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暹罗

1900年5月的一个夜晚，暹罗（今泰国）华富里首府一座中式宅院里显得格外忙碌，一位中年男人在宽敞的院子里来回踱着步，看着正房里的几个女人，进进出出不停地忙碌，看上去既紧张又兴奋，他是侨居在这里多年的华侨商人许锡昌，正房里住的是吴阿棉，是他在暹罗娶的妻子。此时他正在焦急地等待孩子的出生。经过了漫长的等待，伴随着一声初生婴儿的啼哭，许锡昌终于如释重负，他快步走进正房，接生妇人把刚刚包好的婴儿递给他，“恭喜恭喜，先生喜添贵子”，襁褓中的孩子睁着眼睛观察着周围陌生的世界。

听说许锡昌的孩子出生了，华富里的澄海同乡纷纷登门道贺，一位同族老者问：“孩子名字取好了吗？”“一时还未来得及，正好您见多识广，孩子的名字就拜托了。”老者沉思了片刻道：“我看就叫许金海吧，金代表富贵，海有两层含义，一是我们都是来自于澄海，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家乡。第二层则是我们漂洋过海，来到暹罗。”

许包野的出生地华富里虽然不如曼谷、清迈那样繁华，但在历史上也曾作过暹罗的第二首都。和暹罗其他城市一样，聚集着很多澄海籍的潮汕人，澄海是中国有名的侨乡，历朝历代均有为数不少的澄海人到海外落脚谋生，澄海籍华侨多侨居东南亚，尤其以暹罗为主。

许锡昌从小走南闯北。离家乡不远的樟林港，是他常年进出的地方，听老辈人讲，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郑克塽降清，清廷完成统一后，开始逐步放开海禁。到康熙末年，进一步允许并鼓励东南沿海与暹罗进行大米贸易，准许商人领照到暹罗采购大米，并制定种种优惠税收政策，鼓励中泰之间的大米贸易。樟林港很快从一海边渔港变身为一大贸易商港。正因如此，潮汕地区的居民纷纷漂洋过海移居暹罗，形成了潮人移泰的高潮。潮汕的渔夫和农民迫于生计，集资造船，漂洋过海讨生活，第一艘红头船就从樟林港驶出，驶向太平洋的彼岸。据史料记载，清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代皇帝近百年间，从樟林港乘红头船漂泊到暹罗等国的潮汕人就有150万人之多。这些人没有知识、没有文化，被卖“猪仔”，做苦力，有些客死他乡，有些葬身海底，命运是很悲惨的。

当时潮州人到暹罗，一般先在商店当店员，在码头当挑夫，在工厂当工人，或在农村务农，以出卖劳力为主。在稍有积蓄后，就开始经营小生意，做小商贩，或办家庭作坊，开办小手工业。这样缓慢积累资本，逐渐扩大业务。许锡昌少年即离开家乡到暹罗谋生，跟随同乡用心经营，服务侨胞，再加上他又能克勤克俭、精打细算，经过多年的打拼，也挣下了一份不菲的家业。当时暹罗和中国最大的贸易就是大米，和众多的潮汕人一样，许锡昌从事的也是粮食生意。

历史上潮汕海外大规模移民有几次高潮。明代林道乾聚众起事，反抗明朝的统治，拥有武装在海上活动三十多年，最后率部众二千多人到达暹罗南部定居。暹罗北大年国王将女儿嫁给他，并划去所属之地若干，给林道乾半众居之。林道乾在当地建立了功绩，当地人民将北大年港改为“道乾港”来纪念他。这是潮汕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群体迁移暹罗的记录。

1766年，缅甸军队围攻暹罗首都阿瑜陀，城内华人居民奋勇抗敌，保卫城池，扮演了英雄的角色。嗣后，中泰混血儿郑昭带领500名部下突围而去，率军收复阿瑜陀城，建立吞武里王朝。郑昭的父亲是潮州人郑镛，原籍广东澄海，移民暹罗后发迹；母亲是泰妇。郑昭在执政期间，大力鼓励潮州人进入暹罗。他们有的从商，有的从事垦殖，如种植甘蔗与胡椒以供出口。

至今，在潮汕流传着一个与郑昭有关的故事。相传郑昭建国称王的时候，家乡专门派人前往暹罗相贺。乡人临走时，郑昭赠送了18缸礼物，叮嘱乡人好生保管，回去后分赠父老乡亲。众人回到船上，急欲知道郑王所赠的是何物，便打开缸子，只见缸中装的是咸菜，一连打开17缸，缸缸如此。众人一气之下把这些陶缸扔到了海里，只带回一缸。回到家乡，大家都来看郑王的礼物，把缸中之物倒出，只见上面是一层咸菜，下面全是闪闪发亮的金银珠宝。原来郑昭怕乡人路上遇到海盗，便在缸口盖上咸菜以掩人耳目。乡人见状，懊悔不迭。

