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肉身

去世界各地登山或旅行时，我都习惯捡一块石头带回来，这些石头是我唯一的收藏品

一个人对自己身体的态度，是个人价值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在超越自我时，既需要通过克服外部世界的障碍来实现外在超越，也需要通过达到内在的身心和谐来实现内在超越。而外在和内在，是会相互影响的。

一些特殊经历，帮助我对身心关系有了更深的认识。17岁到22岁我在戈壁滩上开了五年重型卡车，22岁到23岁在一个锅炉大修车间做了一年半重体力活；48岁到59岁的登山生涯，让我认识了身体的极限状态；62岁开始，我又从划赛艇的过程中，第一次尝到了科学运动的甜头，成为理性身体观的受益者。

反观身边的朋友，大腹便便者不在少数。可以想见，在理性地管理自己的生活方面，我们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进一步看，节制的意识、意志的磨炼，更会让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受益无穷。

余英时在《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一书中比较中西文化的价值系统时，以“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生死观”这四个角度组成了价值系统的结构。第一章选择以“身体”为题，从吃饭、睡觉、性、运动这些“生活小事”谈起，就是想从“人与自我”这个角度开始书写。

第一节　认识自己的身体

缺氧

1995年5月，我的左腿突然剧痛，去医院做核磁共振，诊断为腰椎骨第四节至第五节之间长了个血管瘤，压迫到了左腿神经。那时晚上疼得吃止痛片都睡不着觉，神经科专家说，什么运动都不能进行，从现在起就要卧床，准备动手术；一旦血管瘤破裂，会引起下肢瘫痪。

在听到诊断结果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个念头，是要赶在手术之前去趟西藏。因为我担心万一真的瘫痪，就去不了了。

但后来会诊时，一位骨科专家认为，只要血管瘤不再增大，不一定非得动手术，也可以适当运动。我理解骨科专家的意思是：现代医疗设备太先进了，本不应该显示出来的东西也显示出来了。我没有接受动手术的方案，决定保守治疗。

这次病痛，成为我开始攀登雪山的契机。在发现血管瘤一年多后的1997年9月，我找到时间空当，去了一趟西藏。那次在珠峰大本营，在中国登山协会金俊喜教练的鼓励下，我产生了登雪山的想法。

1998年春节期间，我到北京怀柔登山基地，开始接受攀冰等专业训练。那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了一系列的专业训练，从体能到使用基本安全装备、确保技术、垂降技术这些基础技能，再到攀岩、冰河行进等进阶技能。训练得很全面，强度也很大，所以1999年春天去登第一座雪山时，我认为自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我去登的第一座雪山，是位于青海格尔木的玉珠峰，海拔6178米，是昆仑山东段的最高峰。

第一天到达海拔4200米的大本营时，因为是第一次登雪山，所以状态非常兴奋。但还没等到吃晚饭，高原反应就来了——强烈地呕吐，头痛欲裂，而且一整夜都没有好转。当天就没有吃晚饭，到了半夜，缩在睡袋里，听着外面寒风呼啸，心里产生了一种恐惧感：这次是不是回不去了？

当时心里就想，不管上得去上不去，只要能活着回去，绝不再登山了。

事实上，这并不是我第一次遭遇强烈的高原反应。那之前，我第一次进藏时，就有过类似的经历。

那次进藏，也是从青海过去的，过格尔木，走青藏线，还没翻过昆仑山，就出现了非常强烈的高原反应。发烧、呕吐、头痛欲裂，根本睡不着觉。而且很特别的是，一轮强烈的高原反应过去之后，人就像解脱了一样，进入了一种自动辟谷状态，水喝得下去，饼干咽不下去，咽到喉咙就自动吐出来了，身体本能地拒绝食物。我们走青藏线走了四天，这种状态一直持续着，直到进入拉萨的第二天，才吃得下去东西。那天一早，我跟着藏民走大转经道，后来又去大昭寺参观，途中出现了强烈的饥饿感。大昭寺负责接待我的一位叫尼玛次仁的喇嘛听说后，邀请我到他的房间喝酥油茶、吃糌粑。也许是肚子饿的缘故，我连喝了四碗酥油茶，还把一碗糌粑吃得干干净净。

