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重视修身，按照道学家的要求进行修养

蒋介石年轻时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养成了许多坏毛病。1919年7月24日，他回忆辛亥革命时的个人经历，在日记中对自己写下了“荒淫无度，堕事乖方”的八字考语。由于这些坏毛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朋友们不大看得起他。1920年3月，戴季陶醉酒，“以狗牛乱骂”，蒋介石一时激动，闪过与戴拼命的念头，但他旋即冷静下来，检讨自己，“彼平时以我为恶劣，轻侮我之心理，于此可以推知”，“我岂可不痛自警惕乎！”⁽¹⁾一直到30年代，蒋介石想起早年种种劣迹，还痛自悔恨。日记云：“少年师友不良，德业不讲，及至今日，欲正心修身，困知勉行，已失之晚矣！”⁽²⁾又云：“余少年未闻君子大道，自修不力”，“迄今悔已难追”⁽³⁾。一言之不足，反复言之，当系出于内心，而非泛泛虚语。

为了克服年轻时期形成的这些坏毛病，蒋介石曾以相当精力阅读道学著作，企图从中汲取营养。1919年5月24日日记云：“今日研究性理书，思发愤改过，以自振拔，甚矣不求放心也久矣。”所谓“性理书”，指的就是宋明以来道学家的著作。蒋介石不仅读，而且选抄对自己进德有用的语录，写入日记，甚至作为自己的箴言或座右铭。例如，1919年，他为自己选择的箴言是“静敬澹一”四字，同年8月，增改为“精浑澹定，敬庶俭勤”八字。1923年1月5日，他模仿道学家的做法，自制铭文：“优游涵泳，夷旷空明，晔然自充，悠然自得，此养性之功候也。提纲挈领，析缕分条，先后本末，慎始图终，此办事之方法也。”在此之后，他仍然觉得意有未足，又抄录道学家常说的“修己以严，待人以诚，处事以公，学道以专，应战以一”诸语，作为对自己立身处世的要求。

宋明道学有所谓理学和心学两派。前者以朱熹为代表，后者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蒋介石涉猎过朱熹的著作，例如1923年1月4日日记云：“晨兴，思良友，窃取乎朱子‘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二语以自循省。”可见，他对朱熹的学说有所了解。哲学史上有所谓朱陆异同之争，或是朱非陆，或是陆非朱，蒋介石对两派均无所轩轾，日记中也常有读王阳明著作的记载。如：1926年11月17日日记云：“车中闷坐，深思看阳明格言。”

在这一方面，他是兼收并蓄的。

宋明以后的道学家中，蒋介石最喜欢曾国藩，很早就用功研习他的著作。1921年日记云：“晚标签《曾文正公全集》。此书曾经一番用功，甚叹遗失于永泰之役。今得复见，不啻旧友重逢也。”⁽⁴⁾永泰之役，指1918年9月蒋介石在福建讨伐李厚基的一次战斗。此战中，蒋介石中敌缓兵之计，仓促中弃城出走，仅以身免，随身携带的曾国藩著作连同日记等物遗失殆尽。蒋既自称“此书曾经一番用功”，可见，他在曾著上是下过大功夫的。

20年代，蒋介石仍然喜读曾国藩的著作。1922年岁首，他曾节录曾国藩的“嘉言”作为自己的“借镜”。其内容有：“虑忘兴释，念尽境空”；“涵咏体察，潇洒澹定”；“韬光养晦，忍辱负重”；“以志帅气，以静制动”；“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言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爱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军事之要，必有所忍，乃能有所济；必有所舍，乃能有所全”等。1925年1月2日，他又将曾国藩的“惩忿窒欲”、“逆来顺受”、“虚心实力”、“存心养性”、“殚精竭力”、“立志安命”等“嘉言”抄在当年日记卷首。可见，他在力图按曾国藩的训导立身处世。其后，蒋介石多次在日记中给予曾国藩以高度评价，如：

