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缘系北大 忍辱度维艰

1947年，伴着解放战争隆隆的炮声，芮沐走进了位于北京东城区沙滩的北京大学，开始了一段与北大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

由于早年在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执教过，并有到美国做访问学者的经历，回到北京大学的芮沐即被聘为法律系教授。当时，学校安排芮沐一家住在沙滩中老胡同32号集体宿舍。白天，他到学校为学生讲授“民法”、“国际私法”，晚上则用从美国带回来的收音机和进步学生一起收听城外解放军播放的节目，同时与进步人士一道策划“反饥饿、反迫害”运动。

据周佩仪回忆，有一段时间芮沐经常晚上悄悄出去，与雷洁琼、张奚若等人联络，商讨进步活动。芮先生的女儿芮晋洛小时候曾在家中看到过一本油印的册子，上面记录了芮沐等人活动的情况，遗憾的是这本册子在“文革”期间被抄走，不见了踪影。

蒋介石逃离大陆前，明知大势已去，便一边疯狂搜集财富，一边网罗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国民党派出飞机接教授们去台湾，并派人到教授们的住处劝行。每一次遇到说客上门，芮沐都义正词严地拒绝；他和同院朋友陈友松、陈占元教授谈论此事，也都表示坚决留在北平，不去台湾。

新中国成立后，芮沐继续任北大法律系教授，直到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这一年，44岁的芮沐被调到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期间，芮先生还应邀参与创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1954年，在董必武的指示下，北京大学恢复法律系，首任系主任为时任司法部教育司司长的陈守一。在陈守一的热情邀请下，芮沐重新回到了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民法教研室主任。自此，芮沐将自己的学术、家庭乃至生命与这所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再也没有分开过。

新中国成立初期，芮沐充分利用自己在法律和语言方面的专长，活跃在对外往来和交流的舞台上，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当时，我国的法律体系和高校的法学教学体系由苏联引进，为了向“老大哥”学习，国家多次派代表团访问苏联和东欧国家。1954年，新中国首任大法官、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张志让率团到苏联和东欧国家考察，为制定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做准备，芮沐应邀随行。代表团与外国法律学者和法官们广泛交流，遇到专业的法律术语，芮沐便临时充当起翻译的角色，他精湛的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平深受代表团和张志让的认可。后来，张志让几乎每次出国访问，都要求芮沐随行。在这之前的1949年到1953年，芮沐还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专员，为新政权的法律制定提供建议。

芮沐和儿子在中老胡同宿舍（1948年）

随着学术和事业上的拓展，芮沐的家庭生活也步入了一个平和、稳定的阶段。夫人周佩仪于1950年进入原外经贸部（现商务部）工作，直至退休。在东城沙滩的中老胡同宿舍，芮沐一家与沈从文、冯至、陈占元、陈有松、江泽涵等邻居相处融洽，他们的儿女经常一道去上学、玩耍。20世纪50年代初，北大由东城区沙滩搬到西郊的燕园。1958年，芮沐全家搬到燕南园61号院，邻居们有：江泽涵、林庚、王力、褚圣麟。

芮沐（左）陪同张志让（中）出访

然而，风云变幻，好景不长。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场政治运动将知识分子卷入一个个漩涡。接受过西方教育，且成名于民国时期的芮沐也难以幸免。据推算，芮沐在1966年以前虽然受到冲击，但仍可以教学和写作，这期间他先后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民事立法的发展情况》（《新华月报》转载，1955年）、《关于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资本家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讨论》（《政法研究》，1957年）、《加强法律科学的战斗性》（《政法研究》，1957年）、《新中国十年来婚姻家庭关系的发展》（《政法研究》，1959年）、《外国民商法》（北京大学法律系讲义，1960年）等文章和教材。1961年至1966年，芮沐担任北大法律系副主任，他努力完善和健全法律教学的体制，组织编写了“外国民商法”等讲义。但是，对芮沐的批判却比这还要早。法律系于1958年编写油印了《批判芮沐先生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与教育思想论文集》，对芮沐进行了集中批判。那时的批判还限定于学术范围内，尚未升级，芮沐当时也做了相应的回应和反思。

在“反右”等政治运动刚刚有所收敛的时候，空前绝后的三年自然灾害不期而至。全国上下陷入了极大的困顿之中，大家开始认真地为了一个更为现实的目标而劳神费力：填饱肚子、活下去。那段时间，芮沐除了上课、开会外，没事就带着儿女在自家院子的空地上开荒，把土地平整好，种上各种作物。

