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少年熟识

一、蒋蛮子

（一）

蒋蛮子在老家开了一家农家乐，传书带信于我：邀约几个云凌宫小学的同学去扎场子。

在云凌宫小学，我和蒋蛮子以及他弟弟蒋敏一起同过两年学。这哥俩原本在五大队小学就读，读到三年级后，五大队小学拆并，在校学生根据就近分流原则，分别安置到六大队小学和我们七大队小学（云凌宫地处七大队）插班就读。那年，我们“四一班”一下子就插进了10多名新同学，其中就有蒋蛮子两弟兄。

蒋蛮子大名蒋友谊，右腿残疾，走起路来，整条右腿甩来甩去。细一观察，他的右腿甩出去后，脚尖似乎仅能在地面垫一下，待左腿跨步上来后，再把残腿甩出去。或许因为这个原因，他近10岁才读一年级，转到我们班时，已经十三四岁，年龄比我们大了三四岁，个子也明显比我们高出一大截。

我们的班主任是县城里来的蔡其华老师，她是云凌宫小学唯一的公办教师。蔡老师那时二十五六岁，其丈夫在老远的外省当兵，她独自带一个两岁的孩子，就居住在云凌宫小学一间由杂物间改成的宿舍里。她平常都住在学校，只星期天骑自行车带孩子回县城娘家一次。那时实行包班教学，除体育外，其他学科全由蔡老师教。上课时，她的儿子兵兵就在教室里玩耍，有时睡在教室后面放杂物的桌子上，有时坐在我们的课桌下面玩泥巴。下课了，全班同学争抢着抱他去操场玩。

五大队的新同学过来以后，蔡老师要求老同学要搞好与新同学的团结。

有一回，蔡老师听闻我跟着五大队的同学乐颠颠呼喊蒋友谊的歪名“蒋蛮子”，当即揪住我后衣领，把我提到办公室，先踹了我一脚，连珠炮般一顿呵斥，接着才坐下来给我讲道理：叫同学歪名是一种不尊重人的行为，你作为班长，理应起好带头作用，要照顾残疾同学，要讲团结，讲文明，协助老师建立好班风……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蔡老师批评我时生气的样子，尤其是她鼻子上渗出的细密汗珠。她的言教和身教，在我后来漫长的成长道路上，渐渐化为性格基因中的一缕阳光。扶危济困，团结友善……我并没有辜负老师的教诲。

转眼小学毕业了。当年这哥俩的考试成绩都很不理想，连“农中”的分数线都没有上，幸好他爸爸在乡里办差，要到两个“农中”的名额，但蒋蛮子仅仅去“农中”读了不到一学期，就辍学，闯荡社会去了。蒋敏则在“农中”读完初中，后来到部队当了兵。

“农中”也叫戴帽初中，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对当时严重缺乏的初中教育资源的有限补充。

我们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小学毕业生，那时全县刚开始“普初”，距后来“普九”还有长达19年的时间。当时小学毕业考初中，比现在初中毕业考普通高中还要难。我们班45个人，考上吉祥寺初中的，仅仅十多人。

当年全乡共计有10所村小学，每一所都有一两个毕业班。而乡初中吉祥寺中学仅仅招3个班，根本满足不了需求。为此乡里经请示县文教局同意，决定在当年的初中分数线下再自主增加两个班的招生规模。这两个班均设置在小学，由小学代管，称为“戴帽初中”。其教学、学籍、考试评价等均不与乡初中瓜葛，相当于编外初中，或农民自己办的初中，故又称为“农中”或“民中”。云凌宫小学、净居寺小学当年都开办了“农中”。

“农中”最初是有分数线的，即在乡初中的分数线下根据招生计划人数再划一道线，但由于是村办村管，加之很多上了线的家长认为读“农中”没有出息而放弃了学位，一些没有上线的学生又依靠关系进去了，所以门槛并不高，其历史也不长，大约办了一两届，便关张了。

（二）

蒋蛮子和他弟弟蒋敏的农家乐位于新民乡永盛村（即原来的五大队）自家的老宅。路线是，在唐太路与成都第二绕城高速新民场出口交汇处，斜对面两百米，有一条斗渠，沿着渠边的村道，朝西行四五百米，一个名曰“二十里铺”的农家乐店招显眼地立在斗渠岸边。

