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　富扬州江南楚翘　信佛陀风水生起

这第一回，便是走进鉴真传戒弘律生涯的入口。

鉴真的故乡是扬州。

鉴真一生事业发展辉煌鲜亮，命运却曲折多乖，深受两个主要因素影响：一是当时其故乡扬州的经济、社会发展位居全国前列，为鉴真最终能够成功东渡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条件；二是唐代前、中期扬州佛教文化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成就了鉴真能在传授戒律方面成为影响江南的一代大师，另一方面也成为他始终坚定东渡的强烈内在动力。

话说魏晋南北朝之后风风雨雨近四百年，中华民族终于重新统一于隋朝、建都于北方长安。隋朝第二任皇帝炀帝杨广，首创中国科举制度，运行休养生息之政，一时间举国上下学风蔚然、文化昌明、经济繁荣，留给中华民族许多珍贵遗产。这些遗产之中，就有客观上成全鉴真早年能够北上学佛的古运河。

如今贯通北京至杭州的大运河，并非开凿于隋代，而是起始于春秋末期。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打算利用长江三角洲天然河湖港汊作为争霸中原的地利条件，于是，他疏通了由苏州经无锡至常州北入长江、再连通扬州(旧称广陵郡)的“古故水道”，然后开凿一条自扬州到江水、再向东北通射阳湖、再向西北至淮安接入淮河的“邗沟”。后经秦、汉、魏、晋和南北朝，各代朝廷都继续施工延伸河道。隋代开皇七年(587)，隋文帝杨坚为了兴兵伐陈，从今天的淮安到扬州再次开凿了“山阳渎”，后又“整治取直”不再绕道射阳湖。至此，苏州以北的古运河基本成型。

大业初年(605)，隋炀帝杨广即位，隋朝都城由长安迁至洛阳。隋炀帝下令开凿“通济渠”(又名汴渠)。此工程西段自今天的洛阳西郊，引谷、洛二水入黄河，工程东段自荥阳县汜水镇东北，引黄河水和汴水(原淮河支流)经商丘、宿县、泗县入淮河，以此形成了以后历代漕运的主要干道。公元608年又在北段开凿了“永济渠”，引黄河支流沁水通入今天的卫河至天津，然后溯流于永定河而通往今天的北京。

隋炀帝杨广与扬州有着不解之缘。他于开皇元年(581)被立为晋王，开皇六年(586)任淮南道行台尚书令，开皇十年(590)奉命到江南任扬州总管。此后，杨广一直醉心于江南山水文化，学习江南方言，娶江南妻子，亲近江南学子，重用其中的学者来整理典籍。大业元年(605)，杨广登基即位，便大兴文化之旅。

六年后，即610年，杨广下令继续向南开凿江南运河，在扬州向北接入通济渠。因此，举全国之力人工挖掘，由京口(今天的镇江)引长江水流经无锡、苏州、嘉兴乃至余杭(今天的杭州)，通达钱塘江。至此，全长2700余公里，以洛阳为中心，由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和江南运河连接扬州、苏州、杭州北通北京的大运河终于修建成型。从此，扬州便成为了古运河与长江唯一的交汇之处，隋唐时期最重要的水运枢纽。

由于隋朝的皇粮、贡盐、铜铁矿石主要依靠江淮浙皖，扬州襟江带海，尤其拥有“鱼盐之殷”。当时，南北商贾集市沿着运河，汇集于江南富庶之地扬州，船运货物源源不断接入长江，再经苏州南下通往“人间天堂”的古杭州。那些前来学习中国先进文化的日本、高丽等国入唐使者，也大多选择从扬州登陆，再行辗转至运河北上京都长安或东都洛阳。肩负着日本朝廷“聘请大唐传戒高僧”重任，跟随日本第十次遣唐使团来到中国的日本留学僧荣叡、普照，当初也是搭乘日本海船登陆扬州之后，再经古运河去了洛阳、长安。时值唐代，随着大型海运船只越来越多地前来停泊，扬州一跃成为了一座国际化大都市。更因为扬州已是江河水运的一个重要枢纽，水面上也是船只上千，造船业随之十分发达起来。