在拉萨待了一周之后，身体就适应了。那次在西藏待了一个月，去了包括珠峰大本营在内的很多地方，都没有再出现高原反应，所以当时就想，高原反应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没想到，一年多之后，在玉珠峰又经受了这么剧烈的折磨。但折磨归折磨，等最难受的时候熬过之后，第二天阳光出来，人从帐篷里爬出来，争强好胜、想战胜自己登上顶峰的念头又占了上风。

在我的整个登山生涯中，每一次进山，都会重复这样的过程：强烈高原反应—产生再也不登山的念头—适应之后继续往前。

2008年秋，我和好友汪建一起，去登海拔8012米的希夏邦马峰。他是基因专家，那次登山是带着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的科研课题去的，具体题目是从分子生物学层面研究低海拔生活的人们如何适应高海拔缺氧环境。登山前后，科研人员抽取了六位志愿者的血样，提取RNA，进行基因图谱分析比较。

我是志愿者之一。也正是那一次，我认识到了自己高原反应如此强烈的原因。

汪建介绍，RNA叫作核糖核酸，和DNA（脱氧核糖核酸）一样，也可以传递人的生命信息。细胞生物普遍用DNA做遗传载体，RNA在其中起辅助作用。但非细胞生物，比如病毒，就没有DNA，它们直接用RNA来传递密码。

就我们这次试验来说，人体生理活动的最基础表现是蛋白质的生成和消逝，人体血液的携氧能力主要取决于红细胞中的血红蛋白。而RNA的活动，直接决定了蛋白质的活动。所以，可以通过监测血红蛋白的RNA，来了解每个人适应不同海拔高度的能力。RNA活跃，就说明这个人体内血红蛋白合成活跃，在高海拔携氧能力强，更容易适应环境的变化。

抽血分多次进行，第一次是登山之前，在海拔3650米的拉萨；第二次是适应性训练近半个月后，在海拔5600米的营地；第三次是登顶下山后，在海拔4400米的营地；第四次是返回低海拔地区一个月之后。那次登山途中，科研人员还特地携带了离心机，先用它来分离蛋白，保留RNA，然后放置到接近零下200摄氏度的液态氮中保存。

测试结果显示，我的血红蛋白的RNA并不活跃，表明我的身体并不适合在缺氧条件下进行运动，这是先天决定的。

但在登山运动中，身体会遇到的最大难关之一，就是缺氧。要登珠峰，这更是一道必答题。2003年之前的六年间，我登过13座雪山，包括两座7000米以上的雪山和北美最高峰麦金利山，都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体不断适应缺氧环境，为登珠峰做准备。但真正去登珠峰时，我还是因为缺氧而险些失去生命。

珠峰大本营的空气含氧量约为海平面的一半，峰顶约为1/3。登山者需要提前一到两个月到达大本营，以适应空气的低氧量。组织者为登山者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适应方案，让我们在各个营地之间反复训练、适应。人体此时在许多方面都要做出调整，例如呼吸加速、血液pH值改变、输送氧气的红细胞数量激增，这一转变需要在不同海拔高度的几个营地之间来回训练适应，数个星期才能完成。

海拔高度7500米以上的地带，人类的生存空间极为狭小。即使做好了适应性训练，越过那个高度，绝大多数人都必须补充吸氧，才可维持生存和继续攀登活动。

但实际上，即使吸氧，在那个海拔的每一分钟，人的大脑和身体也都在受到损害。脑细胞大量死亡，血液也变得黏稠，视网膜中的毛细血管开始出血。体温降低，极易受到高山肺水肿、高山脑水肿和冻伤的袭击，视力有时也会严重受损。更可怕的是，人的判断力也会随之迅速下降。根据高山医学估计，海拔8000米以上，人的智力大概相当于六岁的儿童。

