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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声音

血性的失落:李国文闲话历史 作者:李国文 著


唐朝的声音

李清照在她那篇最为直言无讳的批评文章《词论》开头,讲了一个唐朝歌者的故事,很精彩,很提气。

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座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阙,众皆泣下,罗拜,曰:“此李八郎也。”

李肇的《唐国史补》也有类似记载。

李衮善歌于江外,名动京师。崔昭入朝,密载而至。乃邀宾客,请第一部乐及京邑之名倡,以为盛会。昭言有表弟,请登末座,令衮弊衣而出,满坐嗤笑之。少顷命酒,昭曰:“请表弟歌。”坐中又笑。及喉啭一声,乐人皆大惊曰:“是李八郎也。”罗拜之。

李清照的《词论》,所以从李八郎讲起,她是强调,诗和词,作为一门艺术,不仅仅是文学的,更是音乐的。对歌手而言,字正腔圆,可唱是第一诉求。必须琅琅上口,能够唱出来,方算合格。

因此,词对声韵的考究,胜过对文义的推敲。那时,李清照二十出头年纪,才高气盛,说话不留余地,对当代名家,甚至对欧阳修,对苏轼,也不怎么放在眼里。她说:“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在她眼中,这班大师的作品,虽然文义不错,但是音律不协,她调侃之曰:“则不可歌矣”。并放言:“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这一句,把北宋词坛,统统否定。

这小女子,实在够有勇气的。

在宋代,词可唱,在唐代,诗也可唱。

因为,那时的印刷术不发达,而诗人很多,诗的产量也很高。如果只是停留在文本上,依赖于书籍的传播,流通范围是相当有限的。而诗集的出版,可不是如今花几个钱,买个书号那样简单。印书是一种奢侈,一种高消费,寒酸文人筹措大笔资金,自费出书,谈何容易?因此,即使很有名气的诗人,也得靠这些男女歌者,咏他们诗,唱他们词,这才能家弦户诵,把自己推销出去。所以,唐代为中国音乐史、诗歌史上的双双丰收的时期,也是歌唱家最吃香最光彩,诗人最张扬,或者还可以说是最牛皮的时期。

道理很简单,诗人推动着歌手这个行业的兴盛,歌手促进着诗词这门艺术的繁荣。唐朝的诗人,要买歌手的账,同样,唐朝的歌手,也很买诗人的账。歌手没有诗人的诗,出不了名,诗人没有歌手的唱,成不了名,是个互相需求的关系。特别有些歌手,专门唱某位诗人的诗,合作久了,那关系更密切,更亲近。例如——

杜甫《江南逢李龟年》:“歧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刘禹锡《与歌者米嘉荣》:“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

前诗中的李龟年,后诗中的米嘉荣,都是遐迩闻名的歌手,也是诗人的莫逆之交。而米嘉荣,更是从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以东的米国来长安献艺的洋歌手。由此想见,当时长安城里的东市、西市,类似三里屯的歌厅、迪厅、酒吧、KTV里,吃演艺饭的唐代“京漂一族”,不仅有中土人,还有西域人,在这样华夷杂处、中外合璧的声色世界之中,唐诗跳出书面文字的羁绊,是一门益之以声韵、旋律、伴奏、表情,边歌边舞,以声音为表现手段,既有读者,更有听众的艺术。

唐玄宗李隆基,能写诗,更喜唱诗,凡搞文艺晚会,这是不能少了的节目。开元中叶,海内升平,某年某月,沉香亭畔,牡丹盛开,他兴致一来,便偕杨玉环作月夜之游。这位算得上中国最懂得人生享受的皇帝,一句话吩咐下去,烛光如炬,夜色如昼,那姹紫嫣红的花朵,那千娇百媚的美人,相互辉映,别有情趣。一般来讲,出身于农民阶层的统治者,天一黑,通常就使出全部精力于室内的床上作业。但唐玄宗,陇西贵游子弟,非蠢淫之徒,颇懂得一些风雅,于是,把这场宫廷里的烛光派对,搞得极有诗情画意。这种场合,凑趣的诗人不可少,酬应的诗作不可少,如同药中的甘草,菜中的味精,是不可或缺的,于是文人就派上用场了。

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上命梨园弟子约略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太真妃持玻璃七宝杯,酌西凉州葡萄酒,笑领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李浚《松窗杂录》)

那天,李大师事先喝得高了一点,轿子将其抬到宫内,“犹苦宿酲未解”,懵懵懂懂,不知所云。但到底是天才,援笔即成。尽管醉了,打着酒呃,写出来的诗,却能表达出那个时代的丰彩。《清平词》三首,现在读起来,仍是富丽堂皇的盛唐气象。