早在西汉时期，扬州就出现了一些官办造船场。到了隋代，扬州的造船场更具规模、造船业也空前发达。扬州地域内的长江和运河两岸就有官办船场十多处，已能建造价值百两黄金、承载量超过千石(一百担)的大船，河南洛水等北方地区的航运船也大都为扬州所建造。江都的造船场曾为隋炀帝游江南，共打造出极为豪华的水殿龙舟达数千艘，隋炀帝三次所乘坐的楼船龙舟，其上下高达三层，拥有可容数百人的宽敞宫殿和奢华宴厅。

因为船舶市场需求旺盛，造船收益又颇丰，扬州除了官办船场之外，民间造船蔚然成风，工匠技艺娴熟，造船速度也十分惊人。当时，一艘可载百余人及大宗物资的海船，两三个月便可造成。当时扬州造船技术为全国领先，全国订单络绎不绝且应接不暇，东都洛阳每年举行的龙舟竞赛，大都向扬州江都订购豪华龙舟。如张鷟所著《龙筋凤髓判》卷二《水衡监》中所记载：“五月五日，洛水竞渡船十只，请差使于扬州修造，须钱五千贯，请速分付。”所以，南自广州、交州、泉州，西起益州、荆襄，北至长安、洛阳，唐代纵横万里的水道上行驶着扬州所打造的无数船只。扬州造船业如此发达，大副水手中自然不乏人才，这也成为了鉴真尝试东渡日本的一个有利条件。

扬州城郭最早由战国末期楚怀王所建，取名为广陵。唐朝初期，扬州一度被并入江都。高祖武德九年(626)，唐王朝在扬州设置了大都督府，督领扬、和、楚、滁、舒、庐、寿七州，辖地远及今天的江苏、安徽、江西等地。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地方建制进一步细化，扬州被降为都督府，专事长江下游与运河流域的扬、常、润、滁、和、宣、歙七州政务。唐高宗龙朔二年(662)，扬州重新升为大都督府。

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玄宗将全国划分为十五个道，每道设最高军政长官采访使。扬州大都督府隶属淮南道，当时淮南道采访使的官邸就设在扬州城内。鉴真东渡日本后不久，唐朝各道才改“采访使”为“节度使”作为地方长官。唐玄宗天宝元年(742)，扬州虽为大都督府，却被设为广陵郡，督领范围有所减小，限为江都、江阳、六合、海陵、高邮、扬子、天长七县。据当时官方统计，天宝元年扬州共有77105户、467856人，约占全国总人口45310000人的1%。当时，全国前十位城市排位为：长安(今西安)、洛阳、扬州、成都、太远、钱塘(今杭州)、荆州、金陵(今南京)、广州、幽州(今北京)。

这样一个地理位置重要、人口众多的扬州，其人文精神也呈现为一种积极向上的风貌，对佛教信仰的需求并没有因唐太宗、唐高宗推崇道教而减弱。大唐时期国策趋于稳中求变，既影响着扬州经济发展水平及其社会地位，也成为了鉴真佛教弘法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

再说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时代的扬州。当年，武则天生李旦和太平公主，后来李旦接位称帝，称为睿宗。李旦虽每日临朝，实际掌握朝政的却是武则天，这便有了那段至今不可评说的二十年，武后逼儿子退位让自己当上了皇帝。武后当朝后，皇权统治中理性主义占据了上风，“抑政”与“扬商”被推为治国方策。武则天的“抑政”，是一种排除异己式的专权，它导致了中央政权日益加强。武则天的“扬商”，则是一种工商开放式发展，导致地方经济不断放开，由此一张一弛，形成了当时中国发展大局。

在这种背景下，江南富庶的都会扬州，其社会地位较隋代时大大提升，开始展现一种国际化大都市的繁荣风姿，其经济实力和社会繁荣程度仅次于京都长安及东都洛阳。唐代以降，中国一直流行着“扬(扬州)一益(成都)二”的赞誉。

如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九(二十八则)曰：“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掌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风十里珠帘’之句，张桔诗云：‘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诗云：‘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徐凝诗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其盛可知矣。”又如《资治通鉴》卷二五九《唐昭宗景福元年》曰：“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

唐卢求撰《成都记序》曰：“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以扬为首，盖声势也。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熟，较其要妙，扬不足以侔其半。”《旧唐书·德宗本纪》曰：“请为两都、江陵、扬州、成都、汴州、苏州、洪州等署常平轻重本钱，上至百万贯，下至十万贯，收斛斗匹段丝麻。”《新唐书·高骈传》曰：“扬州雄富冠天下。”

