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取缔娼妓行动

●北京市市长聂荣臻郑重地宣布：立即执行《关于北京封闭妓院的决议》！

●毛泽东听了报告后，满意地说：“这个决议很好！”

●“出发！”随着罗瑞卿的一声令下，各路大军飞奔各自的划分城区。

人代会通过封闭妓院决议

1949年11月21日，北京天安门西侧的中山公园中山堂内，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正在举行。

初冬的北京城，北风呼啸，寒气刺骨。但此时的中山公园五色土坛北的中山堂大会场里，却是一派热烈而温暖的气氛。

17时许，大会执行主席、北京市妇联筹委会主任张晓梅开始宣读《关于北京封闭妓院的决议》，主要内容如下：

查妓院乃旧统治者摧残妇女精神与肉体，是侮辱妇女人格的兽性的野蛮制度的残余，传染梅毒、淋病，极大危害国民身体健康。而妓院老板、领家和高利贷者是极端野蛮狠毒的封建余孽。兹特根据全市人民之意志，决定立即封闭一切妓院。集中所有妓院老板、领家、鸨儿等加以审查和处理，并集中妓女加以训练，改造其思想，医治其性病，有家可归者送其回家。有结婚对象者劝其结婚，无家可归，无偶可配者，组织学艺，从事生产，并没收妓院财产，作为救济妓女之用。

此系有关妇女解放，国民健康之重要措施，本市各界人民应一致协助政府执行之。

张晓梅同志那清亮的声音打破了会场的宁静，字字句句落地有声，叩击着每位代表的心扉。当她宣读完最后一句时，全场群情振奋，掌声雷动，一致举手通过。

这简短决议，字字句句组成排山倒海的巨大威力，迅猛地打碎了旧中国几千年来的娼妓制度，冲击着历史的沉渣污秽。

《决议》通过之后，北京市市长聂荣臻神彩奕奕地走到麦克风前，庄严地宣布：

立即执行《关于北京封闭妓院的决议》！

全场再次沸腾了。掌声、议论声和感动的泪水交织溶合在一起，“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毛泽东将任务交给罗瑞卿

11月21日，北京中山公园的会议只开了半小时就形成了决议。但在这之前，政府早就已经开展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准备工作。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到达北平。火车停在清华园站，他们随即改乘汽车前往颐和园。下午，毛泽东到达西苑机场检阅人民解放军后，乘车来到香山，住进双清别墅。

毛泽东在双清别墅的6个月中，指挥了渡江战役。会见了大量的民主人士，共商新中国的建国大计。酝酿了开国大典中的各项大事。同时，他也时时关心百姓的生活，他决定到人民群众中了解一些情况。

有天晚上，毛泽东带上秘书，乘一辆吉普车，进了北平城。在一个胡同口，车子被一群吵吵嚷嚷的人阻断了去路，原来是妓院的老鸨在打一个逃出来的小妓女。老鸨带着一帮打手对着小妓女一阵拳打脚踢。

毛泽东看到这一幕，愤怒地将拳头砸在车子的靠背上，让秘书赶快去阻止。

秘书拨开人群喝道：“不准你们毒打她！”

“你是哪路神仙？关你什么屁事？她是我的丫头，我打她你管得着吗？”老鸨凶狠地说。

秘书不吃老鸨这一套，挥手抓住老鸨的手说：“我就要管，我们决不允许自己的兄弟姐妹遭受这样的折磨。你必须马上送她上医院看病。”

当老鸨看清眼前是一个持枪的解放军战士时，才收敛了嚣张气焰，拉着小妓女走了。

毛泽东暗访北平，就看到了这揪心的一幕，心中很是气愤。

此后不久，刚出任北平市委书记的彭真来见毛泽东，也谈到发生在妓院的事。

有一天深夜，彭真率领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到前门外“八大胡同”、南城一带的妓院了解情况。一个15岁的小妓女痛哭流涕地向他们讲诉了自己是怎么被拐卖到妓院，又怎样被老板盘剥的情况。

妓女说：“我受苦受累一天只能得到4个窝窝头。”

彭真说完这件事，气愤地说：“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我们决不能坐视不管！”

