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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希尔·哈撒韦大学

巴菲特和查理·芒格内部讲话 作者:丹尼尔·佩科,科里·雷恩 著


伯克希尔·哈撒韦大学

我清楚地记得1984年我第一次参加的年会。年会在奥马哈乔斯林艺术博物馆举行,令人既兴奋又惬意。

科里·雷恩和我是老相识,他这个注册会计师正在门口验票。[1]他1983年才被伯克希尔审计部门录用,算起来还是公司的新员工。

大学毕业后,科里在艾奥瓦的苏城做了两年的公共会计工作,但他觉得那并不是自己想奋斗一辈子的事业。找工作时,他接到奥马哈一个猎头打来的电话,猎头告诉他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正在招聘一名内部审计员。科里问道:“伯克希尔什么?”猎头答道:“是沃伦·巴菲特的公司。”科里答道:“沃伦什么?”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尽管如此,他还是做了那份工作,和其他六七个人一起在审计部门审计伯克希尔子公司的账目,为巴菲特准备季度财务报表。

当发现科里居然在伯克希尔工作时,我羡慕不已。我多么羡慕他能从巴菲特那里学到第一手的知识呀。[2]

但那时我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科里身上,我的眼睛一直盯着主席台不放。

沃伦·巴菲特和查理·芒格面对着300名股东,坐在礼堂的主席台上(我当时觉得那个主席台可真够大的)。

我知道,要是想学知识,就必须站起来提出自己的疑问。所以,我详详细细地写下一页又一页的问题,就等着拿到麦克风了。

我紧张地提出了第一个问题。从他们的回答中就能看出他们清晰的头脑和非凡的才智。我心想:“哇,回答得太棒了!他们把我愚蠢的问题变成了杰作。”

我接着想:“我怎么现在才来,以前怎么就没想到要过来呢?”

那次年会上,我得知伯克希尔持有韦斯科金融公司80%的股份,而查理·芒格正是韦斯科金融公司的主席。所以,我又飞往帕萨迪纳参加了韦斯科的年会。韦斯科年会的规模可要小得多。

我第一次参加韦斯科年会时,只有15人出席会议,其中半数都是公司的员工。我又准备了许多问题。

会上,我才提出了3个问题,显然还有一大堆在后面等着。

我很紧张。芒格戴着厚厚的眼镜,十分威严。他就像位受不了傻子的老教授。我站起来,结结巴巴地说:“不好意思,我有一大堆的问题,好像就我在问问题,我不是有意霸占整场会议的。”

他和蔼地说:“我们就是为了问题才聚集在这里的。只要你有问题,我就会一一作答。谁要是想走,可以随时离开,不过我不会走的。”

我心想:“哇,太好了,那就开始吧!”我不知道我们一问一答了多久,但我高兴坏了。毫无疑问,顶级专家手把手的教导让我前进了一大步。

“伯克希尔·哈撒韦大学”就是我给沃伦·巴菲特和查理·芒格所积累的智慧起的昵称。

每一年,我们都研读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年度报告,聆听年会上的讲座。如今,所有的智慧都汇集在了这本书里,我和科里也从中学到了从其他任何地方都学不到的投资学知识。

阅读伯克希尔的报告及巴菲特每年写给股东的信,聆听巴菲特和芒格在年会上的发言,对我们这些价值投资人来说至关重要。这些才是商业教育的核心,它轻松碾压工商管理学硕士(MBA)课程,是我们接受继续教育的基石。

毫无疑问,这是我们两个做过的最好的投资项目。

每一年,有史以来最杰出的投资团队都会为你答疑解惑,编撰优秀的商业世界年度教程。巴菲特坦言,他一开始害怕当众讲话(他曾经只要一想到要当着这么多人说话,就会感到身体不适)。

谢天谢地,这些年来,巴菲特和芒格越来越习惯于当众讲话了。如今,他们成了优秀的教师。他们的智慧以及乐于分享的精神,使得每场年会都成了宝贵的系列讲座。


[1] 在1984年的年会上,科里只是个观察员。由于前一年参会人数不足50人,他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然而到了第二年,参会人数明显增多,每个人都派上了用场。科里需要在股东涌入会场时为他们检票,但他一下子就被人潮淹没了。内布拉斯加家具卖场的高管艾文·布朗金发现了科里的窘境,赶来帮他一起检票。科里检票检得焦头烂额,一个没有拿票的人想挤进会场。科里大声喊道:“对不起,有票才能进!”那个人停下来,科里抬头一看,原来是沃伦·巴菲特。科里急忙道歉,才让巴菲特进了会场。不一会儿,一个由六七个人护送的没有拿票的女人走了过来。科里再次大喊:“对不起,有票才能进!”她看着他说:“我是苏西·巴菲特。”所以,科里在一次年会上不但拦下巴菲特,还拦下他的妻子去参加他们自己公司的年会。科里感到尴尬极了。

[2] 想不到,科里会在8年后离开伯克希尔,成为我的商业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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