蒋家宅子今非昔比，我小时候去玩时的林盘、茅草房早已不见踪影。在原地基上，两弟兄各建了一幢小洋楼，老哥的楼房在前，靠近斗渠，老弟的跟在老哥的后面，两幢小楼一样的造型，一样的格局，宽敞，漂亮，大气。

楼房的左手边，早先是一片种林木的自留地。现在被他们整修成农家乐。农家乐分为两进，前厅是用彩钢瓦搭建起来的敞轩，作为饭堂，可接客10多桌；后进原来是大约半亩的庄稼地，被他们稍加平整，简单地用齐人高的花草做隔断，辟了五六个单独的露天包间。下雨，或是出大太阳，便撑开硕大的遮阳伞。人在伞下，喝茶，吃酒，听雨声嗒嗒，看风摇林花，反觉更有味道。整个餐区被通透的篱笆墙围着，墙外是连片的大田，大田里种着庄稼、蔬菜。

（三）

少年时代的蒋蛮子之所以被叫作“蛮子”，或与其蛮力蛮劲蛮性子有关。在我眼里，虽然他的腿脚不方便，但他人高马大，力大无穷，简直是我们“四（1）班”一堵挡风的墙。

有一回，蒋蛮子在校外同一个社会上的野小子打架，蒋蛮子显然不是对方的对手，被对手骑在他身上猛揍，对手一边揍一边问蒋蛮子“服不服”？蒋蛮子昂着头，嘴角喷出血沫，决然说：“不服，随便打。”本来是胜利方的对手反而吓得跳起身就逃。我跑过去扶起蒋蛮子，他坐在地上，以拳擂地，愤愤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打回来。”

蒋蛮子对班里的同学特别友善，对谁都一脸灿然的憨笑。当我们在操场上打篮球时，他站在场边观战，脸上露出羡慕的神情。有时篮球被抛出界外远远的，他总是一跛一颠跑过去把篮球捡起来，用力扔进场内，然后又回到场边继续观战。

四年级的学习结束了。因新学期云凌宫小学的招生规模还要增加，急需再扩建两间教室。学校响应公社和大队的号召，充分发扬毛主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利用暑假自行建设新校舍。

那年暑假，全校同学只回家耍了一周，立即又返回学校参加义务建校劳动。一二年级的“义务”由家长代劳，三年级以上的由班主任组织学生参加。

班级的任务分派下来了。有的班负责清场地，挖基础；有的班负责烧开水、熬防中暑草药水；绝大部分班级的任务都是到附近的河沟里挖河沙、担石头。学校距离河沟有两三里路，一条弯弯曲曲的土路上，彩旗猎猎，歌声嘹亮，搬运沙石的红小兵大军穿梭不息，各班老师带领学生推的推，担的担，扛的扛，抬的抬，你追我赶，一派繁忙景象。

蒋蛮子行动不便，但臂力惊人。他负责的工作是站在河沟沿边上当二传手，把沟里同学装满石头的箢篼提上岸边，交由负责转运的同学抬走。我和一个小队的同学负责在沟里捡石头，捡满一筐后两三个人托举着递给站在岸边的蒋蛮子。他站的地方恰好有一棵碗口粗的桉树，只见他一手抓住桉树干，俯下身子，另一只手伸向沟沿下面，嗨的一声，用力把一箢篼石头提上岸去。

几十年过去了，与蒋蛮子在一起的诸多记忆基本丧失殆尽，唯有他与一棵桉树并排站在岸上的风景，像刀刻一样留在记忆深处。

（四）

前年春节，我回老家过年。除走亲戚之外，不时有儿时伙伴来约聚，或到场镇上的露天茶馆喝茶，或到对方家的菜地摘菜，或到哪个村院的幺妹店吃小酒，年倒是过得很惬意。

一天午后，我在楼上房间睡午觉。妹妹上来敲门，说是楼下来了一个不认识的人，吵嚷着要我下去见他。或许午睡还没有睡足，我有点不耐烦，谁这么大的口气跑我家里来闹啊。

妹妹离开后，我又躺了一会儿。就听下面有人高声武气说话，似乎在与家人吵嘴。我连忙下楼，见一大汉自顾坐在我家客厅的椅子上，一见我露面，直呼我名字，以不屑的语气问我：“你还认的倒我不？”

我心知肯定是老熟人打上门来了，却一点熟悉的记忆也没有，立即客气地拿话搪塞起来。

对方提示说：“我是你小学同学。”