毛泽东本来就为此事气愤，彭真讲了后，他更是义愤填膺，他决定让新成立的公安部火速处理这件事。

此时，新任命的公安部长罗瑞卿还在青岛。

原来，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罗瑞卿率部进入北平。按照中央军委的决定，部队稍事休整，准备向西北进军。

5月4日，正当部队欲起程时，罗瑞卿接到了毛泽东从香山发来的电报，电文是：

部队开动时，请你来一叙，部队工作找人代理。

很快，中央在部队任命了新的政委，罗瑞卿匆匆从青岛赶往北平。

罗瑞卿来到中南海，当时党中央和军委总部机关已从西柏坡迁进北平，周恩来的办公室在中南海，毛泽东还住在香山。

罗瑞卿推开周恩来的门进去时，周恩来便放下手中的毛笔，哈哈一笑，与罗瑞卿一起坐到旁边的沙发上，说：“叫你来，是有急事。马上要宣布新中国诞生，中央政府里面，有你的位置，是公安部长。”

罗瑞卿“呼”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对周恩来说：“我还是随四野南下，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吧。”

周恩来微笑着说：“那么，公安部长谁来当呢？”周恩来告诉罗瑞卿：“中央已经决定你担任公安部长一职了，并兼任北平市公安局局长，你要服从，只能干好，不能干坏。”

当晚，罗瑞卿来到双清别墅，毛泽东见罗瑞卿走进来，含笑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去打仗那行吗？”

罗瑞卿憨厚地笑笑，说：“主席，请放心，我一定完成新的任务，干好公安部长。”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北平原来是封建社会都城，有很多腐朽的东西，需要我们一点一点来清除，任务很重啊！”

罗瑞卿点头称是。

当谈到娼妓现象时，毛泽东坚决地说：“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

罗瑞卿回答：“是，主席，我马上考虑把北平的妓院全部关掉。”

罗瑞卿做事向来雷厉风行，封闭妓院的准备工作，很快就被提上了日程。

10月15日，根据市委和市政府指示，公安局、民政局、妇联等单位共同组成了“封闭妓院总指挥部”。由公安部部长兼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担任总指挥，民政局局长董汝勤、妇联筹委会副主任杨蕴玉、武创辰等担任副总指挥。

11月12日，身为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罗瑞卿，在北京市公安局召开了一个紧急集体办公会议。他在会上强调指出：

为了彻底消灭城市的封建势力，解放妇女，我们对妓院必须坚决封闭取缔，并依法惩办那些罪大恶极或有较多血债的妓院老板。

同时，罗瑞卿还指出：封闭妓院一定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听取人民代表的意见，待作出决议后，再具体行动。

按照罗瑞卿的意见，在这次办公会议上，市公安局领导同志们又起草了在北京立即封闭妓院的议案，报北京市委、市政府批准后，立即报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决议。

21日下午，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市委书记、市长聂荣臻立即将此消息报告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听了报告后，满意地说：“这个决议很好！”

至此，一场清除千年污垢的战斗正式打响。

公安部展开紧急抓捕

11月21日10时，北京市公安总局下达紧急命令。一道电波，载着十万火急的紧急命令，飞向各个分局和公安总队。一件件紧急电传，飞快地传到各个派出所。

“今晚有重大任务，全体干部民警一律停休，就地待命！”

就像打仗一样，从指挥部到各个前沿阵地一时笼罩着神秘的、紧张的战斗气氛。

身着墨绿色棉制服的干部民警，立即取消了一切个人活动，备好武器，荷枪实弹地站在院子里的美式吉普、摩托车、卡车周围，精神抖擞地等待出发的命令。

地处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市公安总局办公室，一位领导干部带着紧张、严肃的神情，沉着地拿起电话听筒，同各有关分局长通了电话。

“外一分局李局长吗？”

“是。”

“你们那里准备得怎样？”

“一切都准备好了！”

“外二分局吗？”

……

电话里传来了简要、清晰、明确的回答。

这个掌握全市治安情况的办公室飘溢着浓厚的战斗气息。

17时30分，北京市市长聂荣臻在麦克风前宣布，立即执行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封闭妓院的决议。通过电话，这一决定迅速传到早已待命的市公安总局办公室。指挥部办公室接过电话，立即发布了第一号命令。命令说：

