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迭在中国

乃迭和我于一九四○年秋来中国。我们坐船先到香港，本想从香港经越南到内地，因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天津北平都早已沦陷，我们不想去那里，决定去重庆，然后去昆明教书。结果到了重庆，我母亲不愿我们离开，只好去重庆附近的一个名叫柏溪的小镇，那里有中央大学(即后来的南京大学)分校，在那里教英文。

我们同当地的同事和学生关系还好，但校方当局怀疑乃迭是共产党，所以只教了一年乃迭就没有被续聘，我们只好又转到贵阳新成立的贵阳师范学院做英语系教授。我们去贵阳前，因乃迭同我已经结婚，她本想申请中国国籍，同我一起做中国人，但重庆当局一再拖延批准，因为当时外国人申请中国国籍的还不多。我们后来觉得乃迭保留英国国籍也好，因为有英国护照，去外国也比较方便，因此我们就放弃了申请。那时英国方面又通知我们，要乃迭放弃英国护照，理由是战时英国女子同外国人结婚的，应该放弃英国国籍，由大使馆收回护照，除非对方是敌对国家，可以保留原有护照，这样乃迭就变成没有英国国籍的人。这种情况继续了好几年，直到日本鬼子投降，英国政府又改变了政策，由大使馆还给乃迭英国护照，重做英国公民。这一切我们都毫不在意，因为我们反正当时在中国内地，也没有出国的机会或要求。后来乃迭也没有再申请中国国籍。乃迭自己说，她认为中国是她的第二祖国。实际上，乃迭生前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国，虽然后来回过英国好几次，所以不管护照国籍如何，她总可以算是大半个中国人。

解放后，她在名义上是外籍专家，外文出版社拿她当作外国人看待。她自己也从不干预中国政治。历届运动都不要她参加，她也从不过问。我记得“文革”初期，江青发表了一段关于过去各国文化传统的议论，否定在马克思以前的文化名人，包括英国的莎士比亚等在内，当时有编辑建议乃迭翻译介绍这一篇文章，乃迭婉言拒绝了。还有当“四人帮”刚刚垮台时，有人在《人民日报》副刊上登了一篇短文，把诗人艾青的名字同姚文元等一伙放在一起，那时艾青刚从新疆回到北京，我们同他很要好，常常去看他。这篇骂艾青的短文用的是笔名，不是真名字。我看了这篇文章，提请乃迭注意，乃迭就自己写了一封信，寄去质问《人民日报》副刊。不久《人民日报》副刊回了一个电话道歉，说这篇文章是错误的，作者是一个年轻人，这个人我也认识。这两件事都可以说明乃迭虽然平常对当时中国的“左倾”幼稚病是不干预的，但遇到与她有关的人和事，还是立场非常坚定鲜明的。

在那时候，也有人怀疑乃迭给英国朋友写信时说过不适当的话，泄露过一些政治上的事情，实际上这种猜疑是无中生有，我知道乃迭给家里人或朋友写信，从不散布什么小道消息，只谈些家常琐事。她的言论一直是非常慎重的，在这一点上，她比我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