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打手心好痛

爸爸总说我是个机灵鬼，专挑好日子来到这个世界。

你看：日本军用飞机在重庆满天扔炸弹的日子，你不出生；日本人投降的那一天，陪都重庆的夜空，漫天的烟花爆竹，庆祝抗战胜利的晚上，你呱呱落地了。

新生婴儿的哭声为胜利更增加了喜庆！

生于陪都，庆祝抗战胜利，于是，“包陪庆”成了我的名字。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的父母从四川重庆回到上海，入住法租界一座三层并附有小花园的洋房，红色的斜坡屋顶，欧式外观颇为精致。这里，寄托了我们四年美好的回忆。二妹陪容也是在这里出生。房子的第二层是舞厅，一片光亮的木板地。墙角里放置着一架大钢琴。在我的记忆中，我坐在小姑姑的膝盖上静听琴声，熏陶着我对音乐的迷情。

爸爸妈妈刚到香港时摄（1948年）

1949年我们一家搬来香港，生活环境大大改变，住房难以与上海的洋房相匹敌。香港的新家坐落于西摩路，是一幢三层的小楼房，我们只租了一层，里面有一厅四室。祖父和祖母住一间，爸爸和妈妈住一间，二妹陪容和我住一间，第四间则由我们未婚的小姑姑住着。三妹陪丽四妹陪慧出世后，我们四姐妹同住一间房。

爸爸在我三岁生日时所摄照片上亲笔留字

如果要与妹妹们相比，我不如陪容美丽，不如陪丽聪明，也没有陪慧睿智。但作为老大，父亲总是最重视对我的管教，尤其是当他还没有开始做运输生意之前，对我严格的要求毫不放松。妈妈告诉我，她和爸爸结婚七年后才有我，所以，他们对我的出生充满了喜悦，对我的成长也充满了期待。在妹妹们陆续出生后，爸爸就不断提醒我：“你是大姐，必须成为妹妹们的榜样。”

假如我早知道所有的中国家长，都会对他们的长子或长女，有如此严格的教育和管束，我也许不会把爸爸的严厉太当一回事。但忆及当时，我必须服从这样的管教，好在让我养成了对自己丝毫不减的高标准要求，每分每秒都不虚度。

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国，男女分工泾渭分明——男子立业，而女子“无才便是德”，要做贤妻良母，尤其是宁波女子更是如此。虽然父亲成长于一个极其传统的社会，但他从不墨守成规，有其独特的思维，更有其远见卓识。

爸爸曾对我说：“陪庆，在这个世界上，男也好，女也好，都要学会独立，靠自己的能力，不能光靠父母或家庭背景，更不能依赖丈夫和别人为生。要做到这点，你必须多读书，努力学习，积累知识，增强智慧，得以日后谋生立业。”

爸爸还教育我，不要学妈妈，因为妈妈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从未接受过任何高等教育，生活中没有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妈妈的朋友圈子极小，不外是上海的一些亲友。除了家人和这个小圈子，她对外部世界并不怎么关注。

我的妈妈叫黄秀英。她对爸爸及四个女儿可说是关怀备至，在我们都上班及上学后她才会和几个朋友一起打打麻将。她的世界就局限在家中的几个房间里，连她的座椅都永远是同一张。妈妈操持和管理家务井井有条，要求家中佣人日常开支节俭，环境整洁。

爸爸是我们的游泳老师。1950年在香港深水湾

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香港，爸爸创办了一间小型的贸易公司，祖父及几位来自上海的老朋友亦参与帮忙。那时候他还没那么忙，回家比较早。他每天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我的功课。他听我背诵课文，查看我的数学作业，背漏一个字，或做错一道数学题，爸爸就要用木尺打手心，还严肃的要求我：重复、重写、重读几遍。有时候我会委屈地嘟囔：“爸爸，我在班里考第二，为什么还要处罚我？”他说道：“记住，爸爸对你的要求，都是争取第一！”

一家大小在香港：祖父、父母及我、陪容、陪丽、陪慧

回想少年时，姐妹中恐怕只有我一人挨过爸爸打手心，难受时不由得找妈妈流泪诉苦。妈妈捧着我的手吻了几下说道：“陪庆，你爸爸是为了你好。你是老大，一定要成为妹妹们的榜样。如果你不想再被爸爸打手心，就要加倍努力。”

