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依北大情，拳拳赤子心

回顾严仁英的履历年表是复杂的：从严氏大宅到南开女中，从清华园到梦中协和，再到杨崇瑞的第一助产学校和丈夫王光超的私人诊所，不同的年龄阶段和不同的时代背景为这位沧桑老人描画出了迂回曲折的足迹。

然而，从情感的角度来看却远没有那么复杂：严宅三年、南开五年、清华三年、协和七年、助产学校半年……因为，有一个地方，她倾注精力的时间达半个多世纪，将上述若干数字加在一起都远没有这里长久，并且至今仍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这里，就是北大。这份永远珍藏于心的“小”情感注定与对共和国的“大情大感”息息相关，因为严仁英来到北大的时候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有三年的时间。

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原北平大学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任教的日本人被遣返回国，学校处于停顿状态。次年，北平大学医学院作为“八大学院”之一由南京国民政府接收，林巧稚担任医学院附属医院（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任，同时兼任中和医院（北大人民医院前身）妇产科主任。重新开业的北大医院（自此得名）由于教授们大多为兼职，所以都把自己原来在协和的学生招来担任病房的住院总医师。林巧稚自然找来了严仁英。

严仁英与恩师林巧稚（左）合影

“真是胆战心寒！”面前的这位老人颤巍巍地端起大茶杯喝了一口水后说道，“我从协和毕业后充其量也只做了两年妇产科的临床，要是没有林大夫的鼓励和丈夫的支持，我也下不了这个决心。林大夫说她会定期来查房，手术也会带着我做，还说只要有困难可以随时给她打电话请示，不分昼夜……老头儿二话没说就接过了照顾孩子的重任，我才能搬进医院的宿舍打起精神工作。”

当“大家”还未成为“大家”的时候，也会有当年青涩、胆怯的一面；众多青涩、胆怯之人最后能否蜕变为“大家”，归根结底还是源于“茧”内的力量。

住院总医师“严大夫”走马上任以来，她的事业着实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48年，在恩师林巧稚的帮助下，严仁英远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进修妇产科内分泌学一年，丈夫王光超得到兄长资助后也随后自费赴美深造。

到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部报到后，严仁英惊奇地发现科里的女同事大多从事文秘和实验员的工作，病房的医生中只有两位女性，都是年轻未婚的，一位已婚女医生则专门出门诊，再也没有当教授、做主任的“出头之日”。“原来一向标榜什么‘民主’、‘自由’的美国竟如此严重地歧视妇女！”老人气愤地讲到。

纽约，自由女神像———美利坚合众国的象征，然而，这种“自由”在这位个子高挑、快言快语的中国女子眼中却是彻头彻尾的一副虚伪嘴脸。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严仁英和王光超放弃了在美的优越条件，不顾美方的阻挠与威胁，怀着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毅然乘船回国。“开始我们以为开国大典是在10月10号，心想赶紧回来应该能赶上，但后来听广播得知是10月1号，肯定是赶不上了，就觉得很遗憾。”忽然，老人好像想起了什么，目光变得明亮起来，“大家特别兴奋，10月1号那天就在甲板上一起庆祝。”听说新中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严仁英便找来一块白布，用红墨水染成红色，又用黄纸剪出了五颗五角星，凭着自己的想象把大星放在布的中间，四周各放上一颗小星，然后在甲板上挥舞着“国旗”一起唱歌、跳舞。

“后来回到北京时才发现国旗做得不对，可惜下船时没有把它留下来做纪念。”多年后回味起当初自制国旗庆祝的情景，严仁英仍掩饰不住心中的那股兴奋和喜悦，清了清嗓子便拍着手唱了起来，“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还不忘最后的一句“呀呼嘿，呀呼嘿呼嘿……”

1999年，在建国五十周年大庆之际，严仁英曾撰写《甲板上的“国庆”》一文，记述了50年前一群归心似箭的留学生在归国途中迎接新中国成立的欢乐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