经济的蓬勃发展加速了华人移民的步伐。19世纪上半叶时，华商季节性地涌入暹罗，绝大部分华人来自广东与福建。在20世纪初，潮州人占绝对优势，占40％，潮州人之所以占尽优势，除了郑昭王的厚爱及连锁性的移民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曼谷与华南间的轮船通航要以汕头为最早，大批潮州人从这里下船到暹罗去。同时暹罗因回报华人领袖对该国的历史性贡献，曾限制本国人与印度人、马来人、西方人等通婚，但给华人与泰人通婚的特权。

许锡昌从小嗜好读书，经常在灯下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西游记》等书。许包野的出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众多的欢乐，父亲忙完生意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抱着他在院子里散步，给他讲这些古典名著的故事，使许包野幼小的心灵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许包野的成长道路上，母亲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许包野的母亲是暹罗人，是一个慈爱又善良的女子，对孩子的教育是用心良苦、呵护有加，经常带着幼小的孩子去探访几百年前留下的高棉古迹，讲述当地古老的传说和故事。

转眼间许包野已经七岁了，许锡昌也多年未回故乡，当初背井离乡到南洋闯荡天下，怀里揣着一包用红纸裹着的家乡泥土，表示游子不管离家多远，也要不忘故土。为了让儿子接受中国传统教育，他决定把孩子送回家乡。

眼看着离别的日子越来越近，母亲默默地收拾着许包野的行装，不时留下惜别的泪水。临走的那一天，因为不忍看见儿子的远行，吴阿棉没有去码头送行，只是在心里默默祝福儿子一切顺利。

七岁回国

经过多日的海上奔波，七岁的许包野回到了故乡澄海。故乡对他来说是陌生的，父亲许锡昌还要照顾生意，拜访完多年未见的亲朋好友就返回了暹罗，把他交给许包野的嫡娘照顾。不久，许包野就进入了同族叔父开办的私塾学习。过去的私塾主要是族人开设的，只要是族人或者乡亲，交几个铜板就可以过来读书。正如《红楼梦》第九回写道：“原来这贾家之义学，离此也不甚远，不过一里之遥，原系始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贫穷不能请师者，即入此中肄业。凡族中有官爵之人，皆供给银两，按俸之多寡帮助，为学中之费。特共举年高有德之人为塾掌，专为训课子弟。”

凡同族子弟，沾亲带故，无论贫富贵贱，也无论谦恭顽劣，都可以来义学上课。学校是始祖所立，又由族中有钱人家供养，家族未来的荣辱皆从此出。

私塾里最初教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这些最基本的经典读物，以后随着年级的提高，增加了《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礼记》《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资治通鉴》《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严格的私塾教育使许包野在开蒙之初，便将根深深扎在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充分汲取其中的精华。朗朗读书声曾成就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许包野在启蒙时期所受的教育犹如文化母乳，融化在血脉里，滋养其一生。

正如鲁迅与丰子恺的私塾白描——

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有一段描写：“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

但在鲁迅看来，乱哄哄的环境、迂腐的朗诵内容，构成了三味书屋枯燥的生活，这与代表自由快乐的百草园作对比，表现了鲁迅对束缚儿童身心发展的私塾教育的不满。这在当时有一定代表性。

丰子恺在他的《私塾生活》一文中这样写道：“私塾里读的书只有一种，是语文……书名叫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种书现在的青年人、壮年人，也不容易懂得，何况小朋友。……然而那时的小朋友苦得很，非得硬记、硬读、硬背不可。因为背不出先生要用‘戒尺’打手心，或者打后脑。”

中国的旧式教育，要求的是学子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内容是一成不变的，读书的方法也是简单乏味的。读书是枯燥的，求知是艰苦的。许多孩子都把读书视为畏途，但许包野从没有把读书当作一件苦差事，他自小就对读书怀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对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化尤其地喜爱，在同族子弟中显得更为突出，深得教书先生的偏爱。他经常在上学的路上边走边背，往往是还未到学堂，前一天布置的课文已背得滚瓜烂熟。

而私塾里的先生平时总是夹着一柄一尺多长的戒尺，说起话来摇头晃脑，张口就是“子曰”“诗云”“之乎者也”之类，对于正处于最为淘气年纪的一群孩子来说，不可避免对他有所抵触。有些学生自然也会想出各种整人的恶作剧，做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比如，捉弄先生，把先生的东西藏起来，或者偷偷溜出去玩等。一旦事情败露，家法伺候当然是少不了的。渐渐地，大家也被先生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所折服。不可否认，这位启蒙老师对于许包野及同族子弟日后人生的影响，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许包野虽身处不愁吃穿、生活富裕的大家庭中，但小小年纪的他还是过早地感到了压抑。家庭式的私塾教育平淡无趣，而枯燥的《四书》《五经》也难拴住少年灵动的心。在他的心里，高墙大院外的世界似乎更加精彩。新式的学校教育是一种集体生活，可以接触社会，这是家庭式私塾教育所无法比的。

