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两晋诗坛

以典午南渡为界，晋室分为西晋与东晋，两晋诗坛上承建安、正始，下启南朝，前后相续150余年，由于两晋政治环境与文化背景的差异，其文学风貌亦颇有不同。西晋历武、惠、怀、愍四帝共50年，文学的繁荣是在武帝太康和惠帝元康时期，其中以太康文学为代表，作家则以“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最著名。另外，晋初的傅玄、张华，晋末刘琨、郭璞亦以文学知名，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曾说：“晋虽不文，人才实盛。”东晋诗坛上“理过其辞，淡乎寡味”（钟嵘《诗品》）的玄言诗盛行，晋末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风，是魏晋古朴诗风的集大成者。

一、西晋诗坛

西晋文学更加注重形式与技巧方面的研讨与创新，文学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拟古之风盛行。西晋时期的重要作家如傅玄、张华、陆机、陆云等都注重摹拟前人的作品，其中以陆机最为著名。拟古是文人创作追求技巧化的表现方式。二是追求辞藻的华丽与对仗的工整，以潘、陆二人最具有典型性。三是总体风格而言，繁缛成为其基本特点。繁缛本指繁密而华茂，后比喻文采过人，分而言之，繁指繁复详尽，不避繁琐；缛指色彩华丽。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曾言：“晋世群才，稍入轻绮。……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言与建安正始相比，西晋文学辞采藻饰的修养更高，但文学内容的劲健方面有所不足。

西晋一代追求形式技巧的繁缛文风，常为过去的文学史家诟病。客观而言，追求文学的技巧与形式美是整个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链环，但前后比较，会发现西晋文学的确缺乏一种力度和生气。这种文学风格与文学现象的形成与西晋士风有关。罗宗强先生曾以“士无特操”来概括这一时期士风的特点。西晋以强取豪夺的手段取得政权，“政无准的”，传统道德的崇高性在社会中处于缺失状态，于是影响了文士的人格建构与理想追求。西晋文士普遍缺乏一种崇高精神，他们常以自我得失为中心，热衷于功名利禄，缺乏高远的理想与境界，这使西晋文人作风浮华，思想平庸，耽于逸乐，肆于物欲。在这种情况下，其作品自然丧失了崇高的精神与激荡人心的风力，转而更加追求文学形式的绮丽与繁缛。西晋的主要作家有潘岳、陆机、左思、刘琨、郭璞等。

潘岳与陆机是西晋太康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也是西晋繁缛诗风的代表。潘岳（247—300），字安仁，荥阳中牟（今河南开封附近）人。弱冠之年走上仕途，先后任河阳令等官，最后官至给事黄门郎，其作品集即称《潘黄门集》。潘岳美貌，“貌比潘安”成为人们形容男子貌美的套语。

金人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中写道：“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即谈到了潘岳人品与文品的对立。作为一名文士，潘岳确实德行有亏。他谄事贾谧，趋炎附势，直接参与政治阴谋，为贾谧写诬构太子司马通之文，为了谋取个人的权位与前程，不顾传统道德与个人尊严，政治品格上缺乏节操。但他重视家庭生活与亲情，这些作品往往有真挚的情感，极富感染力，如《内顾诗》是任河阳令时思念妻子杨氏之作，诗中写其对久别妻子的日夕怀念，感情之专注，令人惊叹。而《悼亡诗》写其赴任前对亡妻的悼念怀想，正由于他的影响，“悼亡”成为后代诗人追念亡妻的专属题目。其诗由于铺叙过多，往往显得平缓而缺乏含蓄，有的还枯燥乏味。除诗之外，潘岳亦是西晋著名的辞赋作家。其赋今存20余篇，以《西征赋》、《闲居赋》、《怀旧赋》、《寡妇赋》为代表，诗文皆以写哀情见长。

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他出身于东吴世家大族，祖陆逊，父抗为吴大司马，弱冠而吴亡。陆机的家世出身对陆机个性及人生追求有很大影响，陆机的父祖为东吴名臣，他有一种强烈的家族自豪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光耀门楣，西晋作家中，他是功名欲念最为强烈的人物之一，缺乏政治上的道义与节操。入洛初曾为太傅杨骏的祭酒，贾谧当权后又依附贾谧，参与贾谧“二十四友”活动，赵王伦辅政时又为伦的参军。赵王伦败亡后他转投成都王颖，参与了成都王颖与河间王颙讨伐长沙王乂的争斗，战败被成都王所杀。

政治品格上的缺陷导致思想上的浅薄，陆机诗内容肤浅，感情浮泛，但在艺术上却体现了太康文学的特点。具体而言有以下几方面：第一，语言由朴素古直趋向华丽藻饰。比较《古诗·西北有高楼》与陆机的拟作便可以看到风格及遣词都有朴素与华丽之别。第二，描写由简单趋向繁富。以《猛虎行》为例，古辞只有“饥不从猛虎食，暮不从野雀栖。野雀安无巢，游子为谁骄”4句，而陆机拟作却扩为20句，委婉曲折，以繁复取胜。第三，句式也由单行转向对偶。如陆机的《赴洛中道》二首，除首尾外几乎都是工整的对仗句式了。

诗歌之外，陆机的文在文学史上更有特色，著名者有《辩亡论》、《叹逝文》、《哀武帝文》等。《文赋》是一篇文艺理论专论，对文学创作的过程作了细致深入的论析，在文学批评史上影响颇大。

左思、刘琨、郭璞都是西晋诗坛上成就突出的作家，左思发扬“建安风骨”的传统，作品内容充实，富于力度，刘琨在晋末动乱中抒英雄失路之悲，清刚悲壮，郭璞偃蹇傲世，开游仙诗之先河，三者皆为西晋文坛之英。

左思（250—305），字太冲，临淄（今山东临淄）人，出身寒族而有才华，“貌寝口讷”，性格内向，在注重门第阀阅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一生郁郁，其诗文充满了寒士不平的抗争以及对门阀制度的抨击与蔑视。左思诗今存14首，以《咏史》八首为代表，赋以《三都赋》为代表。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无遗力矣。”

《咏史》八首主题深刻，多写左思自己在门阀士族制度下所受到的压抑、抗争与不平，但这一主题却具有典型性，反映了整个寒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现实中壮志难酬的悲愤抗争和强烈的批判精神使作品在对抗与冲突中呈现出激情与力度，成为建安风骨嗣响。另外，以咏史的方式借古讽今，抒写怀抱，开创了咏史诗创作的新路子。左思的诗歌思致深刻，形象鲜明，有对句而不刻意工巧，运用典故恰当贴切，恰如钟嵘所评：“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诗品》）

《三都赋》是左思精心结撰的心血之作。据史书所载他创作此赋时“门庭藩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流之”（臧荣绪《晋书》卷十六），十年之后终于写成了这篇汉魏的第一长赋（全文长10013字）。赋成后初始并不为人所重，后左思请皇甫谧作序，刘逵、张载、卫权等人作注，张华赞其班、张之流，于是声名鹊起，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三都赋》的始被忽视终被推重的过程，表明汉魏以来人物品评之风在当时社会中的流行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