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畸形发展后的衰落，张静江、蒋介石大亏本

事物的发展规律是盛极必衰。上海的交易所事业虽然一时繁荣，但是，当时国内商业并不景气，交易所畸形发展，每个交易所的营业额必然大量减少，资金不足，紧跟着的必然是衰落。从1921年8月起，上海的交易所事业开始走下坡路⁽⁴⁷⁾。9月28日，陈果夫致函蒋介石云：

交所情形仍恶，市价变动非常，纱尤甚，花次之。所做客人因交所不可靠，多存于号者绝无，积欠于号者渐多，此次纱之下跌，鼎新因循，不免有吃亏矣！⁽⁴⁸⁾

函中，陈果夫告诉蒋介石，由于担心商情危险，决定从10月1日起停止茂新号的业务，辞去鼎新号的协理职务，将家眷迁回湖州老家。陈并称：“茂新结束事已与静江先生接洽，静江先生亦赞成，想吾叔亦必赞成也。”不过，后来茂新并未“结束”，可能出于蒋介石的反对。

陈函所反映的情况实际上是整个上海交易所事业的缩影。据统计，1921年11月，上海有38家交易所歇业。12月，歇业者几乎每天都有。次年2月，上海法租界工部局发布《交易所取缔规则》，规定了严格的管理和惩罚条例⁽⁴⁹⁾。至1922年3月，各交易所惊呼“空气日非，社会信仰一落千丈”⁽⁵⁰⁾，纷纷停业清理，经纪人因破产而自杀者也颇不乏人，蒋介石的同乡、同志周骏彦也曾一度自杀。以见之于《申报》广告和有关报道为例，3月份即有棉布匹头证券交易所、中国糖业交易所、中华国产物券交易所、上海绸商丝织匹头股券交易所筹备处、公共物券日夜交易所、中美证券物产交易所、上海五金交易所、上海糖业交易所、上海纱线证券市场、上海华煤物券交易所、上海内地证券交易所、神州物券日夜交易所、中外交易所、浦东花业交易所、东方物券交易所等宣布停业，成立清理处。当月上海全市能维持营业的交易所只剩下12家⁽⁵¹⁾。3月25日，具有同业公会性质的上海交易所公会决议解散⁽⁵²⁾。4月8日，江苏督军和省长会衔训令：未经领照各交易所，一律解散；已领照者，劝令改营他业⁽⁵³⁾。

交易所属于投机事业，其兴也勃，其衰也速。当时有人撰文云：“去年海上各种交易所勃兴以来，风起云涌，盛极一时，投机事业，举国若狂……不及匝年，噩耗迭起，某也并，某也闭，某也讼，某也封，某也逃，某也死，而最近若最初开张之某交易所，亦以风潮闻。昨日陶朱，今日乞丐。飙焉华屋连云，飙焉贫无立锥。”⁽⁵⁴⁾

大环境不利，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自难独善其身。

最初，情况还是不错的。1922年1月8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资本总额已达18719752元，盈利661129元⁽⁵⁵⁾。当日股东会决定提取50万元作为第三届股东红利，“每一老股5元，新股4股作一老股”⁽⁵⁶⁾。会上，戴季陶提出，增加股银500万元，作为附加份股。分为25万股，每股20元，一次缴足。各股东均表赞成。随后，虞洽卿提出成立上交银行。经讨论，决定资本总额1000万元，分作20万股，每股50元。这次会上，周骏彦以69806权继续当选为监察人。1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在报上刊登《发给红利公告》，通告股东前来领取红利。但是，情况迅速发生变化。2月24日，交易所在买卖本所股票时，因买方资金不足违约，证券部停止交割，引起恐慌。

关于此事，周骏彦向蒋介石写信报告说：

查上交风潮之起，初由于卖空者造谣，实由于做多头者乏款收现。二月二十三日，彦因茂新号电召到中，此时外面已有谣言，所中拍板如常。果夫先生询之做多头者，犹云资本已备，可无患。迨二十四□□□，证券部倏然停板，闻因做多头者向某处所□（借）英洋三百万元一时被绝，致有此变。证券部因此停止交割，大起恐慌。后由闻兰亭等双方调解，做多头者贴现洋五十万元，所中垫洋五十万元（以九六盐余公债一百万元相抵），并将多头家代用品一百万元没收，以支配卖出者，计卖出六万余股。