许包野从小喜欢读古典书籍，涉猎较广，孔子、老子、墨子的著作，他都啃过，后来对古典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名著兴趣更浓，不断进行研究探索。他认为《西游记》是一部浅白易懂的很著名的奇书。后来他去国外留学，曾写信要妻子以《西游记》为教材学习读书。许包野起初是看小说，后来由小说到笔记，到文集，到诸子，到史部，他都一一涉猎。

作为一个11岁的孩子，许包野经常手不释卷地看小说，不管外面的世界多热闹，都不愿出去看，宁愿躲在家里看小说书。应该说小说给幼年的许包野开辟了另一个世界：非现实的，想象的世界，小说使他不满意于现实，对于神圣的传统理念发生了怀疑，开始逐步思考人生。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可以说是内忧外患，外有列强入侵，内有军阀割据，战火频频。一个朝代的强弩之末与天崩地解，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像飓风一般席卷了古老的中华帝国，几百年的闭关锁国与积贫积弱，使这个曾经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大清王朝一落千丈。国际上，中国强敌环伺，列强虎视眈眈，中英因鸦片发生了两次战争，铁桶般的国门被一次次地撕开了缺口。旧的创伤尚未愈合，新的灾难又接踵而来：中法之战、甲午之战等节节败退。

中国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特别是甲午战败令举国惶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教育对于建设强国的重要作用，力倡非变法不足以图强，改变旧式教育、发展新式教育、开办新式学堂的呼声日益高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皇帝谕各省府厅州县改书院、设学校。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颁布“兴学诏”，“着将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改办学堂正式起步。

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中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初等小学堂“以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令其发育为宗旨，以识字之民日多为成效”。高等小学堂“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为宗旨，以童年皆知做人之正理、皆有谋生之计虑为成效”。

1912年，教育部颁令废除“忠君”“尊教”的教育宗旨，提出“小学校教育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须之知识技能为宗旨”，“中学校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不同于传统旧式教育的近代教育就这样在不断演进中逐步转型，此时正是许包野从私塾即将进入小学的关键时期，新思潮、新文化使他的人生经历了一次重要的洗礼。

澄海的新式教育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迅速兴起发展的，自清光绪三十年（1904）起，当地的景韩书院、冠山书院、凤山书院等旧式书院等相继改办为小学堂，许多义塾和私塾也改为小学堂，各乡村先后办起了小学堂，至清宣统二年（1910），全县备案的高、初等小学堂有六十多所，未备案的有四十所。

1912年起，教育部相继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等一些教育法令。根据小学堂改称小学校的规定，景韩、凤山等小学堂于这一年7月改称为小学校；一些私塾也改为小学校。从1912-1918年，澄海县的小学校得到较大的发展，新办的小学校有34所。澄海小学堂（校）的数量在近代学制改革过程中得以迅猛增长，这其中除近代学制改革的大背景的影响外，也离不开该地区自身的条件。

一方面，潮汕地区历来为中国传统的宗族、士绅势力较为强大的地区，澄海县亦不例外。随着清政府学制改革的施行和地方官员的倡导，越来越多的开明士绅鼓吹新式教育，并身体力行，倡办新式学堂。

另一方面，澄海又是跟海外特别是南洋联系非常密切的典型侨乡。清代至民国初期，凭借境内的樟林港和汕头港两个重要移民口岸的便利，澄海人移民海外的历史较早且人数众多。海外侨胞较早接触西方文明，同时出于经商的需要，要求自己乃至族中子弟掌握算术、地理等知识，以便更好地从事商业活动。因此，许多华侨商人积极支持家乡兴办新式学堂、学校。

1911年，许包野进入了凤山小学读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他深刻感到与旧学相比，新学的最大特点是侧重自然科学和实行分科教学，它更加注重学生知识的积累和智力的训练。学校开设了国文、算术、历史、地理、体操等课程，聘请了来自广州的老师担任授课老师，每天六节功课，全部课程都由老师一人包办，同学们戏称他为“全能教师”。

