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颂》

《周颂》大别分两类：一、无韵的；二、有韵的。无韵的如《清庙》《维天之命》《维清》（此篇之祯字本祺字，故亦非韵），《昊天有成命》《时迈》《武》《赉》《般》皆是，半无韵的如《我将》《桓》是，此外都是有韵的。这些无韵、半无韵的，文辞体裁和有韵的绝然不同，有韵的中间很多近于《大雅》《小雅》的，若这些无韵的乃是《诗三百》中孤伶仃的一类，大约这是《诗经》中最早的成分了。《国语》以其中之《时迈》为周文公作，大约不对；《昊天有成命》一篇已出来了成王。但这些和那些有韵的《周颂》及《大雅》总要差着些时期。近写《周颂说》一篇，即取以代讲义。

周颂说（附论鲁、南两地与《诗》《书》之来源）

凡是一种可以流行在民间的文学，每每可以保存长久，因为若果一处丧失了，别处还可保存；写下的尽丧失了，口中还可保存。所以有些并没有文字的民族，他的文学，每每流传好几百年下去，再书写下来，其间并不至于遗失。至于那些不能在民间流行的文字，例如藏在政府的，仅仅行于一个阶级中的，一经政治的剧烈变化，每每丧失得剩不下甚么。这层事实很明显，不用举例。照这层意思看《诗》《书》，《诗》应比《书》的保存可能性大。若专就《诗》论，我们也当觉得最不容易受政治大变动而消失或散乱者，是《国风》；最容易受政治大变动而消失或散乱者，是《颂》。诚然不错，在口中流传并不著于竹帛之文词，容易改变，但难得因一个政治大变化丧失得干净，若保存在官府的事物，流动改变固难，一下子掉了却很容易。《周书》《周诗》现在的样子好不奇怪！《周书》出于伏生者，只有号为武王伐纣的两篇，即《牧誓》《洪范》，和关于周公的十多篇，从《金縢》到《立政》，成王终、康王即位的二篇，以下还只有涉及甫侯的一篇是西周，此外皆东周了。何以周公的分量占这么大？宗周百年中书的分配这么不平均？再看《周诗》，《大雅》《小雅》《颂》中两个大题目是颂美文武，称道南国，二南更不必说，何以南国的分量占这么多？宗周百年中《诗》的分配这么不平均？这都不能没有缘故吧？或者宗周的《诗》《书》经政治的大变动而大亡佚，在南、鲁两处，文之守献之存独多些，故现在我们看见《诗》《书》显出这个面目来？

现在且就《周颂》说。《周颂》有两件在《诗经》各篇中较不同的事，一、不尽用韵，二、不分章，王静安君以此两事为颂声之缓，皆揣想之词，无证据可言。且《鲁颂》有摹《周颂》处，《商颂》（实《宋颂》）更有摹《鲁颂》《周颂》处。《鲁颂》《商颂》皆用韵，是颂之一体可韵可不韵。大约韵之在诗中发达，由少到多。《周颂》最先，故少韵；《鲁颂》《商颂》甚后，用韵一事乃普遍，便和风、雅没有分别了。又《鲁颂》《商颂》皆分章，且甚整齐，如《大雅》《小雅》；是《周颂》之不分章，恐另有一番缘故。若如王君声缓之说，《鲁颂》《商颂》之长又要怎么办？王君意在驳仪征阮君之释《颂》义，所以把这两事这样解了，其实阮君释《颂》不特“本义至确”（王君语），即他谓三《颂》各章皆是舞容，亦甚是。王君之四证中，三证皆悬想，无事实；一证引《燕礼·记》《大射仪》，也不是证据，只是凭着推论去，拿他所谓礼文之繁证其声缓。《仪礼》各仪因说得每每最繁，不止于这一事，且由礼繁亦不能断其声缓，盖《时迈》一章奏时无论如何缓，难得延长三十四节，若必有这么一回事，必是夹在中间，或首末奏之。又由声缓亦不能断定他不属于舞诗。阮君把《颂》皆看做舞诗，我们现在虽不能篇篇找到他是舞诗之证据，但以阮君解释之透澈，在我们得不到相反的证据时，我们不便不从他。因为颂字即是容字，舞乃有容，乐并无容，何缘最早之颂即出于本义之外？所以若从阮君释颂之义，便应从阮君释颂之用，两件事本是一件事，至少在《周颂》中，即颂体之开始中，不应有“觚不觚”之感。现在细看《周颂》实和《大雅》不同，《大雅》多叙述，《周颂》只是些发扬蹈厉之言，只到《鲁颂》《商颂》才有像《大雅》的。金奏可以叙述，舞容必取蹈厉。若是《周颂》和《大雅》在用处上没有一个根本的分别，断乎不会有这现象的。

