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明人别集提要订误十八则

何宗美

余嘉锡先生《四库提要辨证》序曰：“《四库》所收，浩如烟海，自多未见之书。而纂修诸公，绌于时日，往往读未终篇，拈得一义，便率尔操觚，因以立论，岂惟未尝穿穴全书，亦或不顾上下文理，纰漏之处，难可胜言。”他所说的存在于《四库全书总目》中的“难可胜言”的“纰漏”，在明人别集提要中迄今为止还很少有人专作考辨，拙著《明代文学还原研究——以〈四库总目〉明人别集提要为中心》亦限于宏观研究的模式，因此逐篇的考辨仍付阙如。笔者近日着力这一方面的工作，发现《总目》“纰漏”遗留之未考者在在皆是，兹整理若干则如下，以作《辨证》之补充，并就正于方家。

一 危素《说学斋稿》提要

（一）据《千顷堂书目》，其文集本五十卷，明代已散佚不存。按，清代《千顷堂书目》载“危素《说学斋集》五十卷，又《云林诗集》一卷”，则不能说“明代已散佚不存”。又，明焦竑《国史经籍志》亦载“危素学士集五十卷”。归有光跋《说学斋稿》只云“公集五十卷，尚未之获见”，未言时已散佚。散佚之说，最早出自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曰：“有文集五十卷，宋元史稿若干卷，皆失传。”朱彝尊也说过“太朴《说学斋文》，传钞都非足本”。看来，从归有光到钱谦益、朱彝尊，再到后来的四库馆臣，都没有见过危素文集的五十卷本。但焦竑、黄虞稷又有确载。那么，这多少有点蹊跷的五十卷本到底是否存在呢？以下两条材料足以解开这一谜底。首先是与危素同时的宋濂所作《故翰林侍讲学士中顺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危公新墓碑铭》，该文载曰：“有文集五十篇，奏议二卷，《宋史稿》五十卷，《元史稿》若干篇藏于家。”原来，危素文集根本就不存在“五十卷”之说，而是“五十篇”，五十卷指的是他另一著述《宋史稿》。其次是明中期廖道南《殿阁词林记》中的危素本传，载“所著有《宋史稿》、《元史稿》、文集五十篇、奏议三卷”，亦说是“文集五十篇”而非“五十卷”，与宋濂的说法相同。这样，问题的答案就浮出了水面，即所谓五十卷本，不过是据宋濂或廖道南所载而看走了眼，由此产生的一种误说。由此也证实，焦竑《国史经籍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所载书目，并不一定都是作者亲自过眼或有实书收藏的。

（二）此本乃嘉靖三十八年归有光从吴氏得素手稿传抄。其文不分卷帙，但于纸尾记所作年岁，皆在元时所作。有光《跋》称共一百三十六篇，此本乃止一百三十三篇。又王懋竑《白田杂著》有是集《跋》，称赋三、赞二、铭二、颂三、记五十有一、序七十有六，共一百三十八首，以有光《跋》为传写之误。然据懋竑所列，实止一百三十七首，数亦不符。殆旧无刊版，好事者递相传录，故篇数参差，不能画一，实则一本也。

按，归有光跋文今附于四库本《说学斋稿》卷末，但原载曰“《说学斋稿》一百三十三首”，故“有光《跋》称共一百三十六篇”有误。清汪由敦《跋危太仆文集》曰：“危太仆文一百三十三首，后有震川先生跋，秀水曹倦圃侍郎家藏抄本，所谓《说学斋稿》也。危公以文名至正间，入明隐然为耆宿。其文雄浑博大，前逊虞、欧，后劣王、宋，而醇雅清婉，高处亦诸公所少。南宋冗蔓之习，洗刷殆尽。余读而爱之。抄手殊恶，间以意正其阚误。家弟凝之，从江西志中校录又二十余首，于是而不可读者或希矣。集有目无序，篇别而不分卷，体亦不备，盖未定之本。太仆云公有集五十卷，如得尽读之，以慰倾慕且正抄本之讹，岂不快哉，姑识之以竢。”所谓“一百三十三首”实出于此。汪氏所跋，是在曹侍郎家藏抄本基础上由其弟据地方志校录和补入本，与归有光跋吴纯甫家藏本并非同一版本，故《总目》所谓“实则一本”亦属错误的说法。