唐代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逸文卷二《淮南道·扬州》曰：“禹贡‘淮海惟扬州’，唐虞淮海之间，皆周域也。纪胜扬州。御览百六十九引作‘禹贡九州扬州其一也’。春秋时属吴，七国属楚。秦灭楚为广陵，并天下属九东郡。汉为江都国，建武元年复曰扬州。御览百六十九。”“江南之气燥劲，故曰扬州。纪胜扬州。吴、魏交争之地。通释二。与成都号为天下繁侈，故称扬、益。纪胜扬州。”

唐武元衡《奉酬淮南中书相公见寄》曰：“时号扬益，俱曰重藩，左右皇都。”《嘉庆扬州府志》卷六三曰：“故有唐藩镇之盛，惟扬益二州，号天下繁侈。”《旧唐书》卷一八二《秦彦传》曰：“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

扬州地理位置特殊，襟江临海而水运发达，不仅是国内南北交通枢纽、各种物资集散地，也是当时对外通商的国际港口。如唐代文人权德舆在其《岐国公社淮南遗爱碑铭》中说：“《禹贡》淮海之域，《职方》东南之奥，产金三品，射利万室。控荆衡以沿泛，通夷越之货贿。四会五达，此为咽颐。”(《全唐文》卷四九六)又如《道程及郡国志·阿拉伯人》曰：“四大港，龙编、广州、泉州、扬州”、“通夷越之货贿”。

隋唐时期，中国的海上贸易开始发展，宁波等地逐渐成为了海外航运船只设在南方的登陆口岸，扬州则成为了接驳内河船舶、将舶来品运往江北各地的主要中转地。当时，在扬州经营珠宝、药材、香料的大食、波斯等地南洋商人曾经多达数千人，他们经营着“喧喧卖药”、“波斯识宝”等著名商号。扬州城一派“隔海城通舶，连河市响楼”盛景，足以表明扬州地区已成为了一座中国最早开发并得到长足发展的国际化开放城市，其经济、社会、文化的发达兴旺一直领先于国内其他城市。

扬州地理特点为“土甚平线”，宜于发展农业。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年间，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袭誉曾经引雷破水，又筑勾城塘，溉田八百余顷。扬州水利大兴，农业生产形成规模，被盛誉为“维扬右都，东南奥壤”。这为发达的扬州手工业提供了丰富原料。

隋唐时期，扬州地区运河不断疏浚、船运日益发达、人口迅速聚集、贸易遂成口岸，经济持续繁荣，航海、造船、医药、建筑等行业日趋兴旺，为鉴真东渡日本提供了充足的物资基础。同时，扬州凭借交通便利优势，引来商贾云集、财物聚盛、市井繁华，寺院普遍扩建与寺院经济成长相得益彰。

继隋炀帝移驻扬州带来北方佛教信仰之后，武则天当朝期间(685—704)，江南各地更是官方开放寺院经济、民间普遍笃信佛教，追捧出社会各阶层普遍敬僧礼佛、祈求太平富裕的人文千华。

佛教传入扬州是在2世纪的东汉末期。4世纪初，扬州佛教开始走向兴盛。南北朝梁武帝大兴佛教，最具代表性的江南“四百八十寺”中，就有扬州保障河(今天的瘦西湖)中法海寺、古运河旁高旻寺、仁丰里旌忠律寺、江都天宁门天宁寺、鉴真出家的大云寺、鉴真讲律弘法的蜀岗大明寺。

高旻寺位于扬州市南郊古运河与仪扬河交汇处的三汊河口，创建于隋代，是驰名中外的清代扬州八大名刹之一。它与镇江金山寺、常州天宁寺、宁波天童寺并列，被称为我国佛教禅宗的四大丛林。

旌忠律寺，始建于陈代宣帝太建年间(569—582)。当时，天台宗创始人智顗大师来扬州弘法，兴建寺庙“寂照院”。隋朝炀帝大业年间(605—618)，智顗大师的弟子智藻宏扬天台教义于该寺，隋炀帝曾亲临听讲，以至于寂照院一举成为当时的天台宗名刹。所以，身在扬州的鉴真便有机会不断接触天台教义。