大气、高昂、雍容、华彩,是唐朝声音的特色,也是那个时代精神的实质。

每个时代,都有其相对应的声音表征,譬如,六十年代,《大海航行靠舵手》。你会想起三面红旗,浩浩荡荡;譬如,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你就会想起革命狂飚,歇斯底里。所以,宋人李清照女士,很不满意宋词之不可歌,遂著《词论》以正视听。若以她的可歌性而论,当代文人所写的旧体诗词,就不敢恭维了。除了五言为五个字,七言为七个字,没出数学错误外,能如美国流行音乐RAP,能如顺口溜、莲花落、快板书、三句半,合辙押韵,八九不离十,可以说而唱之,也就谢天谢地了。

因此,说唐,不能不说唐诗,而说诗,不能不说李白,而说李白,在他全部作品中,不能不说他这首饮酒歌。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李白《将进酒》)

这首他的代表作,这首表现唐人风流的诗,这首也是他放纵不羁的性格之歌。必须交给一位出色的歌手,持卮而唱,淋漓尽致,声情并茂,酒酣耳热,方能唱出诗人的豪迈。而从“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到“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能唱得举座皆惊,心惕神励,抚髀击案,胸膺和鸣者,除了李清照《词论》里提到的那位念奴小姐,再无别人。

这位唐朝最出色的金嗓子,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也讲到了她。

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尝一日离帝左右。每执板当席顾眄,帝谓妃子曰:“此女妖媚,眼色媚人,每啭声歌喉,则声出于朝霞之上,虽钟鼓笙竽嘈杂而莫能遏。”宫妓中帝之钟爱也。

念奴,皇室歌舞团中的大牌歌星,李隆基的“钟爱”,一位歌手,在最高那里,够这两个字的级别,非同小可,其御用性质,不言而喻。不过,她人美艺高,声色俱佳,人长得漂亮,歌唱得更漂亮,别看意大利的帕瓦罗蒂,能唱到高音C,也就是简谱两个点的“DO”,让全世界的男高音敬服。唐代的这位女高音,其音域之宽之高之广,估计那位巨无霸,也望尘莫及。据野史,有一次,玄宗驾幸灞桥,万民欢腾,声震天日。有近侍进言,若能念奴引吭高歌一曲,其声所至,四野屏息,则微风拂柳之音,河水流逝之声,陛下也会听闻。一试果然,证明其穿云裂石、金声玉振的的歌喉,确非虚言,也难怪具有艺术秉赋的帝王,为之倾倒而“钟爱”了。

此说或系夸张,但词牌之一,《念奴娇》,因为“其调高亢”,为她所擅长,成为她的主打歌曲,遂以她名为名,口碑相传,直至今天,是众所周知的。我也纳闷,那时没有作协、音协搞排行榜,搞金像奖,没有电台、电视台搞十大金曲、四大天王之类的评比,怎么她获得以个人名为歌曲名的光荣?显然,这中间有一位不容置疑的权威说了话,才拥此不朽声名,在唐开元期间,那唯一的谁也不敢反驳的人物,我想,该是有功夫赞扬一位小姐的眼睛,还有兴趣发表一番音乐评论的,日理万机的万乘之尊了。

金口玉言,自然他说了算。

唐玄宗干得出来,第一,他有这份艺术鉴赏力,不是抖小聪明,小机灵,顽小花活,第二,他也有这份风流,堂而皇之,不扭扭捏捏,光天化日,不遮遮掩掩,直截了当,不假门假势,敢作敢当,不矫情装蒜,半点不想隐讳对这个歌手的“钟爱”。

这大概也就是唐朝的浪漫了。

李隆基,不是好皇帝,但他真风流,很个性,唐以后的宋元明清诸朝,休说一国之主了,连稍稍有点权势,有点身份,有点级别的臣宰员吏,藩台府臬,也只敢偷偷风流,决不敢公开浪漫。两块“肃静”“回避”的牌子,在前面开道,脸部肌肉不硬不僵,也不对称啊!

于是,凡官必摆谱,走路迈方步,有权必拿架,张嘴说官话。于是,不苟言笑,喜怒不形与色,不让人猜透他心里的想法,便是官员们的标准面孔。因此,说他是活着的尸首,可以;说他比尸首多口气,也可以。他们即使想将这个漂亮歌唱家搞到手,绝不可能像唐玄宗那样本色,那样潇洒,那样性情中人。“哇噻,这小妮子的一双媚眼,真能放电啊,让朕实在有点吃不消呢!”

