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素心皎皎】

聊将锦瑟记流年:黄仲则诗传 作者:安意如


【素心皎皎】

敌人是杀不尽的,新的对手总会出现,内忧外患此起彼伏,层出不穷,才是历史发展的真相,谁也无法改变这铁血的规律。

我不是不喜欢志气高昂的诗篇,只是更赞同从民众的角度去看待历史,所以更爱重陈琳、王翰等人所作的《饮马长城窟》——那些征伐、胜负,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最好没有关系。

中国古典诗词有一个相当典型的现象,就是不惮意境和主题的不断重复及加深,从诗词歌赋到戏曲小说,几乎没有绝对无迹可寻、从天而降的。如果恰好你是熟悉古典诗词的人,你会很自然地从一个典故,联想到它的历史背景,以此加深对诗意的理解,亦能从中看出作者的功力深浅。

谙熟经典、熟悉创作规律,是必要的,就像《红楼梦》里香菱学诗时,黛玉教她的那样。

黛玉道:“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的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

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本旧诗偷空儿看一两首,又有对的极工的,又有不对的;又听见说,‘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诗上,亦有顺的,亦有二四六上错了的,所以天天疑惑。如今听你一说,原来这些规矩竟是没事的,只要词句新奇为上。”黛玉道:“正是这个道理。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作‘不为辞害意’。”

香菱道:“我只爱陆放翁的‘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的真切有趣!”黛玉道:“断不可看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你只听我说: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次之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做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刘、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你又是这样一个极聪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工夫,不愁不是诗翁了!”

曹公借黛玉之口论道的,是延续至清代,作诗的基本法则。虽是闺阁女儿戏言,却也十分地切中要害了!书中,香菱潜心学诗,精于揣摩,时隔不久果有所成,虽然意境与黛玉、宝钗等人的诗作不可相提并论,但对初学者而言,已是难能可贵。可惜曹公安排她命途多舛——此时的悠闲,不过是日后更叫人生怜的插曲罢了!

除了谙熟格律技巧,掌握丰富的词汇积累,充满灵气地自由组合字句,对前人诗意的领会、提炼、再创作,也是中国古代诗人学习诗歌的重要技巧之一,由此产生了中国古典诗词中不得不说的一类——拟作。

对古诗、乐府、民歌的拟作,强势出现于陆机、谢灵运、鲍照、李白等人的诗作中,让人难以将其忽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诗歌就成为一种和过去的辉煌、沧桑不断重逢的过程。

拟作不能简单视为模仿和抄袭,它更应该被看作诗歌技巧的学习。前代成就需要重新理解和创造;尊重传统,才能创新。一个好的诗人、词人,总能用旧典翻出新意,将它娴熟地放置于自身造就的语言环境中,成为作品浑然天成的一部分——这种重生、延续,成为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传承的重要传统。

几乎没有一个优秀的诗人,不是通过这种严苛的训练脱颖而出,直至形成自我风格的。区别只在于,最终令人记取的诗人,他们的才气和识见最终会消弭掉学习、造作的痕迹,不会让人觉得生硬——仲则是这类“诗歌之子”的典型代表。

拟作古题乐府有几种情况:一是仍能保持原题寓意和艺术风格;二是舍弃原题寓意,以旧题写新意。前篇提到仲则的《拟饮马长城窟》,便是对前人所作的《饮马长城窟》的拟作。他曾作了十七首《杂咏》,我挑出四首来,从中可以看出无论寓意如何,他都在学习、延续乐府自然古朴的风貌。

生年三五时,瑶华比光彩。

万事非所忧,此景若常在。

既见故者非,旋见新者改。

未觉少壮过,只增前日悔。

所悔行乐迟,精役形乃殆。

不知何事劳,但若有所待。

贱躯一何眇,前后各千载。

——《杂咏》(其三)

朝行燕市中,夕宿夷门道。

酒徒既寂寥,信陵亦荒草。

壮士重一言,千金失其宝。

万里拥头颅,朝在暮不保。

当其悲来时,天地亦为老。

感此抱区区,双鬓如蓬葆。

眷言怀古人,忧心惄如捣。

——《杂咏》(其五)