又，王懋竑《书危太仆集后》曰：“右危太仆先生《说学斋集》两帙，赋三、赞二、铭二、颂三、记五十有一、序七十有六，共一百三十八首，如议论杂著，如书如志铭之类，皆无之，盖其半矣。此本出归熙甫后，后有熙甫跋，然跋言一百三十六首，其数不合，或传写之误也。”《总目》所谓“有光《跋》称共一百三十六篇”本于此，而非实据归有光跋文。按王氏具体所列篇数，加起来确为一百三十七而非一百三十八，但今据文渊阁本《说学斋稿》，记实为五十，序为七十八，其他则无异，总篇数又确为一百三十八。所以，王氏之误不在于总篇数，而在于记、序数目不确，馆臣未做考实，非但不能纠错，反而再生谬误。

二 危素《云林集》提要

（一）朱彝尊《曝书亭集》有是书《跋》，称发雕于后至元三年。则彝尊所见，乃元时旧版。此本卷帙相符，盖犹从原刻抄传者。特彝尊《跋》称前有虞集《序》，而此本所载乃集《赠行序》一篇，绝与诗集无涉，似为后人所附入。观其《静志居诗话》，亦称前有虞集《送行序》，则已自知其误而改之矣。

按，朱彝尊《跋危氏〈云林集〉》曰：“《云林集》二卷，元翰林学士承旨危素太朴之诗，葛逻禄乃贤易之编，而虞集伯生序之者也……是集发雕于后至元三年，盖学士入明后续作诗文均失传矣。”又，《静志居诗话》曰：“《云林集》系葛逻禄易之所编，前有虞伯生《送行序》。”今观文渊阁四库本《云林集》，卷首有《云林集序》，署曰“至元三年十月雍虞集序”，其文首曰“临川危太朴释书山房，将有观乎江海之上，虞集酌酒送之，而为之言曰……”知所谓虞集《云林集序》，与《送行序》实为一文，只是称名有异而已。并非《送行序》之外，别有一篇《云林集序》。因为一是朱彝尊跋文只说“虞集伯生序之”，《诗话》则具体说到《送行序》，二者不矛盾，不存在“自知其误而改之”；二是《总目》认为《送行序》“似为后人所附入”没有史实和版本依据，且果为后人附入，则按常理不至于把原有的《云林集序》删除，而更换为“绝与诗集无涉”的《送行序》；三是今所载或所见的《云林集》版本中皆未曾别有一篇虞集《云林集序》；四是虞集文集亦查无该文。

（二）原集共诗七十六首，浙江鲍氏知不足斋本复从他书搜采，增入补遗十四首，较为完备，今并仍而录之焉。

按，文渊阁本《云林集》“补遗十四首”，与《总目》所说相符。但原集并非“七十六首”，而是八十首。

三 唐桂芳《白云集》提要订误

今观集中有《与陈浩书》，称“尝慕苏老泉闭户探赜，古今上下，融液胸臆，故下笔源源，而无艰险窘迫态，辄谓文不可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此苏老家传法也”。

按，《与陈浩书》即《奉陈养吾书》，见《白云集》卷七。对照集中原文，“辄”为“辙”之误。辙即苏辙，所说“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见于《上枢密韩太尉书》。如作“辄”，则“文不可学”云云，便误为苏洵之见了。

四 林弼《登州集》提要

弼又名唐臣，以时禁国号名氏，遂仍旧名。是弼其初名，唐臣乃其改名。朱彝尊《明诗综》则云弼初名唐臣，当由宋濂序谓唐臣更名为弼致误，然宋序未尝言初名唐臣也。至弼改名既久，而此本之首尚署“林唐臣撰”，殊乖其实。今仍署弼名，著之录焉。