1925年1月9日日记云：“看曾文正杂著，其文章真是千古。”

1925年2月10日云：“终日在常平、候东看曾文正日记，公以勤、恕、敬三字自勖，可为规范矣。”

1926年3月8日云：“昨今两日，看曾文正《嘉言抄》，乃知其拂逆之甚，谤毁之来，不一而足。而公劝其弟以咬牙立志，悔字与硬字诀，徐图自强而已。”

曾国藩之外，蒋介石也很敬佩胡林翼。胡有云：“林翼至愚，当不自作聪明；亦惟林翼颇聪明，当不自用其愚。”1922年3月，蒋介石读到这段话，不禁悚然叹惜，日记云：“乃知我自作聪明，实为至愚之人，以后当知针砭也。”⁽⁵⁾胡集中曾论及“愚公移山”、“精卫衔石”等古代寓言或神话，蒋介石读后深有所感。日记云：“因知成功之难，非一朝一夕之可能也。凡吾今日之事，计须三五年，始得告一段落，岂可意马心猿，犹豫不决，轻举妄动，去就随便乎！以后应不再作回家扫墓之想，想吾母有灵，当亦以此为慰也。”胡集书牍中云：“所望有兵柄者，日夜悬一死字于卧榻之旁，知此身之必死则于以求生，或有生机。”蒋介石读后特别将它们节录下来，用以自励。

道学著作中有《菜根谭》一书，蒋介石也很喜欢。1926年3月7日日记云：“看《菜根谭》，以毋忧弗逆与不为物役二语为最能动心。”

蒋介石不仅认真读道学书，而且也真像道学家一样进行修身。道学家中朱熹一派普遍主张“省、察、克、治”，蒋介石也照此办理。

1919年10月23日日记云：“从前过恶未蠲，今兹私欲犹炽，进德修业之谓何，而竟颠蹶至此！”

1920年1月17日日记云：“中夜自检过失，反复不能成寐。”

1922年10月25日日记云：“今日仍有几过，慎之！”

1925年2月4日日记云：“存养省察工夫，近日未能致力。”

1925年9月8日日记云：“每日作事，自问有无疚心，朝夕以为相惕。”

上述日记表明，蒋介石是经常检讨自己的。

宋明道学家有所谓“功过格”，做了好事，有了好念头，画红圈；做了坏事，有了坏念头，画黑圈。蒋介石则专记自己的“过失”，较之道学家还要严格。1920年1月1日，蒋介石决定自当日起，至第二年4月15日止，“除按日记事外，必提叙今日某某诸过未改，良知未致（或良知略现），静敬澹一之功未呈也”。他所警惕的过失有暴戾、躁急、夸妄、顽劣、轻浮、侈夸、贪妒、吝啬、淫荒、郁愤、仇恨、机诈、迷惑、客气、卖智、好阔等16种。如果一旦发现有上述过失，就在日记中登录。因此，他的日记对自己的疵病，常有相当坦率甚至是赤裸的记载。

蒋介石很重视日记在自己修养过程中的作用。毛思诚根据他的指示将日记分类照抄，其中有《学行》一类，蒋介石命毛另抄一本寄给他，“以备常览”。

蒋介石之所以重视个人修养，不同时期有不同作用。早年是为了做“古来第一圣贤豪杰”⁽⁶⁾。五四运动爆发，蒋介石从中看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他当时在修身上对自己的要求，应是上进、自强的表现。其后，蒋介石投身国民革命，参加广东革命根据地建设，反映出传统道学中“民胞物与，宏济群伦”思想对他的影响⁽⁷⁾。北伐战争期间，国共矛盾逐渐尖锐，蒋介石处境困难，他企图通过修养锤炼自己，应付环境，获取突破难关的意志和力量⁽⁸⁾。1927年以后，蒋之地位已定，继续修养则是为了做“中华民国代表”⁽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