2003年5月22日中午，第一次登顶珠峰的途中，我遭遇到了因缺氧而导致的极限状态。

登顶那天，队长考虑到我的年龄，给予我特别优待，为我配备了两名高山向导，还多带了一瓶氧气。平时我都习惯了凡事自理，但在雪山上心里没有把握，就接受了队长的安排。

因为多配了一瓶氧气，流量就开得大一些，可以有更好的状态。但登顶过程中，英国队有队员受伤，我的一名高山向导加入护送行列，把另一瓶氧气带走了。而登完第二台阶，剩下的那瓶氧气又提前用完了。

氧气用完时，我马上感到呼吸困难，胸口像要炸开的感觉。离峰顶只有600多米了，但我步子越迈越小，停顿的时间越来越长。对讲机中，队长指令我立刻下撤！此时，几乎没有任何感觉，连恐惧都没有，只有意志还存在：上去再说。

到达峰顶后，我只待了几分钟就开始下撤。那时候是阴天，刮风，飘着小雪花。但走着走着，怎么觉得后脑勺暖洋洋的？是不是有阳光照着？本能地回了一下头。当然没有太阳了。再走，就觉得这种暖洋洋的感觉，从后脑勺到了前额，到了脸颊，到了胸……而且，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感到非常非常困，有一种只要你蹲下来闭上眼睛即刻就会进入天堂，就会很美好的感觉。但同时，又有另外一个声音告诫自己，你不能蹲下去睡觉，蹲下去就起不来了。

我在这种状态下挣扎着往前走，持续了20多分钟，睡意才消失，才又感觉到风雪交加。

之后的路上，向导帮我陆续捡到了有残余的氧气瓶换上。一直撑到海拔8550米处，才捡到了一瓶有1/3剩余的氧气瓶，脱离了危险。

上珠峰之前，我读过相关的书，知道在严重缺氧的情况下，人会犯困。如果支撑不住睡着了，基本上就醒不过来了。随队医生后来说，我产生阳光照射的幻觉时，已经是濒死状态。全身的温暖感，是人濒临死亡时的回光返照，意味着最后一个能源供应被调动起来了。但当我亲身处于那个状态时，没想到感受会那么甜美，整个人都被包围在一种非常强烈的甜蜜感之中。实际上，那20多分钟，是我人生最危险的时候，却一点儿都不痛苦。人当时需要竭力摆脱的，并不是痛苦的感觉，而恰恰是甜蜜。

虽然另外一个世界让你感觉很美好，但你宁愿停留在这个不那么美好的世界中，即时要摆脱那种甜蜜感的诱惑，真的挺困难的。我更深切地理解到，为什么很多登山者在这种情况下，坐下来睡着了，再也醒不过来，很可能就是抵不住那个诱惑。

当我摆脱诱惑缓过劲儿来，又感觉到风雪交加、举步维艰，但再痛苦，也比摆脱那个甜蜜感要容易。

人生，是不是同样如此？

这样的体验，不登山、不让自己的身体置于极端状况之下，是体会不到的。它既让我认识到自己身体的不利条件，也让我认识到了自己的意志和潜能。

我从小喜欢体育，可惜个子不够高，想打篮球但没优势，在校队踢足球也成不了主力。在学校参加体育比赛，最好的成绩是跳远少年组亚军。另外，掷铅球得到过第三名。在郑州的业余体校，我还参加过乒乓球训练，但打了两年之后发现，自己的水平总是比不上专业队员。

1996年。那时候出差，常常都会背着球拍

参加工作之后，一直到1998年——即将卸任万科总经理之前一年，我的身体还是和典型的职场人士一样，处于透支状态。想吃就吃、酒也在喝、常常出差。虽然保持着一定的运动量，比如踢足球、游泳、打网球，但作用有限。

1995年，万科开始与当时的深圳体育运动中心合作，对员工定期进行亚健康测试，比如快速运动之后，心脏从快速跳动回到正常跳动所需的时间；闭眼单腿站立能持续的时间，等等。五分制，从1995年到1997年，连续三年我的心肌功能都不超过两分。

