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松堂访冯友兰先生

癸亥年岁尾的一天，我同徐盈先生去看望冯友兰先生。推开北京大学燕南园一处院落的门扉，院中三棵挺拔的青松映入眼帘……

走进工作室，88岁的冯友兰先生正埋头书山之中。四壁是书，桌上是书，椅子上也是书。老先生须发皆白，思维清晰，谈兴甚浓。

冯友兰与邹士方合影于北京孔庙（1983年）

话题从去年12月北大为他举行的从事教学工作60周年的纪念会开始。先生说：“我1923年从英国回来在中州大学教书，到去年正好60年，我一直没离开过学校这个岗位。简单点说，我主要是在两个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当然还有西南联大，联大也是北大、清华。1947年清华校庆，校友们返校，大家先后报告自己的年级，我说我没有在清华上过学，也不属于哪届。梁思成介绍说，冯先生是我们的‘大嫂子’。我说，我在清华是‘大嫂子’，在北大是‘大姐’。”

徐盈先生问：“听说您得过四个博士学位？”

冯友兰大师　邹士方摄（1980年5月）

冯先生说：“192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得过一个；1947年我代表清华去参加普林斯顿大学200周年校庆时送了我一个；1952年我随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德里大学送了一个；前不久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又送了一个。”

我问道：“先生，您目前的健康状况怎么样？”

“大家都很关心我的健康情况。就我这个岁数来说，现在的身体就不错了。我有两种病：心脏病、气管炎，医生说，这是老年人常有的病。去年夏天我的身上起了一个包，医生诊断是良性肿瘤，后来住了几个月的医院，使用放射线治好了。我的眼睛视力差，看人看不清，耳朵也听不清，走路很困难。所以外面的会基本都没有参加，因为别人发言，我听不清，无法插嘴。在家里上午我可以做两三小时的工作，下午和晚上就不做了。”

“我现在主要工作是搞《中国哲学史新编》，以前有个稿子只写到唐朝。《新编》计划分七册出，前四册都有稿子，后三册只有第五册有一部分稿子，现在把已有的稿子再看一遍就可以发表了。第一册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二册也送印刷厂了，第三册我正在看。第五册有一部分。关于张载的，《中国哲学》刊登过。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这七册都搞出来。”

先生微笑起来，幽默地说：“我是1895年12月4日出生的，现在刚过了八十八岁生日。日本人很会利用汉字，他们称八十八岁为‘米’寿（米字拆开为八十八），称九十九岁为‘白’寿（百缺一为九十九），称一百零八岁为‘茶’寿（茶字上为二十，下为八十，中间是八）。我现在是米寿，要向茶寿迈进。”

“一百零八这个数字很有意思，梁山泊是一百单八将，穆桂英破天门阵也是一百零八。对于这个问题我过去在昆明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考证过。中国人爱用虚数，一百零八是虚数，是个多数。一开始中国人讲三，三是多数。‘三思而后行’是想了又想，‘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也不是三个人而是很多人。后来人们觉得三不够夸张，就讲三的倍数九，如：‘九天之上’、‘九渊之下’、‘九死一生’，九也是虚数。后来人们又把九加一倍就是十八，如‘十八般武艺’、‘女大十八变’。有人考证‘十八般兵器’都是什么什么，其实那是虚数。后来又加一倍，变成三十六，如：‘三十六计走为上’。后来又夸张一倍，变成七十二，如：‘孙悟空七十二变’。后来又把三十六和七十二加起来就成了一百零八。”

徐盈先生和我听了这一番宏论，连连点头说：“真有意思！”

北大哲学系1977级学生访见冯友兰，左起：王炎明、方尔加、宓小雄、冯友兰、杨利川、冀建中、孔嘉、哈布尔、邹士方（1980年）

冯先生接着又谈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我认为中国近代史有一个主流，主流就是现代化。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统治集团、统治阶级凡是顺应这个主流，向前推进的就成功，如果反对这个主流就要被推翻。许许多多的变动都像剥芭蕉叶一样，一层层地剥，谁违反主流的就剥下去。现在我们讲‘四化’是抓住了中国历史的主流，‘四化’是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提出的，后来发生了一些曲折，现在党中央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抓住了这个历史主流，重点工作放在现代化。顺应这个主流，振兴中华是不成问题的。第七册讲现代化，我也准备跟着主流写。”

冯先生认真而严肃地说：“我们中华民族，凡是一个伟大的时期总得要有一个中心思想，把那个社会上层建筑各个方面都统一起来，带动起来。‘四个坚持’就是新时期的中心思想。我们要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听起来新鲜，其实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个结合我们党有许多好经验，像农村包围城市，无产阶级带领农民进行武装斗争等等。后来‘四人帮’那一套就不结合了。现在的方针政策又是结合，这个方向对。”

冯友兰赠邹士方《三松堂学术文集》扉页

冯先生最后说：“现在从哲学方面讲，还得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过去的哲学接通，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这就像医学上的接肢，不是把两部分对上就行了，要把全部血管、神经接上头。现在需要做接头工作，同中国历史接上头。其实有些头已经接了，毛泽东思想中就有这方面内容，但大家不了解怎样接的，要加以专门研究。我搞中国哲学史就是要把过去那些血管神经理一理，做接头工作。因此我写《新编》并不是想写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之类的东西，那些已经很多了。我希望这个愿望能够实现。”

徐盈先生说：“那么，你这种接头工作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

冯先生答道：“我希望自己做到唯物。我这样做，做得好，当然无话可说；做不好，我就冒一番风险。我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为‘四化’做一点有益的事情。”

冯友兰先生　邹士方摄（1987年）

他接着介绍了他所撰写的两副对联。一是1983年夏，当金岳霖教授八十八岁寿辰时，他写了一联：“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论高白马，道超青牛”。当他本人八十八岁寿辰时，他又写了一联：“何止于米，相期以茶；心怀四化，意寄三松。”

金岳霖教授是研究逻辑学的，“白马”是用“白马非马”的典故。金曾写《论道》，“青牛”指道家的创始人老子，用的是老子骑青牛过函谷关的典故。“三松堂”为冯的居室，他最近刚刚完成了回忆录《三松堂自序》。

“心怀四化，意寄三松”，我衷心地祝愿冯老先生的愿望能够实现！

198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