《周颂》在用韵上和鲁、商两《颂》的分别应该由于先后的不同，《周颂》在词语上和《大雅》的分别应该由于用处的不同，若《周颂》的不分章又该是由于甚么缘故呢？我想《周颂》并非不分章。自汉以来所见其所以不分章者，乃是旧章乱了，传经者整齐不来，所以才有现在这一面目。有三证。《左传》宣十二：“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我们用《左传》证《诗》有个大危险，即《左传》之由《国语》出来本是西汉晚年的事，作这一番工作者，即是作古《礼》、古文《尚书》《毛诗》《周官》之说者，其有意把他们互相沟通，自是当然。但《国语》原书中当然有些论《诗》《书》的，未必于一成《左传》之后，一律改完，所以凡《左传》和《毛诗》《周官》等相发明者，应该不取，因为这许是后来有意造作加入的材料；凡《左传》和《毛诗》《周官》等相异或竟相反者，应该必取，因为这当是原有的成分，经改乱而未失落的。宣十二年这一段话和毛义不同，这当然不是后来造作以散入者。这一段指明《武》之卒章、三章、六章，此是一证。现在看《周颂》各篇文义，都像不完全的，《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或及《烈文》合起来像一事，合起来才和《顾命》所说的情节相合，此种嗣王践阼之仪，不应零碎如现在所见《周颂》本各章独立的样子。又《载芟》《良耜》《丝衣》三篇也像一事，《载芟》是耕耘，《良耜》乃收获，《丝衣》则收获后燕享。三篇合起有如《七月》，《丝衣》一章恰像《七月》之乱，不过《七月》是民歌，此应是稷田之舞。又《清庙》以下数章，尤其现出不完全的样子，只是他们应该如何凑起来，颇不易寻到端绪。此是二证。《鲁颂》《商颂》虽然有演变，然究竟应该是继续《周颂》者，果然《鲁颂》《商颂》无不是长篇者，若把他们也弄得散乱了，便恰是现在所见《周颂》的面目。此是三证。外证有《左传》宣十二年所记，内证有文义上之当然，旁证有《鲁颂》之体裁，则《周颂》之本来分章，当无疑问。舞为事节最繁者，节多则章亦应多，乃反比金奏为短，不分章节，似乎没有这个道理。至于在《诗三百》中《周颂》何以独零乱得失了节章，当因《颂》只是保存于朝廷的，不是能“下于大夫”的，一朝国家亡乱，或政治衰败，都可散失的。《国风》固全和这事相反，即《大雅》《小雅》也不像这样专靠朝廷保存他的面目的。

如上所说，《周颂》不分章由于旧章已乱，传他的人没法再分出来，然则我们现在在《周颂》中可能找出几件东西的头绪来？可能知道现在三十一章原来是些甚么东西零乱成的？答曰，《周颂》零乱了，可以有三件事发生：一、错乱，即句中之错乱，及不同在一章之句之错乱；二、次序之颠倒；三、章节之亡失。孟子引《诗》，“立我丞民，莫匪尔极”之下，尚有“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今此语见《大雅·思文》篇中，“莫匪尔极”下乃“贻我来牟，帝命率育”两句，不知谁是错乱者，或俱是经过错乱的。宣十二年《传》，《武》之三章有“敷时绎思，我徂惟求定”，《武》之六章有“绥万邦，屡丰年”，今《桓》在《赉》之前。至于各章不尽在三十一章别有遗失，恐怕更不能免的了。所以若求在这三十一章中寻出几个整篇来，是做不到的。但究竟是哪些篇杂错在这三十一章中，还有几个端绪可寻。

其一曰《肆夏》。《左传》宣十二年：“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今在《时迈》，他章无可考。后来乐名夏或大夏者，恐是由此名流演。

其二曰《武》，或曰《大武》。《左传》宣十二年记其卒章、三章、六章中语，今在《武》《赉》《桓》三章中，他章无可考。据《左传》宣十二年语，《武》乃克殷后作，所记念者为武成之义，故庄王于此推论出武之七德来：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武》为儒者所称道，在儒家的礼乐及政治的理论中据甚高的地位。王静安君据《乐记》所记之舞容，从《毛诗》之次叙，把《大武》六章作成一表，其说实无证据，现在先录其表如下：