按，《明诗综》卷七“林弼”云：“弼字元凯，初名唐臣，龙溪人。仕元为漳州路知事。戊申内附，以儒士登春官，修《礼乐书》，除礼部主事，历登州知府。有《梅雪斋稿》。”宋濂《使安南集序》曰：“元凯名唐臣，临漳人，今以时制所禁，更为弼。”据此，林弼原名唐臣，后改名为弼，《总目》“宋序未尝言初名唐臣”之说，显然未细核原文。又，朱彝尊之前已有钱谦益谓林弼“初名唐臣，以国禁改名”。钱谦益之前，另有曹学佺谓“林登州初名唐臣，后更名弼”。故朱彝尊“云弼初名唐臣”，最直接的来源应该是钱谦益、曹学佺二家之说，并不一定是“由宋濂序谓唐臣更名为弼致误”。又，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亦谓“初名唐臣”，再综合曹、钱、朱诸人之说，说明“初名唐臣”当为晚明至清初的定说。关于林弼初名的问题，王廉《中顺大夫知登州府事梅雪林公墓志铭》载：“公妣陈梦北斗旁星堕怀中，娠而生公，因名弼，又名唐臣，字元凯，时禁国号名字，仍用旧名。”所谓“北斗旁星”，即指北斗七星外的左辅右弼。由此看来，林弼初名似当以弼为是，这一点张燮《林登州传》“林公唐臣，初名弼”可做佐证。但问题并非这样简单，今从《林登州集》中林弼自称的使用情况来看，支撑的是“初名唐臣”而不是“初名弼”。林弼文中，有时自称“唐臣”或“林唐臣”，有时又自称“弼”或“林弼”。考察发现，前一称谓皆使用于元末之文，后一称谓皆使用于明初之文。例如，《题胡敏中哀唁诗序》“至正十年庚寅，唐臣将试艺有司”，《兰轩潘君墓志铭》“至正丁酉七月癸巳……泣拜请于唐臣”，《直翁孙君墓志铭》“至正十四年正月三日临漳直翁孙君卒，里人林唐臣走哭之”，《梓堂隐君墓志铭》“至正丁酉卒于清丘里居，卜以己亥正月壬寅葬，孤观泣遣义明来致言于博陵林唐臣”，《方简夫义节传》“至正壬辰……林唐臣”，等等；再如，《同安丞刘君赴闽省序》“洪武二年夏……博陵林弼走送于万安江上”，《送李本仁特告归觐序》“今上临御之年”“复被选纂修元史”“博陵林弼作而曰”，《送韩君子煜之官海门序》“洪武丁巳春，弼再奉旨与礼部员外郎吴伯宗、顺庆府照磨韩君子煜同使安南”，《丰城县改建东岳庙记》“洪武辛亥春，弼忝承上命”，等等。又，《华川王先生诗序》曰：“宋太史景濓、胡先生仲申既序之矣，而嘱唐臣（原注：后更名弼）序其诗之集”，序作于元至正后期，时尚未入明。原注当为编者所加，提到“更名”之事。以上材料以充分的事实证明，林弼原名为林唐臣，改名是入明后的事情。而张燮之《传》、王廉之《铭》，之所以会有“初名弼”之说，并载其得名之梦，很有可能是根据“弼”字之义后来附会的故事。或者其母梦“弼”星的事确实存在，当时并未取“弼”为名，而是取了一个隐含“弼”义的名字即唐臣，入明后禁止以国号为名，林唐臣想到小时听到的有关自己出生的故事，便顺理成章地改成了以“弼”为名。

另外，《殿阁词林记》《翰林记》《明史》等书载林弼事皆用“林唐臣”之称，《总目》谓“至弼改名既久，而此本之首尚署‘林唐臣撰’，殊乖其实”，可谓大惊小怪，不免有陷阱之嫌。