一个教师要应付所有的学生和所有的课程，而且这种分科教学的新教育制度是刚刚引进来的舶来品，它的不尽如人意是不言而喻的。但老师仍然受到学生们的喜爱和欢迎，他博闻强记、诙谐幽默，为渴求新知识的学子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口。民主自由的政体，声光电化的神奇，流畅动听的外语，显示了一个新派教师的魅力。尤为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他对待学生的态度，完全没有科举时代那种师道尊严说一不二的派头，他品格敦厚，性情温和，跟学生以兄弟相称，与学生打成一片。只要一下课，他总是被学生团团围住。

现凤山小学地址

许包野从老师的言传身教中，感受到乐观的品质和精神的力量，对于一个颇有慧根和热爱思考的学生来说，这种领悟将使他终身受用不尽。老师的体操课，使他从此热爱上体育锻炼，因为他从小就有轻微的肠胃病，影响了消化，影响了休息，也影响了身体的健康状况，有一段时间身体羸弱不堪，母亲十分担心，通过锻炼，他的身体渐渐结实起来，因此，只有加强体育锻炼，才能发展自己的体力和智力，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人。还有一个，就是在地理课上，老师给他们讲解了地圆学说，使他打破了中国是中央天朝上国的迷障，懂得了天体运行的规律。山外有山、科学观念的确立，不但使他产生了探究学问的兴趣，而且使他观察世界的视野逐渐大起来，他开始感到家乡澄海的狭小，虽然学校的一桌一凳、小学堂的一草一木仍是那样的亲切，然而，他渴望走出去的心愿已是愈来愈强烈了。

在凤山小学读书时许包野和周英辉、陈荣基、杨劂中是同班同学，他虽然个子不高，但活泼好动，爱开玩笑，讲话幽默，思维敏捷，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1915年小学毕业时，他们刚满15岁，志同道合的四个小伙伴正式结为拜盟兄弟，排行依次是老大陈荣基（北湾人），老二许包野，老三周英辉，老四杨劂中（外埔人）。同年秋天，许包野考入澄海县立中学深造，四人在长期的学习和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以后的日子里彼此也保持着联系。

凤山小学旧址

中学生活

自清末废除科举、开办新式学堂之后，民国初澄海县开始兴办近代化的小学，毕业生人数日增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个难题，因为当时澄海没有独立的中学，而潮汕地区的中学也仅有金中、韩师等3所学校，不足以容纳要求升学的澄海近百所学校的高小毕业生。如果大多学生不能继续升学，会挫伤办学者和学生的热情，于是澄海要求兴办中学、培育人才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时任澄海县县长鲁国斌的支持下，由劝学所所长李世铎呈请广东省政府核准兴办新式中学，校址就设在澄城旧参将署（现澄海区大众影剧院），同时委任士绅林毓英等15人为筹备中学校的筹办员。原县长吴静庵极力支持建校的举措，亲自捐三百金。后来因建设经费没有着落，在各界人士共同商定下，将县同善祠产业中的部分田产变卖，并将得到的3万余元拨作建设学校的经费。

1915年9月学校落成，县长鲁国斌撰写《澄海中学落成记》。首任校长为李景濂。此后十年间逐步添建教学楼、礼堂、图书馆、宿舍、操场，成为澄海地区至今最著名的中学。

校舍建成以后，学校的常年经费仍然没有着落，而当时澄海县景韩书院的院产颇为饶裕。清末废科举、办学堂之后，景韩书院的产业悉数拨给景韩和凤山两所县立小学作为经费，于是各筹办员与两所小学的校长协商，经商议，两所小学的校长同意将原景韩书院产业中的数千亩田园的一部分交由澄海中学收管，以解决常年经费问题。同年，在校舍即将落成之时，县长鲁国斌委任李景濂为校长。李景濂为清末附贡生，曾任民国初年澄海县政府教育课长，同时，县长鲁同斌委任黄高翔为学监，林毓英为舍监兼会计，聘请杜国玮、林一鸣、蔡吟秋、李湘同、王逸垣、颜威亚、许乃秋、许梦松等为学校教职员。定期招考四年制新生100名，分为甲、乙两班，于1915年9月开学。课程按照教育部规定，开设修身、国文、外国语（以英语为主）、历史、地理、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国画、手工、歌乐、体操（分普通、兵式两种）十四科。县长鲁国斌将该校筹办至开学的经过呈请省宪立案，该校正式成立。

澄海中学校门（原县立澄海中学）

澄海中学创建之时，正是教育救国思潮高涨时期，近代中国危机四伏，面对列强对中国的宰割，不少有识之士痛定思痛，艰难地寻求着国家自强之路。从洋务派学习西学西艺、开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型人才的“自强”“求富”思想以至戊戌变法中维新派希望通过变科举、兴学校、派游学、开民智、育新人来达到自强救国的目的，一股借教育以自强救国的教育救国思潮应运而生。辛亥革命后，民族危机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教育救国仍被当时许多仁人志士视为救亡图存的途径，澄海中学的创建也深受这种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鲁国斌在《澄海中学落成记》中即说：

