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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礼节问题

慈禧全传(第1部):太后治下的中国 作者:濮兰德,贝克豪斯,菲利普,裕德龄 著,周晓丹,郝金茹,卢彦蓉 译


第七章 礼节问题

1873年,监察院官员吴可读呈递给慈禧太后一封密信。此密信并未直接展现慈禧太后的生活及个人性格,却依然弥足珍贵,具有永恒的历史价值。

从这封密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中国官员是如何骄傲自大,而慈禧太后统治下的清政府又是如何幼稚无知。此类文件档案,若真想寻找来研究,数量极大。

从这些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这个东方泱泱大国对所谓的西方蛮夷蔑视至极,且这种鄙夷之心根深蒂固。在这样仇外的中国,西方国家的外交手段完全行不通。中国君民始终沉浸在自己的大国幻境中,不肯觉醒,实在令人惊叹。西方军队压境侵入之时,他们竟然丝毫不予抵抗。虽说西方人在中国受到了许多羞辱,但在战争中一帆风顺,这件事让西方人心中窃喜。

若有人专门研究慈禧太后这位主导了中国人命运和中外关系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不凡女性,下面这份文件中的信息一定会让研究者不由自主地无限敬仰她,折服于她掌控局势、运筹帷幄的能力。这份密折还隐藏着些许的幽默(也许作者并非有意为之),这幽默或许恰恰能够证明其内容的有理有据。仅供读者之娱,现将密信抄录如下:

特旨谕令各国使臣不必跪拜,以示宽大,而稍崇体制,恭摺密陈仰祈圣鉴事。

窃自各国使臣赍呈国书请觐以来,诸臣会议,初则争以见与不见,继又争以跪拜与不跪拜,相持不决,近半年矣。

臣窃与二三同志小臣妄言,此何大事,而值举国纷纷若是乎?孟子曰:君子于禽兽何难?

各国之主,由各国之臣民废置如弈棋然,此臣所闻也。其在京者,出门时,妇人前行或乘轿,男子为之执役步行在后,臣所见也。观其条约,无虑数十,几近万言。问:“有一语述及亲亲尊贤,国之九经否?”曰:“无有也。”问:“有一字道及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否?”曰:“无有也。”不过曰某项有利,某项于中国亦有利,以利自处,而又以利诱中国。彼本不知仁义礼智信为何物,而我必欲其率五常之性!彼本不知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为何事,而我必欲其强行五伦之礼!是独聚犬马羊豕于一堂,而令其舞蹈扬麈也!

然则即得其一跪一拜,岂足为朝廷荣?即任其不跪不拜,亦岂为朝廷辱?

而议者之意,则以为必须如此郑重,再四而后允,则彼将曰:中国于此等小事,尚不肯轻以我与,则事有大于此者,更无望矣。于是要求无己之心,自此而遂息。则我之势尊,而彼之势屈。臣愚以为,我之尊自若也,不因彼之尊之,而我始尊也。彼之不屈自若也,不因我之屈之,而彼即屈也。彼窥见吾所重在跪拜,而忌在不跪拜,所畏在用兵,则常增吾所重,益吾所忌,而示吾所畏。盖我之势一弱,彼计无施而不可。

臣闻各国往来文移并所进表章,有如妖魔鬼怪,不知何物之某皇某帝,竟与我皇上并列矣!诸臣不彼之耻而耻此乎。前岁俄夷由伊犁而入新疆,自东而南而西,包中国一万余里,创千古外夷入中国未有之局。其措置甚大,其处心积虑甚深甚毒,诸臣不彼之虑而虑此乎。诸臣以为,各国不从中国礼节,即足为中国羞,而臣以为各国若从中国礼节,更足为中国害。自古国家大局,时与势二者而已。度吾时未可与争,势未可与校,则当别求吾自强之道,而暂行吾权宜之计。

昔子贡问政,孔子告以足食、足兵、民信。迨子贡以不得已而去请,孔子曰:去兵,又曰:去食。圣贤谋人家国,动出万全,断无鲁莽从事之理,去之云者,平时必有一番经济作用,成竹早已在胸,并非直至不得已时,而始仓皇失措,出此束手无策语也。此事诸臣于初议,即应权其轻重,外审之彼,内揆之己,度其事可以一争,吾力又能争,虽小事亦不可许,争之必得而后已。若预料吾时势必不能争,而其事又不足以争,则急宜占以先者,于许其进见时,不俟彼启齿,一并慨然许以代为奏请皇上,免其行吾中国跪拜礼,并不曾轻假彼以名器,亦不致稍示我以单弱,岂不光明正大、夷夏凛然。

乃始则沾沾于一见,既无以善于其前,继则斤斤于跪拜,又无以持于其后,终于为人挟制,无一不俯首而从,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是犯四恶之所屏也,是蹈昔日津门办理夷务诸臣之覆辙也。臣,小臣也,窃为朝廷惜之。今已奉旨朝见有日,于万分无可挽回之中,求一犹为彼善于此说,惟有仰祈皇上断自宸衷,申饬诸臣争执礼节之非,本非吾国臣子,何必令行吾国礼仪,倘行不中礼,甚或失仪,则使各国既失来见之诚,中国亦未为得怀柔远人之法,且却至当堂闻笑,未必不因贻羞而变而成怒。是弭衅而反以起衅,则莫若特谕各国使臣,不必行吾中国跪拜礼节。临时或仍有失仪,概从宽免。我大小臣工,亦不得执此哓哓,复行争辩,以不屑与校之心,壹行以大度包荒之事。并请明降谕旨,宣示各国暨我中外臣民,使知此系皇上格外体恤,力却诸臣之议,特旨允准。倘各国因此而遂起要挟之心,事事琐渎面请,强中国以必不可从,则亦不能夺诸臣之公议,而再为宽假也。如此则操从之权,犹自我出,似于体制稍宽尊崇,即我中外臣民,亦不致愤激起而与该夷为难,重烦朝廷经画,而力求吾所以自强之道,此事不足校也,此时不必校也。

抑臣更有请者,彼狡诈百出,进见时难保其必不有言,此则诸王大臣谅已早为兼筹熟计,必不致临时张皇,又复一误再误,著著后人。

臣生长甘肃,边鄙愚生,不知大计,意切言狂,重封密进,自知罪当万死,臣不胜诚惶诚恐,谨奏。

此奏既上,太后批谕,说道:

所奏甚是,已有旨许各国使臣进见,并听其行本国之礼矣,朝廷怀柔远人,且严中外之办。

值得一提的是,此密折的作者正是那位刚直不阿,有勇而又敢为的监察官吴可读。为反对慈禧违背祖制立光绪为帝,他尸鉴太后,于同治墓前服毒自尽。正因此事,吴可读的大名,可谓家喻户晓。如若中国有为有敢之士都能像他如此思考问题,怎会出现荒谬之言煽动无知之民突袭外国人的情形呢?而吴可读尖刻地批判西方条约中赤裸裸的商业主义,正彰显了中国正统士大夫阶层对此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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