个人投入真感情。这已经丧失了最为宝贵的传统礼仪精神，应当警醒。

【原文】

3.11　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1]！”指其掌。

【注解】

[1]示：有二义，一为“置”，摆或放的意思，即指放在手上的东西，一目了然；一为“视”。两说皆通，今从前说。斯：指后面的“掌”字。

【译文】

有人问孔子关于举行禘祭的内容，孔子说：“不知道。知道的人治理天下，可能像把东西放在这里一样容易吧！”说的时候，指着自己的手掌。

孔子指着自己的手掌说，知道禘礼的人治理天下，大概就像把东西放在这里一样容易吧。

【精读《论语》】

礼为治国之本

据本章所载，孔子不仅仅把禘祭看成一套祭祀礼仪，而是把它看成治理国家的原则问题。他告诫“禘祭者”们，只有真正理解了“禘祭”的含义，才能治理好天下。否则，一切都只是妄谈。作为精通礼制的大师，孔子以这样一个高度来论述禘礼，足以说明禘礼的巨大价值和重要意义。

有人向孔子请教禘礼的相关规定，孔子对人说：“不知道。”而后，孔子又说：“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并对人家指了指自己的手掌。意思是说，如果深通禘礼真义，治理好国家易如反掌。由此可知，孔子并非不知禘礼，而是因为鲁国君臣在行禘祭时，既有僭越行为，又有失礼之举。作为鲁国臣子，孔子不便明说，这是为尊者讳。

禘祭是殷周时代的一种重大礼仪，周朝时，其举办者最初是周王，后来公侯也可以举行。其祭祀的对象是主祭者的先祖和先考，举行场所在天子太庙或祖庙，以及公侯之祖庙。祭祀过程中，关于主祭者、参与者和观礼者，以及祭祀的程序、礼器和祭品的规格数量，都有着严格的规定。

由此不难看出，作为一种极高规格的神秘仪式，它首先具有宗教色彩，在宗法制时代，这个仪式能向臣子昭示国家政权的神秘性和合法性，增强统治集团内部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其次，祭祀对象和祭祀的权力，也就是先祖先考的排列次序和有关主祭人的规定，有着严格的等级，既彰显长幼有序的宗法伦理，又强调君臣有别的政治秩序，对统治集团内部秩序的稳定和职权确认，有着特别的意义。再者，等级森严的规定、盛大隆重的仪式、庄重肃穆的氛围，能给参与者带来极大的精神震撼和情感熏陶，能培养他们对政权的珍视和对君主的忠诚，能强化他们各安其职的权责意识，能培养其恭敬、庄重、忠诚、审慎的治政态度。总之，禘礼之中，既有道德规范，又有政治制度，更有宗法伦理，有着丰富的政治伦理蕴涵，起着类似于现代宪法、政府组织法和行政法等的重要作用。把这种礼制思想用于朝廷，能使君臣各尽其职，政令畅通，秩序井然；把这种做法推行到天下，则上下和睦，四民晏然，天下太平。故而，禘礼所体现的精神，正是治理天下的根本所在。

正因为禘祭有如此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重要的政治意义，所以孔子才说，如果理解禘祭的真正含义，那么天下所有的道理都能了然于胸。而他所处的时代，已是礼崩乐坏，天子和诸侯不能以礼治国，丢失了治国之本，所以才社会失序，天下大乱。

孔子此处言论提醒我们，不论是国家还是组织，不管是机关还是企业，都应该有自己的“礼制”，领导者要牢牢把握住这个治理之本，稳步推进自己的事业。如果放弃传统或败坏制度，必然“礼崩乐坏”，导致秩序混乱而最终失败。

【原文】

3.12　祭如在[1]，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2]，如不祭。”

【注解】

[1]祭如在：祭祀祖先时，好像祖先真的就在前面。祭，祭祀。在，存在，这里指活着。

[2]与（yù）：参与。

【译文】

祭神如神在。

祭祀祖先时，好像祖先真的在面前；祭神的时候，好像神真的在面前。孔子说：“我如果不亲自参加祭祀，祭了就跟不祭一样。”

【原文】

3.13　王孙贾问曰[1]：“与其媚于奥[2]，宁媚于灶[3]，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注解】

[1]王孙贾：卫国权臣。据说他是周王之后，因得罪周王，出仕于卫。他的问话，用的是比喻，带有挑衅意味。

[2]奥：后室的西南角，被视为尊者所居的位置。

[3]灶：古人认为灶里有神，因此在灶边祭之。这里王孙贾以奥比喻卫灵公或其宠姬南子，以灶自喻，暗示孔子与其巴结卫灵公及南子，不如巴结自己更实惠。

【译文】

王孙贾问道：“与其巴结奥神，不如巴结灶神，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不是这样的。如果得罪了上天，到什么地方去祷告求情也是无用的。”

【精读《论语》】

信守天道，不媚权贵

“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意思是说“与其讨好奥神，不如讨好灶神”，这句话是当时流行的一个俗语。奥神虽然身为家中的正神，但却高高在上，不太管实事。但是，灶神就不同了，他掌管着家中的吃喝用度，因此，百姓在祭祀的时候出于私利之心，对其十分看重。以现代的角度去看，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县官不如现管”，与其拍领导的马屁，还不如直接讨好管事的，这样对自己的前程更有帮助。王孙贾这么问孔子，是在暗示孔子自己在卫国掌有实权，讨好国君还不如讨好他呢！

面对王孙贾的诱导，孔子并没有上当，而是以“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作答，向对方明示道，如果违背了天理，昧了良心，必将招祸，到时候谁也帮不了。孔子此言，既婉拒了王孙贾的私利相诱，也提醒他做官要走正道，否则不会有好下场。在孔子看来，做官要走正道，要忠于君上，和于同僚，造福民众，若为一己之私，求名求官，不论是“媚于奥”还是“媚于灶”，都不会有好下场。

武则天时期，有个御史名叫郭霸。有一次，他的顶头上司魏元忠生病，御史们都去看望他。郭霸故意等到人都走光了才去。到魏元忠家里，他竟然亲口去尝大便，并对魏元忠说：“如果大便是甜的，那么病就麻烦了。现在是苦的，说明病快好了！”魏元忠见他如此厚颜无耻，便把这事讲给别人听，郭霸名誉扫地。郭霸便是利欲熏心、“媚于灶”的典型。武则天当政时，曾下令禁止宰杀和捕捞鱼虾，右拾遗张德生了儿子，不少朋友和同僚来贺喜，张德便私下杀了一头羊来招待。补阙杜肃偷偷藏了一些食物，并向皇帝告密。第二天，武则天在朝堂上问张德：“听说你生个男孩儿，很高兴吧。”张德跪谢皇帝的关怀。武则天又问：“待客的肉哪来的？”张德只好实话实说实说，低头认罪。武则天说：“朝廷禁止屠宰，但喜事丧事不限。你以后宴请客人，应该看准人。”说完，拿出杜肃的告密信让他看。当时，杜肃无地自容，退朝后所有官员都想啐他的脸。杜肃为讨好皇帝出卖朋友，是典型的“媚于奥”。由于此二人私欲膨胀，厚颜无耻，有悖大道和正义，可谓“获罪于天”，所以都受到世人唾弃，最终也没有捞到什么好结果。