见我还搜肠刮肚，他进一步提示：“云凌宫小学，蔡其华老师那个班。”

我仍然一头雾水，他显然有点生气了：“你果然贵人多忘事，记不起我了，枉自你还当我的班长。”

我只好承认自己的确记不起他了。他嘀咕一句什么，然后说：“我是蒋友谊。”

蒋友谊？我好像仍没有印象呢？

对方见我狼狈的样子，忽地站起身，一只残腿往前一甩，一句脏话脱口而出：“锤子锤，你硬是把我搞忘球了。我是蒋蛮子。”

其实，他刚一甩腿，我几乎同声喊出来：蒋蛮子！蒋蛮子！

原谅我，亲爱的同学，一晃，毕竟已经30多年没有任何音讯了。

（五）

蒋蛮子的弟弟蒋敏当年“农中”毕业后，通过他爸爸的关系，不到17岁就步入军营，当了一名解放军战士。

初中毕业以后两三年，我们那一届小学同学去部队当兵的，大约不下10人。在这批同学中，后来有好几位借此改变了命运。有当上志愿兵的，有转业后直接分配到国家单位的。其中发展得最好的属王同学。他在云南某部队做到了团职干部，且娶了一个大城市的老婆。几年前他转业至某市党政机关任副处级调研员，算是把我们那一代农村娃的梦想给实现了。

数年前，我和同学D兄国庆自驾游。途经某市，原计划只是过境而已。途中忽然想到当初云凌宫小学的小伙伴现在已是这个大城市的主人，都有些激动难抑，遂决定临时改变行程，转道赴王同学家，准备好好醉一台。

王同学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他的家乡话已经很生疏了，待人接物含蓄而矜持，当初猴秋子的影子荡然无存。不觉之间，我和D兄也学着客气起来。那位大城市出身的嫂夫人从我们进门起，一直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眼珠也不朝我们错一下，从始至终，仿佛当我们不存在似的。

跨越30年，不远数千里，三位当年同学就这么优雅地聊着。

暮色降临了。王同学热情地说：“两位老乡就在我家里吃个便饭如何？”D兄客气地站起身，说：“宾馆那边已有安排，不吃了。”

我随即起身附和：“就是就是，下次再吃，告辞了哈。”

王同学见我们要走，很是遗憾，起身送到门口，说：“下次一定不要推辞，都是少年同学，无须讲究。”

我和D兄走到大街上，找了个僻静的小巷，你看看我的服装，我看看你的鞋袜。

“你娃的衣领没有理伸展。”“你娃的皮鞋没有擦干净。”

两人哈哈大笑，互相调侃，都想从对方的身上找出些土气来。

蒋敏读书的时候，长得很秀气，很文静。若是女生，便是天生丽质。是男生，如不到部队的话，那文弱便是令人讨厌的女性化。到了部队以后，秀气与孔武一结合，活脱脱变成了一个英俊而又阳刚的军哥哥。据说他的帅气，在驻地成为一道风景。

我那时在乡村小学任教，正处于此生或许都找不到女朋友的单身恐慌期，忽听同学飞传，蒋敏找了一位部队所在地美女转业回家了……

难怪，兄弟俩要给农家乐取名“二十里铺”。这名字不只是蒋敏当兵时所驻扎的村子的名字，一定还有更深的寓意在里面。

随着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爱情”一词反而变成稀缺品种。大家谈到这个词，似乎都集体无意识地木然了，平静的湖面不会起一丝涟漪。那么，不妨到新民乡永盛村“二十里铺”来，听听那哗啦啦流淌的渠水说些什么。

如用导航搜索，百度地图显示的地址是：土地庙。奇怪的是，那里只有土地，没有庙。

（六）

二十里铺农家乐的招牌菜，是蒋蛮子亲自制作的卤肉。

有一回，我邀约朋友去照顾他的生意。他赶过来逐一敬酒，其酒量大得吓人。半醉中我问蒋蛮子：“你卤肉的味道为什么那么巴适？”

蒋蛮子说：“你哪里会知道，当你读书的时候，工作的时候，进城的时候，我一直在成都、在凉山、在绵阳、在郫都区摊贩市场摆摊设点卖自制的卤肉，有30多年的手艺了。不瞒你说，我的楼房就是一坨一坨的卤肉砌起来的……”