为统一行动，决定今天18时以分局指挥部为单位，用召集开会方式，集中老板、领家。20时开始集中妓女。对茶房、跟妈当晚集中管制。

罗瑞卿以总指挥的名义通知了内城、外城、郊区的20个分局和公安总队及有关部门：

十万火急，全体行动，执行紧急任务。

公安总队马上抽调了5个连的兵力，公安总局、民政局、卫生局和市妇联等单位迅速抽调出了2400余名干部和民警。

按照妓院的分布情况，行动指挥部下设5个分指挥部，分别设在封闭妓院任务较繁重的外城5个分局，每分局有1名分局长担任分指挥。

行动指挥部根据各地区妓院的多少，组成27个行动小组，每组3人，共81人。每组尽量配备1名作风泼辣、工作能力较强的女干部，指定1名具有较高政策水平的股长级以上干部担任组长。每组要求封闭5至10家妓院。37辆大卡车和几十辆小车也全部调齐。各路人马从四面八方准时到达了天安门前的红墙内，禁娼封院大军，一字排开，他们群情激昂地听着总指挥下达命令。

此次行动指挥部设在公安部办公楼内一间普通办公室中，3部电话机在同时工作。他们不断地向各分指挥部传达着号令，询问着情况，宽大的办公桌上，平铺着一张全市大小妓院的分布详图。

在行动前夕，行动指挥部对执法人员制定了严厉的纪律。诸如：不得与妓女调笑、受妓女勾引。不得讽刺，看不起妓女。不得接受贿赂或款待。不得私自拿取妓院财物或假公济私等等。

另外，罗瑞卿还向行动小组成员的同志们特别指出，在他们同妓女和其他物品接触中一定要注意卫生，以免感染疾病。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时钟慢慢指向了20时。

“出发！”随着罗瑞卿的一声令下，各路大军飞奔各自的划分城区。

前门外大栅栏地区的八大胡同，是有名的红灯区，而且以一、二等妓院居多。

所谓八大胡同，指的是王广福斜街、陕西巷、皮条营、韩家潭、胭脂胡同、石头胡同、百顺胡同、纱帽胡同。这里与繁华的商业街恰恰相反，白天冷落清静，一到夜晚，便灯红酒绿，热闹异常。因此，这里理所当然地成了封闭妓院的重点地区。

罗瑞卿是用打仗的办法来部署行动的。

行动开始后，先是各行动小组在妓院的附近和胡同口布上内外双层的“包围圈”，由便衣和武装民警实施戒严。头戴钢盔、身穿绿色棉制服、口戴雪白大口罩的战士荷枪实弹，把各胡同口封锁得严严实实。

胡同里还设有民警巡逻，严禁其他人员走动，防止坏人破坏。各妓院的大门口也都已布满了身背步枪的士兵，妓院的房上、院内都由便衣警察和战士警戒着。

行动开始不久，北京地区凡有妓院的地方都被禁娼封院的部队严密地封锁了，八大胡同一片混乱，华清馆惊慌失措，翠鸣阁手忙脚乱，云香阁人声嘈杂，春艳院惊恐万状，凤鸣院又哭又喊，潇湘院、双凤院、美凤院、乐培园、群芳班、泉香班等更是感觉末日临头。

在潇湘院内，一个茶房提着大茶壶，坐在门口，扯着嗓子大喊：“查窑子来了，有客没客都站在自己的门口等候检查！”

浓妆艳抹的妓女站在自己的房间门口，等候检查。

“什么查窑子！我们是来执行封闭妓院任务的。”一位行动组长说。

随后，干部们按照事先的分工，进入指定的妓院，把嫖客和妓女集中在院子里或大屋子里，宣布立即封闭妓院的命令。

之后，干部们清点妓院里的人数，一一登记在册，对于在场的嫖客，经过检查身份和登记，教育后当场释放，妓女则留下来进行教育。

由于整个行动非常突然，行动组人员出现在妓院里的时候，妓女、跟妈、茶房顿时乱作一团。有的狂呼乱叫，有的人衣衫不整地跑出来胡闹，有的人赖在床上不起来。直到行动组下了威严的命令，并告知谁也跑不出去时，他们这才逐渐地安静下来。