这一点,你得佩服李隆基,你得佩服唐朝出现的这种大气,你得佩服那整整一代人的张扬放肆的精神。据《旧唐书》,说这个玄宗——

“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俱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号为皇帝弟子,又云梨园弟子,以置院近于禁苑之梨园。”

“太常又有别教院,教供奉新曲。太常每凌晨,鼓笛乱发于太乐署。别教院廪食常千人,宫中居宜春院,玄宗又制新曲四十余。”

“每初年望夜,又御勤政楼,观灯作乐,贵臣戚里,借看楼观望。夜阑,太常乐府县散乐毕,即遣宫女于楼前缚架出眺歌舞以娱之,若绳戏竽木,诡异巧妙,固无其比。”

唐代宫廷的礼仪乐队,共分十部,每部又分为坐位和立位,整个加在一起,足有数千名乐手。这时的玄宗,我觉得更像那个日本人小泽征尔,在指挥着一个世界上从未有过的最庞大的交响乐团。因此,李隆基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能玩闹,而且玩闹得绝对正点的皇帝了。唐朝的声音到开元达到峰巅,与他有着莫大的关系。如果说,李世民二十三年的贞观之治,只能算是一次盛大彩排的话,那么,在李隆基的统治下,二十九年的开元之治,才算是正式的演出。中国文化史上的名诗人、名画家、名歌手、名乐手,几乎都在开元年间,联袂出现。西方历史上,也许只有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差可比拟。

应该看到,唐玄宗如此大排场大铺张,除了雄厚国力的支持,承平岁月的逸乐外,就其个人而言,是与他沉溺声色、生性放荡、纵情恃性、不拘形迹的胡人血统分不开的。鲁迅说过,“唐代帝王,大有胡气”,这胡气,还不仅仅是唐高祖李渊的从母,为隋文帝的独孤皇后,据此判断,李姓皇帝带有鲜卑或拓跋的尚未驯化的民族本性。而且,将来有朝一日,挖开乾陵,查一查DNA的话,匈奴、羯、羝、羌的基因,在李姓帝王的遗骸里,可能都混有一点的。

因此,一方面,唐代与前朝,与后代采取了绝不相同的对外政策,张开怀抱,展阔胸襟,以海纳百川的气魄,去拥抱整个世界;一方面,中土的华夏正声,已不能适应丰富多彩的盛唐气象,需要新的音乐元素,需要新的旋律、节奏、声韵、调式,使唐朝的声音更闳大,更壮观,也是势之所趋。于是,大肆扩张的胡风胡气,从未像唐朝这样,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地进入中土,其潮蜂拥而至,其势锐不可当,其变化不可遏止,其影响波澜壮阔。

从《太平广记》卷二百四的《李謩》篇——这一个极不起眼的小故事里,也能看出胡乐逐渐融入听觉主流时,新旧力量的碰撞,此消彼长的争斗,也是一个相持不下的过程。但是,旧日的风韵,不管你多么惋惜,终于是要淡出的,而时代的声音,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不请自来,登堂入室,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是万事万物新陈代谢的必然。像李謩这样一位在教坊中,坐在首席位置上的笛手,也不得不在时风的感染下,在其特擅的笛子曲目中,注入新腔。一是潮流所至,二是饭碗所逼,这位名笛手无法抱残守缺,誓不与时代同步,那是不可能的。

有一次,在越州镜湖,也许是绍兴的鉴湖吧?众人泛舟于碧波万顷之上,喝花雕酒,吃茴香豆,听这位长安特邀而来的吹笛国手,独奏其拿手的《凉州》一曲。顿时,“昏噎齐开,水木森然,仿佛如有鬼神之来,坐客皆赞叹之,以为钧天之乐不如也。”在座知音,击节赞叹,偏有一位老者,不发一言。李謩认为他看不起自己,又“作一曲,更加高妙,无不赏骇。”但这位老人,仍旧只是微微一笑,不置一词。李謩沉不住气了,“你这是瞧不起我呀,老先生,难道你是此中老手?”