我问：“这30多年间专门做卤肉，老实说，做过假没有？”蒋蛮子立马反问：“做假能做30多年？做假能造起楼房？”

时光真的很神奇，它隔断很多东西，丢弃很多东西。但有些东西，又注定隔断不掉，丢弃不了。比如我和蒋蛮子的发小情谊，虽然隔了30多年时空，一旦联系上了，仍如“二十里铺”的高粱酒一样纯正。

当然，也有的东西会改变，比如远居外省大城市的“王处调”，同是新民乡的子弟，今天却高雅到须得我们仰视了。

同样的时光，为什么会酝酿出不同的味道来呢？别问时光，我料想它也无法作答。

二、老秦

老秦本是外乡外村人，其事也不在本乡本村，为叙述方便，姑列入本土人物志。

老秦年长我两岁。1982年高中毕业后招选到乡里当干部，那时我刚上中师呢。

乡政府实施蹲点驻村制度。老秦蹲点的恰是我们村。当年，老秦还不叫老秦，村民都一口一个“小秦”地叫得亲切，他也脆生生地应答。而村民称呼其他没有官职的普通乡干部，一般都尊崇地称“某干事”“某干部”。显然，村民和“小秦”的一呼一答里，包含着一些非同一般的、意味深长的学问。

小秦踏实又勤快，在村里的口碑很好。他帮农助农不分白天黑夜，有两年的“红五月”双抢季，我亲见他高高挽起裤腿，下到田里帮村民插秧。

隔数年，他与蹲点的村子产生了感情，在村里处了对象，把自己倒插门到村里。

时光流逝，不知不觉之间，“小秦”被时光琢磨成了“老秦”。他在乡机关一待就是30多年，不管后浪推前浪涌，他就像礁石一样，至今未挪过窝。其送走的书记、乡长，少说不下十任，但他至今仍只是普通干部。

多年前，农村网络初兴。年已大叔的老秦不甘人后，在虚拟社交平台大谈梦想、人生、爱情等宏大主题。夜深人静，竟在茫茫太空觅得另一颗名叫“懂我”的星辰。一番碰撞，擦出火花满天庭，并从虚拟走向现实，两颗星相见，年近50岁的老秦断然休妻弃子，离开我们村子，携“懂我”去县城开辟新生活。但不足三载，现实的狗血喷涂于虚拟的华屋，晚来的爱情碎成一地鸡毛。新人渐成仇敌，且频以伤害为乐事。老秦身心俱疲，伤痛而归，遂与农村发妻重修旧好。

老秦身处乡村，情志不俗。工作之余，以琴棋书画怡情，渐成乡贤。

某年，市里成立作协，需觅基层会员。有伯乐举荐老秦。老秦年逾五旬而入作协，不由慨然长歌，如羁鸟还林。遂印了作协会员之名片，回村里逢人便派发。当晚归家，老秦晓谕其老妻：今后我文学事务会多起来，望多担待些……

不久，老秦在村里成立一民间读书会，邀集村中晚辈后生诸人，定期茶话，纵论书里春秋，且读且分享，遂成该村一文化盛事。

新任书记惜其才，安排老秦担任本乡《乡风乡情》内刊主编。

上任伊始，老秦遍访乡里文化名流，搜罗乡史乡志，相约同人撰稿组稿，许诺发文章，上封面……很快打开兴刊之局面。

某日，我与老秦相遇于乡间道路。握手叙谈间，本欲邀老秦就近喝个茶，话刚出口，老秦连连称忙。我问其还喜好喝个小酒，打个小麻将不？老秦一脸不屑，道：哪有时间？我是把别人打麻将、喝闲茶的时间，用来读书，写作，思考……

我盯着老秦的眼睛看，想看出点什么来，却只见一片明净澄泽。

三、黄兄

黄兄，与我同庚，同学。初中毕业考中师未果，遂发奋。一连复读两年，终于考上省属重点中专某某农校。毕业后分配到邻乡政府机关当乡干部，三年后就任该乡政府直属某事业单位法人。

那些年，同村的叔婶摆龙门阵，多以黄兄为谈资，言其在外很吃得开，操得比我这个教书匠好多了。

在乡间，每到春节，在外工作的子弟都得返家过年。那时，黄兄身穿岚牌皮衣，驾驶嘉陵牌70摩托车，后座搭一姣美女友，携大包小包，从村道上呼啸而过。路遇村中伯叔，嚓的一声刹住车，潇洒地从皮衣口袋掏出过滤嘴香烟“红塔山”敬上……颇有衣锦还乡之势。

