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卅年怀抱今朝尽 ——钱锺书与白敦仁

钱锺书与天府学人 作者:庞惊涛 著


卅年怀抱今朝尽
——钱锺书与白敦仁

引:“焚灰吞杜甫”典故见证一段交往历史

钱锺书先生1977年写的一首七律《燕谋以余罕作诗寄什督诱如数奉报》,曾经抄赠予不少友人。抄赠诗文是文人之间惯见的一个传统,从中也可见出抄者与获赠者之间特别的交谊。成都学人白敦仁也是这首诗不多的获赠者之一,他在文中记录如下:此诗过去承钱先生曾写寄见示。

白敦仁像

诗中有一联:“枉与焚灰吞杜甫,苦将残锦乞邱迟。”涉及张籍“焚灰吞杜甫”和“邱迟残锦”两个典故。白敦仁对前一典故特别有感触,认为“诗中用事新警”,“觉得前代时人似乎尚未用过”。足见他对钱锺书用典妥恰而精当的推崇。一番钩沉索引,他在唐人冯贽《云仙杂记》卷七《焚杜甫诗饮以膏蜜》条中找到了原文:张籍取杜甫诗一帙,焚取灰烬,副以膏蜜,频饮之,曰:“令吾肝肠从此改易。”

白敦仁后来写了《“焚灰吞杜甫”及其他》一文,收录在白敦仁的《水明楼诗词论集》中,可为两人交往唱酬的一段生动写照。借由此文,一段钱锺书和成都学人白敦仁的交往掌故也由此揭开。

一、白敦仁其人其学

要论及四川研究宋代文学的大家,白敦仁当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位。

白敦仁(1917-2004),字梅庵,四川成都人。早年就读于四川大学,后转入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毕业。历任华西协合大学助教,成华大学讲师,波兰华沙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特聘讲师,成都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受聘为四川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理事,四川李白研究学会、杜甫研究学会顾问。

白敦仁(右)参加田野考察

白敦仁对宋代文学造诣极深,专心致志于陈与义研究,其《陈与义年谱》《陈与义集校注》以传统的笺注方式研究古代文本,材料丰富,笺注详明,堪称典范之作。此外,他的《巢经巢诗钞笺注》《彊村語業箋注》在学术界也颇负盛名。钱锺书评其《陈与义年谱》“采掘之博,考索之精,绝无仅有”,乃“近世之奇作,当与天下学人共宝玩之”。虽显过腴,却属的论。

钱锺书此番评议,写于白敦仁《陈与义年谱》正式出版之后。其时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钱白二人已有了较为密切的交往。根据白敦仁儿子白与群收藏的“白敦仁日记”,可明确查考出白敦仁和钱锺书的两次面对面谈话。

二、第一次谈话

根据白敦仁的日记,两人第一次见面,在1979年12月22日。白敦仁此次赴京,是受成都大学之命,去北京采购教学所需的图书,期间得空去三里河访问钱锺书。

那天是冬至节,也恰好周六,钱杨夫妇皆在家。两人“畅谈甚久”。白敦仁在日记里记录:“他夫妇都是七十岁的人了。”可能是白敦仁笔误,实际情况是钱先生比杨先生大,应是“钱已满,杨也将满”。当天他们所谈甚多,白敦仁回来后,凭记忆整理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是谈乾嘉学。钱锺书认为,“乾嘉诸老讲训诂,由字到句、篇,应肯定。但有局限性,还应该从篇的角度来看字。不特篇,还应从作者的人、时代,作品的体裁角度来看。总之,语言问题,既要从个别到整体看,又要由整体的观点来看个别——这是一种辩证关系。戴东原不解此,所以一谈到‘常道’就弄不清了”。

白敦仁日记记录了和钱锺书前后两次谈话的详细过程和内容

二是谈中国文艺理论取法西方理论的问题。钱以为,“中国文艺理论,诗话、词话之类可取者极少,应钻一下周秦诸子,其中有不少精辟的东西。另外,‘汉注唐疏’未可尽然。但要懂一点西方理论,以资启发。

