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结社的文化传统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由于价值观的不同，人们形成不同的关联而结成各种各样的群体组织。这些群体组织或紧密，或松散，有形的如宗旨、章程、纪律，无形的如道德、信仰、观念等，基本上以群落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文人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阶层，自古以来就有结社的传统，由此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

中国文人结社，其源甚远。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文人集团发端于先秦诸子学派。在春秋战国之交，当学术从官府下降到私家的时候，当士阶层崛起而形成一个新的文化实体的时候，诸子学派就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古代文人集团的原始形态了”。先秦时期学术在民间初步兴起和广泛传播，成为以思想学术传承为目的的文人结社在民间流行的直接源头，尽管这个时期没有文人的结社活动，但出现了诸子百家这样的文人团体，所以先秦诸子孕育了文人结社的因子。东汉时期，文人凭借特有的师生同年关系，结成政治朋党，虽无文学的目的，但可看成文人结社的雏形。真正第一次以“社”的名义出现的是东晋时期的白莲社，这是一个由慧远大师为宣扬佛学而组织的社团，文学活动并不突出。正始中，阮籍、嵇康辈相聚竹林之中，诗文吟咏，开启了诗流结社之门。文人结社在明代发展至极盛，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一文列举170余家，何宗美考证后则认为总数远超过300家。谢国祯《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两书均对明清之际文人结社作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传统文人结社的主要原因是文人消闲情趣，文人同气相求，悠游林下，诗酒唱和。如明朝方九叙所言：“士必有所聚。穷则聚于学，达则聚于朝，及其退也，又聚于社，以托其悠闲之迹，而忘乎阒寂之怀，是盖士之无事而乐焉者也。”其认为文人聚社的原因在于“托其悠闲之迹”，“忘乎阒寂之怀”，为了忘却静寂的情怀，追求闲情逸致而结社。清朝杜登春则说：“大抵合气类之相同，资众力之协助，主于成群聚会而为名者。”认为结社主要原因在于“合气类之相同”，即结社的基础是有着共同的目的和兴趣。西湖八社则以“偃息林泉，追逐云月”（《西湖八社诗帖》四库存书本）为结社宗旨，反映了嘉靖中期部分文人追求闲适自如的生活情趣。何宗美在考证明代诗社活动时说：“诗社活动，一言以蔽之，游、宴、诗、酒而已，所谓选胜赋诗，觞咏自娱是也。”

中国现代作家群落的形成很多则是因袭了传统文人诗文酒会、诗文结社的传统，是现代知识分子消闲情趣的特定产物，尤其在1930年代北平文人圈子里，这种影响显得特别地突出。20年代中后期的北平像一个垂暮的老人，不仅失去了曾经辉煌的政治中心的地位，在经济发展步伐方面也远远落后于新贵上海。但令人庆幸的是，在失去政治经济领头羊地位的同时，这座城市也保留了更多的文化传统。沈从文在1931年给朋友的信中说：“北京一般朋友都劝我住在北京，他们在这里倒合适得很，各人在许多大学里教书，各人有一个家，成天无事大家就在一块儿谈谈玩玩。”可见传统文化心态形成了独特的悠闲的文化氛围，这对作家群落的聚合起到了决定作用。

众所周知，新月社的成立最初源于聚餐会。徐志摩在《剧刊始业》一文中曾回忆了新月社产生的情形，“我今天替《剧刊》闹场，不由得不记起三年前初办新月社的热，最初是‘聚餐会’，从聚餐会产生新月社，又从新月社产生‘七号’的俱乐部”。20年代初期，北京一批政界、商界、学术界的人士为联络感情和培植势力，逐渐兴起一种类似西方“沙龙”的聚餐会。1922年徐志摩从英国回来后，为了消除寂寞，寻求同志，组织了自己的聚餐会。最初这个聚餐会参加的人员较少，轮流在各个人家吃喝交谈。1924年以后，由于人数逐渐增多，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和黄子美出面“赞助”，在松树胡同七号找了一所房子，延请了厨师，正式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并挂出了牌子，这就是新月社。“新月初起时只是少数人共同的一个想望……我们当初想望的是什么呢？当然只是书呆子们的梦想：我们想做戏，我们想集合几个人的力量，自编戏自演，要得的请人来看，要不得的反正自己好玩。”徐志摩把新月社成立的目的，归结为“自己好玩”，虽然显得不太庄重，但说的却是实情。也正是这样一个类似于古代诗文酒会的聚餐会，使得一群志趣相近的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由此奠定了新月派的基础。