其时，我在永兴乡小学教书。住的是学校几平米的破屋，个人财产除一辆骑了数年的自行车外，别无长物。加之年纪一大把，女友无着落，前程无希望……这在老家叔婶眼里，就是操得臭。所以每每回乡时，我总是骑着那辆破自行车，专挑无人处，猛蹬脚踏板。

乡间过春节，无非是放鞭炮，吃年饭，走人户，朝庙会、烧香敬神诸事。其余时间，男女老少一片赌。我也乐在其中，与村里伙伴打“两角起翻、八角封顶”的纸牌，一个个斗得昏天黑地。

其间，黄兄家里客人不断，热闹非凡，有时竟通宵达旦。往来的都是外乡人，骑70的，骑80的居多，还有骑125的大款。高峰时期，摩托车摆满整个院坝。黄兄与朋友们打麻将、斗纸牌，是令我们咂舌的“十块起翻，上不封顶”。一场牌局下来，个人输赢额，超过我一年的工资。

某年的一个冬日，我到黄兄所在乡的小学参加县里组织的教研活动。活动结束时天已黄昏，我在街头等公交时竟然与匆匆路过的黄兄不期而遇。他很亲热，

很夸张地扑向我，一番拥抱，一通责备，说：不够意思，不够意思，到了我的地盘也不事先通报一声。

黄兄盛情挽留。其时，他的座驾，已经由嘉陵摩托70而125，又长安面包了。当天黄昏，他用面包车载我去乡场最高档的饭馆赴宴。那时，能开上一辆面包车，绝对是成功人士的标志。我坐在副驾驶座位上，暗生羡慕。

黄兄驾车在街上一路飞驰，眼看着红灯在前，也直直地一闯而过。我惊问其何以如此“霸道”。答曰：在本乡场，连些许小事都搞不定，还操个球哦？

车至饭馆，我先下车，他在街边倒车、停车。此时，寒风萧萧，有一瑟缩着身子的守车人凑上来收停车费。

我问：多少钱？守车人答：一块。

我正待掏钱，黄兄从刚停好的车里下来，高声武气对守车人吼：也不看看这是哪个的车，没规矩了嗦。

吼罢，大大咧咧拉着我朝门厅走去。守车人的手立马缩了回去。

黄兄一边走，一边朗声同进出饭馆的熟人打招呼，熟人多恭敬以对。这派头，的确让我感觉他在乡上的气场并非虚传。

但越走近饭馆，我心里越是慌张。即将走到门厅时，我忽然一拍脑袋，表现出一副焦急的样子，在旧时伙伴眼前演了一出假戏：遭了，我差点忘记一件大事，今晚我学校有紧急事情，要我早点回去的……

黄兄苦留不住，只好放我一马，预约改日再聚。

自那日一别以后，很多年再未见面。后来听人说起，黄兄的法人被抹脱了。老家叔婶关于他的神话也渐渐绝迹。

又几年过去，竟不知其所踪。

数年前，曾有同乡传话于我，说黄兄背后屡言我不耿直，某年在他的码头上，居然玩起假打……

我想对黄兄说：你误判我也。你不记得了吗，我们小时候一起逮黄鳝，割猪草，上树掏鸟蛋，裸身在徐堰河洗澡，打水仗……这样的儿时情，长大了怎么可能假得起来？

那么，谁在假呢？

黄兄啊，你和我一样，出生草根，父母均是朴实的农民，我们好不容易通过读书跳出农门，成为城里人，成为单位人，这个身份的转型，或许让我们在年轻时都难以适从。但你的高调，应该是基于一种极不自信的心理所致吧。

其实，我的所谓隐忍，谦卑，克制，低调，从心理角度深入分析，也是基于同样的不自信，只是我们选择了不同的表现方式。

黄兄，20多年的时光应该可以让我们各自沉淀，各自升华了吧。今天，我已经渐渐从生活的磨砺中找回了自信。这自信的根基，恰好是早前令我们自卑的东西：我们的农家出身，我们的田园故土，我们的农民父母，我们的乡风民俗……与那些纯粹的城里人相比，我们有后方，有退路，有牵挂，这正是我们无比强大的力量啊。