回忆起那段时光，芮晋洛如数家珍：一家人在整齐的地里种上花生、红薯、玉米，在靠边的地方种下杏树、桑树、扁桃树、枣树，住所外面栽着一排一人多高的竹子。当时，芮家的院子里还养着兔子、鸡，院子里和未名湖畔的青草、落叶可以为兔子提供草料。当时，芮家有一种人工养殖的叫“小球藻”的植物，用来喂鸡。小球藻富含营养元素，北大食堂曾把它们晒干磨成粉用来做面包。

“文革”初期，芮沐在单位挨批斗的情况他的家人并不太清楚。芮沐回到家也从不讲自己的遭遇。直到有一天，芮沐回家说身体不舒服，妻子周佩仪发现他经常拉黑便，面色很不好，当即和女儿一起陪同他去北医三院。经过检查，芮沐消化道出血，当时就被收治入院了。

芮沐的身体一向很好，从他当时的神情和他单位一些人对他的态度看，芮沐在法律系遭受过残酷斗争，但他本人却一直闭口不言。后来，芮沐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关进牛棚———“监改大院”，接受批斗与劳动改造，除了请假回家取送换洗衣服外，不准随意外出。

一次，芮沐送衣服回家，妻子正炸鸡蛋给他吃，这时院子外传来呼喊声：“芮沐！芮沐！快走！”当时正下着大雨，鸡蛋顾不上吃，雨具也来不及拿，芮沐只得抓起背包应声跑出来。芮晋洛抓过一顶草帽追赶父亲。瓢泼的大雨中，传令人穿着雨衣，骑着自行车在前面催促，芮沐顾不得浑身湿透，跟在自行车后面追赶。女儿拿着草帽已经追不上了。芮沐高大却孱弱的身影很快消失在风雨中，留下周佩仪和芮晋洛母女二人相拥而泣……

造反派曾三次到芮沐家抄家，搬走了大批的书籍、箱子和生活用品，并声称被抄走的东西要作为“批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展览”的实物。后来，展览有没有举行没人知道，被抄的物品却没有全部归还。

1969年，芮沐被下放到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这一年，他61岁。

临行前，芮晋洛和母亲一同去送行。当时芮沐被安排在运输队，只见他肩上扛着大箱子艰难地向前迈步，原本笔挺的身板弯曲着，脸上显现出痛苦表情。这一切被送行人群中的芮晋洛看在眼里，一向坚强的她当时就忍不住痛哭起来。回忆40多年前的那一幕，芮晋洛至今仍不禁潸然泪下：“当时父亲都60多岁了，还要受那样的折磨，我的心都要碎了……”

在江西，芮沐和家人联络的唯一途径就是写信。当时，周佩仪在外贸部设在河南的“五七干校”，收到丈夫的信便知道平安的消息，一段时间没有来信便不免担心起来。芮沐写给妻子的信中最多的语句是“请你务必尽快寄来……”，关于改造的情况却只有片言只语。尽管如此，妻子还是看出了端倪：芮沐来信索要的东西大都是“杀虫药”、“止痒药”、“消炎药”等，从这些物品可以想象他遭受了怎样的苦难。

1971年，中央落实政策，芮沐得以返京。回到北大的芮沐面临的仍然是“文化大革命”的阴风浊浪：房子继续被造反派占住，全家只能蜷缩在两小间房子中。

那时，为了做好尼克松访华的准备，周恩来总理委托外交部搜集有关尼克松的资料，外交部又把一部分任务交给了北大法律系。从干校回来后，芮沐就从系里领了任务，拿回一些英文材料，进行翻译。芮沐与王铁崖、梁西、沈宗灵等教员一起，成了编译组成员，参与翻译了《联合国与裁军》、《联合国手册》、《尼克松：六次危机》、《希思外交报告：旧世界与新前景》等六部著作和大量的文件。这些文献资料对我国的学术研究和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的外事工作都极具参考价值，曾得到国内外和联合国秘书处的赞赏。

而对于那个特殊年代亲身所遭遇的不幸，芮沐从不提起，被反复问到了，他也只是淡淡地回一句：“不记得了，忘了。”

芮先生早年在法、德留学多年，新中国成立后又代表国内法学研究者出访欧美，积累了不少的人脉资源。后来，不少国外大学，如美国纽约大学刑事学院、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英国伦敦大学等曾邀请他担任教职并定居，都被他一一婉拒。“我自小在中国长大，根在中国，何况正赶上国家需要我发挥作用的时候。”

这还不够，先生还要求入党。芮沐早年曾加入民主同盟会，多年来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往之情也随着从事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经历而愈加强烈。他曾说过，“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离开共产党的领导，离开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想象的。”20世纪50年代初，芮沐怀着内心的激动，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80年6月30日，72岁的芮沐被批准入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