皎皎明月光,延缘上空林。

幽堂悄然白,仿佛来素心。

素心日以隔,萧景日以逼。

薄帏生虚寒,梦醒如在侧。

揽衣起彷徨,横涕下霑席。

寸心常不移,可以照颜色。

——《杂咏》(其七)

贫女中夜织,扃户绝四邻。

荧荧一灯影,自落空草根。

伊轧面虚壁,中织自悲辛。

颜色不自达,谁知此女贫。

贵贱异缯锦,各出桑蚕身。

同生而异造,赋命安可论。

惟当自努力,弗使机生尘。

——《杂咏》(其十七)

第一首感慨人生苦短,岁月惊忧。第二首追怀古风,赞颂古代侠义之士重诺轻生的高风亮节。第三首写月夜思人,欲求知己的惆怅。第四首用兴寄之法,借贫女夜织抒发文士怀才不遇的感伤。

他此时的诗作,若放在唐人中,也许算不得一流,比白居易、张祜等,那还是有差距的;但若想到只是习诗短短月余,便有如此笔力,就不得不惊叹他天赋过人了。

这几首拟作借题抒怀,意旨回归传统,涵盖了生死之忧、侠义之叹、怀人之苦、贫贱之哀,述说的都是古典诗歌里再寻常不过的主题。这种题材容易落笔却也格外考验作诗者的笔力。以他当时只有十八岁的年纪来说,这样的感慨或许有“为赋新词强说愁”之嫌;但是,毫不夸张地说,仲则这几首拟作,化用典故不见其痕,幽婉悲壮,放在唐人的作品里亦是毫不逊色,全然看不出道学之气——超越时代的桎梏,是富有才气的显现。

这四首杂咏看似意旨杂陈,却可看出仲则的一些思想轨迹。他仰慕高士、敬慕贤良,本性是一个任侠好义、积极进取的人,洪亮吉说他“读书击剑,有古侠士风”不算虚言恭维。

君子固穷,不堕青云之志。他青年后心意渐趋萧瑟,我深信是际遇的影响。试想一下,如果自幼丧父、丧兄,如果家境寻常到无可凭依,必须靠自身的努力进取;如果科举不利,难遂初志;如果颠沛流离,屡遭困厄;如果一生所爱,终成过幻……我们是否还有底气心志坚持到死,毫不怀疑、动摇?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逆之,吾往矣!”这样的慷慨豪情,我相信是有的,但,做到委实太难了!

太多人是普通人,他们的际遇也是普通的,所倚仗的,不过是一点性灵和内心深处的一点自信,他们很难在经历重重磨折、打压后,最终成贤成圣。所以我怜惜他,理解他——实则不止是他,还有无数像他一样的人。

与《少年行》和《拟饮马长城窟》的激昂不同,《杂咏》组诗中,日后笼罩在黄仲则诗文中的感伤主义开始显现,他一生未能摆脱这种感时伤世的悲愁,但这份沉重,亦成为支撑他诗文的筋骨。

他的家世、际遇实在寻常,做不了名士,心有孤愤,却更被生计牵累,连狂生亦做得不自在。他这几首诗作,既是拟古乐府,也确实让我读出了《古诗十九首》的凄怆。

汉魏时代寒门士子的身世之悲,内心之痛苦矛盾,并未随着某个盛世的到来、时光的绵延流转而消弭。

声言及时行乐,实则又有何乐可言?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总会存在这样一个庞大而压抑的群体,他们是历史涌动中难以治愈的痼疾,一体同悲。

隋大业三年确立的科举制度,打破了门阀贵族的限制,让出身庶族、平民的读书人有了实现理想抱负的途径和契机,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这不能不说是社会制度的极大进步。与此同时,思想道统的限制也加强了,这是难以两全的事。

越往社会的上层走,乱七八糟的事越多。越往社会的下层走,道德的约束越多。

总有些科举失利、才命相负的人辗转沉浮于世。我所欣赏的是,那些经历了巨大的成功或失败之后依然保持清醒的人,那些择善固执、坚持操守的人。

凌云壮志或可消解,风骨气节不可折堕,这可视作士这个阶层安身立命的根本。如果不能急流勇退,起码也要问心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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