独孤生乃徐曰:“公安知仆不会也?”坐客皆为李生改容谢之。独孤曰:“公试吹《凉州》。”至曲终,独孤生曰:“公亦能甚妙,然声调杂夷乐,得无有龟兹之侣乎。”李生大骇,起拜曰:“丈人神绝,某实不自知,本师实龟兹之人也。”又曰:“第十三叠误入水调,足下知之否?”李生曰:“某顽蒙,实不觉。”独孤生乃取吹之,曰:“此至入破,必裂,得无吝惜否?”李生曰:“不敢。”遂吹,声发入云,四座震栗,李生蹙怵不敢动,至第十三叠,揭示谬误之处,敬服将拜。及入破,备遂败裂,不复终曲。

这无疑是一次复古派的胜利,但故事的结局,却并非如此。

明旦,李生并会客皆往候之,至则唯茅舍尚存,独孤生不见矣。越人知者皆访之,竟不知其所去。(出《逸史》)

胜利者的子虚乌有,这种否定之否定的收场,颇有点调侃的味道。正如李清照《一剪梅》中“花自飘零水自流”句,古老的,垂暮的,完成了历史使命的,无论是人,是事,是物,或是一种精神,哪怕具有再美好的愿望,该终结的,该衰朽的,或者该完蛋的,也总是要消失在天际的,那是一个不可逆的进程。

所以,王之涣诗《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渡玉门关。”这位笛子名家李謩,终于改用来自西域的羌笛。同样,杜牧诗《寄扬州韩判官》:“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只有夜深人静才能听到的洞箫,也被改良的乐器“尺八”所代替。正如最近入选联合国“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古琴一样,中土的传统乐器,由于音量的局限,注定了逐步边缘化,雅玩化的式微前途。

因此,魏晋时的嵇康,叛了死刑,上了法场,在千百名看热闹的市民围观下,抬来桌子,铺上台布,还要架上焦尾琴,弹一曲《广陵散》,绝对是后人的夸张之笔。古琴,只宜士大夫在书斋里,写不出文章时,小姐在绣房里,找不到对象时,文学大师在府上,发现无人捧臭脚时,抚一曲《流水操》,聊以自慰。除非司马昭派电工给他接上电子音响,嵇康想在杀头前作闭幕秀,是作不成的。

于是,长安城里,自关陇直至中土,宫廷上下,自君王直至百官,无不陶醉于来自西凉、龟兹、疏勒、高昌,甚至更为遥远的域外音乐,无不耽迷于富有表现力的羌笛、胡笳、觱篥、羯鼓等胡人乐器,这样,使得唐朝的声音,出现前所未有的生气。

而在诸般乐器中,最强烈,最狂放,最亢激,最为玄宗所爱者,莫如羯鼓。

玄宗性俊迈,不好琴。会听琴,正弄未毕,叱琴者曰:“待诏出!”谓内宫曰:“速令花奴将羯鼓来,为我解秽。”(王谠:《唐语林》)

羯鼓出外夷,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其声焦杀鸣烈,尤宜促曲急破,作战杖连碎之声。又以高楼台晚景,明月清风,破空透远,特异众乐。(南卓:《羯鼓录》)

李龟年善羯鼓,玄宗问卿打多少杖。对曰:“臣打五千杖讫,”上曰:“汝殊未,我打却三竖柜也。”后数年,又闻打一竖柜,因锡一拂枚羯鼓卷。(《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出《传记》)

一个皇帝,练他的羯鼓,鼓槌打断了好几个柜子,其执着,其专注,其孜孜不倦,你不能不敬佩。人们也许可以指责他一千个不是,痛斥这个如此不务正业的帝王。但是,有一条,或许更为重要的,这种在羯鼓上的投入、专心,不管不顾地我行我素,他在精神上的无禁忌,他在心灵上的无拘束,他的个性自由,他的特立独行,他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他的做他想做的事情,他的找他想找的快乐,那种敢作敢为的丈夫气概,可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能具有的。他用他的鼓槌,在羯鼓上敲击出唐朝的声音,而且果真也就在中国历史上,敲出了开元之治二十八年的辉煌。元稹诗《行宫》曰:“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就冲这一个“说”字,值得对他刮目相看。

因为很多皇帝,最后只剩下一个“骂”字。

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特定的声音表情。或刚强,或柔弱,或暴烈,或萎靡,或气宇轩昂,或低三下四,或杀气腾腾,或哀鸿遍野,没有一个朝代,比得上唐朝所发出来的声音,那样华彩美妙,那样大度充实,那样丰富融和,那样令人感到心胸开阔,以致后来的中国人,不得不恭恭敬敬地尊之为“盛唐”。

一千年后的今天,这些已经相距十分遥远的盛唐之音,仍然使我们感奋,使我们向往,甚至还受到一些鼓舞,实在是值得后人琢磨的历史现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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