手心的疼痛早已消散，但长女争第一的观念则在我心中牢牢扎根。

第二节 与打牌、搓麻将终生为仇

小时候，祖父母跟我们住在一起，家中客厅里摆开一张麻将桌。祖母经常和她的朋友们搓麻将到深夜，爸爸虽不赞成，但他孝顺，不会阻止。

记得有一次，爸爸在检查我的功课时，客厅里传来打麻将的声音。他叹了口气，狠狠地说：“我很讨厌打麻将，既浪费时间，又耽误事情，尤其是赌钱，害了不少人。”

“耽误什么事情？”我不解地问道，“阿娘（宁波人对祖母的称呼）成天没事做，不会耽误事情嘛。”

说到这里，爸爸皱起眉头，讲了他小时候在宁波的一段经历。

那天傍晚爸爸从学校放学回来，未进院门，就听到堂屋里搓麻将的噼里啪啦声音。进门一看，阿娘手里搓着麻将，脚踩动着摇篮，摇篮里躺着几个月大的小姑，但她完全顾不上小姑哇哇的啼哭。爸爸正想去抱他的妹妹，突然闻到厨房里一股烧焦的味道，奔进去一看，原来阿娘只顾搓麻将，忘掉厨房在烧的米饭。米饭全都烧焦了，只好全部倒掉重新再煮，那天全家直到很晚才吃到饭。

这件事令爸爸痛恨搓麻将，暗自发誓一辈子不搓麻将。

爸爸虽然自己做到了不碰麻将，但还是默许了妈妈打麻将。因为爸爸认为妈妈是个很传统的人，她的朋友圈子很小，且对外界事物没有多大兴趣，用搓麻将打发时间也是一个理想的办法，不至于令生活过于沉闷。何况妈妈玩牌有节制，有分寸，爸爸亦无从反对。

我们四个女儿都没有碰过麻将，但都理解妈妈。而妈妈也很清楚爸爸的一片用心。她知道爸爸经过一天辛苦的工作回到家，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因此一到五点半，无论麻将搓到什么程度，都会准时停下来，送走朋友，静候爸爸六点回家。

妈妈的麻将朋友大都是从内地来的爸爸同事的妻子。每当爸爸批评妈妈因为打麻将而缺乏运动锻炼时，妈妈总能以此作为托词：“我只不过是为了让你同事的妻子们消遣愉快，也是为了你的事业顺利嘛！”

与其他宁波女人一样，妈妈生活简朴，吃饭时总是让丈夫和女儿们先吃，自己吃些剩菜。她亲自为我们姐妹缝制衣服，甚至毛衣毛袜都是她灵巧的双手编织出来的。妈妈尽管从未学过编织技术，但她极具创意，常能编织出不同花样、不同款式的毛衣。妈妈还能利用废物做成可爱的小玩意儿。她常常教导我们：“许多事遇到困难要自己想办法解决，不一定要用钱来解决嘛。有脑袋万事可通。”

妈妈曾对我说过宁波女人如何自己做布鞋子，通常用黑色布做鞋面，白色的边角布料纳成鞋底，拿粗针一针一针把鞋面和鞋底缝合成鞋。有道“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我妈妈为女儿们缝制衣鞋，正是体现了这种深切的母爱和真情。

妈妈的作风真诚、朴实，绝不会追逐潮流，更不会因自身社会地位的改变而有所改变。虽然她的丈夫是有世界影响的名人，与总统、首相、女王握手时，在旁的妈妈总是保持低调，但不失礼貌。

她会将别人送的一些礼物，例如漂亮的真丝睡衣存放起来，平素穿着打补丁的内衣。她常说：“穿着不是为别人，自己舒适就可以了。”妈妈对名牌从不热衷，但她很在乎衣着搭配大方得体。

第三节 做人要正直、勤俭、富有同情心

妈妈不让我们四姐妹浪费，不允许各人碗里有剩余的饭菜，如果餐桌上有吃不完的菜，第二天妈妈会自己吃。妈妈还说，穿补过的衣服并不出丑，只有穿不干净的衣服才丢人。妈妈也经常“化腐朽为神奇”，将旧布料改做成睡衣、睡裤。确实，节俭是美德。她教导说：“母亲为孩子缝制的衣服穿在身上最美，因为它体现了深情的母爱。”