后者的好处是概念清晰,基于此,目前的文学批评史应该重写”。这个观点也符合钱锺书一贯的学术旨趣和方向。

三是谈学问之道。“今人著书,好像编教科书,不懂得著述与编讲义不同。学问忌取巧,要笨些,当然没有对笨人永远安全的科学,如同没有对坏人永远安全的法律一样。”

三个问题,都是站得高、看得远、思得深的学者之见。其中观点,是两个人思维碰撞之后渐趋于一同的“共有之论”。但也不难从中想象出钱锺书获得人生和创作新生之后的思维活力,其妙语连珠、宏论迭出的风采让白敦仁大为叹服,也大受裨益。回到招待所后,白敦仁凭着记忆,把钱锺书的很多妙语记录了下来:如整体和个别的辩证关系、如“汉注唐疏”的认识问题、如学习西方理论的问题、如学问要笨一些的问题等。这些问题,虽然是钱随口谈出,实质经过了他本人长期而且深入的思考,对从事学术研究者是有启发的。两人第二次的谈话颇可证明。

白敦仁记录这次面对面:今天的谈话是很痛快的。大约钱锺书也觉得意犹未尽,两人约好,在白敦仁离京前再聊一次,并设置好了相互交流的问题:谈刘勰、黄庭坚、陈简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白敦仁还在日记中记录了钱锺书的一个生活变化:他(指钱锺书)昨天新拔了五颗牙齿。当日钱杨夫妇未留白敦仁晚餐,或因于牙口不便乎?一笑。

三、第二次谈话

12月31日下午3点,白敦仁如约前往钱家,再访钱锺书。

按照两人约定的交流内容,他们依次谈了陈简斋、刘勰和史诗,话题涉及诗学、文学鉴赏、文艺美学等范畴。基本上是白引、钱谈。所以,白敦仁日记所记,也主要是钱的观点:钱认为,简斋诗漂亮,是宋人学杜得其皮毛的唯一一家。学杜学到恰好,不像前后七子的空泛,也不像江西派贪图用典故,造成生涩难读。简斋诗使人朗朗上口,靖康以后诗内容较广阔,这不仅和生活经历有关,还有吸收生活的能力,简单说就是有才。严沧浪所谓“似江西而小异”,不小异就不成其为简斋了。当苏黄诗风风靡一时时,不受影响是不可能的。简斋所受黄的影响更多于苏。五律近后山,七绝如《邓州西轩书事》,全学山谷《荆江亭》。七古非简斋所长。

钱也谈到了自己对“江西诗派”提出背景的认识,他认为目的是壮大声势,这是文学史上常见的,就像今天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一样。大作家是不以宗派自居的。在《谈艺录》里,钱锺书谈“袁蒋赵三家交谊”,对袁枚、蒋士铨和赵翼合称“清诗三家”,也认为是袁枚“以为标榜之资”的个人行为。可见他对这些诗派和诗家的提法,早有认识。

谈刘勰(字彦和)和他的《文心雕龙》。钱认为,彦和不知庄子、史迁、陶渊明,文学见解并未跳出当时窠臼,也谈不上什么完整体系,事实是原道、宗经之类是装上去的,和全书并无内在联系。小说在当时已很发达,刘勰连公文之类的东西都谈到了,却一字未提到小说,怎能说无体不包呢?又当时佛经已大量译出,彦和自己很懂佛经,而不谈及佛教文学。总之他对文学的认识水平是不高的。要说尊经、尊圣,要说真正造成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他远不如韩愈,把庄骚太史列入文学,这是刘彦和所达不到的。

钱锺书认为刘彦和也有优点,就是“不拍马”。例如,陶渊明尽管被昭明太子喜欢,他并不迎合。最后,钱锺书强调:我们对古文决不能“拍马”。

其余,两人谈的就比较随性。钱锺书说,文气之说,西方无之,但他们也谈“力”。中国古代常把文学比作人,如说骨、肉、神、气之类,这是很有道理的。黑格尔说,人是内容形式的最好的统一。比兴只是形象思维的一种,不等于形象思维。比和兴不同,在《管锥编》里已经谈到了。西方也讲兴,把它比作运动前的准备动作。