孔子认为，为人处世，应当遵循天道大义，心怀仁善，如此行事，上利国家，下怀万民，自然会得到尊重与爱戴，所以，无需去刻意讨好哪个人。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这个主张仍然有着重要价值。身在官场也好，人在职场也罢，只要走得正，行得端，能力出众，贡献良多，就没有必要去献媚巴结。天道昭昭，自有远见卓识的上位者慧眼识珠。如果出于一己之私，图谋罪恶目的，靠阿谀奉承、媚事领导或上级也许能得逞于一时，但最终必将身败名裂。

【原文】

3.14　子曰：“周监于二代[1]，郁郁乎文哉[2]！吾从周。”

【注解】

[1]监（jiàn）：通“鉴”，借鉴。二代：指夏、商二代。

[2]郁郁：文采盛貌。文：指礼乐制度。

【译文】

孔子说：“周代的礼仪制度是参照夏朝和商朝修订的，多么丰富多彩啊！我主张接受周代的。”

【精读《论语》】

有继承才会有发展

孔子对夏、商、周三朝的礼仪制度有着极深的研究，在他看来，朝代的更迭并不影响礼制的传承，周礼就是在夏、商礼制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当然，周礼并非对夏、商之礼的简单继承，而是有所损益的。也就是说，周朝借鉴了夏、商两代千余年的文明成果，又通过改革和创新，开创了属于自己的礼制文化，形成了完备的礼法制度。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周礼都要比前朝完善许多，这也是孔子对周礼赞赏有加的原因所在。

礼制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对于文化，孔子所秉持的态度是既要继承，也要发展，而且，对前代的继承尤为重要。揆诸历史，不得不说，这是对待传统文化最正确也是最科学的态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待传统有两种错误做法，一是完全继承，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二是全面打倒旧文化，全部推倒重来。第一种做法主要在古代，历史上不少朝代都有这样的规定，对传统制度和礼法，不准怀疑，更勿论变革。其中，最典型的当数清朝。在民族危机日甚一日的生死关头，许多高官显贵死抱这种观念不放，错过最佳改革时机，使清王朝最终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

第二种做法更极端，主要是出现在中国近代。由于亡国亡种的危机刺激，当时一些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一文不值了。于是，从打倒孔家店开始，掀起了一股否定和打倒传统的思潮。

在全面继承的基础上，依据时代的要求，适当做出变革，是最好的做法。汉承秦制，是为全面继承，废弃秦朝的严刑苛法，与民休息，是为变革损益。只经过几十年，汉朝便迎来文景之治，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唐朝的贞观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无不是靠这种思路取得的。

总之，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形态和精神，都是经由历代积累而成的，带有一定的历史性。我们不能对其全盘接受，也不能全盘否定，应当有所批判地学习和继承。而且，孔子还就此举例道，商朝的文化礼制源自于夏朝，而周朝的文化礼制则来源于商朝，他们都没有全盘接收，而是根据具体的情况，做出了适当的增删和改革。对于我们来说，若想复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也要具备这种科学的辩证学习方法，才能保证我们在继承的过程中求得发展。

【原文】

3.15　子入太庙[1]，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2]？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注解】

[1]太庙：开国的君主叫太祖，太祖的庙叫太庙。这里指周公的庙，周公是鲁国最先受封的君主。

[2]鄹（zōu）：鲁国地名，在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孔子的父亲做过鄹大夫，所以这里称为鄹人。

子入太庙，每事问。

【译文】

孔子进入太庙，每遇到一件事都细细地询问。有人说：“谁说鄹邑大夫的儿子懂得礼仪呀？他进到太庙里，每件事都要问人。”孔子听到这话，说：“这正是礼嘛。”

【原文】

3.16　子曰：“射不主皮[1]，为力不同科[2]，古之道也。”

【注解】

[1]射不主皮：皮，代指箭靶。古代箭靶叫“侯”，用布或皮做成，中心画着猛兽等。孔子此处讲的射不是军事上的射，而是练习礼乐的射，因此以中不中为主，不以穿破皮侯为主。

[2]为（wèi）：因为。同科：同等，同级。

【译文】

孔子说：“比射箭，主要不是看能否射穿皮做的箭靶子，因为各人力气大小不同。这是古时候的规则。”

【原文】

3.17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1]。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注解】

[1]去：去掉，废除。告朔之饩（xì）羊：告朔，朔为每月的第一天。周天子于每年秋冬之交向诸侯颁布来年的历书，历书包括指明有无闰月、每月的朔日是哪一天，这就叫“告朔”。诸侯接受历书后，藏于祖庙。每逢初一，便杀一头羊祭于庙。羊杀而不烹叫“饩”（烹熟则叫“飨”）。告朔饩羊是古代一种祭礼制度。

【译文】

孔子向子贡表明自己不同意去掉告朔之羊的主张。

子贡想把每月初一告祭祖庙的羊废去不用。孔子说：“赐呀！你爱惜那只羊，我则爱惜那种礼。”

【精读《论语》】

必要的形式不能少

按照周礼，每个月的初一都应到祖庙参加告朔饩羊之礼。可是，当时鲁公已不亲自到祖庙之中进行“告朔”了，只是杀只羊走走形式，徒有其表而已。子贡认为，既然国君都不参加了，那么羊也不用杀了。可是，子贡的这种想法却遭到了孔子的反对，在他看来，若是连祭祀的羊都省掉的话，告朔饩羊之礼可就完全被废除了。从孔子的话语中我们能够看出，他希望保留杀羊献羊的仪式，哪怕那只是一个形式。

在孔子看来，子贡的做法显然是忽视了礼仪形式的重要性，不知仪式在礼制中的真正用意。告朔之礼虽然荒废了，饩羊的供奉也已有名无实，但是这个仪式不能废。只要饩羊仪式还在，这就昭示着告朔礼的存在。告朔之礼还存在，诸侯就有履行的义务，这是为人臣者的本分，也是礼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后世之人在看到饩羊仪式后，就有可能探究原委，进而恢复这项礼制。但是，现在若是将羊去除的话，告朔之礼恐怕从此就会消失了。天子也不会再颁布历书了，诸侯也不行告朔之礼了，君臣的名分和等级关系就会更加模糊。这对社会的稳定显然是不利的。

礼制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礼的内在精神，一个是礼仪形式，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比如，祭祀祖先的礼制，既有慎终追远的大孝观念，也有上供、酹酒、叩拜等仪式。有时，有人祭祖纯粹走过场，没有怀思祖先的敬诚之心，但祭祀形式却不宜废除，只要这个形式保留下来，对传承乃至复兴祭祀文化具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如果连仪式也没了，祭祀之礼就彻底失落了。再比如，古代皇帝上朝，君臣之间有严格的朝仪，权力再大的臣子，也应该行礼如仪，这样臣子就不容易作乱。而在汉魏之际，曹操、司马昭这样的权臣则破坏朝仪，所谓剑履上殿，赞拜不名，不再走形式。接下来，就是改朝换代的篡权行为。