小时候爸爸不允许我们小孩去差使佣人，要求我们自己打理自己的生活，做力所能及的事，譬如自己盛饭。我们家里有位叫阿英的女佣，在上海时来我家谋生，跟我们到香港，三十多年一直为我们服务。后来为了与儿子团聚，才离开我们回到上海。但她命运多舛，多年的积蓄被儿子尽数耗光，后来儿子又不幸染病身亡，阿英只好和她的姐姐相依为命。至今，我们姐妹如果到上海，都会抽空去看看阿英，帮助她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爸爸的司机老李，来自天津，亦跟我们一起到了香港，负责开车送我们上学，由于我不希望别的同学看到我有司机接送，一般都让司机在半道让我下车或上车，自己步行一段路到校或回家。老李的普通话说得很好，我的普通话就是跟他学的。老李退休以后，爸爸一直照顾着他，直到他去世。

妈妈严格“做人家”（意为省吃俭用），把宁波人的省俭本性体现得淋漓尽致。例如把我不合身的衣服留给二妹穿，没穿坏的三妹、四妹接着穿。妈妈还会把包装礼品的旧纸、盒子丝带等留起来，装订成作业本，或改做成麻将盒，或做成包书纸。把窗帘改制成高尔夫球包，做到了物尽其用。

当我上小学时，眼见同学有新鞋子穿，于是跟爸爸提出要买新鞋。但是爸爸无动于衷地说：“你只有一双脚，只能穿一双鞋子，买多了也没用。鞋子是用来穿的，不是摆阔的，一双就够了。”爸爸自己也十分节俭，他常穿着补过好几次的旧毛巾衣去游泳，因为最轻便最舒服，虽然衣柜里放着好几件女儿送的名牌新毛巾衣。父母的言传身教，让我从小对物质上的要求低，受名牌影响小，对平常的生活容易满足。父母虽然自己节俭，但对朋友、亲戚及国家却慷慨帮助，默默奉献。爸爸教导我：“如果你有能力，可以帮助人，就要帮。”他身体力行，捐助香港不少基层社团，如儿童福利会、妇女会、弱童会，以及香港大学、中文大学、香港艺术馆、香港游泳池等等，亦尽力支持中国的开放发展。

父母的教导也使得我十分关心社会底层人群的生活，把他们的疾苦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积极回报社会，成了我的一份责任。

记得在1963年，香港和记公司英国老板的太太Lady Clague带我去探访香港铜锣湾穷人住的木屋区。我看到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父亲因工伤失去双手，母亲外出打工，小女孩不得不肩负起全家的生活重担：背着瘦小的弟弟，肩挑两桶水，右手扶着担子，左手拉着三四岁的小妹妹，赤着脚，爬上山路回家，还要给一家五口煮饭吃。

这就是香港20世纪60年代的木屋区，常常满山野火事故频发。山上没有水电和卫生设施。当时香港没有义务教育以及禁止童工的政策，更不用说劳工保障。此情此景令我有深刻难忘的记忆。从那以后，我对社会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心想为改革社会，缩小贫富差距尽点绵力。

早在1962年的夏天，在Lady Clague的介绍下，我到九龙一间女童院（专门拘留犯罪女童的机构）做暑假义工。为了了解犯罪女童的家庭背景，我经常需要去家访。其中有个女童，住的是天花板上的阁楼，人根本无法站直，只能席地而坐或平卧。她一家六口每月收入只有300—400元港币。当时香港没有节育的观念，很多家庭越穷孩子越多。

在认识了社会基层人群的贫困生活后，我对港英政府袖手旁观的态度非常不满，也为当时住山顶大屋的英国人与住在木屋区的中国人，有如此大的贫富差距感到不平。

1971年，爸爸请新上任的港督麦理浩到家里吃饭，妈妈不会英语，由我代替她作陪。桌上的菜肴十分丰盛，有龙虾、苏尾鱼、佛跳墙等，可我脑海里却想着那个挑着水的小姑娘以及蜗居的六口之家。只有十七岁的我鼓起勇气，用英语激动地跟港督说：

“港督先生，您可知道，我们今天这桌饭所花的钱，可供一家六口至少吃上一个多月吗？”

爸爸打断了我，想转换话题。但麦理浩港督向我爸爸摆摆手，说道：“童言无忌，安娜，你接着说。”

于是我把自己所见山边木屋的蜗房等穷困生活情况说了出来：“港督先生，香港太缺乏社会保障和儿童保障了。英国产业革命已超过一个世纪，可是到20世纪香港仍然没有儿童义务教育，亦没有禁止童工法令，没有最低工资规定，也没有工作保障。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谢谢你的意见，安娜。”麦理浩说，“我会去探访这些底层民众。”然后他转过脸来跟我爸爸说：“您女儿的意见很有启发性，她很关心基层市民的生活，恭喜您有个好女儿。”