他事不必论，即就舞容与舞诗比较一看，无一成合者，王君于六成之数每成之容，是从《乐记》的，于次叙是后《毛诗》的，但《毛诗·周颂》之次叙如可从，何以王君明指之六篇别在三处，相隔极远？故《毛诗》次叙如可从，王说即不成立，《乐记》的话如可据，则《武》之原样作《乐记》者已不可闻，他明明白白说：“有司失其传。”现在抄下《乐记》此一节语，一览即知其不可据。

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何也？”对曰：“病不得其众也。”（《武》谓周舞也，备戒击鼓警众，病犹忧也，以不得众心为忧，忧其难也。）“咏叹之，淫液之，何也？”对曰：“恐不逮事也。”（咏叹、淫液，歌迟之也。逮，及也。事，戎事也。）“发扬蹈厉之已蚤，何也？”对曰：“及时事也。”（时至武事当施也。）“《武》坐致右，宪左，何也？”对曰：“非《武》坐也。”（言《武》之事无坐也。致，谓膝至地也。宪，读为轩，声之误。）“声淫及商，何也？”对曰：“非《武》音也。”（言《武》歌在正其军，不贪商也。时人或说其义为贪商也。）子曰：“若非《武》音，则何音也？”对曰：“有司失其传也，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有司，典乐者也。传，犹说也。荒，老耄也。言典乐者失其说也，而时人妄说也。《书》曰，王耄荒。）子曰：“唯。丘之闻诸苌弘，亦若吾子之言也。”（苌弘，周大夫。）宾牟贾起，免席而请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则既闻命矣，敢问迟之迟而又久，何也？”（迟之迟，谓久立于缀。）子曰：“居，吾语汝。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大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居，犹安坐也。成，谓已成之事也。总干，持盾也。山立，犹正立也。象武王持盾正立待诸侯也。发扬蹈厉，所以象武时也。武舞，象战斗也。乱，谓失行列也。失行列则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成，犹奏也，每奏武曲一终为一成。始奏象观兵盟津时也，再奏象克殷时也，三奏象克殷有余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荆蛮之国复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职而治也，六奏象兵还振旅也。复缀，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乐也。）天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于中国也。（夹振之者，王与大将夹舞者振铎以为节也。驷当为四，声之误也。武舞，战象也。每奏四伐，一击一刺为一伐。《牧誓》曰：“今曰之事，不过四伐五伐。”）分夹而进，事蚤济也。（分，犹部曲也。事，犹为也。济，成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列，象用兵务于早成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至也。（象武王伐纣，待诸侯也。）且女独未闻牧野之语乎？（欲语以作武乐之意。）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济河而西，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车甲衅而藏之府库，而弗复用；倒载干戈，包之以虎皮；将帅之士，使为诸侯，名之曰“建櫜”。然后天下知武王之不复用兵也。（反商，当为及，字之误也。及商，谓至纣都也。《牧誓》曰：“至于商郊，牧野。”封，谓故无土地者也。投，举徙之辞也。时武王封纣子武庚于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后周公更封而大之。积土为封，封比干墓，崇贤也。行，犹视也；使箕子视商礼乐之官贤者所处，皆令反其居也。弛政，去其纣时苛政也。倍禄，复其纣时薄者也。散，犹放也。桃林，在华山傍。甲，铠也。衅，釁字也。兵甲之衣曰櫜，键櫜，言闭藏兵甲也。《诗》曰：“载櫜弓矢。”《春秋传》曰：“垂櫜而入。”《周礼》曰：“櫜之欲其约也。”蓟或为续，祝或为铸。）散军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驺虞》，而贯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贲之士说剑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觐，然后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后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郊射，为射宫于郊也。左，东学也；右，西学也。《狸首》《驺虞》所以歌为节也。贯革，射穿甲革也。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衣，衮之属也。搢，犹插也。贲，愤怒也。文王之庙为明堂制。耕藉，藉田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学，天子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冕而总干，所以教诸侯之弟也。（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冕而总干，亲在舞位也。周名大学曰东胶。）若此，则周道四达，礼乐交通，则夫《武》之迟久，不亦宜乎？

