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仁英，1913年生，天津人。著名妇产科、妇女保健专家，被誉为“我国围产保健之母”。20世纪70年代，她带领妇产科临床医师从临床医学研究转为预防医学研究，逐渐推开中国围产医学的大门。她率先增设早孕门诊，使孕妇可以在早孕期得到医生的保健指导，并创建了北京大学妇儿保健研究培训中心，开始步入以降低孕产妇和围产儿死亡率为目标的科研工作。她以经济欠发达、死亡率高的农村为重点，借鉴国外高危管理方法进行围产保健的干预工作。经过努力，围产儿死亡率由27‰降至1 7‰。在顺义县围产儿死因的调查中，严仁英发现神经管畸形是新生儿死因的首位，其原因与孕妇在妊娠期缺乏叶酸有关。她亲自指导在江苏、浙江、河北、山西等省的30个县设立了预防神经管畸形的研究基地，进一步证实了新婚准备生育的妇女和怀孕前三个月的孕妇服用小剂量的叶酸增补剂可以减少70％神经管畸形的发生，得到卫生部采纳，使中国神经管畸形的发生率在原有基础上下降了50％，即每年减少5万例先天畸形儿童的出生。严仁英不仅为降低围产儿死亡率呕心沥血，也为降低孕产妇死亡率而牵肠挂肚。在调查的基础上，她推动建立健全农村三级妇幼保健网及孕妇分级管理和高危转诊制度，培训提高乡、村二级妇幼保健人员医疗、保健水平，加强对孕产妇的健康教育等工作。在她的领导下成立了中华围产学会，创办了《中华围产医学杂志》。

我现年九旬，尚能胜任半日工作。常有人问我健康长寿秘诀，我的回答是：“能吃能睡，没心没肺”。所谓没心没肺，就是心胸宽大，不计较名利得失，对人友善，能宽容，能合作，就寝时就能心情平定安然入睡。但这种“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人生观，也有其不利的一面，从学校毕业以来，60年中学术成就很少，真愧对恩师厚爱呀！

—摘自严仁英自述《我这九十年》

1950年初夏的一个傍晚，北京大学红楼后的操场上，一辆“二八”型女自行车晃晃悠悠地移动着。车上坐着一个六龄男童，张着小嘴，边大口喘着气，边时不时地发出亢奋的叫声。他忙不迭地倒腾着两条小腿儿奋力蹬着，上半身为能紧紧抓住车把吃力地向前倾去。

一位身材修长的女子扶着车后座轻快地跟着，笑声中频频提醒孩子“往左一点”或“往右一点”保持平衡。男童一次次从车上掉下来，又被女子一次次扶起。很快，他掌握了技巧，箭一般地冲了出去，身后传来女子开心的叮咛：“梦凯，小心点儿，等等妈妈！”夕阳将人和车的影子拉得越来越长，阳光慷慨地洒在并不平整的地面上，反射出一团柔和明亮的暖色。操场真大，怎么骑也骑不到边……

那一个傍晚，她是男童的母亲，是保护自己孩子学骑车的妈妈；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她被誉为“中国围产保健之母”，是为我国千百万母婴的生命与健康保驾护航的长者！铅华洗尽，素面朝天，永远不变的是一颗博大的仁爱之心。

时光转瞬间将我们带回21世纪的今天，一位耄耋老人就这样坐在笔者面前，静静地等待下一个提问，不时用手轻抚额前和鬓角的银发，大方地舒展着素颜上的每一条皱纹。“梦凯一个晚上就学会了骑车，我当时特别高兴。”话音未落，老人脸上已然泛起了幸福的涟漪，“鹤发童颜”的比喻在此刻显得如此立体。

这位老人，名叫严仁英。

从足不出户的学生，到编外的医预科生

天津市红桥区文昌宫大街附近有一个严翰林胡同，因曾任清末翰林院编修、学部侍郎的我国近代教育先驱严修（字范孙）的故居在此而得名。这位曾被《大公报》誉为“旧世纪一代完人”的老先生就是严仁英的祖父，他是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的创办者，周恩来的伯乐与恩师。