我担心这次莽撞的行为会令爸爸不开心，但后来他反而让我陪伴去很多类似的场合，说明他对我有所认同。爸爸从来没有夸过我，如果他要表示对我的认可，只会轻轻拍拍我的肩膀，或者对我点点头，说句“蛮好”。

这次谈话对港督可能有些影响。当年麦理浩爵士在香港首次考察木屋区，亦是首位为香港基层民众建设廉价房、解决穷困市民住房问题、促成中产阶级而得到港人的称赞与尊敬的港督。

第四节 男孩子可干的，女孩子也能干！

1955年爸爸买进他的第一条英国制造有28年船龄的旧船，是8201吨位。这艘船已经转了三次手，爸爸为它起名叫“金安”（Golden Alpha）号。Alpha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象征着爸爸开发航运业的第一艘船。名字也很贴切，确实给爸爸带来Golden（黄金般的）的赚钱机会。

一天，这艘船在香港停泊，爸爸带我上船参观。我们要先乘坐Wala Wala（注：Wala Wala为香港水上小渡船，形容其在水上摇摆而得名。）靠近大船，然后要攀着绳梯爬上大船。绳梯飘忽不定，随着海风忽左忽右，忽前忽后。当时十四岁的我十分害怕，担心一旦掉下去，落入大船和小船中间的水里被两船夹死。但爸爸指着正在攀爬的男水手说：“男孩子可干的，女孩子也能干。”在爸爸的鼓励下，我吃力地爬上大船。而今，这种“巾帼不让须眉”的精神，仍激励着我前行。

也是在我十四岁那一年，爸爸对我说：“老大，你妈妈不擅长社交，英语也不好，我不强求她跟我外出。但是，我的生意需要大量社交活动，你得替代妈妈跟着我，不仅有机会提高英文，还可以拓宽视野。”

在爸爸的词典里，没有“如果”或“假使”这个词。他并不喜欢冗长的解释，而是直接而明确地下达命令，要我跟随。

作为长女，应该要协助父亲担当起应有的责任，但是在情感上我有时会很抗拒。我初次参加商务晚宴时，完全不理解谈话主题，更不熟悉商务用语，爸爸事先也未做解释，让我很困惑。因此，事后我对爸爸直说，感到社交场上的觥筹交错、逢场赔笑很无聊。爸爸简单的回答说：“你需要了解我们所做的生意，客人们的家庭背景，以及他们国家的经济情况甚至政局，这样你会学得更多。”“你投入功夫越多，学得越多，就会越感兴趣。”

那一年，爸爸打算在日本大量造船，因而每逢假期爸爸总要带我去日本与租用我们船只的客户交往。为客户安排的晚餐一般都十分丰盛，还有艺妓载歌载舞，一顿饭往往要吃上几个小时。席间交谈都使用日语，爸爸为做生意已学会了日语，而我完全不懂，枯坐乏味，尤其是有的日本客人酒后失态，实在令人难受。

一次餐后在回酒店的路上，我很生气，但一直强忍着，直到进了酒店房门才忍不住爆发出来。我紧握拳头，泪如泉涌，浑身不由自主地发抖，大声对爸爸说：“爸爸，你还是中国人吗？日本人南京大屠杀就杀害了我们三十万同胞。现在倒好，你请他们吃饭，还安排他们花天酒地，拍我们敌人的马屁，难道你要丢掉我们中国人的良知吗？”

爸爸也许很累，对我的质问并不作解释，只是轻声地对我说：

“你年纪太轻，看问题太单纯，很多东西还不懂。”他催促着让我赶紧去睡觉。

当晚，我因为激动而难以入睡，仔细想想，爸爸定有他的难处，如何把生活的现实、历史和战争的无奈向他尚不成熟并充满天真想法的女儿解释，或许一切都还需要时间的沉淀和耐心的引导。

过了几天，爸爸果然来给我的疑惑作了解释，他说：“孩子，你是对的，我们不应该忘记历史。但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是出于政治动机的日本领导阶层而不是日本人民。其实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所以，我们要把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政客和日本人民区分开来，不能气度小，要看大局，因为气度大才能成大事。”

当日听了爸爸的这番话，我还是一知半解，后来渐渐理解了爸爸说的话是对的。爸爸为了家人、为了创业，在生意场中虽然对日本人赔笑脸，但从未有过卑躬屈膝的行为，始终保持着应有的民族尊严。