此节明明是汉初儒者自己演习武舞之评语。《牧誓》虽比《周诰》像晚出，却还没有这一套战国晚年的话，后来竟说到“食三老五更于大学”，秦爵三老五更都出来了，则这一篇所述《武》容之叙，即使不全是空话，至少亦不过汉初年儒者之武。且里边所举各事，如“声淫及商”，可于《大雅》之《大明》《荡》中求之；“发扬蹈厉，大公之志也”，在《大明》里；“北出”在《笃公刘》《文王有声》里；“南国是武”在《崧高》里；其余词皆抽象，不难在《大雅》中寻其类似。这样的一篇《大武》，竟像一部《大雅》的集合，全不合《周颂》的文词了。大约汉初儒者做他的理想的《大武》，把《大雅》的意思或及文词拿进去，《乐记》所论就是这。不然，《武》为克殷之容，而“南国是式”，远在成康以后，何以也搬进去呢？

其三曰《勺》。现在《毛诗》里还有《酌》一篇。酌本即勺字之后文，犹祼之本作果，醴之本作豊，汉儒好加偏旁，义解反乱。《酌》篇即《勺》，历来法家用之，勺字见《仪礼·燕礼》“若舞则勺”，《礼记·内则》有“十三年学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则御”。熊安生谓即《勺》篇。勺、韶两字在声音上古可通。勺与今在平声之韶同纽，与在去声之召小差，而此差只是由到，珂罗倔伦君证此差通例在古代无有。勺以k收声，韶以u，汉语及西洋语为例不少，珂罗倔伦君亦会证宵药等部乃去入之对转（见他所著《汉语分析字典序》），我们试看以勺为形声之字，多数在入，而约、钓、尦诸字在去声，约且在《广韵》与召同部。召与勺在声音上既可同源，我们现在可假设召、勺之分由方言出，因韶之错乱，而勺、韶在后来遂为实有小异之名，盖同源异流，因流而变，而儒者不之知也。今先看古书中韶、勺相连处，《荀子·乐论》：“舞韶歌《武》。”孔子时尚未以歌舞为《武》《韶》之对待。（“乐则《韶》舞”四句，乃后人三代损益之说，决非《论语》旧文，别处详论之。）而后人谓勺乃但云舞，是舞韶者舞勺也。又，《春秋繁露·质文篇》以《勺》为周文公颂克殷之事，显见《勺》与《武》关系之密切，惟《韶》可如此来源，与《武》为比，若果如《内则》所记为小舞，则不当尸此大用。又《汉书·董仲舒传》引武帝诏，以为在虞莫盛于《韶》，在周莫盛于《勺》，此虽言其异，实是言其同类。大约召乐在鲁地者，失而为不完之《勺》，遂有小实，然仍不忘其为周物，其流行故虞地者，仍用“召”名，遂与虞舜之传说牵连，然仍可见其与《勺》同类，此例实证其通也。再看其相异，《周礼》韶、勺并举，然《周礼》举事物尽是把些不同类且相出入的事凑成者，如六书六诗，原是不别择的大综合，则一物在后来以方言而有二名，二名亦因殊方不尽同实者，被他当做两事，初不奇怪。《荀子·礼论》亦杂举韶、武、勺、濩、象、箭及八种乐器，然《荀子·礼论》类汉儒敷论，故多举名物，不若《乐论》纯是攻墨者之言，较为近古。《吕氏春秋·古乐》《音始》两篇举乐舞之名繁多，独不及《勺》，而举九招之名。如此看去，由召流为勺者，在鲁失其用而有大号，由召流入虞者，仍用韶名，乐舞唐大，而被远称。这个设定似乎可以成立。加偏旁既多是汉儒事，则韶之原字必为召，招更是后起之假借字了。此说如实，则今《诗》中至少尚有《韶》之一章。召字为乐之称，准以夏颂文王，武颂武王，舞名皆是专名之例，得名当和召公为一事。孔子对于《韶》《武》觉得《韶》能尽美尽善，《武》却只能尽美，未能尽善，当是由于《韶》之作在《武》后，青出于蓝而青于蓝。且《武》纪灭商，陈义总多是些征伐四国戎商必克的话，《韶》之作乃在周室最盛的时候，当是较和平的舞乐，用不着甚多的干戈戚斧。《内则》郑注：“先学勺，后学象，文武之次也。”孔疏：“舞勺者，熊氏云，言十三之时，学此舞勺之文舞也，成童舞象者，成童谓十五以上，舞象谓舞武也，熊氏云，谓用干戈之小舞也，以其年尚幼，故用文武之小舞也。”孔子对此文舞遂称曰尽善，对彼武舞还以为不能尽善。《雅》《颂》在孔子时之鲁国本已乱了，大约由于丧失，改作，及借用。《论语》：“子曰：‘吾自卫及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则必以先已经不得其所。又，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则已把《周颂》借用到他事。《韶》并已亡于鲁，《论语》：“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适齐在年三十五以后，见《孔子世家》，若《韶》还存在鲁国，孔子不会到了齐始闻到，乐得那样。《韶》之大体及本体虽早亡，但从这一个名字流行下来的却不少。在鲁儒家有勺舞，在齐有征招、角招之乐，《孟子·梁惠王下》：“景公说，大戒于国，出舍于郊，召大师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征招、角招是也。”《韶》如是称道召公，则此处征招、角招为君臣相说之乐，去初义还不远。召公之后召虎戡定南国，韶乐当可行于南国，后来《韶》既与南国有相干，则南国或有此名之遗留：果然《楚辞》中存《招魂》《大招》两篇。这里这个招字当即是征招、角招的招字，大招不如此解乃不词。《招魂·叙》上有“乃下召曰”，遂把招魂之招作为动字，不知《叙》和《招魂》本文全不相干，且矛盾，《招魂》本文劝魂归家，东西南北俱不可止，《叙》乃言下召之使上天，明是有人将这一篇固有之礼魂之歌，硬加在屈原身上，遂造作这一段故事作《叙》（楚赋中如此例者不一，《高唐神女》之《叙》与本文都不相干）。《吕览·古乐篇》《周礼·春官·大司乐》，皆载九招之名，是由召而出；以“招”名者，在战国至汉初年多得很了。至于后人何以把韶加在虞身上，大约由于虞地行韶之一种流变，遂以为是出自虞地之先人者。《李斯上秦王书》“郑卫桑间，韶虞舞象者，异国之乐也”，指明了他的流行地了。

