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史的关注点

“当代人”研究当代文学史，因为有上面说的独特的位置，角度，因此，在把握、切入“历史”时，方式也会有许多的不同。最明显的一点是，“历史”阐释的“当代性”动机会更强烈。当然，所有的历史写作都存在现实的动因，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而当代人对自身经历的“历史”的叙述、探询，由于有着感性的历史人生经验的加入，这种“当代性”更加突出。

如果认真读读80年代以来出版的有代表性的当代文学史，会有这样一个印象，这就是，这些文学史很少较为独立地关注当代文学中的语言、文体、文类等形态问题。虽然80年代有过“文学自觉”的提倡，但是并没有成为当代文学史考察的主要动机。显然，这些问题没有成为“紧迫”问题。当代文学过程在作家、文学史家的情感和意识（包括学术意识）中留下的，主要是一种难以摆脱的压力。他们通常会过分地把这段“历史”，看作他们或光荣，或暗淡，或悲惨的生命经历的证据。这些，都制约、影响到当代文学史考察的角度和方式。根据我的感觉，也联系我从80年代到现在研究的情况，我觉得，有几个问题，是这20年中当代文学史写作普遍的关注点，或者说切入的角度。

第一个关注点，是持续的“评价”的冲动。文学史写作，当然离不开评价。选择什么作家、作品，对这些作家、作品如何放置，如何评述，都体现了写作者的价值尺度。不过，当代文学史所涉及的“评价”，在情况和性质上有所不同。它更主要的是关系到某一时期，某一文学形态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对于革命文学，对于延安以后的文学，对于“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文学”的成就，文学史地位的估价。“当代文学”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到今天，也还是为不同立场的文学史家所关切，有时甚至成为他们的主要动机。这反映了“当代文学”（尤其是它的50—70年代）地位、价值的极端不稳定性，和文学史评价上歧见的严重。这个问题，其实不是80年代以后才有的，在五六十年代，以至文革期间的文学论争中，就是一个焦点。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一种“标准”的提出问题的方式是：为什么某某时期的文学不如某某时期的文学。在50年代“解冻”时期，对苏联文学，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后20年不如前20年？在这里，划分“前”、“后”的界限，是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权威地位的1934年。在50年代中期的中国，则是新文学的后15年，为什么不如前20年？这里的分界点是延安文艺整风的1942年。另外，也有提出“解放后”上海的电影生产为什么不如“解放前”的。到了80年代，问题变换为，为什么新文学的后30年不如前30年，等等。

赵祖武《一个不容回避的历史事实——关于“五四”新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估价问题》（七京，《新文学论丛》1980/3），提出新文学后30年成就不如前30年。

这种提问所包含的评价冲动，基本上是一种总体估价，它既指向某个文学时期，又关系到对某一种文学形态。具体说，就是被称为“左翼文学”、“社会主义文学”或“无产阶级文学”的这种形态。这里，我不想详细介绍论争的情况，同学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读读这样的文章。如50年代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刘宾雁的《电影的锣鼓》、《上海在沉思中》，刘绍棠的《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等。还有文革刚结束后，赵祖武等的文章。有的文章，并不是这样非常直接地提出问题，但是包含着相似的估价。

事实上，八九十年代出版的不少当代文学史，在评价上常出现前后矛盾、冲突的情形。对“十七年文学”和对“新时期”以后文学的评价尺度，显然不一致。

评价的压力，给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带来许多问题。一是有的问题被掩盖，得不到很好展开；这一点，我下面可能还要讲到。另一方面是，评价本身的标准、尺度，常会出现混乱、不能很好协调统一的情况。这种标准的矛盾，当然不是指不同的研究者之间，而是指一部著作、文章内部的矛盾。比如说，当我们确立了对“社会主义文学”所体现的文学观念、价值观念和文学方法的信任的尺度，那么，我们将如何评价八九十年代的许多与此相冲突的文学现象？但是，坚持所谓“纯正”的艺术信念就没有问题了吗？这种“信念”的内涵且不去说它，它有足够的力量和可能性，来承担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复杂现象和问题吗？这是十分可疑的。当然，这种矛盾，不仅仅存在于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中，现代文学史也一样存在。旷新年说，他从钱理群老师他们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6]中，感到一种叙述的暧昧，一种犹豫不决，他把它称作是“犹豫不决的文学史”。他指出《三十年》率先为“通俗文学”留下了广大的空间，而且对“新旧文学”的观察态度，也发生了“深刻的以致是根本性的变化”。旷新年的“犹豫不决”这个词，用得很好。我好像也看到了《三十年》的矛盾，它的“犹豫”，所以，我也写了一篇短文谈到这个印象。我说，《三十年》的历史叙述，“拒绝为着文学‘纯粹化’而进行不断的等级划分的思维结构和话语方式，是否意味着也要反省‘五四’激进力量对待知识的态度”？“对文学的独创性的审美准则的信仰，与‘大众文化’的衡量标准之间，启蒙主义的对批判性的强调，与文化上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立场之间，如何能够在一种叙述中取得协调”？（《〈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的“现代文学”》）不过，这些年的许多现当代文学史，都是犹豫不决的。因为我们就生活在一个犹豫不决的时代，特别是90年代，“历史在这里左右逢源，在这里发生了时空错乱”——在我们所经历过的时代中，有的时候倒是方向目标十分明确，一往直前，从不犹豫的，如五六十年代，如80年代。有的就不行了。钱老师在谈到他编写《三十年》的体会的时候，就讲到这层意思。他说，80年代他们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时候，充满了自信，毫无顾忌，旗帜鲜明；而现在90年代，脑子里充满了问题和疑惑，似乎是从堂吉诃德转向了哈姆雷特。接着说了这样一段话：“我无法认同我们曾经有过的现代化模式，及其相应的文学模式，我也不会全盘照搬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及其相应的文学模式；但我却无法说出我到底‘要’什么，我追求、肯定什么。径直说，我没有属于自己的哲学，历史观，也没有自己的文学观，文学史观。”（《矛盾和困惑中的写作》）我想，钱老师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自己”的价值观、信念，这里，只是强调在90年代遇到了复杂的问题，思想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我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困惑，不过，我没有他的那样执著。他经常皱着眉头，很痛苦。我呢，想不清楚，苦恼，就想，管它呢，先吃饭睡觉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