古代的礼，现代仍有所保留，不过已经变化很大了。比如，春节、中秋节、国庆节，这些都可以视为古代礼制遗存。这些节日和庆典，即便纯形式，也应该保留，这对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意义可能超出一般人想象。用现代的解释，礼就是制度、规矩和秩序。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有些时候，必要的仪式还是得有的。比如，机构组织的周年庆典、升旗仪式、学校的开学典礼，甚至是学生上课前向老师问好、新领导的就职仪式、新员工介绍等，这些形式对于人心的凝聚、规矩的形成、事业的推进以及秩序的稳定的作用，都不可小觑。

【原文】

3.18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译文】

孔子说：“按照礼节去侍奉君主，别人却认为这是在讨好君主哩。”

【原文】

3.19　定公问[1]：“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孔子告诫鲁定公，君主对臣子要以礼相待。

【注解】

[1]定公：鲁国国君，姓姬名宋，“定”是谥号。

【译文】

鲁定公问：“国君役使臣子，臣子服侍君主，各应该怎么做？”孔子答道：“君主应该按照礼节役使臣子，臣子应该用忠心来服侍君主。”

【精读《论语》】

要懂得礼待下属

在这里，孔子阐释了正确处理君臣关系的基本原则，他认为君臣都应该遵循礼节，君主应当以礼待臣，臣下应当以忠事君，这样才能互相取得信任。由于君主身为强者，占据着一定的主动地位，应当先在礼的方面作出表率，才能令弱势的臣子受到感召，依礼而行，遵从于自己命令。

无论是作为君主也好，还是作为有些权力的领导也罢，对待下属都应以礼待之，给予他们足够的尊敬，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的跟着自己干。这是一种以仁换仁、以心换心的思想，只要准确地把握住其中的精髓，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处理好君臣关系，有利于朝政的稳定。否则，必将是君臣离心，危机四伏。

在杨广夺嫡的过程中，杨素立有大功。所以，在许多场合，杨素居功自傲，无视君臣之礼。杨广对他十分记恨，以至于在杨素死后，还咬牙切齿地说：“要不是他死得早，我一定要把它灭族。”杨素的儿子听说后，害怕被杨广治罪，便干脆发动兵变。杨玄感之乱，打开了隋朝的亡国之门。李渊在平叛中有功，但杨广因迷信李氏代隋的谶谣，特别忌恨他。有一次，他把李渊召到行宫。李渊生病无法上朝，便请在后宫的外甥女王氏为自己告假。杨广闻听李渊生病，对王氏说：“能病死吗？”李渊知道后，十分恐惧，便韬光养晦，最终得到机会起兵反隋，夺得隋朝江山。杨广视臣子如仇寇，而无一点信任与关爱，即便是再大的忠臣，也会寒心变节。从杨广身上可见君臣以礼相待的重要性。

孔子的思想在当今仍有重大价值，仍是处理上下级关系的重要准则。比如，在管理者与下属之间，倘若处于强势地位的一方能够率先依“礼”、依“仁”、依“德”而行，那么在与对方相处时，就会很少有矛盾产生，更易于达到人顺、事顺的和谐局面。有些管理者在心情好的时候，对待下属是一脸的和颜悦色，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乱发脾气，对待下属颐指气使的，这样的领导是很难服众的。若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领导者，就要学会礼待自己的下属。此外，作为下属也要注意，应当尽心尽职做好自己的工作，保质保量地完成上司交代的任务，这才是孔子所言的“忠”。

【原文】

【注解】

a《关雎（jū）》：《诗经》中的第一篇。

【译文】

孔子说：“《关雎》这首诗快乐而不放荡，悲哀而不悲伤。”

3.20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1]，哀而不伤。”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精读《论语》】

凡事都要把握好尺度

在本章中，孔子借《诗经》中的名篇《关雎》，提出了哀乐都应有所节制，体现出了儒家的中庸之道。在他看来，男女情爱是很正常也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情感的表露应当以礼节之，不应过分快乐或哀伤，要把握好自己在情感上的尺度。倘若置理智于不顾，就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对己对人都不利。在古代的政治生活或社会生活中，有修养的人对情感的处理都会遵循这个原则，追求中庸和适度。

战国时期的齐威王比较嗜酒，对朝政比较懈怠。楚国借机对齐国用兵，齐威王惊慌之下派出大夫淳于髡赴赵国求援，才解了齐国之危。事后，齐威王很高兴，便要赐酒给淳于髡。淳于髡便借机向齐威王进谏道：“喝酒喝得多了就会乱了礼节，人们快乐到了极点可能就要发生一些悲伤之事。任何事情都是一样的，只要超过了一定的限度，都会走向它的反面。”齐威王听到淳于髡的劝告后，恍然大悟，改掉了酗酒的恶习。后来，齐威王励精图治，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齐国强大起来。

从这件史实中我们不难发现，做人做事应当把握好分寸，不能只知道贪图享乐。倘若齐威王不听淳于髡的劝导，恐怕还会招来灭国之灾，这也绝非是在危言耸听。历史上，因纵情声色亡国的例子数不胜数，比如陈后主陈叔宝、南唐后主李煜、齐后主高纬等。其实，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人的性情基本没有改变，正确控制和表达自己的情感是一个具有永恒性质的话题，所以孔子的这个观点仍具有巨大价值。他提醒我们，做事时要控制情绪、保持理智，言行应该把握好分寸。否则，很有可能会乐极生悲，对自己造成不利。

按照现代话来说，人们所表现出来的情感，不但要具备道德上的纯洁性和崇高性，还应时刻保持着理智，这样才算是完美。也就是说，凡事都要讲求适度，以中庸之道处理情感与理性的关系，才能将事情做得臻于完美。这句话对于我们现代人而言，主要有两点启示：一是如何在工作和生活中做到恰如其分，管理好自己的情绪，避免走极端路线；二是重视诗教的作用，也就是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

乐而不淫，可以帮助我们养成良好的品格，保全自己的名声和尊严。哀而不伤，则能让我们远离烦恼，避开那些让自己不快乐的人。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求索的过程，得到的就是最好的，失去的只能说明它本来就不属于你，不必为此而挂怀。

【原文】

【注解】

[1]社：土地神，祭祀土神的庙也称社。宰我：名予，字子我，孔子的学生。

[2]遂事：已完成的事。

3.21　哀公问社于宰我[1]。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2]，既往不咎。”

鲁哀公问宰我祭祀土地神的牌位该用什么木料。

【译文】

鲁哀公问宰我，做土地神的神位应该用什么木料。宰我回答说：“夏代人用松木，殷代人用柏木，周代人用栗木，目的是使百姓战战栗栗。”孔子听到这些话，告诫宰我说：“已经过去的事不用解释了，已经完成的事不要再劝谏了，已过去的事也不要再追究了。”

【精读《论语》】

如何对待过去的错误与失败

夏朝用的是松木，殷商用的是柏木，都有长久统治天下之意。而周朝用栗木，鲁哀公不明白周武王为什么会弃松柏不用而选择栗木，所以问宰我。鲁哀公身为周王室的宗亲，又是鲁国之君，自然知道神位的重要性，故有此问。宰我明白回答说：武王选栗木，就是为了让人民害怕，进而安心接受自己的统治。关于栗木的使用，历史上有两种解释，其一确如宰我所言，意在威慑百姓；二是表示敬畏天命，提醒自己执政时要战战兢兢。

