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抗战烽烟

1.千里迁徙　共赴国难

张香桐在南京北极阁鸡鸣山下的心理研究所里，集中精力投身于神经解剖学和神经生理学的研究中，时光过得很快，转眼间就过去了两年。谁也没想到，1937年7月，震惊世界的“七·七事变”发生了。日寇的铁蹄开始在神州大地践踏，北平、天津相继沦陷。

战火在迅速蔓延，仅仅一个多月后，日军便于8月13日突然进攻上海闸北，激烈的枪炮声响彻苏州河畔。尽管中国军队冒死抵抗，但终因力量悬殊，仍难以抵御武器精良的日军。不几日后，上海陷落了。接着，骄横的日军又把进攻的矛头指向南京。面对南京即将陷落的严峻现实，研究所里一些拖家带口的同仁只得赶快带着家眷离开南京去找安全地方疏散。有的去投亲靠友，有的返回家乡。还有人先期到后方去寻找研究所准备搬迁的落脚之地。

张香桐这段时间刚做了关于刺猬下叠体下行神经通路的分析研究，辛辛苦苦地做了一些人和刺猬等动物的耳蜗模型，取得了一些初步研究成果。他本来计划根据这些蜡模型所提供的资料进一步开展关于内耳结构的比较神经学研究。可是现在的南京人心惶惶，人们争相疏散。心理研究所已准备将图书仪器装箱内迁，这个计划怎么还可能继续做下去呢？

值此国难当头之时，张香桐和所里一个年轻的实验室助理员朱亮威勇敢地挑起了负责运送图书仪器搬迁后方的重担。

他俩都是单身汉，都是很有责任感的人，而且对研究所都有深厚的感情。此时他俩都有一个相同的想法：自己没有家室拖累，又年轻，有责任担负起往内地迁运研究所的图书仪器的重担。于是，他俩自告奋勇地向汪敬熙所长要求留下来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并立下誓言，保证将属于国家的这些有价值的图书仪器运送到安全的地方，只要人在，图书仪器就一件也不丢失！

朱亮威是广东人，到北京念完协和医学院后，赴美国密执安大学留学，专攻病毒学。归国后进入心理研究所工作，任实验室助理员，也是一位颇有事业心的年轻人。

几天来，张香桐和朱亮威都在辛苦地忙着收拾图书仪器，装箱，捆扎，编号。8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当张香桐他俩刚做完装箱工作，南京城上空突然响起了飞机的轰鸣声。这是日本飞机对南京的第一次轰炸。敌机突然飞临上空，事先又没有空袭警报，南京市民一点准备也没有。很多人都是当敌机已在头上轰鸣的时刻才反应过来，赶快跑到地下室去躲避。张香桐和朱亮威也是这样。

南京城在这次轰炸中损失惨重，市民惶恐不安、一片混乱。心理研究所楼房的一角被日机的炸弹击中而垮塌了，令人窒息的烟尘顿时笼罩了研究所，张香桐也被埋在了瓦砾之中。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当张香桐从碎砖乱瓦中爬起来，拍打掉身上的灰土时，发现自己的身体居然没有受到什么损伤，只有架在鼻梁上的眼镜不在了，他估计是被爆炸的冲击波吸走了。

心理研究所在这次轰炸中遭到了很大破坏。看着自己热爱的研究所一幅断垣破墙的惨景，张香桐和朱亮威心中真不是滋味，难过了好一阵子。这是自己工作、生活了两年的地方，是自己从事科学事业的起点啊！

难过归难过，该干的事还得抓紧干。他俩又忙碌了一周，总算把该做的装箱、托运等事忙完了。拖着疲惫的身子，张香桐与朱亮威终于挤上了最后一班开离南京驶往汉口的轮船。由于这是最后一班离开南京的轮船，超载了很多人。船上非常拥挤，格外混乱。一些不得不挤站在甲板上的乘客，为避免被人挤落江中，甚至用绳子把自己绑在船栏上。船上因为人太多，竟无法供应食物和饮水，哪怕少量的供应一点点都做不到。令人几近窒息的船舱，几乎快要燃烧的空气，烫得几乎不能手摸的甲板，满船的人都像被蒸在一个大蒸笼里苦苦煎熬着。

二十多天后，张香桐和朱亮威历尽千辛万苦，总算辗转到达了长沙，找到了设在长沙的中央研究院集合站。此时，中央研究院各个研究所的部分人员已先后来到这里集中。经过几天的物资整理后，研究院把各研究所能投入工作的人员统一安排使用。朱亮威和张香桐被分别安排了不同的任务。张香桐被分派到运输队，担负协助运送几百箱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的图书仪器到后方的任务。运输队暂定的第一个目的地是桂林，但最终目的地究竟确定在哪里却谁也说不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一句话，哪里还算安全就到哪里。

从此时开始，踏实肯干、任劳任怨的张香桐便像是一个在中央研究院运输队服务的青年“民工”了，而且他也的确像民工那样吃了不少苦。他们这个运输队动用了设法找得到的一切运输工具，有火车、汽车，也有轮船、舢板。这些运输工具有的是征用的，有的是租来的。遇到一些地方不便使用运输工具时，或者实在找不到运输工具时，运输队甚至出钱雇用一些专做搬运的苦力来协助运输。

前一阶段，张香桐他们来回运输的路线集中在长沙、衡阳、全州、桂林这一条线。于是，张香桐便经常在这条线的公路和水道上跑来跑去。后一阶段，随着战争局势的紧张，运输队奉命把图书仪器进一步往南转移到柳州、三江，于是，张香桐又辗转于柳州、三江等地。这样，自打离开南京鸡鸣寺后的大约五年里，张香桐总是东奔西走，连年辗转于湘桂之间，居无定所，难得有一段安定生活的机会。

在这种惶惶不安的状况下，张香桐当然更不可能静下心来做系统的科研工作。幸而张香桐是个有心人，是个肯动脑筋思索的人，他在从长沙启程迁运图书仪器之初，便有一种预感——日本的侵华战争短期内不可能结束，得有长期准备。于是他为不荒废学业和研究，特意把一架显微镜和一些常用实验动物的脑组织连续切片标本带在身边，以便在颠沛流离中随时可抽空做一些观察和研究，不断巩固学到的神经解剖学知识。后来事实充分证明，张香桐这种考虑和安排实在是有远见的。这种不间断地有机会做观察研究，使得他的神经解剖学和神经生理学知识没有荒废，为他日后在科学殿堂里大展宏图奠定了良好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