谈到中国古代无希腊式叙事史诗,钱锺书认为这并不奇怪,也用不着歉然,法国也没有史诗。中国也有自己的史诗,那就是戏剧——这一点,杨绛同志的文章谈过了。“谈到这里,他要他夫人杨绛同志把她的论文集《春泥》送我一本,其中最后一篇《李渔论戏剧结构》就谈了这个问题。”

回到招待所之后,白敦仁急切地读了《李渔论戏剧结构》一文,认为“风格和钱先生完全是一路的”。

白敦仁补记这次交流,谈到了钱锺书的“热情”和“激情”:他再一次谈到先秦诸子、“汉注唐疏”值得研究,特别是当他们“谈言微中”的地方,常常有精辟的美学内容。

在京期间,白敦仁还在北京图书馆查阅了几种陈简斋诗集版本,以校订《简斋集》,为以后的《陈简斋诗集校笺》做了基础性工作。

四、白敦仁和钱锺书的20多次通信

在北京的两次交流面谈,对白敦仁的激励很大。此后,白敦仁陆续写出了数量和质量都非常高的研究和笺注作品。这些作品一经出版,白敦仁即邮寄钱锺书,钱锺书也每信必复。据白与群统计,钱锺书写给白敦仁的信函,一共有20多通。钱锺书对《陈与义年谱》评论,即写于回复白敦仁的信函中。

这20多通信函,白敦仁过世后,即被其子女轮流珍藏。2006年,白敦仁子女将白敦仁生前为学研究所用的图书捐献给杜甫草堂时,这些信函曾在杜甫草堂有过短暂而相对私密的公开。此后,遂由白敦仁的几个子女轮流保管,再未示人。

白敦仁和钱锺书通信复印件

2014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在出版《白敦仁著作全集》时,征得白敦仁子女同意,在《水明楼文集》上册公布了三通钱锺书致白敦仁的手札。

其中一通,当写于他们即将见面之前。钱在信中有“神交一载,好风吹至,山谷诗云‘百书不如一见面’,真道得鄙人心事者也”以及“良晤勿远”等内容。白与群所收藏的“白敦仁日记”里,未记录两人最初通信交往的细节。白敦仁前后两次访钱宅,也没有保存二人合影等图像资料。白与钱的交往和两次见面谈话,白敦仁本人也并不向人提及,其含蓄低调一至于斯。

直到白敦仁去世后,成都大学中文系教授许世荣(已故)编撰《白敦仁年谱》,整理白敦仁日记,钱白二人的这一段交往历史才被翻开。

白敦仁和钱锺书通信复印件

五、一次期待30年的见面

白与群是成都有名的牙科医生,退休后开了一家牙科诊所。父亲白敦仁的日记,被他放在了诊所。据他讲,他和他的几个姐姐,虽然从小受父亲白敦仁的濡染,但成年后没有一个从事文学和艺术工作。“和钱锺书先生的通信,具体写了什么内容,我们也并没有认真看。”因此,除了目前公开的三通手札内容外,两人通信中的更详尽内容,只能有待将来公开之日才知道了。

回到成都后,白敦仁写了一首《北京访钱锺书先生》的七律,后收在《水明楼文集》里:

书史荒荒不自惩,千秋孰为别淄渑。旧传蛮布夸梅叟,新向龙门拜李膺。生白虚堂随燕喜,杀青无字不飞腾。卅年怀抱今朝尽,更喜先生未老曾。

揣诗意,白敦仁仰慕钱锺书、渴望一识钱锺书的想法,始于30年前,即1949年。其时,钱锺书的《谈艺录》刊布不久。白敦仁的仰慕,或因于他读了《谈艺录》的缘故?而这首诗,不知白敦仁是否寄给了钱锺书?钱锺书是否有唱和之作?《槐聚诗存》未见有录,因此,这首诗应是白敦仁对这两场晤谈发之肺腑的私人记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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