从孔子听到宰我的解释后的反应来看，周武王选用栗木的目的确实是为了恐吓百姓。所谓“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就是告诉宰我，事情过去不必再提，既成事实多说无益，以往的过错不要再追究。显然孔子认为周武王用栗木做牌位确实是错误的，只是希望宰我对这事不要再提，以免误导鲁哀公。孔子教训宰我的这三句话，为后世确立一个对待过去错误或失败的原则，那就是“既往不咎”，这种思想利弊兼有，对后世影响极大。

从有利的一面来说，不纠缠于过去的错误和失败，能使人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以轻松的心态面对未来。倘若将过去的错误或失败时时挂在嘴边，说别人可能只会招致别人的反感，说自己则会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垂头丧气，总之是不好。所以对于一些木已成舟的事情，多说无益，无需再去浪费力气。比方说，东汉时期的大臣孟敏，在他年轻的时候曾买过甑。有一天，他绊了一跤，担子里的甑被摔碎了，他站起来后头也不回挑着担子就走了。于是就有人问他：“你的甑摔坏了怎么都不回头看一眼呢？”孟敏十分坦然地回答道：“甑既然已经摔破了，我再看、再心疼，它也不会恢复原状了，还不如想想下一步该做些什么呢！”这就是一种对自己的大度，一种宽恕自己的既往不咎的豁达。当然，对别人的错误或失败秉持这种态度，也是一种宽容与豁达。

从不利的一面来看，这种观点是中国人形成健忘性格。在面对过去的罪恶与失败之时，中国人多半会秉持“过去的就让它过去”的心态，缺少必要的检讨和反省，以至于我们总是在错误的道路上一错再错。我们不能对过去的错误一点也不说、不讨论，应该积极“内省”，只有通过反省，我们才能完善自己的人格。

【原文】

【注解】

3.22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1]！”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2]，官事不摄[3]，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4]，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5]，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1]管仲：名夷吾，齐桓公时的宰相，辅助齐桓公成为诸侯的霸主。

[2]三归：三处豪华的公馆。

[3]摄：兼任。

[4]树：树立。塞门：在大门口筑的一道短墙，以别内外，相当于屏风、照壁等。

[5]反坫（diàn）：古代君主招待别国国君时，放置献过酒的空杯子的土台。

【译文】

孔子说：“管仲的器量太小啦！”有人问：“管仲节俭吗？”孔子说：“管仲有三处豪华的公馆，他手下的人从不兼职，怎么能称得上节俭呢？”“那么管仲懂礼仪吗？”孔子说：“国君在宫门前立了一道影壁，管仲也在自家门口立了影壁；国君设宴招待别国君主、举行友好会见时，在堂上设有放置空酒杯的土台，管仲宴客也就有这样的土台。如果说管仲知礼，那还有谁不知礼呢？”

【精读《论语》】

量小非君子

之所以认为管仲“器小”，孔子有两点依据，一是管仲缺乏节俭的美德，二是管仲不遵礼制。在孔子的政治思想中，礼制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管仲不遵礼制，当然称不上君子。在古代道德评价中，节俭占有很大的分量，而管仲生活奢侈，故而受到孔子批评。有人也许会问，遵礼和节俭与“器小”有何关系？在孔子看来，遵礼是对传统和制度的敬畏，节俭是对自己欲望的约束，越礼必然狂妄，奢侈必然放纵，狂妄放纵的人肯定偏狭，容不下不同思想和持不同意见的人，故曰“器小”。器小之人，固然可以凭才干成功于一时，但很难广采博纳，建立起为后世效法的制度。的确，管仲辅佐齐桓公建立了伟大功业，但是，在他死后，齐国便人亡政息了。也就是说，管仲并未为建立一套真正的能使齐国长治久安的制度。孔子说他器小，可不是随便说说而已。

在古时，人们对于“器量”二字非常重视。因为，它不仅是为人之道，也是为官之道，是一种处世的哲学。向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圣明之君、贤达之臣、聪慧之士，无一不是器量大度之人，并因此成就一番事业。但是，像一些器量狭小之人，由于不能容人容事，等着他们的多是人生和事业上的双重失败。

当唐高祖还在位时，魏徵任太子洗马，是太子李建成的心腹。他见李世民暗中与太子争夺皇位，就劝太子先下手为强，早作打算。后来，经过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当上了皇帝，便将魏徵召来，责问他为何挑拨自己与太子的关系。虽然众同僚皆为他担心，但是魏徵却从容地回答道：“太子若是听了我的话，哪里会有今日之祸。”李世民听闻此言，便觉得魏徵是个难得的诤臣，便升他为谏议大夫，他们之间的轶事也被传为美谈。两人原本是互相对立的敌人，但唐太宗却能尽释前嫌，表现出了恢宏的气度和开阔的心胸，这也是他能成为千古一帝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实，将此道理放到现代依然适用，做领导的若是没有容人之量，打击持不同意见的人，虽然有时能称心遂意，但最后也难免会落个人才散尽，哪里还有大业可成？反观那些器量大、能容人的领导就应另当别论了。他们有着宽宏大量的美德，不仅能够广纳天下英才，甚至还能化敌为友。试问，有着如此心胸的领导，何愁大事不成！

【原文】

【注解】

[1]语（yù）：告诉，作动词用。大（tài）师：太师，乐官名。

[2]翕（xī）：意为合，聚，协调。

[3]从（zònɡ）：放纵，展开。

[4]纯：美好、和谐。

[5]曒（jiǎo）：音节分明。

[6]绎：连续不断。

[7]以成：以之而成，即以从之纯如、曒如、绎如三者而成。

3.23　子语鲁大师乐[1]，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2]；从之[3]，纯如也[4]，皦如也[5]，绎如也[6]，以成[7]。”

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

【译文】

孔子给鲁国乐官讲奏乐过程：“奏乐过程是可以了解的：开始演奏时，各种乐器合奏，声音宏亮而优美，听众随着乐声响起而为之振奋；乐曲展开后美好而和谐，节奏分明，连续不断，如流水绵绵流淌，直至演奏结束。”

【精读《论语》】

重视礼乐精神

古时候，乐不只是一种娱乐消遣的方式，也是陶冶情操、抒发胸臆的手段，乐与礼结合起来就构成了礼制的主要内容，二者也经常会相提并论。从孔子的言语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音乐有着很深的造诣，而且他对音乐的要求也不只是悦耳那么简单。

在孔子的眼中，音乐与为政的道理是相通的，好的音乐不但可以滋养人的性情，还能起到改变天下风俗的作用。倘若人们整日里听着靡靡之音，思想处在一片混沌之中，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出现问题，埋下动乱的种子。若是音乐之中透着一股浩然正气，必能是让人心生振奋，对美政良俗的形成有着不小的影响。而孔子所处的时代，已是“礼崩乐坏”，这让他非常痛苦伤心。就连当时掌管乐的鲁国大师，也对乐的精神不甚了解。孔子实在看不上去了，便予以指点，期望能把礼乐精神传承下来。

事实上，从古至今，人们都非常重视礼乐制度建设。在古代，君主主持的祭祀、节日庆典、皇帝及太后的千秋节、君臣朝会、皇帝出巡、接见外国使节的朝觐、科举放榜传胪、送将士出征、将军凯旋献俘等重大事务中，对使用的礼乐都有明确的规定。不仅如此，同一个仪式中，开始、中间、结束时所应使用的礼乐也同样有着明确的规定。在不同场合使用的礼乐，与这一事务的性质相结合，能起到烘托肃穆气氛、熏陶君臣情感、振奋与会者精神的作用，能使相应的国务活动显得庄严隆重，对君臣礼仪和政治伦理形成和强化、政治秩序的稳定运行，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当今，国家重大典礼中的奏国歌、欢迎外国领导人时的奏乐、升旗仪式时奏国歌，其实都是古代礼乐制度的遗存。

