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国民党的关系

如前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初办由孙中山倡议并领衔申请，那么，1920年的重办是否仍和孙中山有关，它和国民党人的革命事业有无联系呢？

陈果夫回忆说：“在民国九年的秋天，总理命令本党同志在上海筹设证券物品交易所。蒋先生把这件事告知了我，并且要我研究这问题。”⁽⁷⁴⁾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时，孙中山虽远在广州，但寄来贺词：“倡盛实业，兴吾中华”⁽⁷⁵⁾。1921年12月11日，陈果夫致函蒋介石，告以“孙先生之款已收到”。这里所说的“孙先生之款”，联系下文“孙先生待款甚急”等语，当系蒋介石通过陈果夫资助孙中山的款项。同函云：

叔款现在晋安者约五千四百余元，存侄处。金融公债二千，静江先生告我，孙先生待款甚急，侄乃以此款移交静公，并声明作为侄个人向晋安借款。静江先生亦说一月后归还。侄已向索回六百元，其余一千四百元待陆续归还后收入叔账。此事吾叔勿与静公说起，作为不知可也。⁽⁷⁶⁾

据此可知，陈果夫还曾将蒋介石存在晋安钱庄的金融公债2000元移交张静江，以此解决孙中山的急需。当时，孙中山正在桂林成立北伐大本营，筹备北伐。张静江所称“孙先生待款甚急”，当指此事。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和国民党人在经济上的联系，目前尚难一一厘清。周祖培称：“当时国民党基金完全由张掌管，国民党有很多散在各地未到粤随同孙中山担任工作和职位的人，经孙中山批准，可到张处支领津贴和活动费。为了避免租界巡捕房的注意，付账用种种暗号，如火柴代军火，一角代一百元等。”⁽⁷⁷⁾这说明，张静江经营交易所所得，用于公，而非用于私。陈果夫也回忆说：“歇业之后，清算结果，有几笔作抚恤同志遗族的股本，都能提出，加倍送去。”⁽⁷⁸⁾这说明，交易所有些股本是预留作为革命事业之需的。国外有的学者认为，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是为孙中山和革命筹集政治经费的巧妙渠道⁽⁷⁹⁾。此说虽尚待进一步证明，但并非全无道理。至少，就孙中山倡办的初衷来说，确实如此。

这种情况，也表现在广东交易所方面。居正诗云：“吾党中心政策行，必从经济树先声，金融交易粗成就，百万输将始出兵。”⁽⁸⁰⁾1920年11月29日，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政府，次年5月5日，就任非常大总统，任命居正为总统府参议，兼理国民党本部事务。居正即利用外资，创办广东交易所及国民储蓄银行。曾拨借100万元，用为出兵广西的军饷。同年6月10日，蒋介石日记云：“接静江函，知粤交易所全数放弃，只留二万股与吾辈。本党作事如觉生者，诚令人齿冷，决无良好结果也。即复静江函并致觉生书。”这则日记所涉及的史实目前也还难以完全厘清，但广东交易所的股本既可以留出2万股给上海的张、蒋等人，则其间的关系可想而知。

陈果夫回忆说：“当时我们的招兵接洽机关，设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内，挂了陈希曾经纪人的牌子，表面是做生意，实在每天按时前去，暗中接见客人，秘密接洽招兵事情。”⁽⁸¹⁾据此可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还是国民党人的一个特殊的联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