澄海中学校园（原县立澄海中学）

今澄海中学落成，期其肯堂肯构者，谁乎？我中国学校之兴，在甲午庚子战败而后吾知诸生肆业斯校者，必悠然思曰“强学即所以强国，”不敢以荒嬉自诿。

许包野是澄海中学的第一届学生，在这个风云变幻、新旧思想交织的年代，他受到了更多的新思想、新知识的熏陶，立下了爱国报国的心愿，为他今后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奉命成婚

旧时的潮汕，男女婚姻是包办的，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有时双方连面都没有见，往往到了洞房才认识，许包野的婚姻就是由父亲包办的。当时他17岁，恰逢他的嫡娘去世，父亲按照家乡“娶孝妇”的风俗，因为当时许包野的家庭比较富有，他父亲希望他能够留在家乡建立小家庭，于是为他物色了一位贤良而没有文化的农村姑娘为妻子，农村姑娘原名叶巧珍。婚后，许包野给她改名为叶雁蘋。

当地“娶孝妇”的习俗，是在逝者未出殡之前，提前把对象娶过来，但不能称为“新娘”，而称为“孝妇”。娶的时间必须在午时以后，由新郎到女方家里迎接。女方家人把嫁妆装进春，上面点上一盏灯，出门时新郎挑春在前。“孝妇”不能浓妆艳抹，只能穿便服紧跟后面。到了家门口必须举行两种仪式：首先是“探生”，即新娘到门时，不能立刻进入，先要在门外，探问死者是否“安康”，以示对死者的关切。这时，就由家里的一位亲人站在门内，代死者回答平安，“安慰”新娘。然后是“见莿”，即进门之后，不是进洞房，而要到大厅同死者“见面”，行孝妇礼。“见莿”后，方可按孝妇身份披麻戴孝，守灵祭奠。这种婚礼，最为尴尬。婚礼本来应是热热闹闹、欢声笑语，丧礼却是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因此，诸多来宾不知怎样应对这个场面。

这种婚姻是带有封建包办的性质，两人在文化、教育上的差距会造成交流上的障碍，这在以后的生活中逐步显现出来。后来许包野在国外留学的家书中对于婚姻问题的言辞极为激烈。当时正值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结束与民国的建立，政治制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社会经济相应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发生变异。以许包野为代表的留学生知识分子有西方社会生活体验，更加痛恨带有宗族主义色彩、为家庭和宗族传宗接代的需要而存在的传统婚姻制度。许包野到国外留学后，发现国外与当时的中国文化氛围完全不同，外国的年轻人大都是自由恋爱，彼此相处一段时间，觉得合适了才会谈婚论嫁，受到西方文化熏陶，他开始痛恨带有宗族主义色彩、为家庭和宗族传宗接代的需要而存在的传统婚姻制度，恰巧他的婚姻就是典型的传统婚姻，他在旅欧时的家书中多次表露出对自己婚姻的不满，痛恨自己的婚姻被包办，后悔自己当初太愚蠢、太无知，没有好好考虑终身大事，其中有一封信中写道：“我和雁蘋本是一个不美满的结婚，这种错误是谁之咎，我现在已无可怨尤，只可恨我当年自己太愚蠢，鄙陋，太任人摆布了，到了现在已经无可回首了。”他甚至曾经写信劝说妻子和他离婚，其中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和尔已相隔三万里，我的留学期不知再多若干年，实际上我们既不能成为夫妻，为什么必要死守着生寡呢，所以倒不如离婚的爽快。”但是在当时封建社会，他的这些言语是不被理解的，他的同族兄长说他是“染了欧西文化，心思如许特别新奇，离婚得根据很正当的理由，方和新潮，否则画虎不成了罢。”许包野的妻子看到这样的信很是伤心，也是不能理解他的想法，但是觉得他身边需要有个人来照顾，如果和她离婚了可以再找一个与他般配的，所以也给他回信：“我只望尔可以自由，免致日后被我所误。”