旌忠寺藏经楼的所在位置，原为梁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楼”。梁武帝萧衍时，昭明太子萧统(501—531)曾经在此编集《文选》三十卷，故其楼称为“文选楼”。据《扬州揽胜录》载：“文选楼在小东门北旌忠寺内，相传为梁昭明太子萧统文选楼故址。太子选录秦汉三国以下诗文凡六十卷，名曰《文选》，楼以是名。……炀帝游江都，常幸此楼。……民国初年，楼将圯，寺僧法权募资重建大楼五楹，备极壮丽。楼上中楹供太子塑像，首戴角巾，俨然儒者气象。楼前题‘梁昭明太子文选楼’额，楼下题‘六朝遗址’额。千余年文化古迹焕然一新，其功不可没也。”

隋唐时期，扬州城郭远比如今的广袤，它曾有七座城门。如今的江都，曾是扬州的“天宁门”，门内有天宁街，门外正对天宁寺。天宁寺始建于东晋，相传为东晋谢安别墅。东晋安帝时期，尼泊尔高僧佛驮跋陀罗曾经住此，翻译出《华严经》六十卷，至今尚存“华严阁”，寺名因而称之为“兴严寺”。唐代扬州天宁寺曾名噪一时，位居扬州八大名寺之首。

扬州大明寺位于城西北郊蜀岗中峰，占地五百亩，始建于南朝宋孝武帝刘骏大明年间(457—464)，故称“大明寺”，又因其位于唐城之西亦称“西寺”。隋朝仁寿元年(601)，皇帝杨坚为庆贺其六十岁生日，下诏于全国三十个州分别建塔三十座以供养佛舍利，大明寺遂建“栖灵塔”，大明寺因此又称“栖灵寺”。栖灵塔塔高九层，宏伟壮观，高耸入云，气势磅礴，被誉为“中国之尤峻特者”，唐代诗人李白、高适、刘长卿、蒋涣、陈润、刘禹锡、白居易均曾登临并留下千古绝唱。

隋炀帝杨广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任扬州总管时，曾大力推动佛寺建造，大力提倡佛教信仰。他曾经礼请天台宗创立者智顗大师到扬州为自己授戒，并取法名为“总持”菩萨。杨广还多次举办盛况空前的“千僧会”，一时间高僧云集开坛说法，使扬州成为当时东南地区的佛教中心。

唐代早期，天台宗、三论宗、密宗、净土宗、禅宗、律宗等宗派在扬州十分活跃，佛教寺院多达四十余座，而且每个寺院的规模都比较大，常住僧人达二三百位。因此，扬州成为了当时江南佛教重镇。这也引起了唐太宗的重视，于是特下诏书，颁发给扬州一部由玄奘翻译的重要佛典《瑜伽师地论》。此举立即导致扬州各大寺院以“尽藏天下经书”为荣誉。这种状况，极大地影响着扬州及江南地区民间佛教信仰走向兴盛，建寺、造塔、塑像、写经的社会需求空前高涨。

当时，仅扬州地区就拥有许多“写经室”，每个写经室中的抄经者最多可达数十人，其中不乏日本遣唐僧。当时，扬州的经书刻印、雕版印刷技术及干漆夹苎造像工艺日趋成熟，从长安译场流传过来的佛教经书及佛教造像，因此得以再次刻印或塑造，在江南寺院及民间广为传赠。

当然，扬州能成为佛教重镇，还与当地寺院经济水平紧密相关。唐朝曾颁布《均田令》，其中特设条款，规定地方官府应向僧尼个人授田，即《大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中列令：“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这也直接导致扬州乃至江南地区希望通过受戒出家来获得耕田的人数急剧上升。

此外，唐朝还规定授给佛寺数量可观的“常住田”，即《唐会要》卷五九《尚书省诸司》下《祠部员外郎》中所述：开元十年(722)正月二十三日，“其寺观常住田，听以僧尼道士女冠退田充。一百人以上，不得过十顷；五十人以上，不得过七顷；五十人以下，不得过五顷”。可见，唐朝一个拥有一百名常住僧人的佛寺，其常住田及私人田加起来，竟然可达到十顷(一千亩)甚至更多。