干部们向妓女们宣传和解释封闭妓院的政策，讲明封闭妓院、解放妇女的道理。并告诉她们，对她们是以教育改造为主，并由人民政府提供生活出路。她们身边的一切私人物品均归自己所有，政府分文不要。

行动开始后，除了一等妓院的妓女习惯了寄生淫荡生活且抵触情绪较大外，其她妓女们一听政府并不是将她们扫地出门，而是充分考虑了她们的今后生路，情绪便很快稳定下来了。

行动组监督账房清点完妓院财产，并登记造册后，即以一纸“北京市人民政府十一月封”的封条，贴在每个房间的门窗上。

至22日晨5时，全市妓院的封闭行动干净利落地完成了。

几小时后，一辆辆满载妓女的汽车，从前门外、宣武门外、崇文门外、西郊白房子和东郊开到了韩家潭和百顺胡同的8个妇女生产教养所。

妓女们消毒后被分别安排在院子较大，房屋较多的地方进行学习改造。

一夜之间，全北京市封闭妓院224家，收容妓女1286人，绵延上千年的毒瘤终于被新中国一刀割除了。

1949年11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大报纸纷纷报道封闭技院的消息。《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北京市封闭妓院的决议，报道了封闭技院的经过，并发表了《解放妓女》的短评。文章说：

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于21日通过了封闭妓院的决议，并即由市人民政府下令开始执行。这是废除反动黑暗的娼妓制度、解放妇女的一项重要措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而妓院则是束缚、压榨与蹂躏妇女的最落后、最野蛮的制度的体现，依据共同纲领所规定的原则，是必须坚决加以废除的。

过去，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与剥削，有许多妇女受着严重的生活驱迫或被恶棍流氓分子所拐骗与陷害而沦为娼妓，她们饱受妓院老板、领家和高利贷者的百般压迫，过着非人的生活。由于娼妓的存在，又使性病流行，毒害国民健康。因此，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对于妓女本身和对于全社会，都有莫大的利益。

妓院的老板、鸨儿、领家们过去的罪恶是应该被清算的。他们当中，有著名的恶霸，有拐卖人口或逼良为娼的凶犯，有曾经犯了杀害人命的大罪的，这些都是人民政府的法律所不能容许的。对于罪恶重大的分子，政府应接受妓女的控告，依法惩处。对于情节较轻愿意悔改的分子，则应允许他们坦自认罪，给以自新之路。所有妓院的老板、鸨儿、领家们依靠买卖与剥削妓女而积累起来的妓院财产，应予以没收。这些财产实际上完全是妓女出卖肉体与灵魂所换来的，应该用作妓女解放的经费。

北京市所有的妓女，现在是得到解放了！我们应该欢迎她们从此跳出火坑，从此摆脱非人的生活。现在市人民政府已经开始集中妓女，将首先医治她们的疾病，然后分别根据她们的

具体情况，有家可归的送她们回家，有对象的让她们结婚。无家可归或无结婚对象者帮助她们学习工艺，参加生产，使她们能够独立的生活，并且逐渐成家立业。

……

同日上午，罗瑞卿拿起电话，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了此次封闭妓院的行动战果。他说：

今晨5时止，北京市采取了行动，已将全市224家妓院全部封闭，新中国的首都，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北京市从此再也不会有蹂躏妇女、摧残妇女的野蛮的妓院了。

周恩来高兴地称赞罗瑞卿干得好。并告诉他，毛泽东很关心封闭妓院的事，他马上就向毛泽东汇报了封闭妓院的战果。

毛泽东听了汇报，非常关切地要求周恩来转告他的指示，要北京市政府做好这些妓女的善后工作，使她们自食其力。

组建改造妓女领导班子

1949年11月23日，北京封闭妓院后的第二天。

在八大胡同之一的韩家潭，原一级妓院“春艳院”砖花雕饰的大门旁，挂出一块写有“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字样的木牌。白底黑字，被冰冷灰暗的旧墙衬着，透出几分清新和暖意，一名头戴钢盔的公安总队战士在旁边持枪肃立，担任警卫。