四、范存根

初二那年，班里许多男生不觉间都蹿成牛高马大的小伙子，而我仍是个子矮小的“老儿童”。班里按高矮排座位，我坐在前面第二排。

同桌范存根，个子比我高许多，最初坐在靠后的位置。新学期开学后，学校开展“一帮一，一对红”学习竞赛活动，班主任便把他从后面的座位调来与我同桌。

范存根个子虽高，但体形偏瘦，眼睛滴溜转，鬼点子多得要命。他有一门很奇特的本领：上课时，身子端坐着，一副专注地听老师讲课的神态，人却已经神游梦乡见周公去也。因为是睁着眼睛睡大觉，故很少被老师逮住。

范存根做作业基本靠抄袭。最初是偷抄我的，后来被我发现后，把他挖苦了一顿。范同学心气也高，反驳说：班长你不得了得很，不抄你的就是。

他索性连作业也懒得亲自抄袭了，请了一名优生刘同学代写作业，报酬是他赢了钱便招待刘同学下一回馆子。范存根嗜赌，据说打小学起就上瘾。当时我们班有好几位“赌徒”，每到放学后，便邀约到校外的钟家林盘里扯马股赌钱。

范存根的成绩虽然实在不敢恭维，但他在班里的人缘特别好。不管是谁，只要一叫他的名字，他立马模仿军人的样子，啪地立正行个军礼，大声回答：到。

有一个周末，班里准备组织一次外出活动。每个人需交5角钱活动费，而我家里却拿不出这钱来。我妈说：要么拿点粮食去卖，要么先给老师赊欠一阵，等有了钱再还。不过，总之都是出去耍，你最好不去，留在家里，还能帮妈老汉多做一天活嘞。

我只好选择放弃。但在出发前的头一天下午，班主任来班里清点缴费人数时，居然念出了我的名字。我正要站起来声明，范存根偷偷拉我坐稳，快速用钢笔在他作业本的背面写了几个字：已替你交了。

周末的校外野营活动在徐堰河畔的杨树林里举行。我们在那片树林里野炊，拉歌，讲演，畅谈未来……种种美好，至今难忘。

一个月以后，我省够了那5毛钱，兴冲冲还给范存根。他却坚决不受，我坚决要还。一来二去，把我整毛火了，怒斥他看不起我。

他一副更毛火的样子，反斥我更看不起他。

直到快把我泪急出来了，他才收下那5毛钱。但他接过钱后，且并不揣兜里，而是掏出火柴，划燃火，当着我的面，把那钱票给烧成灰烬。

1980年的5角钱，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个不小的数额。我眼见那钱被火化，蓝色的火光在他的眼睛里闪耀，也在我的眼睛里闪耀，心里的惋惜难以表述。

初中毕业以后，少年同学各奔前程。几十年过去了，大多数同学的日子都还过得去。唯有范存根的日子一直紧巴巴的。

我年轻时工作忘命，加之成家立业的烦累，故与当年的许多同学都绝了来往，断了音讯，唯与范存根的关系从未间断过。

他结婚的时候，我是陪郎；他孩子办满月酒，我头天晚上就过去，在他家耍了一个通宵。2009年他女儿考上大学，我亲自开车载了他和女儿到学校报到。

2013年秋，女儿交了男朋友，第一次领回家时，范存根打电话叫我过去帮着考核把关。他提前明确告诫女儿：张叔认为行就行，张叔认为不行，坚决不能要。

2015年，他女儿生下一对双胞胎，因女儿小两口儿都在成都上班，双胞胎便留在老家，由老两口儿带。

2016年秋天，我因肺部有恙，几乎每个周末都回老家乡下呼吸新鲜空气。范存根的家，便成为我经常光顾的地方。他家菜园子里的时令蔬菜，果园里的当季瓜果，便成了我的康养食品。

有阳光的假日，无事去范存根家蹭饭。我和他在场院晒太阳、喝茶、聊天，嫂夫人在厨房煮饭。小外孙醒了，哭闹起来。我便和他一人抱一个，在院坝里轻轻拍打着，转悠着，哦哦有声地逗着，很快孩子停住了哭，一双水灵灵的眼直愣愣盯着我们看。