对于一些具有特殊影响力的著名佛寺，皇帝还将一些地方势力所有的土地破斥出来一部分，令官府出资建立新的寺院，并配给专门的佣人、车辆和耕牛。关于这方面内容，《广弘明集》卷二八上《启福篇》便有记载，如唐太宗《于行阵所立七寺诏》中下令：“破薛举于幽州立昭仁寺，破霍老生于台州立普济寺，破宋金刚于晋州立慈云寺，破刘武周于汾州立弘济寺，破王世充于芒山立昭觉寺，破窦建德于郑州立等慈寺，破刘黑阔于洛州立昭福寺。右七寺并官造，又给家人车牛田庄。”

一些与方丈住持有着特殊关系的社会名流或官僚，也会向寺院赠送田产。李肇《唐国史补》卷上《王维取嘉句》就曾记载：“王维好释氏……得宋之问惘川别业，山水胜绝，今清源寺是也。”(《新唐书》卷二二《文艺传》中《王维传》记载：“母亡，表惘川第为寺。”袁郊《甘泽谣·圆观》：“李谏议源……当天宝之际……父蓄居守，陷于贼中，乃脱粟布衣，止于惠林寺，悉将家业，为寺公财。”《宋高僧传》卷二《感通篇》六之三《唐洛京慧林寺圆观传》记载：“大历末，与李源为忘形之友。源父橙居守，天宝末陷于贼中，遂将家业舍入洛城北慧林寺，即橙之别墅也，以为公用无尽财也。”

上述几个方面原因，直接导致了扬州乃至江南地区佛教寺院建设中数量与规模不断增大。

然而，即使这样，扬州民间信仰佛教人数不断增加，已有佛寺已经不能满足当下社会需求，寺院建设急剧扩张依然需要更多土地。这就导致一些势力强盛、经营发达的唐代佛教寺院，出现侵占居民田舍的情况。据《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中“唐隆元年(710)七月十九日《诫励风俗救》”记载：“寺观广占田，侵损百姓，宜令本州长官检括，依令式以外，及官人百姓将庄田宅舍布施者，在京并令司农即收，外州给贫下课户。”

其中，“依令式以外”指的是佛寺占田已超过了法令规定数目，“侵损百姓”指的是当时佛寺土地除了官府授给甚至皇帝、官僚赠送之外，还有不少是凭借寺院背后的政治背景和寺院经济能力，强占或强买百姓的。武则天时，洛阳“所在公私田宅，多为僧有”。中宗时，“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佛寺具有雄厚的经济力量。对此，从唐玄宗开元年间，李隆基一再下诏进行“检括(即清查和度量)”，即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两晋、南北朝以来，中国的佛寺所占土地上，除了经营农业种植物外还有林业。寺院经营林业，有的是为了收获水果或坚果出售。如杨衒之著《洛阳伽蓝记》卷一《城内》所记载：景林寺“寺西有园，多饶奇果”。卷三《城南》所记载：报德寺“周回有园，珍果出焉。有大谷梨，重十斤，从树着地，尽化为水”。“世人云：‘报德之梨，承光之奈。’承光寺亦多果木，奈味甚美，冠于京师。”有的寺院经营林业，则是为了能出卖木材。如唐苏州通玄寺释惠旻“更入海虞山，隐居二十余载，地宜梓树，劝励栽植数十万株，通给将来三宝功德”(《续高僧传》卷二九《明律篇》下之《唐苏州通玄寺释惠显传》)。

隋、唐时期，租佃制流行，佛寺庄田也对外招佣佃客或僧人，出家为僧尼可除赋税或兵役或劳役，这便导致许多人以出家为名进入佛寺，以逃避赋役。唐高祖时，“浮惰之人，苟避摇役，妄为剃度，托号出家”。对此，中宗时期任专门负责对朝廷谏诤的左拾遗的辛替否，就曾指出：“当今出财依势者尽度为沙门，避役奸讹者尽度为沙门；其所未度，唯贫穷与善人。”当时，富庶人家往往都让一些外戚到寺院出家，以争得逃避赋税或劳役的借口。这便给佛寺带来了扩大寺院建设、增加受戒度僧数量的客观需求。

如上所述，扬州因此成为了唐代佛教重镇，为鉴真传戒弘法、成为一代名僧，以及后来成功东渡日本，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