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1935年7月17日神奈川县鹄沼海岸

1935年7月18日，《东京朝日新闻》朝刊出现了以下一则小小的新闻报道：

民国学生溺死？

寄宿于东京神田今川小路中华民国青年会宿舍的学生聂守信^[1] （24岁），十六日下午二时左右在神奈川县鹄沼海水浴场游泳时失踪，目前藤泽警署正在搜寻。

这是关于本书主角聂耳遇难最早的一则报道。短短的新闻中有三处与事实不符。第一，后文会提到，聂耳寄身之处并不是中华民国青年会宿舍。第二，聂耳并非24岁，而是年满23岁。第三，失踪时间不是16日，而是17日。后来《东京朝日新闻》没有发表更正启事。到了19日，《东京日日新闻》（《每日新闻》东日本地区版的前身）刊登了以下这则报道：

身穿游泳衣的尸体

【横滨报道】十八日下午一点左右，神奈川县藤泽町鹄沼海水浴场附近发现漂浮着身穿游泳衣、看似学生的溺死尸体，藤泽警署经过调查，认定是东京神田区神保町二号东亚高等学院^[2]学生聂守信君（20岁），他于十七日下午两点左右在鹄沼海水浴场游泳时行踪不明。

聂耳的年龄在《东京日日新闻》的报道中比《东京朝日新闻》年轻4岁，两者均失实。另外，两家报纸都使用原名“聂守信”来报道，因此没有引起日本公众的注意。但在当时的中国，聂耳的歌曲已经风靡上海，家喻户晓。因此，那些与他关系亲密的在日中国留学生们得知他的死讯后都无比震惊。讣告迅速传至上海，当地报纸杂志纷纷悼念这位早逝的青年作曲家。时值暑假，在日留学生、与聂耳亲近的朋友均聚集在千叶县馆山町。8月4日，他们在北条海岸边上的海之家旅馆召开了追悼会，为友人的早逝伤心落泪。当时在早稻田大学留学的作家李华飞（1914—1998）回忆追悼会的情形：

一位学友静静地叙述（聂耳）死亡时的情况，屋内四隅渐渐充满了抽泣声。一位女同学在唱机上反复地放《义勇军进行曲》，歌声一直伴随我们。追悼会上没有装饰，甚至连一朵白花也没有，然而却有数十人深深的悲痛，有发自真心的泪水。^[3]

追悼会上，大家提出制作纪念文集的意见并筹措资金。提议迅速有了成果，同年12月，东京出版了《聂耳纪念集》。

聂耳逝世一个月后，上海南京东路附近的金城大戏院（现在的黄埔剧场）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除了聂耳的亲友，还有许多工人、普通民众参加。追悼会原定于上午9点半开始，刚到8点，会场已经满员，据说那些无法入场的群众含着泪水聚集在追悼会场的四周。^[4]可见人们是如何热爱聂耳，如何痛惜他的早逝。

不久之后，关于聂耳突如其来的死亡，有一种“被谋杀”的传闻开始四散流传。传闻最大的证据来源于从小熟知聂耳的亲朋好友们的证言：聂耳水性极好，不可能溺亡。比聂耳年长3岁的哥哥聂叙伦在回忆弟弟的书中提到，聂耳小时候曾经失足落入在家附近的河里（本书后文将提及），有过这次教训后，聂耳深感学习游泳的重要性，因此不断努力练习，所以游泳游得很好。^[5]

另外，聂耳的留学同窗魏晋记录了当时同学们在馆山听到聂耳溺亡消息时的反应：

听说聂耳在海中遇难，大家都疑惑不已：他明明会游泳的，令人费解。而且一般的海水浴场为了避免发生这种不幸事故，都会在水深的地方设有警戒用的绳标啊。^[6]

但海中游泳必然伴随危险。即便聂耳如兄长所说的那样熟悉水性，但如果气象条件、水温、身体状况有所变化，就不能完全否定溺亡的可能性吧。传闻中的“谋杀论”已经超越聂耳的个人状况范围，而与当时的政治状况挂钩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卢沟桥事变”（1937年）发生在聂耳遇难的两年后，但从1931年“九·一八”柳条湖事件开始，日本逐步入侵中国东北，中日关系持续紧张。同时，日本政府加强了对本国社会主义运动及工人运动的弹压，甚至中国留学生也成为监视的对象。日本自孙文（1866—1925）时代以来就是中国革命基地之一，同时也是远赴苏联和欧洲的重要必经之地，因此不仅是留学生，凡是在日中国人都被日本政府列为关注对象。

例如，著名的左翼作家胡风（1902—1985）1933年3月在日留学期间被逮捕，后遭强制遣返回国，其理由是他与日本无产阶级作家有接触。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被特高警察虐杀事件发生一个月后的事情。胡风比聂耳更早到达日本，从聂耳上学的同一所日本语言学校毕业，他被捕时正在庆应义塾大学学习。胡风说他被逮捕后，在四谷警署被拘禁了两个月，遭受了整整两天的严刑拷问和棍棒持续殴打。^[7]前文提到的李华飞也曾经说：“聂耳被列为危险人物，他总是不断受到刑警、日本特高警察的骚扰。”

那么，聂耳是死于谋杀，还是单纯的游泳溺亡事故？下面让我们来追寻这位早夭天才作曲家的一生，厘清他充满谜团的死亡真相。

[1]聂耳的本名。

[2]正式名称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创立于1914年，是一所面向中国留学生的升入高中或大学的预备学校。周恩来（1898—1976）等许多中国人曾经在这里学习日语。该校位于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的旧迹现在变为公园（爱全公园），公园里树立着一个写着“周恩来学习之地”的纪念碑。关于学校的成立和背景请参见第四章。

[3]小林文男《日中关系への思考》，劲草书房1993年，第97页。

[4]《聂耳传》，上海音乐出版社1992年，第312—313页。

[5]聂叙伦《少年时代的聂耳》，新蕾出版社1981年，第49—52页。关于聂耳幼年时代的资料除了参考此书，另有《人民音乐》1955年10月号刊登的聂子明、聂叙伦《回忆我们的四弟聂耳》也是重要参考资料。

[6]崎松《聂耳与日本》，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7页。

[7]南云智监修翻译《胡風回想録——隠蔽された中国現代文学史の証言》，論創社1997年，第18—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