此外，音乐是人们真情实感的表达和内在感受的真实流露，人的喜怒哀乐等各种心情在音乐上都具有不同的表现。古人云：“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也就是说，由于音乐有着情感化的特征，所以可以间接地反映民风民情。统治者会通过民间音乐所表达的情感来调整相关政策。反过来，音乐也“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具有教化人民的作用，所以，统治者应该积极运用或倡导某种礼乐，引导民风民俗。这就是孔子强调的“乐与政通”了。

【原文】

【注解】

[1]仪：地名。封人：镇守边疆的小官。请见：请求会见孔子。

[2]从者：随从之人。见之：让他被接见。

[3]二三子：你们这些人。患：忧愁，担心。丧（sànɡ）：失掉官位。

[4]木铎：以木为舌的铜铃，古代用以宣布政教法令。

3.24　仪封人请见[1]，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2]。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3]？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4]。”

仪封人对孔子的弟子感叹道：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你们的老师正是上天派来教化世人的圣人啊。

【译文】

仪地的一个小官请求会见孔子，说：“凡是到这个地方的君子，我没有不求见的。”孔子的学生们领他去见孔子。出来以后，他说：“你们几位为什么担心失去官位呢？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因此上天将以孔夫子为圣人来教化天下。”

【精读《论语》】

薪尽火传，大道不绝

本章描述的事情发生在孔子被免官周游列国之时，当时孔子之名早已传遍列国，而且慕名前来请教的人也很多。仪封人在见到孔子之后，大为叹服，将其比为天人，坚信孔子就是代替上天向世人传经授道的，礼乐传统将来必能由孔门而复兴。

站在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回看孔子，我们可以这样说，孔子是不幸的，因为他终生致力于复兴传统文化，渴望恢复礼制，期望致天下于太平，并且穷一生精力，为这个目标而奋斗，但是，他留给我们的却是一个白发苍苍、四处奔波，最终却失望而归的落寞背影。当时，各诸侯国的国君对他无不尊敬有加，但无一人采纳他的建议和主张。

但孔子又是幸运的，这种幸运既有孔子的个人因素，也有时代的因素。从孔子个人来说，他的人生努力，不仅仅在匡正天下的事功上，还在孜孜以求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上。也许学术研究和设坛授徒并不是孔子真正的志向，但却获得意想不到巨大成功，使之成为后代敬仰的万世师表。这种命运的反差，可谓失之桑榆，收之东隅。从时代因素上讲，动荡时代给了他学术研究和传播的自由，在这样的环境中，他才得以广收门徒，把自己毕生所学和自己创造的思想体系广泛传播。在政治上失意以后，孔子整理六经，删订诗书，把上古时代文化传统加以整理，并加以创新，创立体大思精的儒家学说，并最大限度地传播开来。他就像一位农夫，把儒家思想的种子撒遍中华大地，待到时机成熟，自然会万木竞秀，蔚为大观。果然，在经历了战国的兵燹，遭受秦朝的书厄之后，到了汉代，孔子的理论终于在众多学说之中脱颖而出，被立为国家的正统思想，而且被尊奉两千年。从这个角度讲，孔子是幸运的，而且获得了无上荣耀。仪封人说“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可谓目光如炬的识人之语，此人真是孔子的知音啊。

这个荣耀是历史对孔子致力学术研究和传播的褒奖，是对传承和弘扬人间大道者的充分肯定。孔子以衰迈之躯，壮心不已，把中国上古的文化融冶锤炼，传之弟子，使中华文明薪尽火传，使天之大道永存世间，乃是人间少有的壮丽事业。当今社会，那些热爱和真正致力于学术研究的人，眼下也许是贫穷的，也许是寂寞的，但是，如果在文化传承和文明创新上有所成就，后人就会像对待孔子那样，给予他至高无上的历史荣誉。

【原文】

【注解】

a《韶》：相传是舜时的乐曲名。

[2]美：指乐曲的声音美。

[3]善：指乐曲的内容美。d《武》：相传是周武王时的乐曲名。

【译文】

3.25　子谓《韶》a：“尽美矣[2]，又尽善也[3]。”谓《武》d：“尽美矣，未尽善也。”

孔子为弟子讲解《韶》乐与《武》乐。

孔子评论《韶》，说：“乐曲美极了，内容也好极了。”评论《武》，说：“乐曲美极了，内容还不是完全好。”

【精读《论语》】

国乐当尽善尽美

仁德的内容和蕴含就是善，而好的表现形式和手段就是美。也就是说，如果能将艺术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完美地结合起来，就是尽善尽美。虞舜时期的《韶》乐，有着浑厚的道德基础，而且形式完美，是尽善尽美的。但是，到了周武王时期的《武》乐，虽然在形式上也是完美的，可是在道德基础上却存在着缺憾，只有尽美没有尽善。由此可知，孔子所期待的社会，应当是个完美的、尽善的、和平的，没有暴力的理想社会。

在孔子看来，礼乐制度的核心在于“仁”。如果失去了这个核心，礼乐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他曾经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也就是说，人不仁不可以谈及礼乐。而真正的仁者之乐，必然是尽善的。这种“仁”的音乐能够陶冶人的性情，提高人的修养，最终可以用来巩固统治，并使社会安定。

在礼乐制度较为完备的三代，统治者对音乐是十分重视的，所以都以政府的名义制作大型乐舞，用于国家大典。这种乐舞，必然反映着统治者的意志和治政心态。舜靠美德受禅天下，以仁德治理天下，那么，在他主持下制作的大型乐舞，必然反映着他对仁德重视和对民众的关爱。这种内在的精神，就是孔子所说的“善”，而乐音的悦耳，则是孔子所说的“美”，所谓“尽善尽美”，就是对音乐内涵和表现形式的高度赞美。

武王推翻商朝统治，毕竟是武力征服，虽有其不得已之处，但还是沾染上了暴力和鲜血，在道德上存在着污点。周武王崇尚武力，这一点必然会在他主持制作的乐舞中反映出来，这种蕴含在音乐中的暴力思想，与“仁德”是背道而驰的，故曰“未尽善”。我们再看后代，唐朝建立以后，在唐太宗李世民的主持下，唐代宫廷乐师制作了大型乐舞《秦王破阵舞》，其间充满金鼓之声和杀伐之气，如果让孔子评价，肯定说它“不善”。

这种体现在音乐之中的统治思想，必然会对君主们的治政方略乃至治下民众的潜在心理产生影响。崇尚仁德，君主就会心存仁爱，民间会形成良善风俗，有利于长治久安；崇尚暴力，君主就会喜欢暴政，民间也会有暴戾之气，社会容易出轨。西周末年，厉王暴政，最终导致国家覆亡。唐朝时期，社会崇尚军功，边将安禄山欲壑难填，起兵发动安史之乱，大唐由盛转衰。这两个朝代国乐中有不善的暴力内蕴，最终又都因暴力而衰亡。礼乐之于国家的意义，来不得半点含糊，故求尽善尽美。