许包野的父亲还是遵循传统观念，觉得叶雁蘋在家遵守妇道，是个好儿媳，许包野竟然说出这种话，有可能在外面花花世界学坏了，给他回信痛骂了一通，不准他们离婚。许包野也渐渐地理解妻子的难处，便和妻子约定要经常写信，希望通过书信来增加他们的感情，他在信里对妻子说，“我们不愿意离婚，你要守着生寡，保持着名分上的夫妻，但守着这种名分上的夫妻是干燥和无味的，因为我们那种实际的夫妻既不能存在，所以不得不找出一个‘月月通信’的精神夫妻来代替，才觉得有味，尔试想，我若数月不通信给你，尔等着我的信，心里觉得如何？没有接到尔的心理也正和我没有接到尔的信的心理一样，所以尔没有写信给我的薄幸也正和我没有写信给尔的薄幸一样，所以无论如何，这月月通信的条件是我俩所应该必要的。”在劝说妻子离婚不成的情况下，许包野理解妻子的艰难，他没有休妻，而是希望妻子读书，多给他写信以交流思想感情。他把支持妻子读书作为改善夫妻关系、巩固夫妻关系的办法。他经常给妻子写信，写“小知识”给妻子，帮助她学习。一个博士与一个农妇，天南地北，而且思想文化的差异是天壤之别，这样怎能长久下去呢？妻子劝许包野再娶，以便身边有人照顾他，许包野更是体贴妻子，劝妻子再嫁。然而，他没有再娶，她也没有再嫁。“鸿雁相通，藻相依”，虽然他们向往美好的婚姻，双方都想弥补彼此之间的差距，但他们的婚姻却是一个悲剧。

许包野和妻子经常写信交流，告诉叶雁蘋他在国外的所见所闻，说在国外无论男孩女孩都会上学读书，国外是男女平等的，女人有自己的事业，希望她能够多读点书，并且希望父亲能够出钱让妻子去省城读书，他把支持妻子读书作为改善夫妻关系、巩固夫妻关系的办法。为了能让妻子上学读书，他曾多次写信给父亲，劝说父亲赞成让妻子去省城读书，“希望大人准许儿之请求，答应儿媳到省城读书，家务事可托妹妹或他人担任，至于儿媳读书的学费，大人若能担任，则固儿及儿媳之幸，若大人不能担任，则儿当自谋其他的方法。”但是在传统的潮汕社会，“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重男轻女等传统儒家思想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女孩是没有资格踏进书斋的，只有男孩才有资格接受教育，才配读圣贤书。他的父亲观念很传统，始终不同意出钱让叶雁蘋读书，许包野连续给父亲写了好几封信，多次恳求“儿自来有所请求于大人者，大人总是准许，唯此次为媳妇请求读书事，大人只是始终不许”。“我们潮汕有句俗语‘夫妻本是同林鸟’，现在便要拿这个‘鸟’字来说了，既要说夫妻是同林鸟，那么这两只鸟必定要双双会飞的，假如一只鸟会飞，另一只鸟不能飞，则能飞的必定受不能飞的所拖累，或者不能飞的必定受能飞的所抛弃，这当然是事理。所以雁蘋不读书，则必无知识，她无知识，则必为我所累。这时候，正如一只会飞的鸟背了一只不能飞的鸟在背上，尔想他怎么能飞的动呐？这岂不是很不幸的事吗？这就是我所以要雁蘋读书的一个原因”。“儿实为一生谋完全之幸福，实为家庭团圆美满”。可父亲始终不答应，最后没有办法，许包野从族兄处借钱让妻子读书，可是此举激怒了父亲，父亲气得暴跳如雷，讥其为“无脸”“可耻”。“女子无才便是德”、重男轻女的意识在潮汕、在东南亚华侨中普遍存在。父亲给许包野回信，大加怒责，“并言荣基帮助，以此载德，如此，尔说父亲有何面目可对人谈论乎？”父亲去世后，许包野一直坚持让她妻子读书，在后来给她的信中曾写道：“我在两月前，已有接续运动尔求学的计划，但有种种原因，阻我还未进行，这次英辉来信，正合我心，但照现在的情势看起来，观荣兄来信所说的话，我即刻修书嘱辉弟，代丽仙返校，并嘱丽仙与辉弟磋商升学一事，学费一事，我当担，秋季能入学更好。”

父亲的观念与许包野已接受的男女平等思想，特别是西方尊重妇女、妇女优先的观念相违背，父子的家书中表现出剧烈的新与旧、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和碰撞。