……

有一首歌叫《同桌的你》，歌声里散发着初恋般的暧昧。我一直疑心这是作者为煽情而胡编乱造出来的，因为好多人其实并没有一个谜一样的同桌。

我觉得我与范存根这样的同桌更加真实，在漫长的时光里，各自成长，又彼此牵连，气息相通。

五、瓜子西施

到了初中，不知道是基于青春期的什么心理，同学之间喜欢互相起绰号，俗称起“歪名”。那个年代，人人有歪名，个个有绰号。有些歪名、绰号，甚至伴随人的一生，直到老来还被人叫得欢。

初一学历史，知道中国古代有一个著名的美女叫西施，能够倾人城，倾人国。初二学鲁迅先生的《故乡》，又知道里面有一个人物叫“豆腐西施”。原来大美女西施只需前缀一个名词，便可复制，推而广之。

比方初二分班以后，坐在我后排的一位漂亮女生，只因爱嗑瓜子，不知道被哪位大神尊奉为“瓜子西施”。

我真心认为这名字起得很是贴切。首先，她够漂亮，有当西施的本钱；其次，她的家与瓜子有牵涉，更主要的是，她嗑瓜子别具风采。

她抓了一小把瓜子在手，像扔抛物线，一粒粒扔进嘴里，牙齿一错，嘴唇一吐，瓜子壳便在空中轻舞飞扬。最奇的是她在上课时嗑瓜子，就像范存根睁着眼睡觉一样，她上课嗑瓜子也从未被老师逮过现行。她总是趁老师身形转移或目光飘忽之时，把那只放在课桌下的手轻轻往上一扬，极其快捷地抛一粒瓜子到嘴里，电光火石之间，已经完成了嗑瓜子的整个过程。当老师目光悠忽转到她身上时，只见她端端正正地坐在位置上，其专注听课的神态，简直让老师大为感动。

她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说话的语速快。快得像打机关枪，噼里啪啦一阵连响，偏又夹枪弄棒，新鲜的粗话翻滚在其中而不易被人觉察。但她上课被老师抽问时，又总是面红耳赤，嗯嗯半天，冒不出一个字来。

我与瓜子西施比邻而坐约莫一学期。那一学期，我最为烦恼的，一是炒熟的瓜子干香散发在空气里的味道，让我暗地里直吞口水。二是那噗噗而出的瓜子壳，不时飞溅到我的后背，有时甚至落到我的颈窝里去。

我虽是班干部，但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一想到她飞珠溅玉同你一番理论的样子，就只有忍气吞声的份。有一回实在忍不住，上课时写了一张纸条反手传给她，上书“请你文明点，不要老嗑瓜子”。她果然停止了嘴上功夫，我也好好听了一堂课。

下课以后，我上了一趟厕所转来，便感觉班里男生女生看我的眼神怪怪的，十分诡异。我把铁哥们范存根扯到教室外面的小树林里，还没审问，那娃已经笑弯了腰：班长，高，实在是高，想不到你还有这一手哦。

我给瓜子西施递纸条的事就这样被传开了。同学问瓜子西施：班长给你写了什么话？她故意大声回答：好烦了，我咋好说嘛。

过了几天，做完课间操后，我从操场边的楠木林走过，感觉她正眉飞色舞地向别班的两位同学说我闲话。我实在气不过，便鼓起勇气上前质问：我给你写的是什么话，你拿给大家看一下不就真相大白了？

她怒目而视，扯起鸡公架子，痛击于我：你写的什么自己不清楚嗦，你心虚什么嘛。

我只有落荒而逃。

幸好第二学期开学，班里调整座位，她便离我远远的了。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认识她，而且知道她的名字叫芸妹儿。上小学时，我最爱溜到街上的娃娃书摊看娃娃书。书摊隔壁人家有一个小女孩，常常穿红着绿，在街沿边又唱又跳，过路的大人们总是亲热地招呼她：芸妹儿。

她是街上人，属于吃国家供应粮的城市户口。那时，像她这种生下来就吃供应粮的身份，在我眼里，就是天朝的人类了。

芸妹儿的爸爸是当时公社供销社的运货员。赶一辆骡子拉的板车，每隔一天就要上县城拉一次货。那板车，是当时全乡场绝无仅有的交通工具，我仅在电影《青松岭》中见到过。

唐太路从我们生产队横穿而过。这是芸妹儿爸爸上县城拉货时的必经之路。每天早上醒来，先是听见远处传来一串叮叮当当的碰铃声，然后，又听见一记很脆亮地抽打在空气里的鞭响。不一会儿，便是赶车人的长声吆喝：嘚儿——，驾。

