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偶然”

好了，回过头来谈另外一部新文学史的编纂史吧。王宏志先生是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教授。严格地说，这本书，不能称为新文学史编纂史，作者也没有这样的打算。这部书的副题是“从香港看中国现代文学史”，限定了所谈的范围。它主要讨论的是50—70年代在香港出版四部现代文学史。他把讨论的范围限定在：第一，地点是香港。这点很重要。他非常明确地意识到这关系到研究者的身份、地位和处境的问题。第二，是在50—70年代这个时间出版的。这个时段的香港，在与大陆和台湾相比较所表现的特殊处境，是个重要的问题。第三，研究对象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在这部书中他讨论的几部文学史是：曹聚仁的《文坛五十年》，这是1955年在香港出版的，这部书现在内地也有了版本^[3]。主宏志把它叫做“见证的文学史”。大家都知道，曹聚仁是一位著名的“报人”，也是个作家，他跟许多作家有交往，所以他采取的写法是“见证”的写法，主要以他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为主，是一部“回忆录性质的书”。第二部是李辉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这是1970年香港的东亚书局出的。还有一部是徐的《中国现代文学过眼录》，虽然出版在1991年，但是里面的文字写在70年代，所以，王宏志也把它归入这一时间段。还有一部是大家很熟悉的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有三卷，分别出版在1975、1976和1978年。记得我是80年代初期才读到这部书的，已经记不清楚是香港正式的版本，还是内地的盗版本。

王宏志的主要研究思路在什么地方呢？他的重点是考察政治、社会、历史、教育、文学，文学史理论，和编写者自身等各种因素的互相牵制、影响，对文学史编写产生的制约。也就是说，他非常注重文学史的面貌，和编写者的身份、社会地位、生活境况、文学观点、政治立场等的关联。由于这部书属于香港文化研究的课题，作者也特别注意现代文学史与香港这个地域的特殊关系。他提出的问题是：曹聚仁、李辉英这些作家的文学史是在香港编写、出版的，那么，他们跟香港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第二个问题，他们能不能称为香港的文学史家？第三，他们为什么选择在50—70年代的香港来撰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第四，这些作者在大陆成长，成名，他们的过去经历，也就是所谓“大陆经验”，在他们的文学史写作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些经验怎样制约了他们的文学史写作？还有一个问题是，他们的文学史跟同一时期中国大陆编写的文学史有什么异同？这种异同跟他们生活的香港这样一个地点有什么关系？—我想，王宏志先生是位头脑清晰，善于提问题的研究者。当然任何好的研究，都是能在对对象以及相关问题考察的基础上，来提出问题，产生进一步辨析、思考的关节点，或者是研究的生发点。

关于历史的“偶然”，谈陈平原2005年的著作《触摸历史与回到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相信会留下深刻印象。其中讲述五四学生运动那一天发生的种种细节，为我们勾勒了一个与过去的描述不同的“五四”。在这个叙述中，一些偶然性的事件、细节对事情的展开起到重要作用。

可以稍稍多花点时间，来具体看看《历史的偶然》中的一些描述。书里面谈到，曹聚仁等四位作家，都不是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他们四个人都是在1950年前后从大陆来到香港。大陆与香港的封关的时间，大概是1950年的7月份。这些人既不能称为“香港作家”，但也不能算作“南来作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卢玮銮（她又是著名散文作家，发表散文的时候，用“小思”的名字）对“南来作家”的定义是，指那些在三四十年代因各种因素而暂时来港的作家，如茅盾、夏衍、萧乾、戴望舒等。而李辉英等是1950年前后来到香港，而且一直留居香港，他们并没有南来北往地来回穿梭，从1950年到香港后，就一直住下来。因此，也可以说就是“香港作家”或“香港学者”了。但是，另一方面，这些作家跟香港又都有一种疏离感，一直到他们的晚年，跟香港的文化总处在一种隔离的、不是很融洽的状态中，并没有能完全投入，没能与香港认同。对这个问题，卢玮銮分析说，这些作家都来自于大陆，来自于文化强势、文艺主流的大陆。因为大陆跟香港，显然构成一种强势和弱势的关系。一般在大陆有比较长写作经历的作家，不容易认同香港的文化，总是在文化地位上保持一种优势的感觉。与这个相联系的是，对他们在香港的现实处境，又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失落感。所以王宏志说，“由始至终他们只是香港的过客，甚至是非常无奈的过客”（第28页）。他们并没有抛弃大陆的经验，而且，大陆的经验在他们在香港的写作中，仍是支配性的。因此，他们的文学史著作中的文学史理念，文学史内容，以及对这些内容的诠释，基本上是来自在大陆形成的那种经验。