京派的形成情况在这个阶段更具有典型性，如果说“太太的客厅”和“读诗会”类似于西方的文艺沙龙，那么苦雨斋骆驼同人、《大公报·文艺副刊》的聚餐会更接近于传统文人的聚会结社方式。关于苦雨斋骆驼同人的聚会，在周作人日记中有很多详细的记载，聚餐宴会、闲聊、品茶等带有传统文人特性的日常性交往比比皆是，这些活动增进了作家群落成员之间的友谊，而且成为他们探讨文学的一种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骆驼草》撰稿者之间多为师友，私人关系尤为密切。这种师友雅集的形式更多表现出传统文人志趣相投、同声相求的意味，形式上也更接近于传统文人的聚会结社方式。相比而言，1930年代《大公报·文艺副刊》把茶会与聚餐会作为固定的节目，一般每月一次，地点放在丰泽园、来今雨轩等地，人数有时多达30至40人，规模更大，形式也更为规范正式。这种周期性的聚会架构了北平文人群体与《大公报》之间的桥梁，加强了京派作家群落成员之间的凝聚（具体可参见本书第四章附录：1930年代京派文学群落日常活动大事记）。

左翼作家群落的运作过程中，也有类似的文艺聚餐会。1937年春，为了与青年作家加强联系，交流感情，茅盾组织召集了“月曜会”。“月曜会”是每周星期一（月曜日）举行的聚餐会，第一次地点是上海南京路719号的新雅大酒店，一般安排的是中等的小餐馆，聚会采用画兰草圈钱的“撇兰”的方式来做东。“那时每逢星期一，我们便在‘新雅’酒店聚餐，互相交换所见所闻，受到茅盾先生的指导和教益。”聚会谈论的内容是“从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文坛动向，文艺思潮，个人见闻，以至在座的某位作家的某篇佳作”。参加者有茅盾、张天翼、朱凡、王任叔、蒋牧良、端木蕻良、王统照、舒群、罗烽、陈白尘、沙汀和艾芜等，其中沙汀和艾芜是“月曜会”的常客，茅盾亲切地称他们两人为“老相识的”，可见关系非同一般。艾芜曾回忆说：“他（茅盾）关心当时文艺思潮和文艺问题，也关心每个作家的创作。他讲的不多，总喜欢听别人的谈话。”陈白尘是在张天翼的介绍下参加“月曜会”的，他回忆说：“没有任何形式，谁也无拘无束，我们都围他而坐，随便倾谈。忽而国内国际形势，忽而抗日统一战线前途，忽而文坛掌故和新收获，忽而又落到创作问题上。茅公有问必答，自然地形成了中心。他那较重的浙江桐乡的乡音和轻微的口吃，并不妨碍他谈笑风生，娓娓动听。”可惜“月曜会”存在的时间不长，因“八一三”上海抗战的爆发而被迫中止。

综上所述，1930年代作家群落的形成有很大一部分是传统文人结社文化心态因袭延续的结果，类似的教育背景、生活经历、相近的写作旨趣等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来自内心的默契，通过文艺聚餐会、茶会等方式加强互相之间的交往，形成一个个作家群落，这些群落成为他们共同的心理皈依之所，也正是在群落的交往中他们获得了身份的认同。

1. 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人集团论纲》，载《中国文化研究》，1996（2）。
2. 方九叙：《西湖八社诗帖序》，见乔志强：《中国近代绘画社团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3. 杜登春：《社事始末》，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
4. 何宗美：《明代文人结社综论》，载《中国文学研究》，2002（2）。
5. 沈从文：《19310629致王际真》，见《沈从文全集》，第18卷，144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6. 徐志摩：《剧刊始业》，载《晨报副刊》，1926-06-14。
7. 徐志摩：《欧游漫录·给新月》，载《晨报·诗镌》，1925-04-02。
8. “月曜会”还是“日曜会”？存在两种说法，聚会多为周一，周一为“月曜日”，所以应为“月曜会”。
9. 端木蕻良：《风雨八十年艰辛文学路》，载《纵横》，1997（2）。
10.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37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1. 艾芜：《回忆茅盾同志》，见《艾芜集》，545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
12. 陈白尘：《中国作家的导师——敬悼茅盾同志》，见《忆茅公》，114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