教养院的任务是改造妓女，早在教养院成立前，市政府就曾对怎样改造她们作了具体的研究。

叶剑英在会议中指示：先要把妓院情况调查清楚，然后再决定如何处理。

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市民政局、公安局、妇联等单位联合对市区的各大妓院进行了相对的调查，初步了解妓女的情况。

他们采取个别谈话与集体谈话相结合的方式来了解一些妓女的基本情况。

开始，这种谈话的方式对于妓女们来说，是非常不适应的。当调查人员找她们中的个别人谈话时，妓女们的心情非常复杂。她们既有恐惧，又有好奇、中间也伴随着不屑和疑惑。

工作组向她们再三申明，作调查的目的，只是要关心她们，帮助她们，是为了使她们脱离火坑。

这些妓女往往慑于老板的威吓，不敢向工作组说实话，更不敢轻易地讲出心里话来。

经过细致做工作，妓女们这才纷纷向工作组哭诉自己的悲惨身世和苦难遭遇。

一个叫兰英的山西姑娘说，她的父亲病亡后，她与母亲到了北平，想投靠嫁居京城的姐姐。但到北平后，守寡的姐姐因生活所迫，已经进入妓院从妓。

为了维持生计，她也被迫当了妓女。不久，母亲与姐姐相继辞世，她因欠了老板的债，只得继续留在妓院，忍受嫖客的折磨。

工作组经过逐一调查，不但基本弄清了全市200多家妓院的情况，而且基本掌握了每个妓女的具体情况。

公安局和民政局把调查结果上报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和公安部。

掌握妓女的相关情况后，改造妓女的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早在8月份，北平市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时，就有两位代表提出了改造妓女的提案。提案建议，设立妓女习艺所，收容妓女，并施之以教育，授以劳动技能，把她们改造、培养成为靠劳动生存的人。代表们当时就通过了这两个提案。

9月19日，《北平市处理妓女办法（草案）》出台。《办法（草案）》指出：

先集中力量处理明娼，暗娼另行处理之。对妓女采取统一集训，分别处理的方针。对妓院老板和领家，采取取缔政策。除命令停业外，对于罪恶昭彰、伤害人命者依法惩处。对其敲诈剥削非法致富的财产，予以没收。对“茶房”、“跟妈”、“伙计”则一律遣散。

《办法》中提到的“跟妈”，其实就是妓院里雇来侍候并监视妓女的妇女。“伙计”就是负责接待嫖客和充当老板的打手之类的人物。

《办法（草案）》一经颁发，各方面人士立即投入工作。民政局、公安局、卫生局、企业局、人民法院等单位共同组成了“处理妓女委员会”。

市公安局为了把封闭妓院的准备工作做好，又进一步深入调查摸底。

民政局又选好了集中妓女的场所。一些生活用具，像锅、碗、炉灶等大部筹备齐全。

市妇联负责对从各单位抽调的干部进行政策学习和培训，并请卫生局的大夫讲解防病知识。

企业局为收容后的妓女安排好了生产项目，如纺毛线、打毛衣、糊火柴盒等。

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细致地进行着……

11月16日，“封闭妓院总指挥部”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

会议讨论拟定了处理老板、领家和收容妓女的具体方案，并作了工作分工。

决定集中妓院老板、领家。收容妓女。警戒工作由公安局负责。

收容后对妓女的管教、生活供给等工作由民政局和妇联负责。

妓院的财产处理，由民政局和公安局负责。

治疗妓女的各种疾病，由卫生局负责。

会上，为教育改造妓女，决定成立全市“妇女生产教育院”。并确定教养院的领导人为妇联筹委会副主任杨蕴玉和她的助手张洁。

教养院下设8个所，分布于原来的14家妓院旧址。80多名女教养员分别来自北京的剧院、学校、机关、妇联、公安局等单位。这些干部都是临时从各个单位抽调出来的，他们中大多是20上下的年轻姑娘。

为了避免这部分教养员对改造妓女工作的不理解，领导同志除了对杨蕴玉和张洁两位领导人讲明了这项工作的真实情况，对其他几十名同志在到达目地的之前都没有告诉她们具体将做什么工作。