家里的大人会说，涛娃儿又上县城办货了。

小孩子不懂事，也学着大人的腔调说，涛娃儿又上县城办货了。

夏天的早晨，我和小伙伴等候在途经打谷场的唐太路边，巴望着涛娃儿悠悠地赶着板车经过，我们好跟在车后疯跑一气。

偶尔，芸妹儿会随父亲上县城。她像个公主一样端坐在板车中央，吃着我们见也未见过的糖果。当我们跟在车后追着跑时，她总是大声哭骂：不准乡坝头的人坐，不准乡坝头的人坐。

后来，我上了距家四五里远的云凌宫小学，芸妹儿上了乡场的小学。冬天的早上，涛娃儿上县城经过我们上学那段路的时间，恰好与我们上学的时间重叠。于是，我们便可以随了涛娃儿和他的板车走一大段，边走边听他摆县城里的奇闻轶事。运气好的话，我们还能被他邀请坐到板车上去，虽然没有糖果吃，但我也能如芸妹儿一般骄傲，在车上驾驾地挥手不停。

下午放学，偶尔还会碰到拉了满车货物归来的人车。这车货，拉的是全公社上万人的油盐酱醋。因此，货吃重的时候偏多。这时，骡子和涛娃儿都汗流浃背。涛娃儿更是把身子前倾成了拉满弦的弓。于是，我便有了学雷锋的机会，跑上去帮着推车。四年级时，我还就此事写过一篇作文，被蔡老师当作范文在班里念。我很是嘚瑟了一阵，但我没有把分手时涛娃儿回馈给我糖吃的事情写上去，到底距离雷锋叔叔助人为乐的光辉榜样还是差了老大远。

有一年，我乡场上的亲戚家办“九大碗”，左右邻舍的街沿前摆了一长串流水席桌。各家邻居的桌椅板凳都被借用出来了。我和爸妈恰好被安排在芸妹儿家前面的席桌，涛娃儿俨然成了主人，热情接待我们这些乡下来的客人。

那天，我和芸妹儿坐一桌。每当我举筷去夹某一道新上的菜时，她总是偷偷用筷子把我的筷子别开，待她和其他人尝过以后，才允许我吃。我暗暗生气，但不敢作声。后来，桌上的大人到底还是看出了门道，不由呵呵大笑。有人偏头与邻桌的涛娃儿开玩笑：你看张家的大娃好老实，尽受你女子欺负，人家好让得人。二天长大了，你干脆收他做女婿算了。

涛娃儿赶紧说：可不兴乱说哦。

我妈也赶紧说：芸妹儿是城市人，我娃儿可高攀不上哟。

我上初中以后，供销社虽然还在，但涛娃儿的板车早已不知所踪，他自己也从供销社出来单干，在乡场上开了一个炒瓜子花生蚕豆的干货铺。这是改革开放初期，涛娃儿绝对是乡里最早丢掉铁饭碗，最早下海单干的个体户。虽然现在的干货铺已经算不上是什么嗨生意，但在那时，涛娃儿却是我们乡里发家致富的带头人，四乡八邻的货郎都到他这里批发炒货，一时间名动四方。

初三最后半学期，学校为了多考几个中专中师，组织成绩好的二十几个同学上晚自习。上晚自习的同学都需在学校搭一顿晚餐。那时我没钱买菜吃，每到吃饭时间，总是第一个跑到食堂窗口，用大瓷碗打四两白米干饭，舀一大瓢儿不花钱的米汤泡着，端到操场边一气吃完。

瓜子西施虽然成绩不好，但她爸爸走了关系，学校也把她纳入上晚自习的优生范围。每到吃晚饭的时候，她妈妈总是按时提来鸡汤、炖肉、小炒，给她改善伙食，她却挑肥拣瘦，嫌这嫌那。我端着一大碗米汤泡饭，必须走到远远的地方，才能拒绝那肉香、菜香对我味觉的伤害。

大约在30年以后的一次小型同学聚会上，有人借酒问我：你初中时给瓜子西施递的纸条，究竟是不是情书啊？

我端起酒杯，轻酌一口，淡然一笑：那么多年，记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