【原文】

3.26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译文】

孔子说：“居于统治地位的人，不能宽宏大量，行礼的时候不恭敬，遭遇丧事时不悲伤哀痛，这个样子，我怎么看得下去呢？”

【精读《论语》】

礼是一种可操作的政略

在很多人眼里，礼制是一套烦琐的仪式，在政治运作中没什么实用价值。这其实是对礼制的误解，礼制不仅是精深思想和完善仪式的结合体，更是一种具有操作价值的政略。孔子在强调完礼制的重要性之后，特意在此举例论述，礼制可以作为政略使用。

孔子强调，居于上位的领导者，为政宜宽，执事宜敬，临丧宜哀，这就是礼制在治政中的具体运用。其中，为政宜宽和执事宜敬，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和指导意义。这里所谓的“宽”不仅指宽仁的政策，还应包括领导者做人眼界和胸襟的开阔。如果为政严苛，为人精明，必然使人畏惧，离心离德。若是没有宽容的胸襟，眼界狭隘，领导者就很难吸引人才，不会有大的作为。

东汉末年，袁绍与曹操二人在政略、用人等方面，就有着鲜明的区别。我们先说袁绍，他在表面上是有些小聪明，但其本质上却是个刻薄猜忌、器量狭窄的人。他虽然喜欢招揽贤才，却很少听取他们的合理建议。在官渡之战失败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并不是反省检讨自己的失误，而是为了顾及自己的颜面，杀死了多次劝谏他不要攻击曹操的参谋田丰。而曹操则与之相反，他在宽以待人这一方面做得很好。比方说，他宽恕了曾经背叛并杀死他儿子曹昂、侄儿曹安民和大将典韦的张绣，并与其结为姻亲，终生优礼有加。官渡之战后，他宽恕了与袁绍暗通款曲的朝廷官员，在极大程度上获得了广大士人和军民的拥戴。此外，他还任命了写檄文大骂自己的陈琳，与其尽释前嫌。曹操的策略，是典型的居上以宽，其效果有目共睹。可见，居上以宽的政略有时比绝对的政治或军事力量还要有用，居上者倘若能够明白这一点，何愁天下不会太平。

作为“居上”者若是没有宽宏的度量，就不会有开阔的胸襟和远大的目光，当然也就无法领导属下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此外，为礼以敬也很重要。有些领导者，表面温良谦和、礼貌备至，但是其内心却没有半点儿诚意。谁都不是傻子，你是真心实意，还是虚情假意，大家心里明镜似的。领导者若能真正礼敬臣下，做臣子的多半会誓死效忠。如果得到下属和民众的真心拥护，没有做不成的事。

“礼”固然有其烦琐的一面，但其珍贵的精神价值不可忽视。同时，作为领导者，如果能精熟礼制，就会心领神会，能够融会贯通，从礼制之中找到很多有效的政治策略和管理方法，能有效推进事业的发展和进步。礼之义，深矣；礼之用，大矣！

里仁篇第四

【原文】

4.1　子曰：“里仁为美[1]。择不处仁，焉得知[2]？”

【注解】

[1]里：可作名词讲，居住之地；也可以作动词讲，居住。均通。今从第二义。

[2]知：同“智”。

【译文】

孔子说：“居住在有仁风的地方才好。选择住处，不居住在有仁风的地方，怎能说是明智呢？”

里仁为美。

【精读《论语》】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关于个人成长，孔子强调了外部环境的重要影响。在他看来，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外部的人文环境密切相关。因此，他就居住的环境的选择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正所谓环境改变人，只有与德行高尚的人在一起，才能在耳濡目染之下培养出高尚的情操。

“孟母三迁”就是环境塑造人的一个典型故事。孟子很小时候就没了父亲，母亲也没有改嫁，家境比较贫寒。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母子住在一处墓地旁。后来，母亲看到孟子和邻居的小孩学着大人跪拜、哭嚎的样子，玩起了办理丧事的游戏。她觉得这样对孟子的成长不利，就带着孟子搬到了市集上，可是孟子又学商人卖东西的样子。孟母知道后，再次搬家了。这一次，他们搬到了一所学校的附近。孟子看到学校里的人守秩序、懂礼貌的样子，也跟着学了起来。孟母看到后非常高兴，就在那里定居了下来。孟子之所以能成大儒，可以说与他生长、学习的环境有着重要的关系。

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构成了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每位身处其中的人都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决定着你今后的人生会怎样，甚至能改变你的成长轨迹，决定着你的人生成败。记得曾有人说过，在人的一生中，有三件幸事可以值得庆贺：一是上学时遇到一位好老师，二是工作时遇到一位好领导，三是成家时找到一位好伴侣。这些人对自己造成的影响自然不可小觑。

不过，在生活中也有一些人是不幸的。在他们的身边，很少有人追求上进，更是缺少远见卓识的人。也许他们的资质很不错，但是长期在这种平庸的环境下，身上的那点儿“灵气”早晚都会消磨殆尽，丧失前进的动力，进而变成俗不可耐之人。有句话说得好：你是谁并不重要，关键是你和谁在一起。

其实，这里面的道理非常简单，若是你想像雄鹰一样翱翔于天际，那你就得和群鹰为伍，不要落入鸡窝安享太平；若是你想驰骋于森林之中，就要与群狼共舞，而不能流连于那可人的羊。若是你想变得更加聪明一些，就得多和聪明的人在一起；如果你想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就应多接触那些有仁德的人，这样才会受到他人的尊崇，这也许就是环境对人们做出的潜移默化的改造。

俗话说，读好书、交高人，乃是人生两大幸事。一个人是红是黑，只要看看他身边的人就知道结果了。身边德行高的朋友越多，就代表着你的德行越高，对于今后你在事业上的帮助也就越大。若是能够借人之智，成就自己，那才算是大智慧。

【原文】

【注解】

[1]约：穷困之意。

[2]知（zhì）：同“智”。

【译文】

孔子说：“没有仁德的人不能够长久地安于穷困，也不能够长久地处于安乐之中。有仁德的人长期安心于推行慈爱精神，聪明的人认识到仁对他有长远的利益而实行仁。”

【原文】

4.2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1]，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2]。”

孔子向人讲解“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的道理。

4.3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1]，能恶人[2]。”

【注解】

[1]好（hào）：爱好。

[2]恶（wù）：厌恶。

【译文】

孔子说：“只有讲仁爱的人，才能够正确地喜爱某人、厌恶某人。”

【精读《论语》】

公正地评价别人

儒家在讲“仁”的时候，并非局限于“爱人”的一面，也有“恶人”的一面。孔子认为，不仁之人多是心存私欲，并受此蒙蔽，他们眼中的善恶并非是真正的善恶。只有心怀仁德之人，才会不受私欲的影响，明辨是非善恶。也就是说，只要做到了“仁”，就能公平公正地对他人做出评价，分辨善与恶。

“仁”并不等同于一般的理，但其又在情理之中。判断是非考人心，是情感和理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标准就会随着人的内心变化而不同。所谓“仁”，是合乎规律的天道，是没有偏私之心的理智，所以，仁者心正，能够站在客观立场上看待人和事。如果怀着一颗仁德的心，对人对事就能做到公平公正，不偏不倚。