许包野不仅支持妻子读书，还经常通过书信教导妻子，其中的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我这封信给你接到的时候，或者你已经入校，所以我对尔求学的计划，现在不必谈了，但还有几件重要的事要在信里说，（一）尔求学的学费大部分还赖着我的留学津贴，我的留学津贴费少，不知后来又如何进行，我记得还有两三次写信问细叔，但不知为何先生没有一点复音，本来照细叔的意思，在他当时给我的信中，并不知道在我的家庭中并不是有钱的，我们的读书，是我们的爹用尽全力应付的，他这也各人有各人的意见，我也不配说这些是非，但现在阿爹死了，尔又要读书，所以我要请尔注意，尔可向族人领取，领取不出，可写信来知，我当自寻方法对付。（二）适欧小儿，我说以为照英辉的计划，送进幼稚园为佳，因为幼稚园无论怎么样不善，总是比旧家庭开通些。（三）家庭一切应酬事，一概谢绝，因为至亲的亲友用不着应酬，而自然亲密。普通亲友，虽讲究应酬，也是无益，现在的世界，张开眼四周就充满了势利，虽家庭骨肉，尚且如此，何况其他，所以我们现在只管顾自己好了。（四）祖宗祭祀，也都废弃，注意我说这些，并不是因为我认为祖宗的祭祀费事，不过是儒家的一种宗教作用，没有什么实际，所以我就主张废弃，这些话说来也长，恕我不说，但我应该说明，我并不是“食教”而且反对“食教”。（五）若有机会，拍了一张影像寄来，以解相思。（六）谈读书之法，只求自己，但最好尤须有人指导，譬如走路，假若你只身去汕头，有人给尔指导，从某处到某处，那走路的功夫还是尔自己去奋斗的。读书也是这样的，譬如当今中国的书很多，要叫尔先看哪一部呐？我想尔自己定不知道。这时候尔去问了一位老先生，他必叫尔去读三字经，或是那“学而时习之”的《论语》，都是哲学的书，尔就上了他们的当，就是盲人骑瞎马了，因为这两本书，尤其是论语，都是哲学的书，尔读了不但觉得无味，而且也难得益，不要说尔，就是那些老先生们，对于论语一书，也觉得莫名其妙。我相信只有我才能做尔的引导，我现在要叫尔先看一部书，这部书是《西游记》，我为什么要叫你先看这部《西游记》？这是因为他谈自由而容易看，并且也是一部很著名的奇书，尔看了不但觉得有兴味，而且也易得益。我尤记得我当时在家的时候，尔看了一回或数回，便班门弄斧的走来我面前说，读给我听，我当时倒没有注意，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有趣，可惜尔现在不能在我面前说给我听了，这部《西游记》我一星期左右，或七八天就可以看完，我现在限尔二月看完，看了之后，通信来知，我当介绍第二部给尔观看，照这样计划做下去，我敢决定，尔将来一定有学识，好在尔还答应我每月通信，我们便将这些通信，作为讨论学问的利器也倒合宜。

许包野的妻子每次收到他的信都会很开心，反复地研读、琢磨，生怕漏了一点信息，她为有这样的丈夫而感到自豪。每次读完信后都会一一收藏起来，然后认认真真地给丈夫回信，告诉许包野家乡的变化及她读书的进展情况。许包野收到信后也会通读若干遍，看看妻子的学问进步情况，并且会用铅笔将妻子的错字改正过来，下次回信的时候告诉妻子，帮助她进步。

在回信的时候还会经常给她讲点小知识，许包野给妻子的其中一封信中是这样写的：

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天下事总是积小成多的，求学之道，也是这样。我现在要介绍一些知识给尔，但这种知识是最普通的最平常的，是人人所应该知道的，我想尔也或已知道，但我又要和尔介绍出来，我想这种常识，简直当不起知识的尊号，所以我就叫它作小知识。但“大”是由“小”积成的，所以只要我们常常保有这个小知识，将来积多起来，或许也会成为大知识。今天我们讲“我”“尔”“他”这三个人称的代名词，在我们中国的用法，古今来有许多不同的地方，现在分别来说。

（一）古昔的用法，除我、尔、他这三个字外，还有许多字可以通用，如

（1）我——吾、予、余、僕、朕

（2）尔——汝、女、子、而、若、君

（3）他——其、之、渠、彼

现在举几个例子吧，

（1）我有圣人之道（庄子）；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皆亡”（孟子），“予及女皆亡”即是“我和尔一起死”的意思；“僕今者，兵衰力弱”（桂王致吴三桂书），“僕今者”即“我现在”之意；“朕躬有罪”（书经），朕即是我，躬即是身，所以，“朕躬有罪”，即是“我身有罪”的意思。

（2）“子非其人也”（庄子），即是“尔不是这种人”之意；“今我则已有谓矣，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庄子），其意即是“我现在正经说话了，但尔不知道我所说的话，是果真我所说的话呐还是我没有说的话”。

（3）“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即是“听他的话，看他的行为”的意思，“彼亦人也，我亦人也”即是“他也是人，我也是人”的意思。

（二）现今的用法

现在的用法，除我尔他之外，其余的字都不用了，但是“他”字之外还生出两个字，这是应该注意的，解释为下：

（1）我

（2）尔（或是你）

（3）他——指男性；她——指女性，有时也作“伊”；它——指其他一切，中性。

现在试举几个例子

（1）“我现在叫尔先看一部西游记，因为它是一部有名的奇书。”在这个例子中应该注意的是这个“它”字，“它”代表西游记。

（2）“呵！丽仙变了，她为什么能说出这些话呐？”这个“她”字是代表“丽仙”，因为丽仙是个女子，若是说：“呵，鸿藻变了”那就应该用为“他为什么能说出这些话呐？”