虽然《历史的偶然》分析了这几位作家的这些共同点，但并不做一种笼统的、趋同的评述；而这在我们的当代文学研究中，是经常使用的。这些作家中，有的反共立场非常明显，非常公开，比如司马长风。有的就不是这样，比如说曹聚仁。原来是打算留在大陆的，但是一直到1950年，他还没有找到工作，也没有给他安排什么工作，所以他有一种很孤单的感觉。王宏志的这本书引用了李伟写的《曹聚仁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其中分析了曹聚仁为什么离开大陆的原因。曹聚仁这个人在30—40年代和国共两方面的作家都有一些联系，两方面有时都把他看成朋友，但是有时候两方面又都可能把他看成很可恶的人，对他进行攻击。1949年5月的时候，曹聚仁一直停留在家，没有收入，家庭陷于困境。而且据王宏志引证李伟《曹聚仁传》的研究，他在解放初期的时候，曾经在北大听过一次艾思奇的演讲。四五十年代大陆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对艾思奇应该是不陌生的。他是中共党内著名的哲学家，他的主要的著作是《大众哲学》。《大众哲学》在延安，在40年代的解放区和国统区，以至到解放初期，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有广泛的读者。曹聚仁听艾思奇的演讲，“使他猛然一惊”：“一块砖头砌到墙头里去，那就推不动了，落在墙边，不砌进去的话，那就被一脚踢开了。”（《历史的偶然》第23页，《曹聚仁传》第333—334页）这对于在20年代末就确定了不卷入政治漩涡，只做“一个看革命的旁观者”的人来说，是个重要的打击。《曹聚仁传》认为这是他离开大陆的很重要的原因。所谓“旁观”，就是在政治斗争、冲突中，在政党政治中保持某种独立性，这是现代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选择。但这种选择却往往难以实现。他意识到在大陆继续当一个“旁观者”的不可能：要不就砌到墙里头，要不就落在墙头外被抛开了。他就怀着这样一种人生立场，认为走了，离开大陆当一个旁观者可能更好一些。王宏志分析了他的这种立场，与这部《文坛五十年》的选材、评述体系的关联是有说服力的。

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想“重写”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者会发现，他们试图批评、超越的当代文学史有两个系列：一是50年代开始建构的文学史秩序，另一是80年代确立的以“文学性”和“多元共生”的想像所确立的文学史叙述。这增加了“当代文学史”叙述上的复杂性。

对于为什么在50—70年代的香港来写现代文学史这个问题，《历史的偶然》这部书指出，在这个期间，大陆和台湾的历史叙述都受到政治等外在因素的严重掣肘；而香港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提供了个人意愿表达的较大空间，自由度相对要更大一些。当然，所谓的“自由度”、“表达空间”，并不是绝对的，而且是有一定的趋向性的。实际的情形也是如此。他们的文学史写作都有针对性。实际上，文学史写作，背后总有一些他要超越、批评或纠正的文学史的影子存在。80年代后期，陈思和、王晓明他们提出“重写文学史”，也是出于这样的背景。反对、纠正、超越一些文本，构成他们写作的重要动机。曹聚仁、司马长风的写作，可以看到针对当时大陆现代文学史，以至台湾的一些现代文学史的清楚背景。特别是对于影响很大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针对性。当然，还有刘绶松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初稿》等。王宏志在谈文学史写作的个人意愿和自由空间这一点上，始终持一种辨析的、对“浪漫化”保持警惕的态度。司马长风、徐的文学史虽然反复标榜一种客观的、中立的、艺术的态度，一种非政治的态度，说他们的文学史论述，坚持的是“文学性”或“艺术性”的标准。王宏志很有说服力地指出，他们其实也表明了非常强烈的政治立场；这种“非政治”的态度，实际上是对当时主流政治的一种抗衡，是一种政治立场。我们读司马长风的文学史，那种政治立场，意识，一点也不比他所反对的王瑶的新文学史弱。《历史的偶然》的第一章，标题是“（非）政治论述”，从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理解是辨析那些“非政治论述”的“政治论述”性质。80年代中期的“文学自觉”、“回到文学自身”的文学“非政治”潮流，也可以看到它的政治涵义。王宏志的第一章的标题，有点类似于特里·伊格尔顿《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最后一章的标题：“结论：政治批评”。王宏志和伊格尔顿其实都在说明，不必把政治拉进文学理论（或文学史），“政治从一开始就在那里”。伊格尔顿说，这个标题“并非意味着：‘最后，一个政治的代替物’；却意味着；‘结论是，我们已经考察的文学理论具有政治性。’”（第213—214页）如果王宏志先生允许我们代他仿照这种语式说话，那就是，“（非）政治论述”“这个标题并非意味着：‘文学史，政治的代替物’；却意味着，‘我们己考察的文学史具有政治性。’”当然，“政治”这个词，不应该做很狭窄的理解；“我们用政治一词所指的仅仅是我们组织自己的社会生活的方式，及其所包括的权力关系”。所谓“纯”文学理论，所谓纯粹以“文学性”、“艺术性”作为标准的文学史，如伊格尔顿说的，只是一种学术神话。确实是这样，文学理论，文学史，这些与人的意义、价值、语言、感情、经验有关的论述，必然和更深广的信念密切相连，这些信念涉及个体和社会的本质，个体和社会的关系，权力的问题等等。它们怎么能保持“纯粹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