其四曰《象》舞。《毛诗序》在《颂》一部分，虽然说得不大明晰，但还没有甚支离的话，且颇顾到《诗》本文，或者其中保存早年师说尚多，不便以其晚出及其为古文学一套中物而抹杀（《毛诗》实是古文之最近情理者，不泰不甚，或本有渊源，为古文学者窃取加入其系统内，说别详）。我们如用毛说，则《维清》为《象》舞之一章。《吕览·古乐篇》：“成王立，殷民反，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商地本出象舞，近人已得证据，象舞应是商国之旧，或者周初借用商文化时取之，熊安生以为即在《武》中，未必有本。又春秋时有万舞，《左传》记其行于楚：“子反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侧，而振万焉。”《诗·风》记其行于卫：“简兮简兮，方将万舞。”《商颂》记其行于商：“万舞有奕。”或亦是商国之旧，远及南服，未知和象舞有关系否？

其五曰嗣王践祚之舞。此舞之名今不知，或可于传记中得到。《闵予》《访落》《敬之》三篇及《烈文》，均应是这个作用。我不是说这四篇应该合起来属一篇，但这四篇中必有如何关系，这四篇都不是单独看便能完全了意思的。现在把《书·顾命》及《诗·闵予小子》《访落》《小毖》《烈文》《敬之》抄在下面，一校便知嗣王践祚之容，当甚繁长。

惟四月，哉生霸，王不怿……王曰：“乌乎，疾大渐惟几，病日臻，既弥留，恐不获誓言嗣，兹予审训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用克达殷，集大命。在后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训，无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兴弗悟。尔尚明时朕言，用敬保元子钊，弘济于艰难，柔远能迩，安劝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乱于威仪，尔无以钊冒贡于非几。”兹既受命还，出缀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齐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越七日，癸酉……王麻冕黼裳，由宾阶。……太史秉书，由宾阶，御王册命。曰：“皇后凭玉几，道扬末命，命汝嗣训，临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扬文武之光训。”王再拜，兴，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乱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飨！”太保受同，降盥，以异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哜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诸侯出庙门俟。王出在应门之内，太保率四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皆布乘黄朱，宾称奉圭兼币，曰：“一二臣卫，敢执壤奠。”皆再拜稽首。王义嗣德，答拜，太保及芮伯咸进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诞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毕协赏罚，戡定厥功，用敷遗后人休。今王敬之哉，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