五 朱同《覆瓿集》提要

集凡诗三卷，多元末之作。

按，余嘉锡先生《覆瓿集》提要有考订，但不涉上述内容。此之欲辨者，是朱同之诗的写作时间问题。其诗多于题后注明干支，为澄清问题提供了便利。如卷一五古15首，署“癸卯”、“丙午”即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十六年（1366）作者仅3首，署“戊申”、“辛亥”、“壬子”、“癸丑”、“甲寅”即明洪武元年（1368）、四年（1371）、五年（1372）、六年（1373）作者为6首。另有7首，因其集以编年为序，也可以从编排的位置判定为明代之作。该卷有七古16首，以同样的方法，知其为元末作者仅为3首，只占极少数。卷二五律15首，确知为元代作者仅为2首。七律（含《总目》所谓“七言古体”）72首，倒是多半为元末之作。卷三七律26首，全为明初所作。五绝3首，六绝6首，未著年代。七绝65首，元末作者27首。其诗总计218首，确为元末所作者为86首。《总目》“多元末之作”的说法难以成立。

六 凌云翰《柘轩集》提要

（一）所作诗、文、杂著，藏稿于家，至永乐中其孙始编为四卷。

按，《柘轩集》有宣德五年（1430）瞿佑序，曰：“宣德初，自山后召还北京，先生曾孙暹来见，求为尊德堂制记。盖先生在日，蓄前代典籍甚富，暹父敬与收藏无遗，于所居作堂崇奉之，可谓知所尊者矣。今予告老赐归，则先生所作若文、若诗及诸杂著，悉汇次成集矣。暹以予受知先生，虑得传写有所舛误，乞为校正，且俾为之序。”瞿佑在此所说的“自山后召还北京”，时在洪熙元年（1425），凌云翰曾孙暹来见，则在宣德元年（1426）之后。“告老赐归”，具体是宣德三年（1428）自北京启程，五年到达杭州。因此，凌暹编订《柘轩集》的时间，当在宣德三年至宣德五年之间。据此，《总目》之说有两点需要纠正：一是《柘轩集》并非编于永乐中，二是编订者是凌云翰曾孙而非其孙。

关于《柘轩集》的卷数，《总目》谓“四卷”，文渊阁四库本《柘轩集》提要谓“五卷”，对照该著确为五卷，即诗文四卷，词一卷。中华书局整理本《总目》按曰：“文渊阁库书作五卷，《总目》之与不符。”其实，不止是“不符”，而是本为五卷而误为“四卷”了。何有此误？我们可以把崔建英《明别集版本志》据四库底本的说法作为解释：“大题原作‘柘轩诗集’（卷一至卷三）、‘柘轩文集’（卷四）、‘柘轩词’（卷五），馆臣删去‘诗’、‘文’作‘柘轩集’。”底本今藏国家图书馆，可备核阅。另，《钦定续通志》载“《柘轩集》四卷，明凌云翰撰”，亦或是馆臣撰写《总目》提要时所本。

（二）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称“云翰学于陈众仲，故其诗华而不为靡，驰骋而不离乎轨”。今案集有宣德中王羽序云：“莆田陈众仲提举浙路儒学政，以文鸣于东南，程以文声誉与之伯仲。柘轩泛扫程门，获承指授。”其里人夏节，作云翰行述，亦云早游黟南程以文之门。是云翰所师事者乃程以文，而非陈旅，诸家所记甚明。彝尊之言未知何据。

按，朱彝尊之语见于《静志居诗话》卷五，其谓“学于陈众仲”之说当无误。《总目》提出的疑问，在于四库馆臣对王羽序中“泛扫程门”的理解出现了偏差——此所谓“程门”，非指程以文之门，而是通常所说的“程门立雪”之“程门”，即师门之意，故前著一“泛”字，意味凌云翰所师者是兼师陈、程二家而非一人，否则王羽序中大不必在程以文之前先大叙陈旅（众仲）一番。

七 朱右《白云稿》提要

所著《白云稿》本十卷。今世所传仅存五卷，杂文之后仅有《琴操》而无诗。检勘诸本并同，无可校补。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谓“后五卷尝得内阁本一过眼，恨未钞成足本”。则彝尊家所藏亦非完帙也。