同时，我的身体和普通人一样，经常会有各种问题。我小时候得过肝炎，那时候的肝炎不像现在这么普遍。到部队第三年，又是左眼视网膜病变，发现的时候已经是寄生病灶，打枪只能用右眼；零下20多摄氏度，爬到底盘下面去修车，又得了关节炎。服兵役期间，常年在戈壁滩上开车，酷热、严寒、饥一顿饱一顿，胃炎、鼻窦炎、中耳炎、气管炎、偏头痛都出来了。

特别是鼻窦炎和气管炎同时发作的时候，非常痛苦。鼻窦炎形成鼻涕，呼吸不畅，再加上气管炎症，两个地方都不畅，就会让人睡不着觉。离开部队十年之后，我的胃炎还平均一年发作一次，发作时胃出血，大便都是黑的。

我还有痔疮，登山时痔疮发作，真的是非常难受。还有牙周炎，也会影响睡眠。登山之后，我还得过带状疱疹，腰上长一圈，非常疼，俗称“龙缠身”。得这个病是免疫力降低的结果，得过一次之后，一般不会再得。但我得过两次，是因为一边登山一边工作，身体严重透支！

在48岁开始去登山时，我的身体不但没有处于超人状态，反而有不利于登山的明显弱势。可以说，我的每一点进步，都是用加倍的努力换来的。

在登山队里，我常常是年龄最大的人之一。登山时，大家常常说我的耐力非常好，开玩笑说我是永动机。大家不明白，为什么登山途中我尽量不休息，是因为我走得慢。本来就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再休息会拖累大家。而且，休息后再重新启动，要消耗很大的精力，还不如不休息。

第一次登珠峰，一共八个队员，我被分在B组，一度险些失去登顶珠峰的机会。

登顶的两天之前，我从一号营地走到二号营地，过了一个很长的雪坡，还有一个大风口，非常疲惫。到达后，我早早就钻进帐篷睡下了，队友大刘一次又一次地叫我，说外面珠峰的晚霞美极了，你不出来会后悔的。但喜欢摄影的我坚持没有出去。到达大本营之后的几十天里，我不为外界任何干扰所动、不做任何多余动作，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存体力，能往上走一步，就要多走一步。这也是为什么在海拔8700米氧气用光、队长建议下撤时，我坚持要继续上行的底气所在。

2003年和2010年，我两次登顶珠峰，都是在5月22日那一天。第一次52岁，第二次59岁，两次都创造了中国人登顶珠峰的最大年龄纪录。我还曾用四年时间完成了“7＋2”。

同时，我也清楚，登珠峰有十几条线路，分不同季节、不同装备的多种登法，我选择的是最合适的季节、最容易的路线，在人类的极限探索面前还是带有消遣性的。

但在对自我极限的探索方面，可以说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两次登珠峰都是死里逃生。

2007年9月，在攀登海拔8201米的卓奥友峰时，我还曾尝试过无氧攀登，从海拔7550米的突击营地走到7900米的位置，意识到已经达到自己的承受极限，才接通了氧气。

最开始登山时，因为遭受了那么强烈的高原反应，我不是没有想过放弃。这是先天身体素质的弱势，完全可以选择回避。但我没有回避，而且最终克服了弱势，超越了自己。这种时候所获得的自信，对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

危险激发的潜能

极限运动最大的魅力之一，是会在极度危险或极度匮乏等极端条件下，让人进入一种特别的状态，从而激发你的潜能。

开始登山的第二年，我就第一次遭遇了这种情形。

1999年，我加入一支台湾大学生登山队，攀登海拔5445米的新疆博格达峰。我晚到了几天，当我赶到时，他们已经尝试过一次登顶，但没有成功。当时天气不好，他们又经验不足，决定不再登。我当时还处在头脑发热的阶段，不甘心就这么回去，决定趁他们还没撤安全绳、正在休整的空当，一个人进山。

2005年12月，徒步九天，行走100公里抵达南极点

天气很恶劣，雪崩区雾蒙蒙的。我往上走了一大段路，发现在视野模糊的情况下，这个山段显得非常危险，不可能登顶。到下午5点的时候，我进退两难。如果撤下去，就得第二天再上来，会很消耗体力；而我所处的位置距离小雪崩区差不多只有30分钟路程，如果第二天天气变好，就可以成功穿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