后来，驻日本公司领队的张培明叔叔跟我解释（他的日文最好），那天赴宴的那位社长，曾被迫当兵来华作战，谈起侵略历史，他充满深深的罪恶感。爸爸安慰他，两国交战的历史已经过去，现在进行的应该是互惠互利的民间生意，只有认清历史，放下过去向前看，才是真正为两国人民好。

爸爸认为，日本人为公司、为国家普遍具有敬业献身的精神，现在虽还不富有，但这样持之以恒地努力下去，国家富强定然指日可待。我们中国人也要有这种奉献精神，这样才能使我们国家兴旺发达起来。

爸爸说对了。日本经济在20世纪80至90年代迅速发展，小小的岛国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也因为有了改革开放，积极向外学习，韬光养晦，不断发展，才有了今日的崛起，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经济强国，业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爸爸如果现在还在世，一定很高兴。

在跟随爸爸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的过程中，“润物细无声”，爸爸的观点不知不觉地灌输给我，尽管他有时对我的批评相当严厉，以至于我一时间难以接受，但对我的成长和人生观的形成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爸爸第一艘新船“东樱”号，在日本岛北岸Hakodate船厂举行下水典礼，由我主持。左起：潘家镠夫人、妈妈、船厂东家夫人、我、爸爸。

1962年的冬天，爸爸在日本北海道定做了第一艘新船，有16372吨位，将其命名为“东樱”号（Eastern Sakura）。

那一年我16岁，已经考上美国大学，即将要到美国开始大学生涯。

一天，爸爸告诉我，他想带我到日本去，为新船主持下水仪式。他说：“陪庆，船在西方的词典里属阴性，所以，新船下水，都是请一位有名望的女性主持下水仪式，今天爸爸就请你。你妈妈和阿姨会陪同。”

作为一个即将毕业的高中生，与“名望”二字相去甚远。但我突然明白为什么爸爸在以前这么严格地管教我、批评我。他对我期望非常高，在严格的要求下希望我获得成功。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父亲，在冷酷的外表下藏着炽热的心。

爸爸的环球航运公司以前一直买较为便宜的二手船，这是第一次建造新船，是爸爸事业发展的新里程碑。爸爸并没有明白地告诉我，为什么让我主持下水仪式。

直到如今我才领悟到爸爸的目的，对于即将展开人生新航程的我来说，他让我主持这个仪式，一是相信我有积极向上的人生目标；二是希望我永远记住这一天，让自己的人生，就好像爸爸的第一条新船一样，永远保持正确的航向。另外，由于我即将要到美国念大学，去完成爸爸的夙愿，他希望我像航船一样，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东樱”号在日本北海道Hakodate船厂下水仪式上，宾朋满座，喜气洋洋，新船在明媚的阳光下显得分外壮观。在参与仪式的宾客中，有我妈妈、两位姑姑、姑丈、潘家缪夫人，以及银行家、租客等。爸爸向日方高层和所有宾客介绍我主持下水仪式，我既兴奋又紧张，接过小银斧头高高举起，一挥手砍断了连接在船头的绳子，象征着新船将会一帆风顺。随即，一瓶香槟酒向大船飞撞过去，酒瓶碎片四散落入海中，现场乐队高声齐奏，场面非常动人。

我很兴奋，也十分感谢爸爸给我这个机会。而爸爸满脸自豪与兴奋，这毕竟是爸爸成立环球航运公司的第一艘新船。一时掌声雷动，所有宾客与我和爸爸一一握手致意。这艘新船的成功下水，也为环球航运与日本造船界的紧密合作揭开了序幕。

那天晚上，有一场庆祝宴会。在富有日本特色的榻榻米上，摆上丰富的日本菜肴，还有艺伎为宾客倒酒、跳舞。但爸爸却显得很平静，回到我们的房间，我向他提出了请求：

“爸爸，谢谢您给我的这个机会。我还希望您能答应让我乘一次这条船横越太平洋！”

“乘这条船？”他很惊讶，“但船上都是男人啊！”

我早猜到他的心思，于是说：“不用担心，我会找一个女同学同乘这条船，另外我也会每天汇报我的情况，我会帮您看着海外员工在船上的表现。请求您答应我吧。”

于是，爸爸爽快地答应了我。

“东樱”号是一艘载运木材的船，运送加拿大的木材到日本，航程预计十天。第二年的暑假，时年十七岁的我，与一位美国大学女同学一起，从加拿大西雅图，登上“东樱”号，开始了横渡太平洋的航程。而爸爸也邀请了英国船长的夫人上船，看顾我们俩。

