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期，中国文化史上出现了一幅壮观的场面：浑浩流转的传统史学的长河，与来势迅猛的西方文化潮流互相碰撞，发出了轰鸣，溅起漫天的浪花，形成了“新史学”的高潮。这一“新史学”高潮的代表人物，就是近代文化名人梁启超。他以丰富的著述，代表了传统史学的终结和近代史学的开端。

梁启起，广东新会人，1873年2月23日（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出生。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从小由祖父、父亲教授经、史，并得力于母教。十二岁中秀才。十五岁起，在广州学海堂就读，学业出众，为他以后从事著述和宣传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十七岁中举人。以后师从康有为学习，并大量接触当时传入的西学的知识，形成了系统的近代变法思想，立志献身报国。

1895年春，梁启超与康有为同赴北京参加会试，从此他结束了学生生活，投入社会。他一生的活动可分为四个时期。1895年至1903年，是梁启超投身于变法运动和进行启蒙宣传的辉煌时期。甲午战争失败，亡国的危险刺激着这位满腔热血的青年爱国者，《马关条约》的内容刚刚传出，梁启超便立即发动广东、湖南两省举人上书都察院，要求拒绝和议。接着，协助康有为组织声势很大的“公车上书”，形成近代史上第一次以爱国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群众性爱国运动。此后，梁氏编辑《中外纪闻》，协助康有为创办强学会。次年由京到沪，任《时务报》主笔，连续发表《变法通议》等名文。《时务报》盛行国中，数月之内销行至万余份。时人以“康梁”并称，自通都大邑至僻壤穷陬，无人不知有新会梁氏者。1897年秋，梁氏到长沙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蔡锷就是当时学堂中的高材生。

1898年春梁启超到北京，协助康有为，进一步推动变法运动。在“百日维新”高潮中，梁启超帮助康有为倡行新政。戊戌政变发生，梁氏流亡日本，10月到达东京。顽固派的血腥镇压和流亡国外的遭遇，使梁氏对清廷的反动腐朽有进一步的认识，到日本后，他大量阅读日文所译西书，“脑质为之改易”，故思想一度激进。他克服流亡国外的各种困难，更加积极进行思想启蒙的宣传，先后创办《清议报》《新小说》《新民丛报》，自称“明目张胆，以攻击政府，彼时最烈矣”。这一时期他发表的批判专制和传播西方进步社会学说的文章，对国内爱国人士特别是青年学生产生了巨大影响。黄遵宪称誉他的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

自1903年至1914年，是梁氏一生中比较暗淡的十一年。他先是以改良派代表人物的身份，与革命派展开论战。当时的时代潮流是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梁氏的活动违背了时代的要求，故当1907年《新民丛报》停刊时，“革命论已盛行国中矣。”

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被推翻，梁氏结束了长达十四年的国外流亡生活，回到北京。在1913至1914年两年间，他与袁世凯关系密切，故屡受舆论抨击。此后，他们之间关系日趋疏远，梁举家移居天津。1915年至1917年，梁氏在政治活动上再度有出色的表现。从1915年夏天起，袁世凯加紧密谋策划复辟帝制。其时，仰仗袁贼鼻息的一群反动军阀、政客和无耻文人纷纷“劝进”，丑态百出，梁启超不顾危险，决心保护共和政体，他在天津与蔡锷商定反袁大计。梁公开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警告袁世凯若恢复帝制便自取灭亡。近代史家陈寅恪曾以亲身经历，论述此文具有拨开云雾见青天的威力。在梁的周密计划下，蔡锷秘密到达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梁氏也南下，经历了难以形容的艰难，冒险到达广西，策动陆荣廷独立，大大壮大反袁声势。在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后，梁启超以非凡的远见，说服、协调南方各反袁力量，坚决主张袁世凯必须无条件退位，并在广东肇庆成立护国军军务院。袁世凯在忧惧气愤中暴死，护国战争取得胜利。梁启超作为这场保卫共和政体的正义战争的最高指挥者名垂青史。1917年，张勋、康有为拥溥仪复辟，梁启超通电反对。并为段祺瑞起草向全国通电，讨伐张勋。

从1918年起，是梁启超专心从事著述的十年。1918年他即奋力著《中国通史》，因用功过度致吐血数次。1919年，他在欧洲考察了一年。1920年初回国后，集中力量从事著述和讲学，以近代观点写下了大量论著，著名的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墨子学案》、《先秦政治思想史》、《儒家哲学》、《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等。曾在清华、南开多所大学任教。由于梁氏本人存在严重的局限性，他对中国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传播及北伐战争，都说过反对的话。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

综观梁氏一生，从对历史发展的影响说，他在戊戌前后的十年和晚年从事著述是主要的。他是近代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又是一位启蒙思想家和近代学术文化的开拓者——这就是梁启超的历史地位，而从其所处地位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来冷静考察，更是这样。梁氏的经历复杂，本书只能重点论述其最突出者，这就是他爱国的思想和行动、思想启蒙的贡献，而这些也是梁氏在史学上取得超越前人成就的重要原因。

梁氏的史学论著数量十分浩巨，当代学者估计他的著述起码有半数以上可归入史部。[1]本书的研究方法，是把梁氏的史学成就分为前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和后期（晚年著述）两个阶段，以求更清晰地显示他思想和学术演进的脉络；以分析代表性论著为主，并与其他成果结合论述，力求揭示他作为杰出史家具有深刻意义的贡献，以避免东抓西抓，据表象立论。那么，贯穿梁氏前后期史学论著共同的东西是什么呢？答曰，最重要的有三项。第一，站在近代的时代高度，对传统史学作了总结，批判旧史中以帝王将相为中心、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毒素，而大力发扬我国史学记载广泛、内容宏富、大史学家富有创造精神、体裁形式多样等优良传统。第二，大力吸收西方近代进步的学术思想，构建了近代史学的理论体系，初步规划了近代史学的蓝图。弘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并与吸收西方进步文化相交汇，才形成了梁启超史学这一新的高峰。第三，恢宏渊博，涉及广泛的领域，对于清代学术史、先秦两汉学术、春秋战国史、重要历史人物、文献学等方面的论著尤具有总结性的特色，因而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显示出生命力。梁氏“笔锋常带感情的文字”曾风靡海内数十年，在今天读来也仍具有审美价值，故本书对表达其新颖思想和独到见解的名言、名文，酌予征引，以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其原作的风貌。

[1]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卷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