唐朝贞观年间，太宗皇帝曾让王珪评价朝中大臣，王珪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兼资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治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以诤谏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太宗听了深以为然，这些被王珪评价的大臣，听后无不大为叹服，认为王珪的评价客观公正。王珪之所以能对诸君子做出如此评价，在于他心底无私。也正因为这一点，唐太宗重用他做谏官，并感慨地说：“王珪常居谏官，朕必永无过失。”

孔子的观点提示我们，在对他人做出评价时，不能因为个体间的差异，或是自己的喜好而对他人做出有差别的待遇或评价。只有从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尽量不要将个人的感情色彩掺和进去，多从客观方面入手，才能做出准确评断。当然，若想做到这一点，大家还应从自身做起，内心要有着强烈的道德意识，以符合道义的标准待人接物，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人。

公正评价他人意义重大，有利于辨善恶，识美丑，弘扬正义和大道。表彰那些真正的善行，揭穿恶人的虚伪面纱，就是在培植人间正气，能够引导社会走上正确轨道。同时，公正评价别人也是一种处世智慧。假如我们能够对他人做出正确的评价，别人就会认为我们公正，就会信任我们。可是，若是我们对善行给以恶评，不但会伤害别人和社会，还会遭到他人反感或反击，不利于我们的事业。如果我们故意把坏的说成好的，将一些非常明显的缺陷当成优点进行赞扬，很可能会被别人当作阿谀奉承之徒，遭受无尽的白眼儿。

【原文】

4.4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译文】

孔子说：“如果立志追求仁德，就不会去做坏事。”

【原文】

4.5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1]？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2]，颠沛必于是[3]。”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注解】

[1]恶（wū）乎：怎样。

[2]造次：急促、仓猝。

[3]颠沛：用以形容人事困顿，社会动乱。

【译文】

孔子说：“金钱和地位，是每个人都向往的，但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它们，君子不享受。贫困和卑贱，是人们所厌恶的，但是，不通过正当的途径摆脱它们，君子是不会摆脱的。君子背离了仁的准则，怎么能够成名呢？君子不会有吃一顿饭的时间离开仁德，即使在匆忙紧迫的情况下也一定要遵守仁的准则，在颠沛流离的时候也和仁同在。”

【精读《论语》】

坚守信念，不违于仁

在孔子看来，每个人都想过上富裕的生活，摆脱贫困的局面，这本是好事。但是，对于君子而言，富与贵应当取之有道。即便贫困的生活再不好，想要去之也应有道，这才是君子所为。而这个道，就是仁义之道，它是君子安身立命的基础。无论是富贵还是贫贱，无论是在仓促之间还是颠沛流离之时，都不能违背这个原则。

有些人认为，人生充满苦难，人总是在痛苦中挣扎。这个观点有些道理，但是我们再想一下，人们为何会这样呢？造成他们痛苦的根源是什么？有没有一种人能摆脱这种痛苦，让生命充实而又快乐？从某个角度看，造成人痛苦的根源在于思想的矛盾。比如，有人看重财富，可等他拥有了财富，面对子孙对自己的财富觊觎和争夺的现实，他心里充满苦恼。这是因为他脑子里有强烈的伦理思想，财富观念与伦理的冲突，导致了他的痛苦。倘若坚守一个信念，他就不会痛苦了。譬如有的人看重家庭，在他的努力下，子孝妻贤，也许他们很贫穷，也许他们的生活备受磨难，但只要亲情还在，他们就能生活得很充实，很美好。

“仁”就是有着积极意义的观念。如果坚守仁德，其实是不会在乎贫困还是富贵的，更不会去谋求不义之财，也不会为改变处境而出卖良知。

苏轼少年得志，以才学为朝野瞩目，但因反对新法，评议时政，被朝中小人罗织罪名，身陷“乌台诗案”差点丢了性命。出狱后被贬往黄州，但他不改本色。新法被废后，苏轼被朝廷委以重任，可是他并不领保守派的情，对他们错误的做法予以抨击，引起了保守派的不满，不久便被排挤出朝廷，到地方任职。此后几年间，他历任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太守，负责安定地方。苏轼志在造福民众，处处勤政爱民，每莅一处，政绩皆有可观。1094年，他被贬往南荒之地惠州，在遍地瘴疠的恶劣环境中，他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乐观诗句。1097年，他被贬往海南儋州（在那时为穷山恶水之地），他坦然言道：“我九死一生，能到海南一游，乃平生最大快事”，把贬谪之辱说成“奇绝冠平生”。

阅读苏轼的诗篇不难发现，他不论是身居庙堂，还是被贬蛮荒，心中总是坦然的，情绪总是乐观的。在别人眼里，他的处境糟透了，可他却能淡然处之。何故？皆在于他有着坚定执着的人生信念，他心存大仁，追求的是为国为民作贡献。无论身处何地，他都有为民造福的机会，处处可以合心遂志，故而生活得精彩而充实。

只要坚守信念，不违于仁，富贵有何喜，贫苦有何悲。但是，如果丢掉这个信念，人就会成为处境的奴隶，为他人的褒贬所左右，生活得痛苦不堪。

【原文】

4.6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1]。好仁者，无以尚之[2]；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注解】

[1]好、恶：同4.3章解。

[2]尚：通“上”，用作动词，超过的意思。

【译文】

孔子说：“我从未见过喜爱仁德的人和厌恶不仁德的人。喜爱仁德的人，那就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厌恶不仁德的人，他实行仁德，只是为了不使不仁德的事物加在自己身上。有谁能在某一天把他的力量都用在仁德方面吗？我没见过力量不够的。或许有这样的人，只是我没有见过罢了。”

【原文】

【注解】

[1]党：类别。

[2]斯：则，就。仁：通“人”。

【译文】

4.7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1]。观过，斯知仁矣[2]。”

人之过也，各于其党。

孔子说：“人们所犯的错误，类型不一。所以观察一个人所犯错误的性质，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

【精读《论语》】

从犯错观察他人

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就是人才，这早已为人们所公认。至于如何鉴别人才，历来是用人研究的重点，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和著作，可谓林林总总。很早之前，孔子给出了一个极为特别的识人技巧，那就是，通过观察一个人所犯的错误来了解他。

这个方法有着出人意料的准确性，有时要比形貌识人法、神态观人法、细节观人法、交友观人法还要管用。人能通过行为举止来掩饰自己的内心，但很难在犯错上掩饰自己人性上的善恶、性格上的缺陷以及情感上的好恶。那些粗暴虐待他人的人，秉性肯定是凶残的；那些索贿受贿的人，必然是贪婪的；那些冒失犯错的，肯定有勇敢或莽撞的性情。从他们的错误或过失中，不难察觉他们的本性。