11月22日，几十名教养员先后来到了市妇联集中，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猜想着自己将会接受到什么任务，但谁也不清楚他们这些人的具体任务会是什么。

8时整，市妇联筹委会副主任杨蕴玉同志出现在会议的现场，她向大家挥了挥手让教养员们安静下来，然后才向大家讲述了即将承担的任务。

开始时，大家都鸦雀无声静静地听着，随即大家又都鼓掌欢呼。因为，《封闭妓院的决议》也表达了广大妇女和全国人民的心愿。

当天晚上，“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正式成立。每个教养员负责学员140多人，从此妓女们也开始走上了她们的教育改造之路。

对妓女们实行感化式教育

1949年11月22日晨5时，一抹玫瑰色的霞光从地平线的尽头散射开来，暗蓝色的天空已经发白。八大胡同里变得安静了，对于忙碌了一夜的行动组干部们，这个时间的确很舒心，也很累。

从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封闭妓院决议》的时间算起，到22日晨，封闭妓院的全部过程只用了12个小时。

但是，这不是一般的12小时，这是一件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12小时。这一夜，北京市腐朽的娼妓制度被打碎了，备受摧残和蹂躏的妇女姐妹彻底翻身解放了。

从这一天起，北京市成为世界上没有妓院的文明城市，妓女们的生活揭开了新的一页。

然而，封闭妓院，把妓女集中起来，这只是“消灭娼妓制度”工作的第一步。而要通过教育改造，使妓女们脱胎换骨，真正成为新人，则还有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

解放前，北平的娼妓分为明娼、暗娼和野妓3类。有营业执照的被称作“明娼”。

“明娼”分为四等。一等妓院被称为“一等清吟小班”。这里的妓女多有文化，且擅弹唱，接待的多是上层军政人员、名流士绅和富商巨子。二等妓院被称为“茶室”。接待的多为诸如地主、工商业者，中下级军官等社会中层人士。三等妓院被称为“下处”。大多接待小本经营者、店员、手艺人等。四等妓院被称为“窑子”。一般接待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

这四个等级的妓女中，最悲惨的是四等妓女，她们的年龄相对较大，长相也不好，因此身价最为低廉。

而野妓则是连“窑子”都不如的最下等妓女。她们有一间可以称得上是屋子的破棚子，掀开门帘就是炕，在这里卖身的妓女受地痞流氓的控制，被人蔑称“炕沿”。

不管是在哪个等级的妓院里，女孩子大多10岁左右被卖进去，与妓院的合同一签三五年不等，开始是干杂活，稍大一点开始“打茶围”，就是陪着喝酒、唱歌、跳舞，到了十三四岁开始接客。

在解救的妓女当中有94个孩子，她们当中最大的13岁，最小的刚刚出生。其中有20个孩子是妓女所生，其余多是老板和领家花钱买的。

由于这些妓女们在妓院这个五毒俱全的黑色染缸里经过长期浸泡，不断遭受蹂躏欺凌，加上文化都很低，极容易上当受骗。

妓女们刚刚被收容进来的第一夜，都还比较规矩和安分。但当她们稀里糊涂的熬到天亮时，她们发现门口站着持枪站岗的战士，屋内顿时乱开了锅，她们大声地哭喊着：“不好了！我们被他们关起来了！”“天啦！这可怎么办哇！”……

解放以前，她们在北平也曾被集中过。那或者是为了把她们送进日本兵营，供侵略者发泄兽欲；或者是被国民党政府送去慰劳部队；或者是以检查性病为由，被当局敲诈一番。彼时彼刻的情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当时，她们吵、哭、喊、闹，是因为她们曾听老板、领家说，共产党共产共妻，共产党恨妓女，要拉她们去堵枪眼、配煤黑子等等。现在等待着她们的，又是什么命运呢？

这是8个教养院的学员普遍思想状况。还有以裸露的乳房为旗帜，率队向警卫森严的大门发起集体突击的。有的在某种求生本能的驱使下，有组织有掩护地在室内凿砖掘洞，企图逃跑的。也有的手举着上吊绳，悲痛欲绝地满屋转悠寻找最后归宿的……凡此种种，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