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民族主义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到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因此，民族主义思想空前发达起来。

蒋介石早年即具有民族主义思想。当时主要内容是反清，宋遗民郑思肖（所南）的《心史》曾经是他最爱读的著作⁽⁵⁾。五四运动后，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逐渐向反帝方向发展。

五四运动给了蒋介石以强烈震动。他高度评价中国人民在运动中表现出的斗争热情和爱国精神，视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当年9月24日日记云：“至今尚有国内各代表辏集总统府门首，要求力争山东各权利。各处抗排日风潮亦未止息。此乃中国国民第一次之示威运动，可谓破天荒之壮举。吾于是卜吾国民气未馁，民气未死，中华民国当有复兴之一日也。”1920年6月，蒋介石出资5000元，与陈果夫等创立友爱公司，购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但不久，银价大落。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金融机关，在外人之手，国人时受压榨，可叹也。”同年11月8日，蒋介石游览香港，看到英人在当地大规模建设的状况，慨叹道：“中华锦绣河山，自不能治，而让外人治之，不亦深可叹乎！”

蒋介石不仅反对外人侵占中国土地，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而且反对为洋人服务的洋奴买办。1920年9月3日，往访张静江，为车夫所侮辱。下午打电话时，又为“电话手”所梗，蒋介石极为生气，在日记中写道：“洋奴之可恶，不止于此。凡在租界、公署及洋行、洋宅之寄生虫，皆可杀也。”蒋介石将车夫、“电话手”等类人视为“洋奴”是错误的，但从这段日记中不难看出他对洋场买办一类人物的憎恶。

1923年9月，蒋介石受孙中山派遣，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访问苏联。12月2日乘日轮归国。日本船主任意更改船期，不守信用，船中腐败不堪。蒋介石居然由此预言：“吾料东方帝国资本主义之命运，不久将尽矣！”

蒋介石反帝思想的高潮出现于五卅运动后。1925年6月23日，广州群众为支持香港工人大罢工，举行游行示威，队伍经过租界对面的沙基时，英国军队悍然开枪射击。群众死五十余人，伤一百七十余人，形成沙基惨案。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蠢尔英奴，视华人之性命如草芥，肆行芟薙，闻之心肠欲裂，几不知如何为人矣！自有生以来，震悼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他自黄埔赴广州途中，觉得一路景色凄凉，天空变色，努力勉励自己“毋忘今日之国耻”。自此，他逐日在日记提要栏目中书写“仇英”标语，总计约近百条，如：

凡此种种，和中国人民当时同仇敌忾的感情是合拍的。

蒋介石把“英虏”、“英夷”看作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英虏”、“英夷”也必欲除蒋介石而后快。1925年10月19日蒋介石日记云：“英夷勾通北段，竟以十万金悬赏购余。”21日日记云：“英夷忌我益深，而谋我更急矣！”

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给了港英当局以沉重打击。1926年3月下旬，港英当局得到英国政府授权，决定提供1000万元借款，用于改良广州市政，企图以此为饵，诱使国民党人结束罢工。当时，广州市市长伍朝枢和孙科都有意接受英国条件，游说蒋介石，争取支持，但蒋介石却坚决抵制。4月4日日记云：“梯云来谈，欲急于解决罢工问题，以贪英国借款，推其意为英人所利诱，余反对之，并斥其妄。不料哲生为彼所愚，后以余据理驳正，彼亦无异词。”同年7月21日，广州工人纠察队因英侨拒绝检验货物，扣留其船舶及商人二名，港英当局派兵占领深圳车站。当日日记云，“蛮番不问情由，占领我深圳车站，可耻孰甚！”次日日记再云：“得英夷占领深圳之报，不胜愤慨，乃与鲍顾问磋商应付。”可见，蒋介石的反英并非只是一时热情。

除英国外，蒋介石对美、法等国也持警惕态度。其日记云：“英番可灭，美、法亦不可玩忽！”对美国外交，更曾严厉批判。1926年1月7日，蒋介石接见美国新闻记者，“痛诋美国外交政策之错误及其基督教之虚伪”。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尽管蒋介石早年思想中具有激烈的反帝成分，但是，他在北伐期间的行动却是十分审慎、温和的。1926年末至1927年初，他多次向日本方面伸出橄榄枝。1月2日，他通过黄郛向日本驻武汉总领事高尾亨表示：“国民党军断不会对租界发难”，“目前只希望对租界组织实行改良（例如给中国人参政权等）便可满足，并打算采取缓进的、合理的、和平的手段实现这一目的”⁽⁶⁾。同月25日，蒋介石接见日本驻九江领事大和久义郎，说明自己奉行的外交方针是：尊重历来的条约，不采取非常手段和直接行动加以废除，一定负责偿还外债，充分保护外国企业⁽⁷⁾。同月底，他在庐山会见留日时的老师小室静时也表示：“对于上海租界不欲以武力收回。既占领杭州、南京等地后，拟即提出收回上海租界之合理的提议。若各国对于此合理的要求不予采纳，则更讲求他种手段。”⁽⁸⁾这些思想，后来进一步发展为对外妥协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