1913年11月26日，严仁英出生在严氏大家族中，“仁”字同辈中就有26人，她因当时父亲身在英国而取名“仁英”。严仁英自幼丧父，关于父亲的记忆十分模糊，但对祖父严修写的两首歌却念念不忘，一首叫《教女歌》，另一首叫《放足歌》，至今兴起时仍可轻声哼唱。

“少小女子顿声哭，哭向慈母诉缠足……邻家女儿已放足，走向学堂去读书。”在中国近代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废除缠足和兴办女学是最重要的两项内容，严仁英的祖父正是这两种新思潮的倡导者，并身体力行，在自己家的大宅子里开办严氏女学，从自己的儿孙和亲朋的女眷抓起，在治国修学、为人处世和强身健体各方面进行培养教育。

学生时代的严仁英（左一）与姊妹合影

严仁英是幸运的，她是中国幼儿教育最早的受益者之一，足不出户就完成了蒙养园（幼儿园）和小学的早期教育。然而，严仁英也为这份特别的“幸运”付出了代价，12岁以前很少有机会离开高墙包围的重重院落，这令她从小就产生了对外面世界的向往。“连少有的去医院看病的机会都令我感到莫大的幸福，因为能到街上走一趟，看看外边的车呀、人呀……”

20世纪初，西风东渐，严仁英考入了中西女中这所教会学校，终于走出了严氏大宅。两年的时间里，严仁英接受的课程比较侧重社交及个人特长等方面的培养，学到的基础知识却相对薄弱，这在最初认为“教会学校管理更严格”的祖父和她的兄长们看来无异于“玩”了两年，便将严仁英转学至南开女中。

在南开读书的五年，严仁英深受祖父治学精神的影响。“爱国、科学、敬业、乐群、发展”的南开精神成为她一生的坐标。在学习之余，她还被选入了学校排球队，很快，她又成为女篮校队的一员。“我球打得不好，就是因为个子高。”谈到打球，老人扶在双膝上的手指不自主地翘了一下，“我们班的女同学还自编自演过一出话剧，名叫《反正》，讲的是一位将军倒戈的故事。我就女扮男装演这位将军。”话剧在南开历史悠久，周恩来在校时就演出过话剧《一元钱》，著名剧作家曹禺也师出南开。

临近毕业时，严仁英立下了学医之志。“家里没有人搞医，我想学医的初衷是希望能给家里人看病。”谁能想到，小姑娘当年的这个看似“小气”的愿望，却在自己的心田种下了一颗博爱的种子，而与生俱来的磅礴胸怀就是滋润这颗种子发芽、生长的甘露，直至枝丫参天……

“南开的老师不让我去协和。”严仁英扶了扶眼镜，“他们觉得协和太‘洋化’，学的东西可能在中国用不上，推荐我去‘齐鲁’。”那时正值“9．18”事变发生不久，面对窗外的一片兵荒马乱，守寡多年的母亲沉默了。“可别去这么远的地方……”严仁英模仿着母亲当年劝自己的语气，眉心掠过一片慈祥。

在母亲的劝说下，严仁英撅着小嘴迈入清华园，主修生物学。然而，她立志学医的夙愿却铭记于心。

在清华园的三年，对于严仁英来说就是“六年”，因为她选择了“双肩挑”。

“生物系的老师都知道我想学医，就允许我选修协和医预科的必修课程。”每隔一个学期，严仁英就要揣着一个小本子从清华跑到协和，抄下医预科的新课表回家选课。背着两个“书包”的严仁英没有被学业压垮，也没有当“书呆子”。她仍是校队的主力，还参加了合唱团和话剧社，就好像还在南开中学念书一样。如今一回忆起当年在清华的时光，严仁英便不假思索地总结道———“轻松愉快”。

30年后的一天，当儿子梦凯告诉她自己被市排球队选中做专业运动员时，她竟没有坚持想要孩子学医的期望，欣然鼓励儿子“去做你喜欢做的事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