当然货船不像游船那么浪漫，没有游泳池、电视等健身和娱乐设备。甲板上有堆积如山的圆木，连散步的地方也没有。因此，我们设法穿上钉鞋，戴上劳工手套，做爬木材堆的运动。晚上则和船长、船长夫人、电工、船员们一起吃饭聊天，讲故事、说笑话，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乐趣。

航行的头四天，风平浪静，但从第四天的后半夜起，突然袭来的狂风暴雨打破了平静，“东樱”号在巨浪中上下颠簸，左右摇摆，巨大的货轮在狂风巨浪中竟如一片没有重量的树叶。轮船顶着浪头前行，否则就会被掀翻。一个浪头有三四米高，我们也随着“东樱”号忽升至浪顶、忽跌入浪谷，把我的同学吓得直拍胸口。

船长夫人和我的女同学都晕船，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幸运的是，我没有晕船，还兴致勃勃地走上船长指挥台。但眼前的景象令我大吃一惊。在怒吼的暴风雨中，四米多高的浪头，小山似的直面压来，从船头一直扫到船尾。我们的货船破浪前行，但航速大减。

因为风大浪高，我们的航程增加了四天，终于平安到达了目的地港口。这第一次乘船跨洋旅行的经历，令我终生难忘。

父母得知我在旅途上遇到了狂风巨浪，非常担心，每天渴望能收到船上发来的平安电报。在我安全回家以后，妈妈还是埋怨爸爸，不该同意让女孩子做如此危险的跨洋旅行。爸爸当然也很担心我的安危，但还是微笑着安慰妈妈：“我们的陪陪长大了，经历了海上的狂风巨浪之后，我相信她以后都不再畏惧生活中的艰难险阻了！”

第五节 在美国和爸爸一起过母亲节

爸爸对我的关爱是特别深切的。在美国学习的时候，他要我每个星期都用中文写信给他，他也必定用中文给我回信。这些回信对我来说十分珍贵，不仅可以听取爸爸的教诲，那信件还是我当时与汉字的唯一联系。

我记得我在海外度过的第一个母亲节。当时我写信给爸爸，因为妈妈从不写信。但我知道她很惦着我，想请爸爸帮我跟妈妈说，“我祝愿她开心，母亲节快乐。”在美国大学里母亲节那天，很多同学的妈妈都会来学校观看一些比赛活动，但我知道我妈妈是不喜欢旅行的，不可能从香港飞到美国来看我。

令我意外的是，爸爸竟然在母亲节那天出现在我面前，真是一个巨大的惊喜！

“爸爸，你怎么会来的？今天是母亲节啊！”我一把抱住他。

当时从香港到我就读的普渡大学没有直航，必须中途转机两次，前后起码要两天时间。长途飞行导致睡眠不足，我感受到爸爸的疲惫，更体会到他深切的父爱甚至“母爱”。

爸爸告诉我，他是代替妈妈前来美国看望我。普渡大学举行母亲节橄榄球赛，爸爸陪我一起观看。尽管爸爸和我都不太懂得美式橄榄球赛的规则，但爸爸说得很轻松：“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看比赛可以当休息，正好也陪你过母亲节。”

爸爸和我出席英国外相在伦敦的晚宴

橄榄球队员都戴着头盔及护肩，你推我我推你地推来推去，毫无进展。但有趣的是啦啦队成员都是穿着闪亮迷你裙的女子，挥舞着手中的七彩球，跳呀唱呀很好看。但爸爸和我都看不懂谁获胜，只有跟着观众，他们站起来，我们也站起来；他们喊：

“去，一直推着去呀！”我们也跟着喊。等大家静下来坐下时，爸爸还是忘情地站着大喊：“Go！Go all the way go！”我拉拉他的手示意他坐下来，这时爸爸才猛然回过神来，原来爸爸的心思早已飞到船务上去了。他告诉我：“还是尽量去多订船只吧，一不干，二不休。”

“爸爸，你看足球时，还在想着生意嘛！”

爸爸说：“一连订三条船会比较便宜，我是看好市场需求量，不怕没有生意。”

“爸爸，船的价钱很高呀！要多少钱呢？”

爸爸答：“钱不够可以借嘛！”

看到爸爸双眼布满血丝，脸上露出倦意时，我不再开口了。爸爸忙于生意，终日操劳，工作有很大的压力，但他不顾疲劳，万里迢迢飞来陪我度过母亲节，多不容易。这就是我的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