同函并提出，此次事故，由交易所洪承祁、盛丕华造成。函称：“此次交易所被做多头者拆坍，非特前此开办时一番之热心及功绩尽归乌有，且市面动摇，宁帮大失体面，实为洪、盛诸恶所害（此中原因极复杂，大约洪、盛诸君实为首祸，做多头失败，亦因洪君之故居多，今洪君俱已先后相逝矣），言之殊堪痛心。”⁽⁵⁷⁾这次风潮，使得蒋介石前所未有地大亏其本。3月15日，蒋介石日记云：“今日接上海电，言交易所披靡，静江失败，余之损失可观，度已倾倒一空。”

关于此次风波，魏伯桢另有说法。魏是上海交易所的理事之一。他晚年回忆说：戴季陶、张静江等“以为他们有实力（有每股一百二十元市价的四万股股票），因而大做本所股买卖”。“不仅不缴证据金反而强迫常务理事郭外峰、闻兰亭（他们是管理市场业务的）等收受空头支票，充作现金。同时现货与期货（本月期货与下月期货）的差价越来越大，差金打出愈多，致会计上的现金大量支出。交易所由外强中干到捉襟见肘，拖延到1922年2月，宣告‘死刑’，大量股票一旦变为废纸，大富翁变为穷光蛋了”⁽⁵⁸⁾。魏与周，二人关于责任者的说法不同，但关于破产原因的说法则有一致之处。

违约事件发生后，2月28日，由闻兰亭及经纪人公会出面调停，劝卖出一方认亏，其办法为，由违约者交出现金50万，由交易所垫出盐余公债100万元，抵作50万元，连同违约者的代用品150万元，赔偿卖方（共61025股）。卖方每股仅得现洋6元1角9分，公债票抵额8元2角（代用品另拟）⁽⁵⁹⁾。

4月4日，陈果夫致函蒋介石云：

此次静江先生所认之二十三分三的公司份头，又分为四份，其中四份之一是吾叔的。照现在拿出一百万现洋，应派吾叔名下，约三万二千六百元，又一百五十万代用品，应派吾叔名下约四万八千九百余元，两共洋八万一千五百元。⁽⁶⁰⁾

信中，陈果夫告诉蒋介石，计核之后，“约数亏去五万元”，“静江先生损失，应与吾叔相等”。同函并称：“恒泰号去年下半年之红利，每股四百六十余元。利源结至去年底止，约盈七八千元，并未分派。茂新至年底，约盈有二万余。此次损失，茂新约在二三万左右，利源损失或比茂新多。”

蒋介石事后反思，一是觉得过于相信张静江。1922年5月23日日记云：“以二十万金托于静江，授以全权，自不过问，虽信人不能不专，自己实太隔膜。”一是觉得陈果夫有问题。同年6月6日，蒋介石日记云：“果夫之为人，利己忘义，太不行也。痛斥之。”

关于在交易所的经营情况，陈果夫后来回忆说；“从开始到交易失败为止，大约做了数万万元的交易，佣金收入总在二十余万元。可惜到第三年，交易所风潮一起，所有盈余全都倒了，几乎连本钱也赔进去，好比一场春梦。到交易所将倒的时候，‘茂新’办理交割，把收入股票出售所得之款，与代商人买入股票应付出之款，两相抵过，尚须付交易所六十万左右。客人看见情势不稳，款亦不交来了。我们在事前略有所知，便做了种种准备，一面保护客人，尽量减少他们的损失，一面却须为自己的号子打算。我为计划调度，一连几晚没有安睡。毕竟客人的保护已尽力所及，而自身部分本钱的保持，也算顺利达到。这也不能不说是在钱庄做了两年半伙计的好处。”他又说：“我们这样的尽了人事，到交易所倒账的时候，我们自问没有对不起别人的事，心里很安。”⁽⁶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