乱世之中，群雄并起，许多有识之士就是通过观察首领的过错，进而择主而事的。隋朝末年，由于杨广无道，天下大乱，当时涌现了许多起义领袖，其中著名的有李密、窦建德、萧铣、李渊等。当时，以李密势力最大。但后来，许多杰出人才都离开李密，转投李渊。他们之所以这样抉择，是从李密所犯过错对其做出判断的。瓦岗寨本是翟让所创，翟让见李密才高志大，便推李密为主。但后来，由于翟让贪财求货，李密便设计诱杀翟让的全家和亲信。虽然其中有因，但李密此举，显然是一个大错。杀掉创业者和推举他的人，说明李密残忍并有失道义。不少瓦岗英雄由此初步认清了李密的真面目，开始心生他念。当时，瓦岗军打开兴洛仓，任由百姓取食，贪多的人拿不动，把粮食扔到道路上，李密也不阻止。贾润甫、李等人观察李密之错，认为他没有深谋远虑，不是成就大事的人，对他越发失望。后来，魏徵、程咬金、秦叔宝、李等都相继离开李密，李密最终失败。

这个事例讲的是战乱时期，贤臣择主而事的情况。由于历史上大动乱不是常态，所以，择人与用人多为领导者在和平时期对下属的鉴别和重用。在此，领导者也可以采用“察错识人法”，来观察、识别或者提拔人才。比如，君子待人宽厚，就算自己有过失，其原因恐怕就是过于宽厚了。但是，小人则不同了，他们心存奸险，若是有人犯了错，他们肯定会小题大做，闹得满城风雨，这种方法在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时候非常实用。因此，领导者在择人时，不妨从观察过错入手，寻找自己需要的人才。

【原文】

4.8　子曰：“朝闻道[1]，夕死可矣。”

【注解】

[1]道：道理，指真理。

【译文】

孔子说：“早晨能够得知真理，即使当晚死去，也没有遗憾。”

【原文】

4.9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孔子教导弟子要矢志不渝地追求“道”。

【译文】

孔子说：“读书人立志于追求真理，但又以穿破衣、吃粗糙的饭食为耻，这种人就不值得和他谈论真理了。”

【精读《论语》】

贪图奢华者胸中无道

人之所以贪图物质享受，因为心中缺乏真正信仰，缺乏坚定价值观，也就是缺少“求道求仁”的理想。这样的人，终会在不断升级的享受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糜烂。甚至有人还会为了得到更高层次的物质享受，不顾廉耻，卑躬屈膝地去钻营。相反，那些把“道”作为自己坚定信念的人，因为矢志不渝地追求仁德，就不会在意衣食方面的浅薄享受，而是淡泊名利，进德修身。

东汉末年的著名学者邴原，虽然出身寒微，但他能甘于清贫，立志求学，终于成为受后世赞誉的贤德之人。邴原幼时即为孤儿，生活都成问题，就更别谈求学读书了，同龄人坐在学馆朗朗吟读之时，他只能蹲在窗外偷听。幸运的是，先生知道他的处境后，深受感动，破例让他免费就读。邴原也没让先生失望，一个冬天便将《论语》和《孝经》倒背如流，熟谙在胸。之后，邴原辞别学馆先生，外出游学，以期遍访天下学者名流。八九年后，邴原学成返乡，许多年轻后生慕名而来向他求教。

遗憾的是，世上立志求道的人的太少，而贪图享受、渴望锦衣玉食的人太多。从常理上说，喜欢物质享受没有什么错，但问题的关键是，因为心灵上缺少“道”的指引和“义”的约束，人们往往陷入对奢靡生活的追求，被物欲所控制。要知道，人不能单单为了享受而活着，不能见钱眼开、玩物丧志，不能迷失了真正的自己，那样，很容易就会让自己丧失该有的节操，用道德良知换取物质生活的富足。

五代时后晋高祖石敬瑭，因贪图荣华富贵而成为无道之人。综观石敬瑭一生，卖国称帝之前还是很让人佩服的。他不但骁勇善战，战功卓著，而且还有超人的政治谋略。就是在治国上他也堪称干才，治理陕州、河东等地时，都政绩卓著。可惜，战乱频仍之际，他为借重契丹援助得到帝位，认贼作父，奴颜婢膝，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将北方百姓置于契丹铁蹄之下，甘心做了“儿皇帝”。他之所以在历史上留下了骂名，就是被贪婪的私欲控制了灵魂。

心中有道，志于求仁才是最重要的，只讲物欲要求的生活是不完全的，是低层次的；没有充实精神的物欲要求是空虚的，心灵空虚的人就如一具行尸走肉。“粗食者志坚，华美者心卑”，“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志远”。只有对精神层次的追求超过于对物质的追求时，我们的生命才会富有价值和意义。

【原文】

【注解】

[1]适（dí）：意为专主、依从。

[2]莫：不肯。无适无莫，指做事不固执。

[3]义：适宜、妥当。比：亲近、相近。

【译文】

4.10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1]，无莫也[2]，义之与比[3]。”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

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没有规定一定要怎样做，也没有规定一定不要怎样做，而只考虑怎样做才合适恰当，就行了。”

【原文】

4.11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译文】

孔子说：“君子心怀的是仁德；小人则怀恋乡土。君子关心的是刑罚和法度，小人则关心私利。”

【精读《论语》】

君子与小人的区别

就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孔子从各自关注什么的角度做出了评判。他认为君子有“怀德”“怀刑”之心，他们时常记挂着道德礼仪，心中所想的只有仁德和善良。行事的时候考虑的比较周到，所有的一切都力求合理，担心自己的行为违反国家法律和社会规范。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

而小人所存“怀土”“怀惠”之心，他们心中想的只有自身的那点私利，对一些小恩小惠和个人的利益十分在意，很少有人去关心道德的修养，很少顾及到事情的后果和他人的感受。为了获得一些利益，即使是作奸犯科，他们也在所不惜。

综观历史，就会发现君子小人在这个方面的典型区别。唐德宗在位时期，由于过度掠夺，对士兵刻薄寡恩，结果引起兵变，被迫狼狈逃到奉天，差点被谋反的朱泚杀掉。叛乱平息后，德宗回到长安，用度极为匮乏，开始拼命聚敛钱财。许多地方大员为了讨好皇帝，便搜刮民脂民膏，向皇帝进献财物。当时，江西观察使李兼每月都要向皇帝进献，称“月进”，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更是过分，每天向皇帝进献，称“日进”，其他的如杜亚、刘赞、王纬等人，也都拿着国家的赋税讨好皇帝。他们这样做，一是为媚事皇帝，保全自己的官职爵位，其次也是为了借机搜刮百姓，聚敛财富。这样做既是“怀土”又是“怀惠”，是典型的小人做派。

当时有一个官员名叫阳城，他的做法与上述小人迥异。因为裴延龄等人的构陷，唐德宗贬斥名相陆贽，并准备杀掉他。阳城率谏官王仲舒、王归登、熊执易等人叩阙进谏，求唐德宗赦免陆贽。虽然没有成功，但名震天下。事后，阳城被降职为道州刺史。在道州，对待官吏民众，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使社会迅速安定。道州多山，土地贫瘠，生产落后，人民贫穷。阳城便请求国家免除赋税。朝廷不答应，阳城干脆不征收。上司因此多次责难他，他也不在意。为了催征税赋，上司派一位判官来监督。为了争取为民免税，阳城便把自己囚禁到监狱里。判官闻讯大惊，跑到监狱了见他。判官等他办公催征，阳城便不进州衙，晚上在判官下榻的馆舍门口破门板上睡觉。判官没法，只好离开道州。后来，上司又派人查办他，那人不愿查办阳城，就在半路上跑了。阳城就是君子的典型，他心怀仁德，匡正朝廷，关爱民众，成为唐朝政治的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