（3）“我的母亲，她现在在世；我的父亲，他已死去了；我的兄弟，他们现在也无读书！”或者：“我母亲，伊现在在世”，现在将现今的用法，试做一表，使尔易于明白：

（1）我——我和尔就是我们（多数的）。

（2）尔（或你）——尔和他是尔们，他和他是他们。

（3）他——例如鸿藻，他在德国。

她——例雁蘋，她在中国。

它——西游记，它是一部有名的奇书。

这大概可以明白了，现在来说点别的……

1919年，许包野恰好19岁，中学即将毕业。当代中国的集体意识是在这一年觉醒的；许包野的个人意识也是在这一年觉醒的。中学毕业后他萌生了远走高飞的想法，走出澄海这个对他来说相对狭小的世界，渴望走向广阔的世界，主动提出远赴法国。

1919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近郊的凡尔赛宫召开了战后和平会议。会上，中国代表最初提出的取消列强某些特权的七项希望条件及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均被无理否决，最后和会竟将原德国在山东攫取的一切权益转由日本接管。

消息传入国内，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5月4日下午，北大等十几所学校三千余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誓死力争”“还我青岛”等口号。游行队伍到东交民巷使馆区请愿未果，就前往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是北洋政府与日本具体交涉的亲日派官僚。当时，曹已吓得躲了起来，愤怒的学生就将在曹宅的章宗祥痛打一顿，并放火焚烧了曹宅。引起了军警的镇压。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人们群起响应，正义凛然、不畏强暴的爱国斗争从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据统计，全国有二十多个省区，一百多个大中城市卷入到这场如火如荼的洪流之中。

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澄海后，澄海中学于5月成立了学生会，领导学生抵制日货，反对卖国条约，宣传新文化。许包野加入了学生会，积极参与其中的活动，和同学们一起宣传发动广大民众，提高广大民众的爱国意识，参加集会游行，查封日货，在运动中进一步锻炼、熏陶了自己。

5月6日，汕头《公言日报》发行“五四”号外，消息传开，群情激昂，澄海、汕头等地的青年学生纷纷集会游行，向群众进行爱国宣传，搜查和焚毁日货。5月14日，澄海中学学生李衡带领学生代表赴汕头，参加“岭东学生联合总会”成立大会，并参加了会后的示威游行、搜查和焚毁日货、捣毁汕头警察局等一系列行动。5月下旬，渣海中学在潮州旅省学生杨悼汉等人的帮助下，成立了学生会，李衡任主席。接着，澄海中学发起在县学宫（现澄海中学校址）召开的由全县中小学教师、学生和各阶层民众参加的反对签订巴黎和约的会议，通电全国反对不平等条约。会后还组织示威游行，四处张贴标语，随后分头在学宫内的明伦堂和同善祠等处集会宣传。

为更广泛地动员全县人民投入斗争，澄海中学学生会发动全校一百多名学生（澄海中学当时只有4个班级，全校学生只此人数）停课，成立9支宣传队伍，分赴全县9个区的各个乡村、学校，开展抵制日货宣传活动。

6月初，澄海县学生联合会以澄海中学、县立女校的学生会为主体成立纠察团，积极开展查缉日货活动。同年11月在澄海查获了培成、公益、振德、同泰、文昌、荣隆、大成等商号置办的大批日货，均予以没收，后全部在澄海中学校内焚毁。在纠察团的带动下，东里、苏南等地的师生也积极响应，在当地查获了一些商号的日本火酒、火柴等，全部予以焚毁。

这次抵制日货的行动一直延续至1920年，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在澄海是前所未有的。在这次运动中，澄海中学学生会自始至终起着主导作用，许包野在这场运动中经受了锻炼和洗礼。

五四运动也推动着新文化、新思想在澄海的传播。1920年，《新青年》《共产党宣言》《向导》《每周评论》《赤心周刊》等影响较大的革命报刊、书籍开始在澄海学生尤其是澄海中学学生和知识青年中流传，激发了一部分知识青年（包括澄海中学学生）远涉重洋，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9年上半年，许包野在澄海县立中学毕业，时值五四运动兴起之际，新文化、新思潮冲击着不甘寂寞的许包野，他怀着满腔热情，探索着人生的道路。刚好，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华法教育会出面招考赴法留学生200名，他毅然前去报考。当时，澄海、汕头等地都设有考场。先在澄海初试，入选后到汕头复试，许包野成绩优异，名列第三，被录取为公费留学生。同时被录取的还有陈国梁、林圣端、蓝铁夫等人，同批赴法留学的还有自费生郑肃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