按，朱右的著述情况，最早且叙之最详者是其挚友陶凯于洪武九年（1376）四月即朱右逝后数月所撰《故晋相府长史朱公行状》，曰：“公平生著述有《白云稿》十一卷，《春秋传类编》三卷，《三史钩玄》三卷，《秦汉文衡》三卷，《深衣考》一卷，《邾子世家》一卷，选《唐宋六先生文集》，修《李邺侯传》一卷，《补注汉魏诗》四卷，《历代统纪要览》一卷，《元史补遗》十一卷，藏于家。”《白云稿》十一卷本未见他载，同时的宋濂撰《故晋相府长史朱府君墓铭》则载“其杂著文有《白云稿》十二卷行于世”，另如《明史》卷九九、《千顷堂书目》卷一七、《浙江通志》卷二四九，皆载《白云稿》为十二卷。《总目》所谓十卷本，较早见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载：“《白云稿》凡十卷，予仅钞得前五卷，止有《琴操》无诗，其后五卷，仅得内阁本一过眼，恨未钞成足本。”但据《浙江通志》载：“《白云稿》十二卷，内阁书目，天台朱右诗文。”可见，内阁所藏亦十二卷本，因朱彝尊“一过眼”，误记为十卷本了，故有“前五卷”“后五卷”之谓，其实所未抄者尚有七卷。晚于《静志居诗话》者又有《钦定续文献通考》载：“朱右《白云稿》五卷……臣等谨案史称《白云稿》本十卷，今世所传仅存五卷，杂文之后有《琴操》而无诗。”此显然出自朱彝尊之说。十二卷本，今有国家图书馆所藏明初刻本。四库馆臣谓“检勘诸本并同，无可校补”，不过限于其版本视野有限而已，且“诸本”并无具体所指，或亦欺人之语耳。

（二）右为文不矫语秦汉，惟以唐宋为宗，尝选韩、柳、欧阳、曾、王、三苏为《八先生文集》。

按，陶凯《故晋相府长史朱公行状》谓“选《唐宋六先生文集》”，朱右在《元朝文颖序》亦自谓“邹阳子右既辑《春秋传类编》、《三史钩玄》及《唐宋六先生文集》”，又《新编六先生文集序》曰：“邹阳子右编《六先生文集》总一十六卷，唐韩昌黎文三卷六十一篇，柳河东文二卷四十三篇，宋欧阳子文二卷五十五篇，见五代史者不与，曾南丰文三卷六十四篇，王荆公文三卷四十篇，三苏文三卷五十七篇。”故朱右所选，就人而言虽含韩、柳、欧、曾、王及三苏八大家，但其集命名却为《唐宋六先生文集》或《新编六先生文集》，《总目》称《八先生文集》与原题不符。

又，《总目》以朱右之文“惟以唐宋为宗”，亦不免说得过于绝对。一是朱右虽然编有《唐宋六先生文集》，但也编过《春秋传类编》《秦汉文衡》《元朝文颖》等；二是朱右虽然说过“故唐称‘韩柳’，宋称‘欧曾王苏’，六先生之文，断断乎足为世准绳而不可尚矣”之类的话，但同时也说“愚读《春秋》三传、《国语》，爱其文焕然有伦，理该而事核，秦汉以下无加焉”，还说“文莫古于六经，莫备于史汉；六经蔑以尚矣，史汉之文庸非后世之准衡也欤？”认为五经之文“皆言近而指远，辞约而义周，固千万世之常经，不可尚已”，司马迁、班固之文“足为后世之准程”，而唐之韩、柳，宋之欧、曾、王、苏之文“未免互有优劣”；三是朱右一生中对唐宋之文的态度并非一以贯之，自谓“予幼读之未知也，壮而知之未好也，年将五十始知好之，未能乐而不厌也，迩以课子之余取六先生所著全集遍阅而编辑之”，即年近五十岁才开始喜欢唐宋八大家之文。综合这几点是完全得不出“惟以唐宋为宗”的结论的，《总目》执其一端而不及其余，显然受到馆臣先入为主观念的错误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